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乡村碰撞中的人道主义书写（三）

城市与乡村碰撞中的人道主义书写（三）

——雪漠的“大漠三部曲”研究

文\瞿萍

第三章  城乡的价值选择：悖论式的创作心态

第一节  城乡之间的价值选择

在乡土文学的发展史上，乡村的被发现是一件具有现代性意义的事件。“乡村之所以成为问题，也许根本不是乡村自身的问题，而是一个东方文明在面对西方的现代性所体现出来的问题的一种折射” 。乡村是在城市的参照下被发现的动态的乡村，而非传统的静态的。乡村的结构在内力、外力的双重作用下发生着解体与重构。雪漠对沙湾村的书写也是建立在与城市的对话基础上的，作品中的农民生存悲剧、愚昧落后的国民性批判都是在现代意识的观照下发展起来的。乡村的现代化之路是整个国家现代化的一部分，农民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具有不可抗性。作家对农民命运的书写被架构在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两极对立的格局中。雪漠的创作是作家用笔在故乡的土地上进行精耕细作，从而收获的一个独具特色的艺术世界，从小说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窥探到由血缘、亲缘结构的乡土社会中的诸多秘密。在“大漠三部曲”中，雪漠对乡间人物饱含热情的书写与其说是充满主观意向的，毋宁说是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在“作祟”。一方面，他要记录下这个即将逝去的时代，另一方面，他要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为这些可怜、可悲的农民继续“呐喊”、代言。新的环境带来新的身份，但身份的更新并不意味着内在价值体系的彻底颠覆与重建，导致农民生存困境的因素除了外在生存条件的不断恶化之外，更包含着传统伦理道德体系在“现代化”面前的“失语”窘况。他们的悲剧有个人的原因、传统的原因、更有时代的原因。因此，他的作品既有对乡土人性和文化丑陋的书写，对乡村生存和精神层面苦难的揭示，也有对淳朴民风乡情的展现，而这一切都源自于乡村在传统和现代夹缝中的“生存”困境。“大漠三部曲”是一首西部农民的悲歌，它包含着三重意蕴，首先，对以“大漠”为象征的、即将逝去的土地、农耕文明的祭奠；其次，对以工业化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现代城市文明的拒斥；最后，呈现出传统瓦解、现代悬设的孤独无奈的“猎原”状态。

一、土地意识中的农耕祭奠

时代集体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农村作为传统积聚最深厚的地方，其悲剧性更显深刻。农民自己的历史与知识分子笔下农民的生存史都已明确告诉我们，土地已经不可能是唯一的能维持农民生存的空间了。某种程度上说，土地不仅不能再继续维持其生存，还成为了一种束缚。农民顽固的土地意识塑造了其文化人格，同时，这种文化人格与历史文化进程之间的错位加剧了农民的悲剧性体验。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核心、最基本、也是最稳定的东西，从本质上说，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下的“一种以一家一户为社会细胞形态的自然经济型文化，一种亚细亚式的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的宗法制文化。这一文化系统，可以小农文明之名概括之”。 “在农业国，土地是财富的根本基础。所以贯穿在中国历史中，社会、经济的思想和政策的中心总是围绕着土地的利用和分配” ，小农文明制约下的乡土社会是一个传统社会，“传统就是经验的累积，就是经得起自然选择的，有助于生存的” 。小农经济作为我国的传统经济，它是全部的民族心理结构、性格特征形成的基础。在传统的小农经济结构影响下，土地意识与伦理道德观念成为了两个基本的方面。小农经济结构的制约作用使得土地对于农民来说具有着“神”一般的地位。“‘土地’这位最近于人性的神，老夫老妻白首偕老的一对，管着乡间的一切闲事” 。同时，伦理道德观念作为乡土社会的评价机制它是生发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而德治的传统既源于伦理道德的传统，又不断地强化着这一传统。

首先，“农民之于土地的依托是尚未走完的历史” 。对农民来说，最有效的投入是对土地的投入，因为他们的劳动总能从土地中获得报偿，这就建立并不断强化着农民的土地意识。农民作为与土地联系最为紧密的主体，从土地的角度展开对农民这一概念的叙述更有意义。在人和土地的主客关系中，农民既依附于土地，又受制于土地。土地意识桎梏下的乡村社会结构的稳定、和谐，是以固定的空间、单调的生活、守成的习俗、简单的人际关系为条件的，这种静态的生活、生产环境窄化了农民的眼界，束缚了他们的思维。土地本身的一个特点就是无法移动的稳固性，农民必须在土地中完成自己的生产劳动，他们所生活的村庄也是扎根于土地的，“土里生，土里长”是农民的宿命。农民需要不断地劳动才能维持温饱，而这种千篇一律的劳作方式，已经被程式化、固定化，具有无可动摇、不容置疑的神圣意味，它不仅束缚着农民的生活方式，更制约着他们的思维结构与认知能力，还与农民的种族繁衍息息相关。一、“家”和“户”相互之间的独立性、分散性和“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传统使得农民不易形成一个具有统一目标且为之奋斗的集体，而个人、各家的力量又是有限的，所以普遍的贫穷是常态，欲望只能被压抑到“求生”的程度，食、性这两个最基本的生存要求成为了农民全部且唯一的目标（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前者决定后者，后者为前者服务的）。普遍的贫穷不仅使他们没有任何“活着”以外的欲望和要求，而且促成了农民“不患寡而患不均”、“均贫富”的社会心理，同时将“平均”视为理想世界的标准。二、小农经济极大地、甚至是完全地受制于天气等外在自然环境的影响，而这些影响的因素又具有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农民对于这些不定因素的利用完全是凭借自己反复的实践以及祖辈的经验——它们以知识的形式被保存和因袭。在静态、稳固的环境中，农民遇到的问题都能从这些“知识”中找到解决的途径。对于农民来说，这种“现成”经验带来的功利性，不仅塑造了他们单一的生活方式，也使得他们崇拜传统，甘于并乐于安分守己。同时，简单的生活状态反过来又造成了他们刻板、保守、封闭、排外的性格特征。土地带给农民的是安全感，对土地的信任和选择是经过千百代不断实践的结果，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是“由各种遗传力量所形成的一种特定的心理禀赋” 。

