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名人”谈起——长篇小说《大漠祭》序

1.

《大漠祭》一完稿，朋友就劝我找个名人作序。我当然拒绝了。一来，对时下所谓名人，我多视为异类。他们赖以成名的资本，我一向随喜得少；二来，那些名人在我心中的地位远比不上我所深爱的农民父老。后者之质朴常令我追忆叹服，前者，则多有莫名其妙了。三则，人生无常，岁月无情，眼下的不少名人，可能比我的作品还速朽得快。历史会因一首有价值的小诗而记住一个名字，也会毫不犹豫地将一些写出成吨垃圾的“名人”扫得不知去向。谁借谁的光终以名世还难说得很。亏本买卖，“洒家”是不做的。要是不慎求来个佛头着粪的无聊玩意儿，污我清名，更是败兴。所以只有自序了。好在岁月悠悠，大浪淘沙，或许笔者不久便也成莫名其妙的“名人”了。喜乎？悲夫？

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作家。因为我从不把自己划入时下的作家行列。有时，想想一些所谓作家，真是造孽：浪费人民钱财，虚掷大好生命，委屈老婆孩子，却写出数以百万计的文字垃圾。图财害命，好没意思！

时下不少“作家”的作品，多是无病呻吟的玩意儿，或卖弄一些技巧，或写些莫名其妙的文字。而老百姓的生活和疾苦，却少见触及。这样的“作家”，真叫人羞于为伍了。所以，我最喜欢的身份是“老百姓”。能和那么多朴实良善的老百姓为伍，并且清醒地健康地活着，是我最大的满足。我弟弟就没这种福分：初中一毕业，他就牛一样卖起了苦力，刚二十七岁，便患病去世。糊糊涂涂来，糊糊涂涂走。来时不知谁是他，去时不知他是谁。还有许多和我一样的农民子弟甚至连初中都没法读完，就不得不子承父业了。而我，则幸运地活到了今天，幸运地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幸运地没被铜臭熏瞎脑袋，并幸运地由大字不识的父母勒紧腰带供了书，明白了如何做人，还能写点儿值得叫人读的文章。还有什么不知足呢？还有什么理由不趁着明白和健康，多写写像我的父母那样善良、像我弟弟那样不幸的农民呢？

我仿佛从来不曾为当作家而写作。我只是在生活，渴而饮，饥而食。写作亦然。日日读，夜夜写，发表与否关系不大，成不成功很少考虑。需要钱时，就经商弄两个。既没打算凭写作谋金钱，也不指望借文学图高位。我只是想说话，只想说自己想说和该说的话，只想做也许是命定的也许是穷忙的事。成功呀失败呀那是上帝或命运的权力范围，我从来不想自讨没趣地去越权干预。虽也在乎发表，但不发表也没什么。既没为获奖啥的狂喜，也不因退稿之类沮丧。相较于创作，我更热衷于做一些放生之类的“傻事”。更因那些生灵由于我的“愚蠢”而延长了生存时间，或改善了生存质量而窃喜不已并乐此不疲。

创作欲望，倒因之淡了。文学上，我很有自知之明。我不长于编故事。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不会，或是不屑。但在描写日常生活、写人以及生活底蕴等方面，我一向着意追求并足以自慰。因此，想从《大漠祭》中找出张牙舞爪的所谓思想和惊心动魄的离奇故事，无疑是徒劳的。但是，你要是想看呼之欲出的人物、鲜活的生活场景、扑面的生活气息、丰厚的生活底蕴……那么，你自可以翻开它。

当然，为了丰富百姓生活，这个时代非常需要一些人生产些轻松的文艺消费品。但同时，也需要有人写些实在的，甚至沉重的、直面人生的作品。

就像安徒生童话所揭示的那样：这世界，只要有穿新装的人，就需要一群“聪明”的看客。但同时，也更需要那个说真话的孩子。

生活之多样，必然决定文学之多样。

2.

