雪漠：谈作家的人格修炼

  我很可惜一些作家，花费黄金买不来的生命，去制造大量的垃圾，浪费自己生命，浪费别人的生命。有好些人，在他的肉体消失之前，作品便已消亡。更有甚者，其存在的价值，就是以自己的才华，宣扬一种罪恶。这世上，没有他(她)的书，比有他(她)的书好。

　　我常说，没有才华的婊子(人格意义上的)，仅仅是一个婊子，而有才华的婊子，则会依托自己的才华，将那婊子气扩散到整个社会，而使这世界相对恶化。

　　有本小书，叫《艺术的未来》，书中写道：“当艺术家为艺术而艺术的时候，他们是鄙视公众的。反过来，公众则以忽视这些艺术家的存在对之进行了报复。由此造成的真空便由江湖骗子似的冒牌艺术家做了填充。”

　　信然。时下的文学杂志、网络或是图书市场，除偶现寥若晨星般的“艺术”外，大多只写了两个字——“无聊”。名作家写着有名的“无聊”，无名者也不敢落后，绞尽脑汁地炮制“无聊”。生活的惨白，人格的萎缩，责任感的丧失，思想的缺少钙质，使本该塑造灵魂的文学，堕落为颓废者的自慰。

　　我常常私自发问：我们这个民族，为何会有这样一个巨大的混混群体？难道他们黄金买不来的生命，只配用来炮制垃圾？每念及，便不由得扼腕长叹。

　　无异，这虚假的“文学”繁荣背后，隐藏着一个民族的悲哀。

　　我曾参加过一次文学聚会，当作家们津津乐道地编织“蛋白质女孩”和“巧克力男孩”之类的爱情时，窗外有个老太婆正在痛哭，因为她当民工的儿子才死在建筑工地上。作家们懒得去安慰她，他们甚至嫌那哭声打断了自己的文思。这画面，充满象征意味，几乎可以看成中国当代文坛的缩影。

　　在另一次会议上，作家们纷纷抱怨时代对自己的挤压，说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自己已沦为“边缘人”，其慷慨激昂，充满了文天祥似的正气。发牢骚时，作家们正免费住着高级宾馆，腹内盛着国家供给的山珍海味。而同一时刻，西部还有许多人饿着肚子牛一样劳作，还有许多哭泣的失学儿童，还有无数贫病交加的农民。最该关注的他们，却很少有人关注。

　　无数的作家和所谓作家们边发牢骚，边编织连自己也不信的惨白故事，以填充网络和杂志。他们散发出迷醉的萎靡之气，并将这萎靡传递给更年轻一代，影响或污染着他们的灵魂。大家一齐制造喧嚣，创造“繁荣”，营造颓废。试问，在这样一个“气场”中，谁又爱听弱势者的哭声？谁又爱看农民们的愁脸？谁又会把那种叫“忧患”的意识，塞入自己心中？

　　作家们背对着大千世界，背对着应该关注的弱势群体，无视一个民族可悲的颓废和无聊，浸淫在自我营造的氛围之中，自我宣泄，自我陶醉，自我堕落，除了浪费生命，“图财害命”之外，并无丝毫益处。在这样一个萎靡颓废的群体中，诞生出的，一定是颓废的个体。这群体，像巨大的黑洞一样，吞噬着思想，吞噬着灵魂，吞噬着人的主体性，不知不觉间，人的个性就消失了，变成一个庸碌的细胞。

　　稍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文学应该拒绝虚假，拒绝起哄，拒绝鼓噪。文学应该需要一种品格，需要一份真诚，更需要生命的投入。一群老鼠，只能生下老鼠。无论它们如何鼓噪，如何叫喊，如何自命不凡，如何制造繁荣的虚假，都改变不了其老鼠的本质。而欲生下狮子，作家母体必须首先变成狮子，再和另一个异性狮子——作家感受到的强有力的生活——进行生命的交融。

　　试想，俄罗斯大地上为何能产生那么多大作家和文化巨人？原因很简单：他们有肥沃的土壤，有适宜的气候，有干净的空气，有奋发向上的群体，有勇于探索的精神，一言概括之：他们有伟大的文学传统。生活在那块土地上，一个侏儒，也会在巨人的熏陶下逐渐高大起来。