其次，如上所述，在小农经济的文化结构中，“一家一户”是基础，这就决定了家庭在这种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家庭本位意识影响下的伦理道德观念成为了传统文化的根基。道德观念在社会生活中具有着规范和标准的意义，伦理道德是评判一切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准则。在乡土社会中，伦理道德就是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制裁，其最普遍的方式就是以群体意志来压制和干预个人。约定俗成的、公认的道德标准是群体意志最直接的体现。群体的偏见和私欲是公众干预私人事物的心理基础，群体利益的实现是以个体的牺牲、毁灭为代价的。传统文化重形式大过内容，个人对群体意志的遵从实际上是一种“正名”过程，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个体农民丧失自我判断力的求同心理在被大众所利用的同时，又以“群”为借口来宣泄私欲。“个人在‘群’的庇护下，失却了习常的角色面具，放纵其虐待、施暴的原始冲动。” 个体正是在这样的群体麻痹与自我麻痹中“吃人”和“被吃”。在以群体意志为名义、以暴力为手段，“处决”那个违背群体意志的个体的过程中，个体与群体都体现出了极大的悲剧性。第一，被“处决”的那个个体的悲剧性不言而喻，作为人类兽性发作的牺牲品，他与群体意志和具体施暴者之间的关系是人性和兽性的较量。第二，个体施暴者将自我消融在“群”中，对“群”的膜拜实际上是一种对权威、约定俗成的顺从，本质上是一种奴性的表现。第三，“群”是由个体组成的，而群体意志的实现又是以个体的牺牲为代价的，这就产生了一种悖论，即群体是在不断消解自我的过程中“实现”自我意志的，这就最终必然导致“群”的灭亡。“大漠三部曲”中，五子和引弟就是典型的群体意志的牺牲品，是这种小农经济的国民劣根性对人的扼杀。

保守的土地意识和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共同建构着农民的乡土“想象”空间，并被作家植入叙事框架中来表达自己对农耕文明的理性思考。《大漠祭》作为“大漠三部曲”的第一部表达着雪漠对农耕文明即将逝去的清醒认识和无限留恋。小说中，雪漠使用完全的乡村视角，展现的是西部农民艰难的生存史。西部边远山区的农民还在“前现代”的经济模式中艰难的生存，土地对他们的一切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相对静态、封闭的乡村环境中，农民的悲剧性命运与他们的土地意识紧密相连、与小农经济的不合时宜性息息相关。作者从民族根性、基层乡村政权等方面客观的分析了农民的悲剧根源，然而传统农耕文明的心理积习以及“乡土的惯性与惰性” 使他在对在乡土世界中艰难求生的农民的生存史进行展现时，不仅立足于主观世界的同情，更对农耕文明的流逝表现出无力回天的悲哀。同时，小说还表现了农民对土地极大的依附力，他们在从土地中得到报偿的同时，也承担着由此带来的悲剧，整个叙事架构在一种相对封闭的土地意识中。因此，作者在小说中传达的正是对即将逝去的农耕文明的祭奠（尽管它制造了农民的悲剧）。

