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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名人”谈起——长篇小说《大漠祭》序

2015-02-06 06:55 来源:www.xuemo.cn 作者:雪漠 浏览:16272388

 

1.

《大漠祭》一完稿,朋友就劝我找个名人作序。我当然拒绝了。一来,对时下所谓名人,我多视为异类。他们赖以成名的资本,我一向随喜得少;二来,那些名人在我心中的地位远比不上我所深爱的农民父老。后者之质朴常令我追忆叹服,前者,则多有莫名其妙了。三则,人生无常,岁月无情,眼下的不少名人,可能比我的作品还速朽得快。历史会因一首有价值的小诗而记住一个名字,也会毫不犹豫地将一些写出成吨垃圾的“名人”扫得不知去向。谁借谁的光终以名世还难说得很。亏本买卖,“洒家”是不做的。要是不慎求来个佛头着粪的无聊玩意儿,污我清名,更是败兴。所以只有自序了。好在岁月悠悠,大浪淘沙,或许笔者不久便也成莫名其妙的“名人”了。喜乎?悲夫?

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作家。因为我从不把自己划入时下的作家行列。有时,想想一些所谓作家,真是造孽:浪费人民钱财,虚掷大好生命,委屈老婆孩子,却写出数以百万计的文字垃圾。图财害命,好没意思!

时下不少“作家”的作品,多是无病呻吟的玩意儿,或卖弄一些技巧,或写些莫名其妙的文字。而老百姓的生活和疾苦,却少见触及。这样的“作家”,真叫人羞于为伍了。所以,我最喜欢的身份是“老百姓”。能和那么多朴实良善的老百姓为伍,并且清醒地健康地活着,是我最大的满足。我弟弟就没这种福分:初中一毕业,他就牛一样卖起了苦力,刚二十七岁,便患病去世。糊糊涂涂来,糊糊涂涂走。来时不知谁是他,去时不知他是谁。还有许多和我一样的农民子弟甚至连初中都没法读完,就不得不子承父业了。而我,则幸运地活到了今天,幸运地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幸运地没被铜臭熏瞎脑袋,并幸运地由大字不识的父母勒紧腰带供了书,明白了如何做人,还能写点儿值得叫人读的文章。还有什么不知足呢?还有什么理由不趁着明白和健康,多写写像我的父母那样善良、像我弟弟那样不幸的农民呢?

我仿佛从来不曾为当作家而写作。我只是在生活,渴而饮,饥而食。写作亦然。日日读,夜夜写,发表与否关系不大,成不成功很少考虑。需要钱时,就经商弄两个。既没打算凭写作谋金钱,也不指望借文学图高位。我只是想说话,只想说自己想说和该说的话,只想做也许是命定的也许是穷忙的事。成功呀失败呀那是上帝或命运的权力范围,我从来不想自讨没趣地去越权干预。虽也在乎发表,但不发表也没什么。既没为获奖啥的狂喜,也不因退稿之类沮丧。相较于创作,我更热衷于做一些放生之类的“傻事”。更因那些生灵由于我的“愚蠢”而延长了生存时间,或改善了生存质量而窃喜不已并乐此不疲。

创作欲望,倒因之淡了。文学上,我很有自知之明。我不长于编故事。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不会,或是不屑。但在描写日常生活、写人以及生活底蕴等方面,我一向着意追求并足以自慰。因此,想从《大漠祭》中找出张牙舞爪的所谓思想和惊心动魄的离奇故事,无疑是徒劳的。但是,你要是想看呼之欲出的人物、鲜活的生活场景、扑面的生活气息、丰厚的生活底蕴……那么,你自可以翻开它。

当然,为了丰富百姓生活,这个时代非常需要一些人生产些轻松的文艺消费品。但同时,也需要有人写些实在的,甚至沉重的、直面人生的作品。

就像安徒生童话所揭示的那样:这世界,只要有穿新装的人,就需要一群“聪明”的看客。但同时,也更需要那个说真话的孩子。

生活之多样,必然决定文学之多样。

2.

