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若有人问:“雪漠,你的小说中,对于你来说,最重要的是哪一部?”我会说:“《无死的金刚心》。”
若有人问:“那么,对读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哪一部?”我仍然会答:“《无死的金刚心》。”
为什么?
因为,我的一般小说,可以感动或改变你;而《无死的金刚心》,却可以“成就”你。这书是一块肥沃的土地,你只要用力拽那个露出地面的“智慧指头”,就能拽出一个有着喷薄生命力的“成就汉子”。
也就是说,你要是能像书中的主人公那样历练,你定然也会得到证悟,成长为一代圣者。
不过,在一般人眼中,《无死的金刚心》却可能是个怪物。它根本不像小说,但我又不能不将它当成小说。
它不是时下人们习惯或认可的那种小说,但由于写了一种神秘经历,我既不能说是“实录”,又不能说是“体验”,我只能赋予它“小说”或是“传记”的名相。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也是从琼波浪觉走过的那条路上走过来的。主人公的证悟过程和灵魂之旅,也真实地存在于我的生命中。
是的,明眼的智者可以看出,我写了一种最真实的存在。真实到啥地步?真实到若有人照着主人公的路走下去,他也会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琼波浪觉。
世上哪有比它更真实的小说?
2.
《无死的金刚心》远远超过了人们对小说的理解,但它却是雪漠的小说中,最应该看的小说——其实,它更应该称之为“大说”。所以,你不要按“小说”的标准来要求它,你应该按“大说”的标准来欣赏。在我写的“大说”中,有大量的一般小说没有的智慧、思想和“说法”。它有时虽也有言情小说的缠绵,但更多的章节,却像用斧头劈下的根雕,非常粗粝,但有力量。我有个学生叫罗倩曼,她设计过《西夏咒》和《西夏的苍狼》的封面,我很喜欢。因为设计封面的便利,她初读我的文稿时,说是毫无文采。读完之后,她却说,雪漠老师写到这个份儿了,还需要文采吗?她甚至认为,正是那种斧头劈出的粗粝,才让文本显得非常有力量,虽然不乏粗拙,却有种其他读物没有的力量。
与此同时,另一家出版社的编辑也读过此稿,他用修忍辱的耐性读完此稿之后,说小说不能这样写,说里面不该有许多他没法理解的教义。还有一些对我很好的朋友,甚至劝我悬崖勒马,紧急刹车,马上回到《大漠祭》、《猎原》和《白虎关》上去。但我想,要是真的回去了,那我的写,不就是在重复自己吗?与其那样,我还不如扔了笔和电脑,去干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呢。
还有些有见识的朋友,也在善意地向我传递一种信息:小说不能这样写。我当然知道他们是为我好。因为,在我的创作之初,许多编辑就这样教调我。
是的,小说是不能这样写,但雪漠的“大说”偏偏要这样写;小说不能大段议论,但雪漠的“大说”偏偏要议论;小说不能写一些宗教智慧,但雪漠的“大说”偏偏要写;还有许多“小说”不能的,但在雪漠的“大说”中,偏偏都能。我想写的,便是这样的“大说”——是除了“雪漠”之外,别人写不出的那种。
于是,我就有了自己的标准。
比如,契诃夫说,小说开始时出现的枪,要是在后来的情节中不能打响的话,那它就是多余的。他的意思是小说一定要有照应。