二、“现代”视角下的城市拒斥

农耕文明的消逝是伴随着工业文明的不断发展的，这个过程也就是农村的现代化的过程。农村的现代化进程于农民来说无疑是一个关卡，在过“关”的过程中，农民经历着身心的双重自我否定。旧的农耕文明即将逝去，新的现代文明又以一种蛮横的、破坏性的方式进入，农民感受到的是原有生活状态及根基的颠覆性瓦解。现代物质文明进驻农村，表面的浮华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危机。传统的心态早已不适用于处在时代转型期的农村和农民，《大漠祭》中的农民还被绑缚在土地上，必须从土里讨生活，他们的生老病死、悲剧喜剧都源于土地。到了《白虎关》，雪漠的关注焦点已转移到农村开启现代化之旅时的艰难进程，作家“认清了被权力和金钱撑开的‘现代化’现实” 。这不仅说明作者对农民、农村的认识，不再一味以传统的眼光对农民的悲苦人生进行静态的描写，而是注目于转型期的处于和城市互动中的动态乡村的探究。小说中，人们来到白虎关开掘金矿，白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四大神兽之一，根据五行学说，它是代表西方的灵兽，西方在五行中属金，“金”——极物质的代表，“有些文化很惧怕黄金，相信它有邪恶的超能力。很多传说描述黄金是对贪心诱惑的警告” 。由此，“白虎”与“金”建立起了联系，间接地与“物质”这一概念也产生了瓜葛，白虎——金——物质，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象征链条，并将最后的重心集中于“物质”这一概念。人们对“金”的执着（著）本质上是对以物质的极大丰富为表象的现代城市文明的追求，这一追求的过程经历着“断裂”的痛苦与“重建”的迷惑和彷徨，而这一阶段也是农民获得现代意识的起步阶段。社会现代化带来的最大改变就是物质的极大丰富，外在生活条件发生了本质性的改观。欲望作为“物质”的孪生兄弟，开始部分或全部的支配着人们的活动，最大限度的追求“物质”成为了现代人行为的目的。商品经济带来了竞争，强化了“钱财利”的观念，利益作为普遍的价值准则左右着还未开化的底层西部农民相较于土地的高投入和低产出之间的不对等现实，功利性强的农民更倾向于“掘金”这种能够一劳永逸的致富方式，其背后暗含的是强烈的欲望追求和动力。生意经越来越被重视，传统道德观念在利的驱使下逐步崩溃与瓦解，与此同时，财富的拥有者也未能获得尊重与信任，人们在追名逐利的同时又在唾弃着财富的拥有者。农民的现代性的获得不是其离开乡土、走进城市的时候才获得的，在这样的一种实际的、追求利益的实践活动中，农耕文明的生存悲剧中就已经显现出来了。

现代化的过程说到底就是“将人类社会的发展转移到确保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社会大生产基础之上，并努力使社会发展的成果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共享。这是包含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在内的全方位的社会大变革” 。“市场经济取代自然经济，以工业大生产取代农业小生产，以城市化取代乡村化，以世俗化取代神圣化、贵族化，以社会中产化取代普遍贫穷化，以理性与科学取代蒙昧与迷信，以法制与民主取代传统的德治、礼治即专职，已（以）广泛的、直接的世界性联系取代地域性自我封闭。”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带来了以市场经济结构为基础的社会的全方位的变化，前现代、现代、后现代 三元并立的时代中，传统农村社会还处在“前现代”状态。首先，在农村这片土壤中，传统的意识形态还具有极强的制约力，而新的价值规范还没有建立并形成广泛的认同力，在这种新旧断裂的时期，出现了价值迷失、道德迷失、行为规范迷失。农村遭受现代化侵蚀，现代商业主义对乡村的瓦解与诱惑，欲望开始蓬勃生长，带来了脱贫的道路上的新的灾难，使农村处于物质与精神全面无序的状态。与此同时，传统变成了与“物质”对立的精神的存在。农民作为农村的主体，其担忧、焦虑、彷徨以及对过去的不确定、对未来的不可想象一起将其逼入生存的荒原，这时的农村于他们来说已经不再是家园，而是被外在的城市化力量逐渐破坏了的地方；他们的思维意识还停留在“均贫富”的小农经济的时代，原有的乡村话语体系已经不能适应改变了的社会环境。农民要融入时代，就必须改变原来的话语，但是，改变与否，其结局都是相同的，那就是“被改变的‘失语’和因不改变而受到压制的‘沉默’” 。其次，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化工业文明转型的过程中，外化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经济结构，内在的认知方式、价值尺度、心理结构都必须经历一次全面的变革。农村的现代化之路必然要经历巨大的牺牲，付出巨大的代价，它最终要求农民离开土地成为自由的劳动者。西部大漠边缘的沙湾村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传统与现代，城市与农村焦灼冲突的“试验场” 。沙湾村现代化的进程是一直持续着的，只是被相对稳定的村庄环境和强大的传统伦理遮蔽了，直到“白虎关金矿”出现，这一悄悄进行的现代化事件才被推到众人面前。对“金”的趋之若鹜说明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他们有了从土地之外寻求新的生存之道的可能。农民\土地关系的改变从根本上动摇了土地对人的制约。但是，农民的这种新的选择是带有着本能意识和盲目性的，土地已经不能给予报偿，甚至农民还需要为之担负经济压力，农民的转变是农村自身的现代化过程的一部分，是小农经济、农耕文明已不适应时代要求的事实。《白虎关》中，雪漠对农村的这一现代化事件的表述是知识分子在“当代” 意识的观照下自觉介入乡土现代化进程的表现，并试图将其作为拯救农民悲剧生活的“出路”之一。作品中，具有现代意识的、开始觉醒了的青年人的离土倾向就是最突出的表现。但是，他不似有的作家一味突出乡村的愚昧落后，并将城市作为现代化的方向进行书写，相反的，以物质文明的丰富性而著称的城市文明在雪漠那里被用以衬托乡土世界的温情。月儿与灵官的城市之旅基本以失败告终，前者完成了一个“离去——归来”的循环，后者在“出走”后便没了音信，从这样的情节安排来看，雪漠对于农民的“城市之路”是充满怀疑、忧虑，甚至抱着否定的态度。从雪漠的叙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对城市文明、工业文明的怀疑和拒斥。

三、城乡冲突下的心灵“猎原”