我心仪的作家要有孤独的自信和清醒的寂寞。他必须有真正的平常心和责任感。写作是他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借以谋利的手段。他只为灵魂活着,从不委屈良心去捉笔。他只说自己想说的话。他之所言,或为完善自我,或为充实人生,或为记录生活。当他能真正成为时代代言人的时候,他就可能被称为大作家和文化巨人,如托尔斯泰、曹雪芹、司汤达、鲁迅、卡夫卡等人——他们甚至不一定能活着看到自己作品的出版。

当然,就像太阳也会被乌云掩蔽一样,这类作家偶尔也会为卑下的情操所屈服,但他终究会凭借自己伟大的人格力量超越鄙俗,完善自我。

时下,有一些借文学满足自己私欲的“名人”,常常拿巴尔扎克的卖文偿债为自己寻找光鲜些的借口。诚然,世界艺术史上不乏卖文和卖画的大师,但最本质的区别是大师的“卖”是为活着,一若杨志之卖刀;而那些“名人”的活着是为“卖”。卖刀时的杨志不失其好汉本色,而酒足饭饱后品头论足的牛二也不过是牛二。前者可能有鄙陋之行,但他骨子里仍足以傲世。

区别的是心灵。

鹰会鸡一样啄食,狗也狮子般捕猎。区别的,也是心灵。

傲昂白首于世界文学顶端的是那位最不像作家的托尔斯泰。在他一生的很长一段岁月里,他最热衷的是教育,是编识字课本和改善农民生活……他把自己最辉煌的时光用于忏悔,终生为自己的贵族身份而羞耻。他甚至把他的三大巨著也归于“坏艺术”一类,仅仅是因为老百姓没有那么多闲时间去读它们。但这一切,反倒点缀了他的伟大。

十多年前,我幸运地迷上了托尔斯泰。此前,无论咋啃也读不下去。后来才明白,爱托尔斯泰也需要资格。当自身修炼达不到一种境界时,你绝不会了解他,更不会爱上他。他的作品是一座巍峨的城堡,真正攻入,需要实力。他不饶舌,不卖弄,不矫情,甚至不修饰。他忠实地记下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时代。只要人类存在,他的作品就消亡不了。

他写得那样从容而自信。在这个巨人面前,一切“名人”都显得十分寒碜,包括精通任何技巧且已得到公认的“天才”们。

他可以痛苦,可以一次次陷入精神危机,但决不浮躁。他的痛苦是大彻大悟前的迷惘。他的精神危机是时代的困惑。他绝不会为争点儿名或图点儿利而让自己伟大的心灵卑琐。

不仅仅托尔斯泰,很多俄罗斯大作家都这样。我常常为俄罗斯文学吃惊:是什么使这个民族诞生了那么多的文化巨人?这无疑是一种文化奇观。无论是专制的尼古拉一世时代,还是残暴的斯大林时代,这个民族都为人类贡献了一批又一批的伟大作家。封建专制的屠刀扼杀不了文学。贫困、富贵、厄运……一切外部势力都动摇不了俄罗斯的文学大厦。

而中国文人,血液中“学而优则仕”的杂质太浓了,多将个人悲喜甚至命运维系在强权上。次一等的,也追求书中的“颜如玉”和“黄金屋”,而将文学的真正内涵异化了。

中国文人中具有真正独立人格者并不多。

俄罗斯作家则不然。沙皇尼古拉一世自可以专制,书刊检查制度自可以残酷;可以有流放,可以有灾难,可以有贫穷,可以有寂寞,甚至可以有贵族的富贵(这才是最可怕的)……但一切外现都摇撼不了他们的灵魂标杆。他们不会因苦难和专制而垂头丧气一蹶不振,也不会被席卷而来的时代狂潮惊得大呼小叫方寸大乱,更不会在富贵的毒蛊下忘了自己的姓氏。他们的人生坐标永远直立,足以令他们挺直脊梁。

这虽然得益于俄罗斯的文化土壤和文学传统,但起主导作用的还是作家的心灵。他们不是被西部农民称为“浅碟子”的浮躁文人。他们的创作不是卖水,从生活之海中舀来一瓢后就吆喝个不停,唯恐别人不知道他兜售的货色。他们最在乎的不是别人的评价,而是自己灵魂的安详。

他们自然有孤独的自信和清醒的寂寞。举世誉之,不忘乎所以;举世毁之,不垂头丧气。他们的内心,是一个世界,是一个与外部世界并存的独立世界。内外两个世界可以平等对话,但谁也别想粗暴地侵略谁。它们可以傲然地朝对方说:“请尊重我的主权。”

这样的作家,才是我所心仪的真正作家。

当代中国,也确实需要或说应该诞生一批这样的作家。

真正的作家,甚至大可不必借助于所谓机遇。有时,所谓的机遇,可能恰恰是灾难。试想,如果汉武帝刘彻垂青司马迁并委以宰相重任,《史记》的命运又将如何?无疑,政界站起一个新贵的同时,文坛必然倒下一位大师。

文章憎命达。

历史绝不会因某些御用文人的所谓的好机遇,就把他们的位置排在苏东坡和曹雪芹之前。问题的实质是:你有没有好东西?

