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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为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逝世162周年，谨以此文以念之。
别林斯基被公认为俄国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奠基人。别尔嘉耶夫评价他是“最卓越的俄国批评家，而且是唯一具有艺术接受能力和美感的俄国批评家。”但他的活动与批评远远超越了单纯的文学范畴：同时代屠格涅夫曾长期称他为“父亲和元帅”；白银时代的思想家布尔加科夫将他奉为“俄国知识阶层的精神之父”；他的传记作者配平则如此评说：他在理论思想上不及一些人，在知识方面不及另一些人，但他在任何时候都以强烈的情感和真诚的信念关注自己的思想。——这正是当今的一个反证：理论、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过剩，真诚的情感与信念却依然匮乏。 参照其好友赫尔岑、巴纳耶娃等人的回忆，及至后来的别尔嘉耶夫、以赛亚·伯林在俄罗斯思想方面的著作中的评述，我尝试着对别林斯基的思想肖像进行一次复现的可能。 柔弱而刚烈的双重性格 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别林斯基，1811年出身于一个贫寒的军医家庭，1829年在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学习，1831年因组织进步小组“十一号文学社”和创作具有反农奴制倾向的剧本而被校方以“身体虚弱，智能低下”为借口开除。1833年别林斯基开始文学批评生涯，先后担任《莫斯科观察家》、《祖国纪事》、《现代人》等杂志编辑。1848年5月26日病逝，年仅37岁。 别林斯基最显著区别于同时代其他俄国知识分子的地方在于：他是第一位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在落后省份的僻远乡野里长大，形成了别林斯基质朴、粗糙、率真、敏感而又激情风烈的天性。据赫尔岑回忆，别林斯基非常怕羞，遇见陌生人或者人太多的时候，他常常手足失措，羞涩局促。但就是这个腼腆的人，这个虚弱的身体，又有着异乎寻常的、强大而刚烈的斗士般的性格。一旦他觉得自己心爱的信念遭到触犯，便会立即陷入道德暴怒，“脸部肌肉开始颤动”，声音也随之喷薄而出。 贫寒的出身和成长经历让别林斯基更清晰地认识到俄国黑暗的社会现状。《巴纳耶娃回忆录》中见证了这一情境：一次，一位贵族知识分子自我吹嘘道：“我聊以自慰的只有这一点：我的农民看到我像关心儿女似的关心他们，所以都把我看作他们的亲老子一样。” “我就不信奴隶跟奴隶主之间可能有人的关系！”别林斯基闻之立即反驳道。“奴隶制度是那么一种残酷丑恶的现象，对人又有那么坏的影响，因此听到熟悉这个制度而又把它加以美化的人说话，真觉着可笑。这个恶性脓疮戕害了一切有利于俄国的发展的优秀力量。请相信我，俄国人民无论多么无知，可是他们十分明白，为了不再受苦，必须切开这个脓疮，把积存在里面的传染性的脓汁清除掉。” “讲人道”的地主发急了，他辩解道：“没有准备就不能把自由给予俄国农民，这等于把刀子交到一个刚刚能站稳的幼儿的手里，他会割伤自己的。” 这一情节曾经无数次地再现于我们的社会，而别林斯基的这一愤怒，不是还被我们隐忍着吗？“让他割自己好了。只要别人不折磨他，不一块块地割下他身上的肉，而且还吹嘘说这样折磨是为了他的好处！” 赫尔岑形容与人辩论时的别林斯基“就像一头小老虎，扑到对方身上，撕裂他的肢体，剥开他的表皮，把他弄得狼狈不堪，丑态百出，同时以非凡的力量，非凡的诗意，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一次宴席上，一位保守主义者大放厥词，说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侮辱了本民族，被沙皇宣布为疯子是非常应该的。