农耕文明逝去后，农民的实际生活和心灵都进入一种荒芜的“猎原”状态：在心灵的猎原上，你我都是猎物。 无论是作为描写对象的客体还是表达自我对世界看法的作家主体，在大的时代背景中凸显的是个体的渺小。首先，农民在由乡转城的过程中，原始的乡土世界呈现出一种荒原般的状态，生存的荒原直接引发内心的猎原，其实质上是一种被抛弃的孤独感。其次，知识分子是一个极为敏感的群体，作为文化资源的占有者，他们更倾向于从精神领域呈现对事件的分析、感受，既体现出士大夫般浓重的忧患意识又满怀希望地对现实的困境做出诗意的想象。雪漠的乡土想象是经由“家园”想象走向“荒原”想象的。 其对农耕文明的执著留恋表现出一种回归“家园”的姿态（这一点在本节的第一点中已有论述，在此不做重复），而对于“荒原”的想象，雪漠使用了“猎原”一词，“超越了具体的经验背景带有浓厚的形上色彩，其内在精神更多指向‘人’，指向人的一种无法直面的生存图景——一种诗意被刻意剥离后的生存图景” 。作品中则表现为作者对农民及自身“生存形态”的关注。

首先，对农民而言是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猎原”感受。一方面，世世代代对土地的索取使其产出和报偿的能力不断下降，同时工业化的不断扩张侵蚀着农民的生存空间，沙湾村的农民始终处在物质上的极度的匮乏和贫困的状态中。土地的流逝危及到他们的生存，然而，和土地有关的一切求生技能又在新的工业文明面前表现出一种“失语”。在这种背景下，乡土社会自然就成了生存的“猎原”。另一方面，农耕文明的渐消引发的不仅是有关生存的问题，更带给农民一种无所依托之感，其实，抽去了土地意义的农民就已经不是“农民”了。身份认同在农民的自我认知中发生了犹疑，随之而来的是对身份的重新认定，然而这个过程是极其痛苦的精神裂变过程，具体表现为一种对原有生活方式和信仰的坚守和面对新的生产关系、经济结构时的无所适从之感。

其次，对知识分子而言则是精神上的孤独与迷茫。其一，土地对农民和知识分子来说意义不同，对农民来说，土地是功利的、关乎生存的，对知识分子来说，它是形而上的，是一种关于文化的哲学思考，它既是一种怀念和追忆，又是一种憧憬和想象。其二，在传统和现代的激烈撕扯中，知识分子的时代感受尤为激烈。在面对传统和现代的取舍中，多元的价值选择导致了知识分子的困惑，既可能产生“民间立场”的乡土人文关怀，又可能引发现代视角的乡土社会批判，它本质上是一种对人的生命形态的关注。社会的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追求必然导致知识分子在新旧更替的时代中精神上的质疑、彷徨与无助。自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的每一次巨变都引发了知识分子的关注，并以文学的形式 加以表现，而这种表现更多的通过悲剧性的描述体现的。新时期以来的乡土作家们在小说文本中呈现的各种“乡村想象”都是基于个人独特的生命感受的表达。通过对农民的“食”、“性”的展现，发现农民生活中“几乎无事的悲剧” ，作为创作主体的这种发现结合其自身的时代无助感极易引发他们对自身生命形态的思考，对自我存在的思考。综上所述，对农民生存的同情、对时代的质疑、对自我的重新体认共同构筑着一个个带有悲剧色彩的乡土世界，并在建构的过程中将作者推入精神的“猎原”。

“二十世纪的乡土小说总体上都是作家对于中国乡村的‘背靠背’的言说与议论，被言说的客体——乡村人与乡村社会——始终未能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或‘独立的声音’参与乡村言说姿态的影响，始终都是作为一个不在场的隐形人被长期放置在文本创作过程以外” ，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关系实际上是“说”与“被说”的关系，农民自身的文化水平使其不具有表达自我悲苦的能力，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意识让他们自觉担当起了为农民“代言” 的任务。实际上，作家在介入乡村现实时伴随着巨大的无奈感，当写尽乡土世界的“食色性”之后，作家们惊讶地发现当前的困境是“无解”的，破败的现实乡土世界及其中人的不幸和悲剧竟然是“合理的”，这种合理性来自一种历史规律的规定性，也就是说，当前时代中的农民及其生活的不幸源于时代、社会，具有不可抗性，农民、农村与时代的关系呈现为一种过去与当下的关系。农民的命运、农村的悲剧源于乡土世界与时代的关系，从时间观念上说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从空间角度上考虑是乡村与城市的冲突。雪漠的小说作为一种“钙质” 的存在，表达了强烈的现实感与时代感，展现的是作家对当下现实的一种态度。在雪漠的乡土书写中，对乡村的偏视与回望兼而有之，批判与同情也常常混杂在一起，他对父老乡亲的同情源于农民的出身，对乡土的批判又出自其知识分子立场，二者共同构成了“代言”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农村凋敝的现实与农民贫困的状态往往使作家不忍心批判其落后的一面，对现代发展过程的负面影响也表现为理解与同情。另一方面，这种同情也包含着批判，这既是对乡土小说传统的继承，更是作家创作姿态的不确定与迷茫所致。“大漠三部曲”中，雪漠在缅怀、祭奠农耕文明的同时，传达出自己对现代工业文明的价值判断，并展现了在传统退守、现代肆意扩张后农民的“猎原”感受。

对农耕文明的留恋，对现代城市文明、工业文明的拒斥是雪漠在当下的历史现实中的价值选择，二者之间是相互作用的结果。乡村是在城市的观照下被发现的，以土地意识和封建伦理观念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已经显露出它的局限性，同时，乡村的现代化进程也在大工业机器开进乡村的时刻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在这样一种传统与现代连接、更迭的时代，知识分子很难做出明确的价值选择，究其根源，是作家主体的矛盾心态作用的结果。