雪漠却说,那枪,为什么一定要打响?那情节,为什么一定要有照应?我偏偏要写一堆在后文没有照应的人物和情节——只要它们是我“说话”时需要的材料或营养。在我的规则中,不是我要照应它们,而是它们要照应我。在我们的人生中,许多事情,其实是没法设计和照应的。许多时候,我们根本不需要“匠心”,但仍然不影响我们人生的精彩。许多时候,有为的“匠心”反倒显出了匠气和狭小。大道是朴素自然的,它没有说这不行,那不行,而是随缘而为,顺势而作,浑然天成,毫不造作。像李白的诗歌中,就有着许多一气呵成的意外“天趣”。它虽然不像杜甫那样推敲锤炼,但我们喜欢李白的,也许正是那一股自然喷涌无拘无束的“气”。小说亦然,有时的精雕或设计,反倒显出了虚假。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就有许多没有照应的情节和人物,虽然被屠格涅夫斥为“痢疾”,却一点也没有影响作者的伟大。不精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比强调“精致”的契诃夫更伟大。因为我们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文字中感受到的,是他喷涌的天才、思想和大爱。
《无死的金刚心》就是我这种思想的产物。
《无死的金刚心》粗糙得十分有力,简朴得像块陨石,粗粝得像猿人用石斧劈出的岩画,神秘得像充满了迷雾的幽谷。要不是其中的爱情还算得上缠绵的话,读者会以为作者是个修了千年枯禅的干瘪罗汉。但只要你耐了性子读完,肯定会发现雪漠笔下的风景,真的是“无限风光在险峰”的。只要你认真读完它——要是读不懂,你为啥不多读几遍呢?——你定然会长舒一口气,说,我没有白读它。它确实有着一般小说绝不能给你的东西,这就够了。
我甚至发现,即使对于其中的一些可能被人称为“简朴”的语言,要是我再进行修饰的话,就会亵渎了这个文本。那表面的简朴之中,其实有一股大巧若拙之“气”。我每一修饰,就发现那“气”受到了损伤。正如我们不希望一个木讷的罗汉去成为“脱口秀”的主持人一样,有时的拙,其实是大巧;有时的简陋,其实是朴实;有时的粗粝,其实是返璞归真;有时的简单,更可能是伟大。
我于是想,索性,就让它保持“本来面目”吧。
瞧它,多像胡子邋遢、顶着一头乱发的雪漠。
粗糙之中,却不乏智慧和力量
呵呵,是不?
3.
所以,您千万不要希望雪漠拿腔作态地写一部四平八稳、循规蹈矩的小说。世上到处都有这种东西,要是想看它们,您可以走进任何一家书店,随便抽一本小说,它们都能迎合您的期待。
但要是想看《无死的金刚心》这类“大说”,对不起,您一定得先看看作者是不是“雪漠”。
这几年来,对我的创作,说啥话的都有。有说我是大作家的,有骂我不会写小说的,还有其他说三道四的。其实,若是按时下流行的那些标准去衡量,我真不知道自己算不算作家。对我的小说,爱的爱死,恨的恨死,虽然不合时宜,却怪怪地有了很多铁杆“雪粉”。正如对待我,或说我是佛,或说我是魔,其实我只是一面镜子,每个人看我时看到的,其实总是他自己。我的小说亦然,喜欢者总能从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无死的金刚心》是我的小说中最不像小说的“大说”,也许它犯了很多小说不能犯的忌——比如充溢于字里行间的真理和思想。对于传统的小说规则来说,写思想是犯忌的,都说思想会腐朽,生活之树却可以常青。但我的书中那些思想,却正是我着力想宣扬的东西。要是不犯那些“忌”,我也就不写作了。因为,在我眼中,那些“忌”,正是我作品的“魂”。要是没有那些“魂”,我就找不到写作的意义了,还不如扔了笔或电脑去晒太阳呢。我写的东西,一定要对人的心灵有用,甚至有大用。无论啥规则,要是做不到这一点,我便要打碎它。