赫尔岑闻之与其展开了理论，别林斯基难忍他们的“绅士辩论”，挺身而前以森冷沉慢的声音说：“在更文明的国家里，发表这种见解的人有断头台侍候。”这话令对方如遭霹雳，在座众人皆大为惊骇。 在礼貌、文雅、圆熟的贵族文学圈中，别林斯基棱角分明、直率露骨、毫不暧昧的措辞，开创了19世纪俄国文坛一种新的文学话语形式，也深深影响了他之后百余年间重大政治与艺术争论的风格。而后来贵族文学式微，出身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而比较激烈的人物代兴，激进的作家们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或华沙列夫等，纷纷奉别林斯基为鼻祖，在遣词用句方面刻意承续其直野、率易特色，但实质上却与之有着根本区别：别林斯基的文风是天性使然，是个体自由精神的率直体现——这缘于他的愤怒是一颗冒着烟的良心，但后辈却多是蓄意以粗俗为符号和武器，借以抨击纯艺术的理想、抨击精致、抨击对社会与人生问题的唯美态度，从而标榜所谓“平民价值”。 “我以生活、眼泪和心灵哀号的代价吸收这些思想” 在别林斯基看来，要评价一位诗人或思想家，必须暂时整个浸入他的世界、任令自己受他看法支配、与他情绪浑同合一。简言之，必须要用上自己的全部感受来体悟其信仰及信念，才能捕取对方思想的要义。这项宗旨也贯穿于他所有的文学批评中。他用全部身心来“体悟”莎士比亚、普希金、席勒和黑格尔等人，热烈地信他所信，为其言说、宣讲、亲身实践……所有热情尽付其中。——这也决定了他对真理的追寻态度：但凡认识观念有变，他的文学态度也随之而变，于是，他常会“斥其昨日之所美，美其昨日之所斥”，这也导致后世批评家诟其在思想上居无定所，没有持久的内在原则核心，是个“不可靠的向导”。对此，他生前亦有自我总结：“人如果不改变其人生观与艺术观，是因为他一意虚荣，而非力求真理。”而他所一贯秉持的，就是对道德和真理毫无保留地追寻，而非某个思想和观念的固执。 别林斯基的哲学意识肇始于1830年代中期，当时正值斯坦科维奇小组的黄金时代。23岁的他是这个小组的代表成员。同小组其他成员以及同时代其他年轻的知识分子一样，他被黑格尔哲学深深吸引。由于不谙德语，他不得不求教于巴枯宁。一如后来在巴黎向蒲鲁东的灌输，此时的巴枯宁日日夜夜向他宣讲这新兴的“客观主义”。经过一场痛苦的内心挣扎，他终被黑格尔“存在即为合理”的哲学命题所折服。于是，怀着激昂狂热，他一头栽进“接受现实”的哲学幻象之中。 1838年，他在主编的《莫斯科观察家》上发表了巴枯宁翻译的黑格尔《哲学讲演录》，巴枯宁在译序中写道：“现实永远是胜利者”，“反抗现实等于摧毁各种勃然涌动的生活源泉。在生活的各方面和一切领域顺应现实，是当代的一项伟大任务。”由于黑格尔主义右翼式的理解，十二月党人曾经反抗的罪恶现实在他们眼里开始变得神秘了，仿佛现实已经代表了正义。而他在给巴枯宁的回信中也表示：“我注视着我原先根本不屑一顾的现实。由于意识到它的合理性而感受着一种神秘的喜悦。” 与此同时，他开始公开宣扬自己对历史的新认识：历史本身是无可避免的力量的迈进，它使现实变得神圣。现实之中的一切都是合理的，宇宙自有它伟大而理想的计划和目标，而俄国当下的现状就是这计划的一部分；独裁专制亦是合理而正当的；政府——权力与压制的代表——比人民明智；向政府抗争，无非徒劳。反抗宇宙力量，就是自杀…… 这些理论令他的好友赫尔岑等人震骇无比。他们之间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里有详细的记述： “您可知道……从您的观点来看，您可能证明压在我们头上的丑恶的专制政体是合理的，应该存在的。” “毫无疑问，”别林斯基回答，给我念了普希金的《波罗金诺周年纪念》。 这使我不能忍耐，在我们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战斗。