第二节  悖论式的创作心态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现代”作为被选择的一方往往以强者的姿态对传统加以限制乃至毁灭性的打击。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的纠葛在文学文本中的表现，实际上是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们面对现实时的矛盾又难言的创作心态的体现。一方面，农民与乡村社会作为落后的代名词，似乎注定是要被同化甚至格式化的对象。在作家的笔下，乡土自然而然成为了被批判与否定的存在。乡村社会被迫成为被言说的对象，而作为传统根深蒂固的所在，它也就成为了被同化的对象。另一方面，作家对以金钱为意识形态，以欲望为主导的现代都市文明给予了高度的警惕与反思，似乎“人类只有走出‘现代’的迷雾才能看到人性的曙光”。

雪漠对农耕文明的留恋实质上是他以农耕文明的民间文化形态作为掩护，“开拓出另一话语空间来寄托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良知” 。他的这种价值选择体现在小说文本中，就是建构理想的人性空间，实际上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对未来的“想象”，他的这一思维过程本身就带有着现代性的意味。现代性作为一种态度，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启蒙运动的产物，作为其核心价值的人本主义本身，就是与之前的以宗教为统治之宗的禁欲主义的“断裂”。隐藏在巨大危机感之后的“变革”意识是精英知识分子企图实现对国家、未来的集体想象的手段。严峻的客观现实促使他们进行思考，对现实的反思也是现代性产生的动因。只有通过不断地反思才能尽力弥合这种断裂。同时，作为文化主潮的现代性因其内在固有的某些规律，具有着某些可以适用于不同国家、文化、民族的普遍原则。在社会现代化的基础上，作为反叛其文化上的现代性也就具有的一种形而上的直指本质的特性。也就是说，现代性作为一种形而上的意识形态，是源于对过去的反思，造成与过去的断裂，所形成的一种具有普遍原则的、持续前进的、上层精英知识分子对未来的想象体系。想象“究其本质而言，是自我意志的显现，它以绝对的任性来标明自我本质” 。作家借助乡土想象表达的是自己关乎历史、关乎社会、关乎人生的思考，从而使具体的文本呈现着作家的价值取向和情感认同。

一、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价值困惑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向新世纪滑行的历史阶段，世纪末的情绪笼罩着“多元分化的碎片世界” ，精神的迷茫是知识分子无法排解的。“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任何事物，发展到了一个极端，就反向另一个极端”。 都市文明的前现代经济结构带来了物质的极大丰富，同时，以追逐利益为主要特征的新的意识形态带来了精神世界的巨大危机，人与人之间远比需要的更加隔膜，知识分子先天的忧患意识使他们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并采取复归传统、回归乡土的姿态，试图在乡土社会找寻重构民族精神的力量。从庙堂到广场再到市场的身份转变，在面对新兴崛起的消费文化对文学的边缘化的现实时，知识分子的焦虑、与对自身价值的怀疑使其只能退守乡土，对乡土世界的重新解读，即对历史的重构，满足了他们颠覆传统的新的审美趣味。

首先，面对复杂的现实，作家们表现出了犹疑与不确定，对价值的判定并不是简单地非此即彼，对于即将逝去的农耕文明的无法挽回的失落感，对于伴随现代文明而来的价值失范的批判，二者共同构成乡土作家们的迷惑与彷徨。“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轨道，从而形成其生活形态。在外延和内涵两个方面，现代性卷入的变革比过往时代的绝大多数变迁特性都更加意义深远。在外延方面，他们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在内涵方面，他们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 无可否认，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具有进步性，但是在过程中产生了问题。“旧”的已经断裂，“新”的还未建立，在价值真空的时代，“新”与“旧”的较量实际上是知识分子们价值选择的过程。转型期社会的多元性决定了此一时期的价值观念的复杂性。农村和农民为城市的现代化付出极大的代价后却被抛弃，被视为现代化进程中的阻碍，旧世界的崩溃使得原来就贫困的农民陷入绝对的贫困，这种极度的贫困直接威胁到农民的生存。有感于此，作家们笔下的文学世界表现出对农民和农村的同情，对城市文明的批判、对农耕文明的留恋。与此同时，作家的理性与知识使其深刻的认识到，农民的悲剧不仅源于生存条件的变化，也在于其文化人格、国民根性的保守与落后。“欺瞒症”、“近视症”、“非我症”、“不合作症”、“良知麻痹症”、“守旧症”、“依赖症” 等民族文化性格中的“悲剧”依然如故，甚至在这种“断裂”期有愈演愈烈之势。对此，作家们都给予了猛烈的批判。

其次，知识分子（出身农民家庭，自身与农民有着深刻的血肉联系的中小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密切关系使他们很难抹去农民身份带来的局限性，尽管他们是已经觉醒了的一代，传统封建意识的包袱难以摆脱，使他们在批判封建时不彻底。其精神的悲剧说到底是还是自居为乡下人的文化优越感和在泥土中挣扎的真正乡下人的文化自卑心理。在这样的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中，后者是更直接的源自于时代的。因为在新的转折期，在现代文明、城市化的参照下，才能深刻体会到乡村中人在断裂之后的惶惑和极其艰难且代价昂贵的观念调整。知识分子作为农民中的觉醒者，较之于农民来说，他们对传统的认同往往是形而上的。“以乡村为对象化了的自身人格——道德理想，寄托其人间光明的信念，是现代史以来发展了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