再说了,对于某些思想来说,当然很快就腐朽了。但有些思想,却应该能伴随人类存在下去,如老子的,如庄子的,如佛陀的,如基督的,要是哪天它们腐朽了,人类也该没了。
我写的思想或是智慧,在我眼中,正是这种死不了的东西。以是故,我的文字定然会比我的肉体长命。雷达老师甚至认为,我的“光明大手印”系列的影响,定然会比我的小说大。……嘿,还真叫雷老师说准了,那书一出,真的是好评如潮。我应邀去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讲大手印时,那种热烈的场面,是我以往的小说带不来的。有许多读者,从外地赶往北京,为的是听我的大手印演讲。我的“光明大手印”系列,也真的为我赢得了更多的“雪粉”。它甚至还改变了许多读者的心。要知道,许多时候,能改变心,就能改变命。
对写作,我有自己的标准。我不愿意浪费自己的生命去遵循别人的标准,哪怕这种标准已得到举世公认,已成为文学不得不遵循的规则,我还是想建立自己的规则。我眼中的小说,它必须是我说话的一种方式。哪怕这个世界不认可它,但只要它能让我快乐或是充实,我就愿意写它。
北京大学文学硕士、人民文学出版社某报主编陈彦瑾曾在《中华英才》杂志撰文说,雪漠在文坛是个“异数”,因为他总是“不合时宜”——不能和时代“合拍”。她说:
1988年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出来时,雪漠刚在《飞天》杂志发表第一篇小说《长烟落日处》,获甘肃省优秀作品奖。获奖后,雪漠就想为西部贫瘠大漠里的父老乡亲好好地写一部大书,于是开始了“大漠三部曲”的创作,没想到,这一念想,耗去了他二十年的生命。《大漠祭》出来时,已经是2000年了,而第三部《白虎关》写完时,已经是2008年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度引领文坛和影视歌曲创作的西部风和乡土风,到了二十一世纪,早已是被都市化和商品化大潮冲刷而去的明日黄花了。而《西夏咒》的创作,雪漠拾起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先锋叙事,于是有评论家指出,《西夏咒》是“中国的《百年孤独》”,是“东方化的先锋力作”;直到《西夏的苍狼》,雪漠才第一次正面写都市,而《无死的金刚心》,雪漠又回到了《西夏咒》式的“梦魇般的混沌”叙事。——要知道,先锋叙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旬即已没落,随着市场化进程的突飞猛进,如今,文坛盛行的早已是欲望混合着猎奇的商品化写作。雪漠在这样的环境下仍坚持先锋式的纯文学创作,尤其是在全民唯经济论、唯世俗享乐的时代,将目光投向被大多数人遗忘的西部贫瘠土地上的农民,书写他们“牲口般活着的”存在,探讨他们从泥泞中倔强升华的“灵魂”,甚至探讨整个人类对世俗欲望和历史罪恶的“灵魂超越”——这一追求,无疑是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的。
是的,我承认,我的写作,确实“不合时宜”,因为我从来不在乎“时宜”——“时宜”便是这世界的好恶和流行规则。这世上,已有了那么多符合规则的作家,也不缺我一个。我写的,并不是好些人眼中的小说,我只写我“应该”写的那种。它也许“不合时宜”,但却是从我心灵流淌出的质朴和真诚。这世上的一切,从本质上看,都是一种游戏。不同的群体建立不同的游戏规则,再由不同的人去遵循它。小说创作也一样。那么,我为啥要去迎合别人的规则呢?