……别林斯基一怒之下，带着不满情绪去了彼得堡，从那里向我们发出来最后一批炮弹，这就是那篇他故意取名为《波罗金诺周年纪念》的文章。 这时我与他断绝了一切往来。 如赫尔岑所记，1839年6月，别林斯基在《祖国纪事》上发表了《鲍罗金诺周年纪念》——在这篇专门借用普希金的颂诗题目为标题的文章中，他表达了这样几个观点：首先，俄国之所以能够打败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大军，不是因为人民的力量，而是由于沙皇及政府的英明指挥；其次，俄国之所以胜利，是源自于俄国有远高于法国乃至西欧的文明，而这种文明的体现者就是沙皇制度；第三，俄国之所以胜利，是因为俄国上下君臣和睦、臣民一心，而这就是俄国的民族性。 对此时的思想，他有过这样的自述：“我把现成的思想当作礼品，但这一切并不是结束，在这种情况中我一无所获：我以生活、眼泪和心灵哀号的代价吸收这些思想，它深深地渗透我的心房。”他不是一个“忏悔的贵族”，他一边为贫困、失业、挣钱而操心，一边思考哲学、文学与理想：“我为思想作出了小小的牺牲，或者更准确地说，只为它做出一次牺牲——放弃最亲切的主观感情。”（普罗托波波夫《别林斯基》第41页）此刻，他为知识分子特有的身份与思想的分离提供了另一种佐证：一个人这样生活，而那样思考。他几乎是带着有几分崇高感这样表达的。这是一种特殊的“牺牲”：为了国家的神圣性而压抑自己痛苦的良心。他所谓的“最亲切的主观感情”，就是对不幸、压迫与贫困境况的怜悯感和社会正义感，被“合理的”现实所侮辱的个人的尊严感。 不过，率真如别林斯基，但凡经过“理性思考”得出的结论，他必会毫无保留地予以实践。倘使让他在信仰与朋友之间抉择，他只能选择离开朋友。在这之前，他就曾因观点不同而与好友康·阿克萨科夫断交。《科舍廖夫笔记》里记载了这个令人唏嘘不已的分手场面：他们相互向对方宣布，因为思想观点的分歧，他们将不再来往了。他们心痛地拥吻、眼含热泪地永远分别了。（《科舍廖夫笔记》，第5页） 这次与赫尔岑等人决断后，别林斯基离开莫斯科去了彼得堡。过了几个月赫尔岑也到了那里。在他们共同的好友、诗人奥加辽夫的强行撮合下，他们见了面。 “我们的会晤起先是冷淡的，不友好的，不和睦的；”赫尔岑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无关紧要的闲话中间，我提到了《波罗金诺周年纪念》这篇文章。别林斯基从座位数一跃而起，涨红了脸，非常坦率地对我说道：‘谢天谢地，您谈到了这个问题，要不，我的牛脾气真叫我不知从何开始才好……您胜利了，在彼得堡的三四个月，比一切论证更能说服我。这件倒霉事不必再提。’”（《往事与随想》，中卷，第23 页） 对于一个只听从内心良知的人来说，他的现实感与黑格尔式的现实意识确实是难以长期重合的。质朴的他还告诉了赫尔岑一件趣事：几天前在一个朋友家用膳，同席有一位部队军官；朋友指着别林斯基问这位军官，想不想认识他？军官凑朋友耳边问：“这就是那篇关于波罗金诺周年纪念文章的作者？”主人说：“是。”军官冷冷地回答道：“谢谢，我不想认识他。”别林斯基听到了这一切，他跳过去热烈地握住军官的手，对他说：“您是个正直的人，我向您致敬……”这就是别林斯基，他已彻底放弃了“存在的即是合理的”这一保守、右翼的黑格尔哲学。 细究起来，别林斯基（包括巴枯宁等人）对黑格尔哲学的一度迷恋有着许多因素：其中自然有着一个身处封闭落后地区而又渴求新知的人对来自稍开化地区时髦理论的盲目信从，但更深的心理机制是，当现实变得强大而难以反抗，臣服于现实常常是不够的，为了心安理得，还要制造出认同的理由，而黑格尔恰好提供了一个高深神秘的依据。或许这其中还有对集权者及激进民族主义者的迎合等等——黑格尔主义如同神义论的翻版，当宇宙总体或历史目标是善的，一切局部的恶都是必要的和无足轻重的。而专制权力最愿意将自身等同于这个神秘的总体意志，以遏制个体的自由。 