二、城乡互动语境中的文化孤独

以传统为基础的乡村被作家否定与解构，而破坏这种传统的现代化都市也随之被批判。在这样的一种悖论中，乡土文学也在发生着现代化的转型。文化上的现代性是对社会现代化的反叛。作家们在批判作为传统护卫者的乡土与作为现代文明代言人的都市的同时又保留了对它们的留恋与妥协。以农村和农民为主要题材的“乡土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工业文明参照下的‘风俗画描写’和‘地方色彩’” 。鲁迅开启了乡土文学的最初论述：“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的人们，无论他自称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 。由此可见，乡土的文化内涵绝非简单的乡村与农民，“乡土”只有在与“城市”、与现代文明对话、互动的语境中才能真正体现出它的文化内涵与身份确认，只有在城市现代文明观照下的乡土本身才是它的内核。因此，乡土文学绝非一个静态的概念，它是在与城市的比较中凸显差异，并最终构成自己自觉而又独立的问题意识与言说空间，没有城市的参照也就没有乡土存在的可能性与意义。在与城市的互相对抗、渗透中表达对立于城市的价值观念，具体体现在作家笔下就是立足于现实乡土的各种“想象” 。

（一）早期的乡村经验的置换

原有的乡土经验被置换为与城市对话的语境中的新乡土，原有的记忆被全盘或部分的否定。城市成为了乡土作家不可能摆脱的话题，并在作品中或直接或间接地呈现。作为夹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流浪者，常以“乡下人”自居的乡土作家们自然而然成为了“都市异乡人”，他们对乡村最初的记忆与深切的体验由于时空的转换也变得不那么具有说服力。他们虽身在城市，但对精神乡村的追寻从未改变。童年的乡村作为浪漫的生活原型象征，是作者心灵中未被熏染的一片净土。对童年乡村经验的复制成为他们构建精神乡村最直接的手段与最本能的选择，而完美的乌托邦乡村与完美的人性则成为其童年记忆最恰切与直白的表达载体。基于这样的创作意图，作家们往往很容易进入某种为了表现思想而设置人物行动路线图的误区，从而产生作品中的部分人物形象塑造违背现实主义以“真”为基础的创作原则的现象，产生之于读者的诸如人物形象失真等阅读审美感受，从而削弱作品的艺术价值并极易使人物成为作者的某种观点认识论的“传声筒”。

在“大漠三部曲”中，作家的“故乡”早已成了“异乡”，我们能明显感受到雪漠对都市文明的拒斥和对乌托邦乡村与完美人性的建构。作者在整个叙述过程中的立场是始终保持着对现代文明的警醒，他笔下的乡土社会也是作为都市的对立面出现的，雪漠宣称的是要为即将消失的农业文明保留一些痕迹，哪怕是片段，都市与大漠以一种对抗的方式实现了接轨。对于现实故乡的刻画、对于童年故乡的追忆、对于理想故乡的憧憬，使得雪漠笔下的故乡之于他产生了一种既亲近又疏远的体验，而对于读者来说，则是一种既陌生又惊奇的审美阅读感受。雪漠在都市读者群中“贩卖”的正是这种与他们日常生活经验相去甚远的“陌生化”的审美冲击。而这种“异域情调”并不特定地指向外在的读者，一定程度上是雪漠自身怀乡感受的回味。在此就产生了一对矛盾，当读者对这种“异域情调”及其中的人产生质疑、未达到审美预期，对作者的创作意图加以分析却未果的时候，就会与叙述者所期待的隐含读者产生一种错位。作家的叙述实际上是在证明现实的残酷性、记忆的虚构性、想象的可能性，记忆因为与现实的差距而变成了不可靠叙述，基于记忆与主观意识形态的想象，因为得不到预设的读者回应而表现出一种臆想的、不被理解的现象。具体表现在“大漠三部曲”中就是如引弟，孟八爷等具有过于健全的人格，甚至是超越其自身的认知能力与水平的过于成熟的人物形象的产生。

（二）双重视角增强了叙述的多义性

作为乡村的异质性对应物的城市，在乡土作家的笔下总是直接或间接的存在着。在作家的创作过程中，“城市—乡村”作为架构作品的两个基本方面缺一不可，只是表现在不同视角作家笔下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同时，城市立场或者乡村立场的选择都不是绝对的（因为正如上文所述，乡土小说中的乡土只有在与城市互动的前提下才能体现其真正的内涵）。一方面，当作者以乡村视角审视自身及其存在的环境时，乡村景物与风土人情构成的“异域情调”使作者传达出一种对故土无比留恋的归属感；另一方面，而当作者以城市视角审视乡村时，作为低级存在的现代都市文明参照下的乡村，其封闭、愚昧、保守、落后愈发凸显，又因为知识分子自身的文化优越感，使作家情不自禁地展开深刻的文化批判，并赋予强烈的启蒙理性主义色彩。两种相互对立又相互融合的价值观在叙述者的叙述中彼此作用，产生迥异的审美体验，强化了文本多角度、多侧面解读的可能性。