我的“大漠三部曲”,虽然在题材上吻合了曾经盛行的“乡土风”,但写法上却远离了评论家眼中以故事情节取胜的小说规则。曾经有一位名编辑读我的《大漠祭》时,读到十万字时,说我还没有进入正题。我说:“小说一开始,就进了正题呀!”原来她想找的,是一个故事;而我想写的,是一种存在。我的《猎原》和《白虎关》,想定格的,同样是马上就会从人类的视野中消失的生活。我的《西夏咒》、《西夏的苍狼》、《无死的金刚心》也一样。这三部作品,因为都涉及了灵魂和信仰,我称之为“灵魂三部曲”。它们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新的雪漠。它们不是时下评论家眼里中规中矩的小说,它们只是我想说话时,从心中喷出的另一个生命体。
《西夏咒》出版后,引来很多的争议,有叫好的,也有骂的,《西夏的苍狼》亦然。可以预见,《无死的金刚心》出版后,定然也会招来一片嘘声,或者一片掌声。不要紧,对于它们,骂者骂,夸者夸,各随其缘,我也没时间去在乎了。生命太短了,我们没必要太在乎世界对你的看法。我说过,哪怕这世上所有的人都在乎和赞美你,等这一茬人死后,你仍是下一茬人的陌生。重要的是,你是不是真的能留下能让下一茬人也记住的东西。——当然,我甚至也不在乎“留下”了。因为我最在乎的,是当下的快乐和明白。
我说过,我写《大漠祭》们,只是想定格一些正在飞快消逝的存在,只是想对那块远去的土地说一些我想说的话——但是,写完《白虎关》之后,我却忽然想说另一些话了,于是就有了“灵魂三部曲”。一些明眼人从这三部小说的创作中看出了象征和寓言,也有人看到了时下流行的叙述和“穿越”——但对于我自己来说,脑中其实是没那些概念的。它们只是从我心中喷出的话而已。写作时,我的心中并没有那些小说规则。我只是享受那份喷涌的快乐,仅此而已。
4.
需要强调的是,我的那种写作状态,离不开我二十年如一日的大手印修炼。
在第二届香巴文化论坛上,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与一些学者进行了对话,我谈到了大手印文化对我写作的影响:
我的小说不是编出来的,而是与某个更伟大的存在相融为一体的清明中间,让文字从我的自性中自个儿喷涌出来。喷涌的时候,我心如明空,指头虽在跳舞,但脑袋里却没有一个词。我不知道啥时候会流出哪个情节,只感到有无数生命、无数激情向我涌来、压来,文字自己就流出来了——仿佛不是我在写,而是有一个比人类更伟大的存在,通过我的笔在流淌出“另一种生命”。北京大学的陈晓明教授说得非常好,他说我的写作是一种“附体”。当然,我不一定认为那是“附体”,但我确实感到有一种力量从我的生命里向外喷。那力量涌动着,激荡着,喧嚣着,从我的生命深处涌出,带给我一种巨大的快乐。那是从内向外喷涌的一种大乐,整个宇宙、整个世界都在跟我一起狂欢,但同时,我却是心似明镜,如如不动,却又朗照万物。你想,在这种状态下写作的时候,我怎么能够考虑主题、结构、人物、情节……没有这些的,一切都在往外喷。我的“大漠三部”曲和“灵魂三部曲”,就是在这种快乐中流淌出来的。
这一点,也跟我写《大手印》墨迹时相若,在《从我的“墨家”经历谈真心之光》中,我这样写道:“灵光乍现之后,我便远离了所有的书法概念,忘了笔墨,忘了美学,任运忆持,不执不舍。妙用这空灵湛然之心,使唤那随心所欲之笔,去了机心,勿使造作,归于素朴,物我两忘,去书写心中的大善大爱。”
简而言之,我写字和作文的要诀,便是“去机心,事本觉,任自然,明大道”。
我研修大手印的目的,也为的是消除自己的欲望,让自己没有任何心机,没有任何功用,只是让文字质朴地流淌出自己的灵魂。当你把欲望、贪婪、仇恨,以及外界对你的束缚打碎之后,让自己心灵的光明焕发出来,不受世间流行的各种概念、理论的束缚时,你就会进入一种自由境界。
真心光明的写作,是能够“以心换心”的,即能用我的真心去激活读者的真心。所以,很多人读我的作品时,总是会感到非常清凉。
究竟地看来,我的所有文字,其实是一条通向读者心灵的数据线,我想传递的,便是那份清凉和智慧。我说过,语出真心,打人便疼。从真心里流出的文字,丢到读者的心上,会引起共振的……你不妨试试,只要你有颗真诚的心,你就能在阅读我的作品时,触摸到文字后面正在激昂跳动的那颗真心。
需要说明的是,我说的作品,甚至包括了小说。复旦大学的一位博士在丢了证件和钱物后,心情很糟糕,但读了我的小说,他感到清凉无比,所有不快一扫而光,所以他说“向雪漠致敬!”还有许多读者也是这样。我的文字,总能给他们提供心灵的滋养。所以,源于真心的文字,不一定非要有宗教的名相。那文字本身,就能承载智慧和精神。无论它的标签是“宗教”、“文化”,还是“文学”,都掩盖不了从文字中迸溅而出的真心之光。
近些年,老是收到读者电话,他们希望我能将那些同样出自真心的、有着不同名相的文字出版,以期为更多的人带来清凉。这需求,便成了我近年来所有著作的缘起。
5.