摒弃了黑格尔“现实”论的别林斯基在致朋友包特金的信中这样写道： 现在，我认为人性的人格高于历史、高于社会、高于人类……我如今的感受，有如大病初愈……我不会善罢甘休，再不会向邪恶的现实委屈求和了。……想到由于自己性格上可鄙的理想主义与软弱无能而逞弄的一时之快，我痛苦反侧……（引自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第203页） “现实其实不是合理的，应当以人的名义对之进行根本的改造。”经历了这次思想危机，巴枯宁转向了更加激烈的否定性思想，转向了激进的无政府主义及其一系列革命行为的策动，而别林斯基则转向了自觉的人本主义。他说：“在我心中发展着一种对人的个性、自由和独立的粗野的、发狂的、狂热的爱，这种自由和独立只有在以真理和忘我精神为基础的社会中才是有可能的。……我愈益成为世界公民，对爱的发狂的渴望愈益完全控制了我的内心，从而忧郁也更加沉重，更加没有终结……，人的个体成为顶点，在这里我害怕离开理性。”（别尔嘉耶夫《俄国思想》第75页） 他把这种思想称之为“社会主义”——他自己的社会乌托邦、个人有尊严的生活：“我热烈地相信，这样的时刻正在到来。那时将没有人再被烧死，没有人再被砍下头颅；……那时将没有无意义的仪式和典礼，没有感情上的契约和条件，将没有义务和责任，意志将不是让位给自由，而是让位给一种爱；……将没有富人，也没有穷人，既没有皇帝，也没有臣民，有的只是兄弟。……”这就是别林斯基的个人化的“社会主义”概念的内涵，携带着宗教福音书的社会理想，如果企图抽掉这些，只简单地说他转向了社会主义，或者干脆把他的概念等同于半个多世纪之后的掌权的“社会主义者”的现实，那是对他的羞辱。因为后者的世界里依旧有人为自由而落下头颅，依旧有着无意义的仪式与典礼。
“一切严肃的问题终归都是道德问题” 以赛亚·柏林评价别林斯基“既非兰道（Landor）之类古典式专研柏拉图形式的纯粹行家，亦非圣贝夫（Sainte-Beuve）之类锐利、悲观、已由幻想中觉醒的天才观察家，而是一个痛苦但不乏希望、努力分辨是非真伪的道德主义者”。（《俄国思想家》，第191页）作为一个批评家，他对阐释文学作品的内在品质、艺术形式和社会主题，敏感而精准，但这并非他文学批评的核心能量。对他来说，“一切严肃的问题终归都是道德问题”——个体对自身、个体与社会的真实关系，人生意义及目的，尤其艺术家及其艺术作品的道德目的，这些才是他真正关切的问题。而他的写作，乃至生命的核心因素，正是他所认可并推崇的社会道德理念、思想的表达方式以及它们在对社会改造方面，所能产生的影响。 在他看来，人类的存在充满了真与伪、正义与不义的恒久且险恶的博弈，无人有权中立或超然，亦无人在道德律令上获得豁免权——作为文人，尤其如是： ……走入社会，否则，不如速死！这是我的口号。只要个人还受苦，普遍的东西对我有何意义？当人群在泥沼里打滚，孤独的天才住在天堂里，与我何干？我的人类弟兄、我在基督里的弟兄，只因无知，实际上就变成陌生人、敌人；即使我领悟……艺术或宗教或历史的本质，若不能与他们共享，则此悟于我何益？……世界如此，一个人有权利到艺术或科学里埋首自忘么？（引自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第205页） 兼爱、担责，他将此视为人，特别是艺术家所必备的基本道德。对身边的朋友，他也希望他们除了才华之外，还能作为具备道德水准和无可指责的正直，而受到公众的敬重。他说：“我们在报刊上揭露社会生活中的庸俗、腐化和自私现象，这就等于宣布我们自己跟这些缺点毫无关系，所以我们的行动要谨慎。否则我们所写的东西还有什么用处？我们自己就会破坏我们说话的信用！” 1847年，曾为他所盛赞的果戈理发表了一本激烈反自由的小册子，正在海外养病的他怒不可遏，虽久经病耗，已至生命末日，仍起而驰书痛斥： ……俄国的得救，不在神秘主义、不在唯美主义、也不在虔诚信教，而在教育、文明与人性文化的成就里。她需要的不是讲道（她已听得太多），不是祈祷（她已经咕哝太多），而是人民心中唤起久已埋失于泥沼与污秽中的人性尊严意识。