从雪漠自“大漠三部曲”这部典型的乡土叙事作品里流露出来的整体创作意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他对以农耕为基础的传统乡村的无比留恋以及对其即将消逝的深痛惋惜。很明显，这是作者以朴实的“乡下人”的眼光对现实乡村与未来乡村进行的审视与期待。尽管现实乡村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国民根性与民族文化心理在这里能得到最集中、最生动的体现。但是，在雪漠这位未开蒙的“乡下人”眼中，只要不危及到涉及本能的生存问题，他对故土总是无比宽容地避“恶”扬“善”的。然而知识分子自身的文化骄傲与历史使命感不允许雪漠长久地沉醉在精神的乌托邦无法自拔，他对于乡村依然保持着较为客观冷静的审视态度，对于农民精神的挖掘达到了一定的深度。这也引出了作品的一条隐性的叙事脉络，那就是作者在现代都市文明视角下对乡村进行的刻画。在这层意义下，人们的悲剧命运与绝望的抗争都被归咎于乡土的愚昧落后，乡土似乎不仅仅只是一个空间的存在，而变成了一种落后民族文化心理的隐喻与象征。在具体的叙事笔调上，作者给予了包括老顺、猛子在内的老一代与新一代安命、守旧的农民无情的批判。例如雪漠对老顺上粮时的细致入微的心理变化的描写，为读者描绘了一个极度自私、保守的农民形象，其批判力度可见一斑。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忽视的一点是雪漠对这群可怜又可悲的农民在批判暴露基础上流露出的极大的同情，而这当然也削弱了他所宣扬的国民性批判。对于读者接受来说，文本的多义性由此衍生。作家在对传统的认同与反叛的过程中的二律背反的困惑也得到了集中体现。

（三）觉醒群体的文化孤独

城市作为现代化的受益者（从另一方面说是被损害者），保持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优势，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进步带给了人们评价生活条件与情感体验的新标准，似乎在两相对比中处在劣势地位的乡村必须要跟上城市的步伐才能摆脱自身被动的处境。然而在落后的中国乡村，这种“城市崇拜”情结又总是最先出现在那些最易接受外来思潮影响的“不安分”的年轻人身上，他们作为一个个还未定型、具有可变性的个体生存似乎无形中承担了变革乡村的使命。一方面，他们作为乡村的组成部分，是连同乡村一起被损害着的，作家也热情地给予了他们人道主义的同情；另一方面，对于他们能否成为完成使命，即使清醒的作家们也表达了充分的疑虑。这些乡村中的“新人”，既是“农民”又有“新知识分子”的身份（这种身份使他们有了反思自己、反思乡村的意识与能力）。同时，两种身份之间的本质性文化差异无形中使他们变成了乡土社会中的“孤独者”，也许他们的悲剧正由此而生。知识掌握的片段化，意识觉醒的朦胧化以及二元对立中的乡村现实都阻碍着他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乡村“救星”，在这里，他们的象征意味远胜于其实际存在的价值。在具体的乡土小说中我们总能从那些或“出走”、或“反抗”、或“觉醒”的年轻人身上看到作者本人的情感投射，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许可以将其视为作者自我通过人物的言行传达出的价值判断与情感态度。

乡村的愚昧落后使作家们目不忍视，然而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情结使得启蒙与批判的力度总是不彻底，在启蒙乡村与皈依传统的两难抉择中，作家们往往表现出一种对启蒙的回避性和对现实乡土改造的不确定性。雪漠在他的“大漠三部曲”中不仅没有表达出强烈的改造乡土社会的意图与动机，相反的，在大量的环境描写与风俗画面的展示中传达出了对以农业文明为根基的乡土社会的无限留恋。一方面，作为“大漠之子”，西部大漠熏染了他孤独忧郁的气质，形成了他最基本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在大漠和他心灵相互塑造的精神历程中，养成了他对故土深沉的爱；另一方面，作为觉醒了的知识分子，严峻的社会现实又逼迫他产生试图拯救与改造（当然，这种拯救与改造在雪漠笔下更多的是精神领域与意识形态范畴内的）故乡现状的情感动力。雪漠的这种对自身双重文化身份的认定，既存在着内在思想情感的激烈矛盾又使自己陷于一种外在存在形态的尴尬处境之中，使读者强烈的感受到其作为觉醒者的孤独与无助。

三、基于身份选择的审美悖论

乡土小说实质上是以都市文明为参照物的乡村想象，而想象的形成则是以当下永恒时间的客观存在与思维意识中对过去和的童年回忆为基础的。当下时间内的现实乡村引发了普遍的焦虑与彷徨，而过去时间中的乡村又构成了对当下现实的批判。雪漠的“大漠三部曲”正是在现实与想象的纠结中完成对农民灵魂的重构过程。作者基于对童年的回忆和当下现实的考察，为我们展现了一组极具说服力的乡土人物群像，小说中部分细节的真实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在过去与现在的时间差造成的巨大差异中，作为言说主体的雪漠也难以将一切细节精准把握，所塑造的人物也并不是都为读者所接受，阅读时的隔膜与间离导致读者产生了一种“部分人物形象失真”的审美体验。