正是因为大手印智慧能打碎概念对人的束缚,所以,在创作中,我从来不在乎啥“主义”。我不想让任何枷锁,束缚住我真心的光明。
怪的是,我不要“主义”,反倒像是有了许多“主义”。比如,对我的《白虎关》一书,不同的专家有不同的看法: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著名评论家陈思和认为是它是象征主义小说;雷达老师称之为现实主义小说;《文艺报》副总编木弓先生认为是浪漫主义小说。在第三届“甘肃小说八骏”北京论坛上,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先生说我是“神性写作”,李建军说我是“咒语叙事”,还有人说是“通灵叙事”。一些批评家也针对我创作的巨大变化发表了不同看法,艾克拜尔、胡平等先生也为我出谋划策,期待我有新的突破。选载于《中国作家》杂志上的《无死的金刚心》成了那次研讨的热点话题,评论家们或褒或贬,争论不休。而在中国作协创研部举办的《白虎关》、《西夏咒》研讨会上,评论家也分为几派,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先生,说我是“被严重低估的大作家”,有人却说我“文化犯罪”,其争论的激烈程度,充满火药味,为近年来少见。
在一次火药味十足的研讨之后,甘肃文联的马少青先生对我说:“雪漠,创作上要认准自己的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光明总是会出现的。不要人云亦云,文学的价值在于创造,在于另辟蹊径。许多时候,成功的探索者,就是世界第一。”
是的。我虽然不一定要当世界第一,但我一定要当那个“另类”。若是我写的东西,别人也能写,我何必再浪费生命?
虽然我会一如既往地坚守我自己,但我还是感激所有对我的批评。前不久,《文学报》连篇累牍地发了批评我的文章。我真诚地向《文学报》社长陈歆耕道了谢,感谢他和读者对我的关注。后来,他在《新民晚报》上著文称:“有的作家甚至对批评他的文章表示欢迎和称道呢!比如甘肃小说家雪漠,《新批评》发过李建军批评他长篇小说《西夏咒》的文章,新近又发过批评他一篇短篇小说的文章。近日,笔者去京参加‘甘肃小说八骏’研讨会,雪漠也是‘八骏’之一。‘狭路相逢’,我原以为雪漠会做出类似‘反唇相讥’、‘冷脸相对’甚至更激烈的情绪反应,没料到他却笑呵呵地主动跟我提起最近批评他的那篇文章,连说‘写得好,写得好!’接着又说:‘这是有效传播。批评是现代传播学中有效手段之一。因为现在说好话的文章没人看,批评更能吸引读者眼球,扩大作品影响。’雪漠能如此大度地允许别人对自己创作说三道四,难能可贵。”
看到此文后,我这样回复陈社长:“我仍然欢迎所有对我的批评!不仅仅是传播的需要,还因为许多时候,批评也是一种善心!我们要随喜所有的善心!我会永远感激《文学报》和那些批评我的朋友的善心!也愿意继续充当一个标本,供人们解剖批评,这定然会有益于当代文坛。”
我知道,善心的批评和理解的认可同样值得我珍惜。
其实,这世上最值得珍惜的,便是那份善心。
6.