我心仪的作家要有孤独的自信和清醒的寂寞。他必须有真正的平常心和责任感。写作是他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借以谋利的手段。他只为灵魂活着，从不委屈良心去捉笔。他只说自己想说的话。他之所言，或为完善自我，或为充实人生，或为记录生活。当他能真正成为时代代言人的时候，他就可能被称为大作家和文化巨人，如托尔斯泰、曹雪芹、司汤达、鲁迅、卡夫卡等人——他们甚至不一定能活着看到自己作品的出版。

当然，就像太阳也会被乌云掩蔽一样，这类作家偶尔也会为卑下的情操所屈服，但他终究会凭借自己伟大的人格力量超越鄙俗，完善自我。

时下，有一些借文学满足自己私欲的“名人”，常常拿巴尔扎克的卖文偿债为自己寻找光鲜些的借口。诚然，世界艺术史上不乏卖文和卖画的大师，但最本质的区别是大师的“卖”是为活着，一若杨志之卖刀；而那些“名人”的活着是为“卖”。卖刀时的杨志不失其好汉本色，而酒足饭饱后品头论足的牛二也不过是牛二。前者可能有鄙陋之行，但他骨子里仍足以傲世。

区别的是心灵。

鹰会鸡一样啄食，狗也狮子般捕猎。区别的，也是心灵。

傲昂白首于世界文学顶端的是那位最不像作家的托尔斯泰。在他一生的很长一段岁月里，他最热衷的是教育，是编识字课本和改善农民生活……他把自己最辉煌的时光用于忏悔，终生为自己的贵族身份而羞耻。他甚至把他的三大巨著也归于“坏艺术”一类，仅仅是因为老百姓没有那么多闲时间去读它们。但这一切，反倒点缀了他的伟大。

十多年前，我幸运地迷上了托尔斯泰。此前，无论咋啃也读不下去。后来才明白，爱托尔斯泰也需要资格。当自身修炼达不到一种境界时，你绝不会了解他，更不会爱上他。他的作品是一座巍峨的城堡，真正攻入，需要实力。他不饶舌，不卖弄，不矫情，甚至不修饰。他忠实地记下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时代。只要人类存在，他的作品就消亡不了。

他写得那样从容而自信。在这个巨人面前，一切“名人”都显得十分寒碜，包括精通任何技巧且已得到公认的“天才”们。

他可以痛苦，可以一次次陷入精神危机，但决不浮躁。他的痛苦是大彻大悟前的迷惘。他的精神危机是时代的困惑。他绝不会为争点儿名或图点儿利而让自己伟大的心灵卑琐。

不仅仅托尔斯泰，很多俄罗斯大作家都这样。我常常为俄罗斯文学吃惊：是什么使这个民族诞生了那么多的文化巨人？这无疑是一种文化奇观。无论是专制的尼古拉一世时代，还是残暴的斯大林时代，这个民族都为人类贡献了一批又一批的伟大作家。封建专制的屠刀扼杀不了文学。贫困、富贵、厄运……一切外部势力都动摇不了俄罗斯的文学大厦。

而中国文人，血液中“学而优则仕”的杂质太浓了，多将个人悲喜甚至命运维系在强权上。次一等的，也追求书中的“颜如玉”和“黄金屋”，而将文学的真正内涵异化了。

中国文人中具有真正独立人格者并不多。

俄罗斯作家则不然。沙皇尼古拉一世自可以专制，书刊检查制度自可以残酷；可以有流放，可以有灾难，可以有贫穷，可以有寂寞，甚至可以有贵族的富贵（这才是最可怕的）……但一切外现都摇撼不了他们的灵魂标杆。他们不会因苦难和专制而垂头丧气一蹶不振，也不会被席卷而来的时代狂潮惊得大呼小叫方寸大乱，更不会在富贵的毒蛊下忘了自己的姓氏。他们的人生坐标永远直立，足以令他们挺直脊梁。

这虽然得益于俄罗斯的文化土壤和文学传统，但起主导作用的还是作家的心灵。他们不是被西部农民称为“浅碟子”的浮躁文人。他们的创作不是卖水，从生活之海中舀来一瓢后就吆喝个不停，唯恐别人不知道他兜售的货色。他们最在乎的不是别人的评价，而是自己灵魂的安详。

他们自然有孤独的自信和清醒的寂寞。举世誉之，不忘乎所以；举世毁之，不垂头丧气。他们的内心，是一个世界，是一个与外部世界并存的独立世界。内外两个世界可以平等对话，但谁也别想粗暴地侵略谁。它们可以傲然地朝对方说：“请尊重我的主权。”