有好东西的,你活埋不了,如沈从文;没好东西的,你推不上去。乌鸦群中的评论家如何鼓噪,也无法把鸦王吹成凤凰。

文学上最终说话的,是作品。

还是那句话:历史会因一首有价值的小诗而记住一个名字,也会毫不犹豫地将写了成吨垃圾的“作家”扫得不知去向。

因此,我很欣赏海明威。他永远和死去的作家比。因为活着的许多终将真正地死去。他的目标总是一个个虽不在人世但在文学上永远活着的作家。他也像托尔斯泰一样,用质朴的笔写出了那个时代的那群人如何活着。

中国的老百姓太需要真正的作家了。

我劝天公多抖擞几次。

3.

真正的历史画卷是生活,是平平常常的生活。是一滴滴生活之水,汇成了历史潮流。作家应该描绘的,就是这些平常的、然而又是最真实的生活。作品的价值也就在于真实地记录这段生活,真实地记录一个历史时期的老百姓如何活着。《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红楼梦》等一些伟大作品就是这样。它们之所以伟大,并不在于其博大得张牙舞爪和精深得莫名其妙,而恰恰在于其真实、质朴,甚至琐屑。传神地写出了琐屑,也就写活了一个个生活画面。正是这些活的琐屑构成了作品的伟大。有时,我们看这些作品时,甚至看不到作者。看到的也不仅仅是引人入胜的故事,更多的是扑面而来的生活和呼之欲出的人物。

当代作品中,一些人为的张牙舞爪的表面伟大恰恰损坏了作品本身。作家们把情绪化的语言和胡编乱造的情节生硬地塞进作品,从而破坏了其应有的朴素。遗憾的是,那些作家自己竟也产生了错觉,以为自己真的很伟大,就像背对快要落山的太阳看到自己长长的影子一样。

真的伟大,应该是质朴。

走进佛殿,龇牙咧嘴的,可能是鬼、夜叉,至多是罗汉。而佛和菩萨,则永远是安详的。一个猴子,即使它有翻天覆地的神通,也不过是个难为众仙心仪的“弼马瘟”,哪怕它自封为“齐天大圣”也改变不了其本质。只有当它经过无数次的自我超越,消去火气,降伏无明,证得智慧,从绚烂归于平淡,从舞棒弄棍到安详微笑的时候,它才可能成“斗战胜佛”。这也便是为什么绝大多数名著的风格十分朴素的原因。

当然,我的《大漠祭》距我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尚有距离,但我一直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在小说还没动笔之前,“作者题记”就先从我心中涌出了:

我不想当时髦作家,也不想编造离奇故事,我只想平平静静地告诉人们:我的西部农民父老就这样活着。活得很艰辛,但他们就这样活着。

我想写的,就是一家西部农民一年(一年何尝又不是百年?)的生活,其构件不过就是训兔鹰、捉野兔、吃山芋、喧谎儿、打狐子、劳作、偷情、吵架、捉鬼、祭神、发丧……换言之,我写的不过是生之艰辛、爱之甜蜜、病之痛苦、死之无奈而已。这无疑是些小事,但正是这些小事,构成了整个人生。我的无数农民父老就是这样活的,活得很艰辛,很无奈,也很坦然。

我的创作意图就是想平平静静告诉人们(包括现在活着的和将来出生的),在某个历史时期,有一群西部农民曾这样活着,曾这样很艰辛、很无奈、很坦然地活着。仅此而已。

《大漠祭》中没有中心事件,没有重大题材,没有伟大人物,没有崇高思想,只有一群艰辛生活着的农民。他们老实、愚蠢、狡猾、憨实,可爱又可怜。我对他们有许多情绪,但唯独没有的就是恨。对他们,我只“哀其不幸”,而从不“怒其不争”。因为他们也争,是毫无策略的争;也怒,是个性化情绪化的怒,可怜又可笑。

这就是我的西部农民父老。

不了解这些,便不了解《大漠祭》。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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