虽然我理解并感谢那些批评我的人,也明白他们主观上是为我好,但我还是不想轻易放弃自己的追求。
因为我明白,一切规则、一切话语的本质都是游戏。游戏短命,真心永存。世界本来就是一个戏论。所以,我并不在乎世界的价值体系——当我们在乎世上流行的价值体系时,就会被它所“控”。当我们洞悉那些游戏、并能保持心灵独立时,就能远离戏论,得到自由。我有两句话表达了这种远离:“静处观物动,闲里看人忙。”我的所有作品,也是为了享受和传递那份快乐和明白。
陈彦瑾在发表于《中华英才》的那篇文章中写道:
正是这份“不合时宜”,使雪漠略显孤独的写作姿态,成为了当今文坛不可忽视的一种存在。“不合时宜”的当然不仅仅指题材和写法,其背后,是雪漠自踏上文学道路以来从未更改的文学信念。……雪漠的写作从不考虑世界的脸色,他只想贡献出他的所有,唱出最美的歌——他说,“世界,我不迎合你”,因为,“在乎世界的人,就会被世界所束缚”。而当他不管别人的脸色写作,只在乎自己是否给世界带来了明白和清凉的时候,他反而赢得了世界。雪漠作品不但在文学评论界日益受到重视,更赢得了他生活的那块土地的尊重、认可,赢得了一大批铁杆粉丝。在凉州,《大漠祭》家喻户晓。当时,他年少的儿子和同学上街的时候,好多次,同学一说他是《大漠祭》的儿子,开车的、卖冰棍的就不收他的钱。雪漠也是中国作家里拥有网页最多的作家,这些都是铁杆粉丝们自发建立的。在这些读者看来,读雪漠作品也是一种“救心”之举,许多人的心灵、灵魂,人生、命运,都因为雪漠作品而升华、而改变、而获救,他们想让更多的人与雪漠作品相遇,于是建网页、办读书会,还自愿购买所有雪漠作品,捐赠给全国各大图书馆。所以,有学者叹道:雪漠的影响,不仅仅在西部,也不仅仅在文学,“雪漠”已成为一个文化现象,他影响的是世道人心。正如《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所说:“一个作家能起到的真正的、重要的影响是他的作品能够深入人心,改变读者对世界和生活的某些观念。”雪漠作品的确超越了一般文学意义上的影响。在价值观混乱、写作过度商品化的今天,在大多数作家都为经济利益驱动而写作的时候,雪漠坚持的“救心”的写作,无异于在文坛高唱“灵魂的清凉”之歌。
信然。
我确实想走一条我想走也定然能走通的路。
7.
在本文中,我还想重点感谢两个人。因为他们跟我的创作和命运密切相关。趁着我还有能自主说话的权利,我想说说想说的话,也想谢谢我想谢的人。免得将来有一天,我成了《西夏的苍狼》中的那个博物馆里的灵魂,想表达情感,却没了载体,那会很遗憾的。于是,借着这篇文章,我写了后面的文字。
我首先感谢的,是我的恩师雷达。
雷达老师是我在鲁迅文学院时的导师。他是我文学上的“贵人”,没有他的发现、推荐和宣传,我就不会有今天的影响。他直接改变了我的文学命运。我的小说能登上“中国小说学会2000年中国小说排行榜”,就是由于他的推荐,才为众多的评委发现并认可。