　　而时下，我们面对的，是满天的浮躁，遍地的颓废，啸卷的懒散和无聊。在所谓的“文学”中，我们很难发现一点高贵的，能守住自己灵魂净土的文字。文学赝品泛滥成灾，所谓“文学”遍布市场，数以万计者以肉欲文字自愉、自慰、自恋、终而自阉。他们已经失去了投身理想的执着，不见了灵魂塑造的谨严，看不到自我完善的道德，大气和高贵了无踪迹。触目皆见的，是被贪欲烧红的面孔。他们像发情的袋鼠一样，翕动着鼻翼，瞪圆了因久视而发涩的眼睛，搜寻或炮制着所谓“文学”。试问，这样的土壤里，能诞生巨人吗？

　　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人格修炼。如果不使自己的心灵，像这个世界一样丰富和博大，而仅仅是进行文学本身的训练的话，他不会成大气候。不少作家充当了一种卖水的角色：从生活之海中要来一瓢水，就吆喝个不停，惟恐别人不知道自己兜售的货色。——这样的作家，已经是真“作家”了——但却忘了，作家更应该注重的，是灵魂的修炼。当心灵的丰富和博大成为一个世界的时候，写出的东西自然会有一种“大气”。

　　托尔斯泰无论大作品和小作品，都有他独有的“大气”。无论《战争与和平》，还是一些很小的随笔，都有一种浓浓的托尔斯泰“味道”。那“味道”，别的作家没有，也模仿不来。那是隐在文字背后的作家人格的体现。他必须经过灵魂的历炼，达到大真大善大美时，才可能有那种“大气”。

　　托尔斯泰经历了无数次的精神危机和自我超越。他的精神危机是时代的困惑，他的痛苦是时代的痛苦。他的人格，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被称为十九世纪的“良心”。所以，他才能傲立于世界文学的顶端。

　　人格，决定了他的成就。

　　文学训练是必要的，但这种训练不难完成。最难的，是人格修炼。如果他是大海的话，即使绽出一小朵浪花，也会有大海的气息。要是他是个猴子的话，无论他翻出多少个叫人眼花缭乱的跟头，并赢得了千万人叫好，但他仍然是个猴子。

　　所以，一个作家，要是不注重人格修炼，仅仅在文学技巧上玩弄花样，无论他玩得多么出色，他仍然掩饰不住人格的小气和卑琐。老百姓对这样的作家很反感。这也是文学受到冷落的真正原因。　　一部作品，最终是作家人格的反映。艺术手法，仅仅是手段而已。在这一点上，中国作家做到的不多。像张承志、杨显惠等，就这样做了。我没有迷过他们的作品，但我喜欢隐在文字背后作家的人格，这是一个作家最难得的东西。

　　托尔斯泰的那种“大气”，其实是“利众气”，即悲天悯人。这与他的宗教修养有关。作家虽然不一定要“迷信”哪一种宗教，但应该有相应的“智信”，应信仰并且实践他所认为的真理。他不仅仅是学者，更应该是行者。

　　宗教中的好多东西对文学创作有极大的启示意义，如佛教的灵魂重塑和心灵实践。一个作家如果没有刻骨铭心的体验，不可能写出有价值的作品。佛教要求人要破除“我执”，不要总以自我为中心，争名逐利，利己损人。要破除“小我”，融入“大我”。有了“大我”，就可能体现人类精神“大真大善”，艺术也会相应地“大美”。

　　我老劝文友，多想想死亡，并以此为参照，来想想自己该做些什么？

　　但时下，一个可怕现实是：高贵者或向往高贵者，常常会受到嘲讽。而卑劣者则可以大言不惭地展示自己的卑劣，反倒引起别人的认同甚至赞许，认为他是真诚的。但却忘了，真诚的卑鄙也是卑鄙。

　　一个人不在于他有多么高尚，而在于他是否有颗向上的心。只要有向上的心，不管他能飞多高，都值得赞美他。

                                      ——节选《狼祸》代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