这样的作家，才是我所心仪的真正作家。

当代中国，也确实需要或说应该诞生一批这样的作家。

真正的作家，甚至大可不必借助于所谓机遇。有时，所谓的机遇，可能恰恰是灾难。试想，如果汉武帝刘彻垂青司马迁并委以宰相重任，《史记》的命运又将如何？无疑，政界站起一个新贵的同时，文坛必然倒下一位大师。

文章憎命达。

历史绝不会因某些御用文人的所谓的好机遇，就把他们的位置排在苏东坡和曹雪芹之前。问题的实质是：你有没有好东西？

有好东西的，你活埋不了，如沈从文；没好东西的，你推不上去。乌鸦群中的评论家如何鼓噪，也无法把鸦王吹成凤凰。

文学上最终说话的，是作品。

还是那句话：历史会因一首有价值的小诗而记住一个名字，也会毫不犹豫地将写了成吨垃圾的“作家”扫得不知去向。

因此，我很欣赏海明威。他永远和死去的作家比。因为活着的许多终将真正地死去。他的目标总是一个个虽不在人世但在文学上永远活着的作家。他也像托尔斯泰一样，用质朴的笔写出了那个时代的那群人如何活着。

中国的老百姓太需要真正的作家了。

我劝天公多抖擞几次。

3.

真正的历史画卷是生活，是平平常常的生活。是一滴滴生活之水，汇成了历史潮流。作家应该描绘的，就是这些平常的、然而又是最真实的生活。作品的价值也就在于真实地记录这段生活，真实地记录一个历史时期的老百姓如何活着。《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红楼梦》等一些伟大作品就是这样。它们之所以伟大，并不在于其博大得张牙舞爪和精深得莫名其妙，而恰恰在于其真实、质朴，甚至琐屑。传神地写出了琐屑，也就写活了一个个生活画面。正是这些活的琐屑构成了作品的伟大。有时，我们看这些作品时，甚至看不到作者。看到的也不仅仅是引人入胜的故事，更多的是扑面而来的生活和呼之欲出的人物。

当代作品中，一些人为的张牙舞爪的表面伟大恰恰损坏了作品本身。作家们把情绪化的语言和胡编乱造的情节生硬地塞进作品，从而破坏了其应有的朴素。遗憾的是，那些作家自己竟也产生了错觉，以为自己真的很伟大，就像背对快要落山的太阳看到自己长长的影子一样。

真的伟大，应该是质朴。

走进佛殿，龇牙咧嘴的，可能是鬼、夜叉，至多是罗汉。而佛和菩萨，则永远是安详的。一个猴子，即使它有翻天覆地的神通，也不过是个难为众仙心仪的“弼马瘟”，哪怕它自封为“齐天大圣”也改变不了其本质。只有当它经过无数次的自我超越，消去火气，降伏无明，证得智慧，从绚烂归于平淡，从舞棒弄棍到安详微笑的时候，它才可能成“斗战胜佛”。这也便是为什么绝大多数名著的风格十分朴素的原因。

当然，我的《大漠祭》距我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尚有距离，但我一直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在小说还没动笔之前，“作者题记”就先从我心中涌出了：

我不想当时髦作家，也不想编造离奇故事，我只想平平静静地告诉人们：我的西部农民父老就这样活着。活得很艰辛，但他们就这样活着。

我想写的，就是一家西部农民一年（一年何尝又不是百年？）的生活，其构件不过就是训兔鹰、捉野兔、吃山芋、喧谎儿、打狐子、劳作、偷情、吵架、捉鬼、祭神、发丧……换言之，我写的不过是生之艰辛、爱之甜蜜、病之痛苦、死之无奈而已。这无疑是些小事，但正是这些小事，构成了整个人生。我的无数农民父老就是这样活的，活得很艰辛，很无奈，也很坦然。

我的创作意图就是想平平静静告诉人们（包括现在活着的和将来出生的），在某个历史时期，有一群西部农民曾这样活着，曾这样很艰辛、很无奈、很坦然地活着。仅此而已。

《大漠祭》中没有中心事件，没有重大题材，没有伟大人物，没有崇高思想，只有一群艰辛生活着的农民。他们老实、愚蠢、狡猾、憨实，可爱又可怜。我对他们有许多情绪，但唯独没有的就是恨。对他们，我只“哀其不幸”，而从不“怒其不争”。因为他们也争，是毫无策略的争；也怒，是个性化情绪化的怒，可怜又可笑。

这就是我的西部农民父老。

不了解这些，便不了解《大漠祭》。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