《大漠祭》出版后,雷达老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他评《大漠祭》的文章。不久,我获得了“冯牧文学奖”。后来,陶泰中先生说:初评时,并无我,雷达极力推荐,其他评委一看书,认为不错,才补入名单,最终全票通过。颁奖会上,评委们对我说:幸亏有雷达的推荐。后来,为了把我推向全国,雷达老师又在《人民日报》、《文艺报》、《小说评论》等报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
推我时,雷达老师是不遗余力的。那时,除了多发文章外,他一有机会,都要推荐我,总要谈谈《大漠祭》。后来,他在写其他文章时,也总要提到《大漠祭》。
一位作家对我说:“时下文坛,有许多作家,就缺雷达这样的人推。他推你雪漠时,不是只写一篇评论,而是见人就说,逢会就讲。时下的评论家,哪有这样的古道热肠?”后来,我到京城,一见文友,他们便说:“雷达待你真好!”但那时,我与雷老师只在山丹见过匆匆一面。在我去领“冯牧文学奖”时,雷老师“委屈”地说:“别人还以为我和你有啥关系,你连我家的门都没上过。”确实,就在前往京城领“冯牧文学奖”时,我也没去雷老师家。那时我想,中国像我这样的人不知有多少,谁都打搅他,叫人家咋写文章?我第一次去雷老师家,是上了鲁迅文学院之后的事,那时,我已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学教师,一夜间“成名”,当了专业作家,完成了《小说评论》原主编李星先生在一篇写我的文章中说的那个“神话”。
在鲁迅文学院,每个学员要选择一位导师。雷达老师多次劝我选别人,希望我能多认识一个能够帮我的编辑。他说:“雪漠,你什么时候需要我,我都会帮你。现在,你要选择一位好编辑,让他能在创作上具体指点你。我跟你之间,别在乎有没有这个名分。”记得那时,我说了一段很狂妄的话:“雷老师,您当然不在乎,可是历史在乎。您想,将来,作为雪漠的老师,您会是多么自豪啊。”从这话上,读者可以看出,那时的我,确实还是很自信的。不过,这也是我的心里话,因为我会用毕生的努力,让我的所有老师为我自豪。
雷达老师成了我的导师后,我发现,他是个很认真的人,每次和学员见面,他都要一本正经地设计研究专题,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学员的创作毛病,全然不顾及对方是否高兴,仿佛心中有话,不吐不快,总是一片赤忱。正如王家达所说:“雷达的本质,还是一个书生,他当不了政客。”
雷老师有个特点,他帮了我,却不告诉我。他在《光明日报》发评论后,我很长时间不知道有此事。《大漠祭》登上“中国小说排行榜”、我获“冯牧文学奖”,都是别人告诉我的。我向雷老师致谢时,他反而装糊涂。他老说:“你最好的谢,就是写出更好的作品”。每次通电话,他都要问询后面作品的进展,总令我不敢偷懒。一日,雷达老师对我说:“我之所以推《大漠祭》,并不仅仅是因你是甘肃人,主要是关系到中国文学的走向。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
《猎原》和《白虎关》出版后,雷达老师对我说:“雪漠,你一定要在叙述上下功夫,你的描写功力很深,有种十九世纪经典小说的神韵,要是再在叙述上吸收当代的营养,前途不可限量。”
笔者后来的探索,便得益于雷达老师的点拨。
当然,我的探索还刚刚起步,以后,我会写出更好的作品。
8.