她需要法律与权利——不是教会提倡的，而是合乎常识与正义的法律与权利……一个个人自由、荣誉或财产毫无保障的国家；连警察国家也称不上，只是以官吏之偷盗抢劫构成的巨大集团……此所以我们这般尊崇作家的志向，此所以小小的文学禀赋也能成器，此所以文学职业使炫目的徽章与俗丽的制服黯然失色，此所以一个自由作家即或才力微薄，也激起广大的瞩目，而……出卖天资以服侍正教、独裁与民族主义的大诗人，很快丧失众望……俄国民族可以原谅一本劣书，但不能原谅一本有害的书。（引自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第209-210页） 他向朋友们宣读了这封信。安年科夫记下了这一幕。赫尔岑低声说道：“这是天才之作。我想，也是他的遗嘱兼最后证言。”让赫尔岑不幸言中，第二年，年仅37岁的他就因病去世了。 他出身贫寒、从未受过良好教育，刚步入大学就因组织进步小组而被校方以“身体虚弱，智能低下”为借口开除；他终身清苦，靠低廉的稿费养家度日；他过早辞世，从事文学批评只有短短15年……但就是这样一个人，不论是在青年阶段还是生命末期，这个俄罗斯文学史第一位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都被周围人视为文学界、思想界的代表与核心：同时代的屠格涅夫长期称他为“父亲和元帅”；他去世后，其好友兼文学遗产最忠实的追随者涅克拉索夫在诗中称他为“导师”——且以大写字母开头。其悼诗中写道：“你教会我们人道地思考，/你第一个人想到了人民，/是你第一个谈起了/自由、博爱和平……”白银时代的思想家布尔加科夫更将他奉为“俄国知识阶层的精神之父”（《路标集》第28页）……这一切，或许能在其传记作者配平的评说中找到答案：他在理论思想上不及一些人，在知识方面不及另一些人，但他在任何时候都以强烈的情感和真诚的信念关注自己的思想。 涅克拉索夫等人看望病中的别林斯基 “俄国文学是我的命，我的血” 别林斯基终生清贫，一直靠给杂志撰稿为生。据好友巴纳耶娃回忆，很长一段时间，他就住在安尼奇金桥一家坐落在拐角上的一套小寓所内，总共只有两个房间，而且“窗户对着马棚和粪坑”。他的房间“从来没有见过阳光”。 他患有哮喘，并时常常闹点小病，有一次他对巴纳耶娃说：“真的，夜里死了谁也不知道！有一夜我很不舒服，连伸出手去点蜡烛的力气都没有。”（《巴纳耶娃回忆录》，108页） 还好命运对他一度眷顾。莫斯科一位名叫马·瓦·奥尔洛娃的女子对他的文章很感兴趣，给他写来了热情洋溢的信。1843年11月，已经32岁的别林斯基与奥尔洛娃举行了婚礼。一年后，他们有了一个女儿。 开支的增加，使他们不得不搬到租金更便宜的地方去住：一所木头小屋，用不到顶棚高的隔板隔开来，一边是厨房，另一边是间堆房似的屋子。别林斯基就在这间房子里生活和写作。炎热的时候，房子闷得使人喘不过气；碰上冷天，从地板缝、墙缝里吹进来的穿堂风又能叫人冻得浑身打颤。 巴枯宁惋惜别林斯基将自己的活动局限在狭窄的文学范围内，以致白白浪费了精力和才能，并断言别林斯基一定会碰到这个可怕的时刻：在肉体和精神上受尽摧残之余，突然醒悟过来，发觉他为之苦熬了多年的工作竟是一文不值。 别林斯基听闻后这样说道：“他不说我也知道，在我所处的境况下，我一定会过早地被烧为灰烬……但是如果我离开了我的立足点，离开了我全力以赴的工作，我还能做什么呢？我也看得很清楚，我不可能像我企求的那样，给人们带来很大的益处，可是少做总比不做好啊！”（《巴纳耶娃回忆录》，140页） 承受这一切，只因为——“我是文人，”他如此看待这个特殊的身份和使命，“我说这话，痛苦但自豪而快乐。俄国文学是我的命，我的血。”晚年的他自比马拉：“人性人格，我恐怕要爱得发狂了。我现在开始像马拉一般爱人类。我相信，只要能使一小部分人幸福快乐，我会毫不犹豫，用火和剑毁尽其余。” 贫寒的生活损坏着他的身体，而在精神上，他还不得不面对书报审查制度的摧残。他曾向朋友抱怨道：“我已经完全习惯了在斧背底下写作，即使这样，有时笔杆还要从我的手里掉下来，因为我要苦苦地考虑，怎样才能把自己的意思说得模棱两可，以避免审查官的严酷的折磨。