（一）作家的精英立场与“农民性”的两难抉择

那些以“乡下人”自居的作家们，本身有精英知识分子的身份，却又以农民身份自居，二者之间存在着张力。在理性启蒙精神的观照下，农民是需要被精英改造的，二者之所以能够“寄居”于同一主体上，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它们在差异与对抗之外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作家在对农民文化批判的同时是以对它的否定、歧视为预设前提的。一方面，作家们借助主流精英文化的影响以“现代”的立场批判农民文化，以达到“文以载道”的启蒙目的，但其实质是对正统主流传统批判、否定背后的尊重与继承。这种悖论式的存在使作家在创作时自觉不自觉地处在一种矛盾状态。另一方面，对待民间传统时，表面的认同与惋惜又掩盖了居高临下的姿态，从而又造成一种新的悖论。

雪漠正是这样一位夹在精英文化与民间传统之间的作家。他的创作心态其实是感性的民间立场与理性的精英文化立场的差异问题，他的创作很大意义上是以自己为解剖对象和接受对象的。生存的严峻导致农民文化中带有很强的功利性，农民对现实的态度实际上包含了一定程度上的赞同，尤其是客观的物质生活得以改善后，他们并不能意识到伴随现代化产生的传统的断裂与道德的滑坡。雪漠虽然是农民出身，但当他以作家的身份来审视农民这一角色时，天然地就与该言说对象拉开了距离，无论他如何以“农民”身份自居，其实质依然是知识分子站在文化启蒙与精神觉醒的高度对农民灵魂进行的解剖。同时，由于雪漠往往将自己认知系统中默认的文化立场与作家自身的文化觉醒强加于作品中的人物，便很容易导致人物形象失真的问题。莹儿等理想角色的塑造实质上是作者对农民性格缺陷的逃避和掩盖，因为同为农民身份的原因作者这种有意识的回避也恰巧表征了农民的自卑心理。尽管作品中有诸如“猛子掘坟”等违背伦理道德的细节描述，但是在雪漠笔下他们这种行为似乎是“情有可原”的。此时雪漠俨然是将他们置于同情的目光下，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步丧失生存的空间，生存技能也被弱化，在这样严峻的现实面前，似乎一切的批判与否定都是“不人道”的。

作为精英知识分子的现代乡土作家总是在“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归乡”模式中进行乡土的叙事，叙述者在虚构、讲述他人故事的同时，也在讲述着自己的故事，二者作为一体的两面构成了一个“复调”。首先，由于对故乡现状的不满而“出走”都市，并以“异乡人”的身份“流浪”于都市，当他们由于归属感的缺失选择再度回归乡村，早已被故乡疏离，一种故乡的“异乡人”的尴尬身份逼迫他们再次离开。其次，作为掌握了知识与文明的现代人，作家的自觉离乡表明他对传统文化的觉醒意识，而他与都市的隔膜又体现出他对所谓现代文明（现代化作为历史发展规律必然不可避免地与传统发生断裂，并以伦理价值观的沦丧作为代价）的警醒。最后，在现实上遭遇重创的“返乡人”必定在情感或行动上再次返归城市。在雪漠的“大漠三部曲”中，灵官的“出走”、兰兰回归宗教都是在行动或感情上佐证了这种叙事模式。

（二）隐含读者与现实读者的悖论

读者由于与所述对象之间存在“距离”，便去主动追寻叙述者在表述背后潜隐的隐含作者的态度和价值观，寻找他的问题意识。寻找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最浅显的表现即为改善乡村生活现状。而要达到这种改善雪漠并不企图通过与国家机器的“对话”来实现。相反的，雪漠在极力摆脱国家机器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作品中描绘的那种与宗教合一的状态便是最极端的表现。同时，读者又惊讶于雪漠如此细致的具有说服力的描写。也许雪漠的初衷是为了增加作品局部的可信度，但产生的阅读效果却是由于这种强烈的现实主义刻画，以至于细节在读者看来没有丝毫的怀疑且全盘认同。

雪漠对于理想人物形象的塑造某种程度上是在“自说自话”，也许作者本无意于与读者不能沟通的事实。因为对宗教的不了解，读者不能理解作品中一些人物的行为举止（如“大漠祭三部曲”中的兰兰等），阅读后没有达到应有的期待视野，而作者也只是一味的与他创作意识中的隐含读者进行交流。真实读者与隐含读者之间的间离增加了小说的阅读难度，也造成了某些人物形象失真的现象。作者无形之中是将这些形象（源于现实世界中的研究对象）作为了证实自己想象的媒介。农民作为文学家笔下被表达的对象，诚然，我们不能否认雪漠是带着多么大的同情心与悲悯心在进行着艰苦的创作；但在这些对农民的诉说中本来就存在着一种主体与客体、主动与被动、观察与被观察、表达与被表达的逻辑关系在内，因此，作品中的农民无形中就变成了处于主导地位的作者为满足自己的想象而构造出来的社会“想象物”。

在西方现代性观念的冲击下，“乡村自近代以来就被塑造成了中国城市文明的他者，在这种结构性关系中，乡村及其农民都是需要被表述的对象” 。乡土文学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发展，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不同的文化内涵。乡村想象的可能与农民形象的塑造共同构成了“现代”乡土文学。作家立足现实，在乡土想象的前提下以悖论式的创作心态表达了对乡土的留恋与批判；同时，乡土与现代都市文明构成的二维空间又影响着作家的情感表达，前者影响着作家的情感倾向，后者制约着作家的文化立场，并通过矛盾悖反的创作立场得以实现。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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