第二个我要重点感谢的人,是我的妻子鲁新云。
至于鲁新云,我一直称她“鲁老板”。她一直不让我公开写她。但许多了解内情的人说,该写写你夫人了,别叫岁月掩埋了一段事实。
我说过,有近二十年时间,我是在凌晨三点起床的,后来的陈亦新也这样。但却没人知道,那时的我家,还有个比我们起得更早的人,她便是鲁新云。我外出闭关之前,先经过了几年的训练,才养成了后来的习惯。那时节,鲁老板总是在凌晨两点多起床,备好温开水,备好吃的,再叫醒我。她把我从小学教师叫成“著名”作家之后,又开始叫儿子了。
后来,许多人喜欢我的墨迹,收藏者日众,按心印法师文章中的说法,算得上“一字万金”了。但别人并不知道,每次我一执笔,鲁新云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老想点石成金。也正是有了鲁老板的挑剔和“校正”,我的字才一天天进步着。一天,她半开玩笑地说,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师父。写字的成名了,那个教他写字的人却没人知道。
鲁新云是《无死的金刚心》中女主人公莎尔娃蒂的原型之一。由于我近二十年的闭关修行,从青年时代起,“等待”便成了她修的功课,她将这一功课延续了一生,虽时有委屈,却无怨无悔。
儿子陈亦新在六年级写的一篇作文中,曾写过他妈在我闭关修行和写《大漠祭》时的等待。但她的那种等待,并没有随着《大漠祭》的出版而终结。后来的《猎原》、《白虎关》、《西夏咒》、《西夏的苍狼》以及“光明大手印”系列,对于我来说,几乎都是在闭关修行的间隙创作的。我的每次闭关,对于鲁新云来说,都是一轮新的等待。在《无死的金刚心》中,笔者借琼波浪觉之口,说了这样一段话:“有一天,你的妻子会对你说,你是世上最‘恶’的男人。她会说,她二十多岁时,你叫她等待;她五十岁的时候,你仍然叫她等待。你会说,这是你的选择。你选择的,并不是一个不需要叫你等待的人。她选择了雪漠,也就选择了雪漠的全部。是的。真是这样。同样,你的弟子选择你的时候,也等于选择了你的全部,他们选择了你的荣耀和辉煌,也同时选择了别人对你的诋毁。这光明和黑暗的两面,构成了你的全部人生。”
在一首诗中,我写过我恒常的生命状态:
挥挥手
还是到山上去吧
山高
高到太阳上去了
太阳里有个亥母洞
洞是我命中的乐曲
念珠握在手里
木鱼在心头敲响
黑夜是今生的袈裟
高屋是前世的岩窟
确实是这样。记者阎世德写过一篇《走近苦行僧雪漠》,记录了我的“苦行僧”生涯。在凉州,我有一间保留了二十年的关房。它远离闹市,少为人知。在那儿,我边修行,边读书,边写作,在近似与世隔绝的状态下,从二十五岁起,我度过了二十年最独孤也最精彩的人生。直到近年移居东莞樟木头后,我才在岭南的一个森林旁有了新的关房。
在我闭关的近二十年里,鲁新云无怨无悔地操持家务,教育儿子。她是一个自己站在火中、却提醒我“小心杯子烫手”的女子。她的生命中没有她自己。没有她的牺牲,便没有我的出离。为了我的事业,她几乎贡献了自己的大半生命——另一小半,她留给了陈亦新。
此文完稿之后,正值2012年元旦,我写了一篇“新春寄语”,它代表了我的某种情感,略加删改,录在下面,作为本文的结尾吧——
回首2011年,世上多了一个词:“雪粉”——雪漠的fans。它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词。它远离宗教名相,趋近利众精神,承载无数精彩,渗透无量真诚。
从新的一年起,我们能否相约在“神性写作”里?
何为“神性写作”?曰:远离兽性,战胜欲望,超越小我,证得智慧。
愿我们一起拿起笔来,用最真诚的文字,书写向往,传播真情,奉献真爱,定格真美。
下面,我胡诌打油诗一首,献给“雪粉”们:
雪粉非雪粉,光里有光尘。真心待万物,不舍利众行。
知行更合一,悟空不偏空。积善成大德,无时不光明。
寄语诸雪友,八方有佳景。吾当化万物,聊伴诸君行:
雪漠是双鞋,穿了你不倭;雪漠拉头驴,你也可以骑。
雪漠是阵风,清凉你的心;雪漠化团火,让你不瑟缩;
雪漠成细雨,随风潜入你;雪漠是块地,容你开条路。
雪漠也是你,净中两相宜。会当融一味,滴水入大池。
咿呀好兄弟,姊妹或父母。人生转眼过,莫可太拘泥。
长夜须长歌,快乐无忧虑。明月照大夜,一宿奔千里。
千里在足下,白月映大旗。独唱大风歌,笑对浮云起。
浩气化文胆,把笔风虎虎。一笑扫残云,相融我与你。
此时光皎洁,无我亦无彼。君心当如月,返照我和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