你刚刚全神贯注，写得起劲，突然有一个你所熟识的人幸灾乐祸地在你耳边轻轻地说：‘快写吧，亲爱的，快写吧，只要你的文章校样落到我手里，我就在那上面打上红叉叉，把你的意思弄得面目全非。’你觉得可恨，不禁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你既然不敢清清楚楚地写明你的见解，你还算什么作家呢？还是去砍砍柴，在码头上扛扛大麻袋吧。经过这种体力劳动以后，你会睡得象死人一样，而你写完东西之后，虽然已经筋疲力尽，可是你一躺下，各种忧思焦虑却使得你通宵不能合眼。”也许，对付检查也使他这一代的作家发展了一种独特的文学话语，以描述那些被禁止言说的事物。 以文学批评的形式 尼古拉一世的暴虐统治，令整个社会死水一潭，沉寂黑暗，文学成为惟一可以稍稍自由讨论社会问题的媒介。文学评论，尤其政论性的文学批评，无疑成为最能表述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形式。而别林斯基，正是以文学批评的形式，热烈地讨论一切社会和思想问题，并用他始终不渝的勇气，和冲破一切藩篱的热烈，对浑沌的社会现状给予强劲有力的批判。如他的好友、评论家安年科夫所言：“别林斯基在艺术中寻求他对一切人类需求的‘完整’解答——以艺术补全不充分的其余经验形式所留下的裂隙。”——他用文学批评这一方式来揭露——更为重要的是——补全着俄罗斯思想的裂隙：抨击沙皇的暴虐统治和腐朽落后的农奴制度，嘲讽文化界的学阀，御用文人学士、官僚政客，迂腐狭隘的风花雪月的讴歌者……这些对世界和生活的新见解，加上他独特的表达方式，像醒酒剂一样刺激了19世纪的俄罗斯昏昏沉寂的思想界：莫斯科和彼得堡的青年，从每月25号起便如饥似渴地等待着他的文章。大学生们三番五次跑进咖啡馆，打听《祖国纪事》到了没有。厚厚的杂志一到便争相翻阅，，找到他的文章便“怀着狂热的同情，把它一口气读完，一边读一边笑，一边争论……” 他的写作生涯只有15年，但在俄国文学史上，是他第一个系统地总结了俄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文学和美学见解；是他第一个真正地评价了普希金——以他十二篇著名文章，论定了普希金在诗歌方面的天才表现和俄国文学中的特殊地位。此外，他还发掘了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一批优秀的作家……这使他被公认为俄国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奠基人。如别尔嘉耶夫就评价他是“最卓越的俄国批评家，而且是唯一具有艺术接受能力和美感的俄国批评家。”（《俄国思想》，第57页）但我更倾向于认为，别林斯基之于俄国文学界、思想界更为重要的贡献是：彰示了一种新的文学表达形式——当代文学批评家耿占春曾如此阐述“文学批评”这一写作形式：“一个并不完全符合体制要求的思想者如同一个心怀义愤的私人侦探，他必须动用尽可能多的思想手段，他必须僭越许多被严格区分的学术领域，以发掘尽可能多的对社会的侦察形式，发现尽可能多的反抗方式，他还必须为自己发明出尽可能多的伪装与面具，以及躲避追捕与压迫的技能。”而“只有身受伤害、心怀义愤的私人思想侦探才听命于痛苦良知的声音和未卜的命运。他的驱动力就是对不幸的深切感知，他能够求助的也只有这种良知的痛苦。痛苦给予他求知者的授权。……痛苦的深切感知迫使他去说一种新的语言。”——这种由“一种新的语言”所形成的文学形式，不似德国浪漫主义者用“精神”来幻想着理想的人类生存状况，也不是寻找可以只用于改善人生的伦理工具，而是“寻找作者，他的环境或时代或阶级的人生态度”。对别林斯基来说，文学批评就是这样一种体现批判性世界观的形式和为真理而斗争的方式。他用自己的切肤感受、道德热情，用生命的自由意志书写了一份对社会罪恶现状的“起诉书”。而经由别林斯基的写作，文学批评，一开始就不是文学的寄生物，而是具有着独立的道德和美学价值。 屠格涅夫由别林斯基而说起两类作家：一种作家，他可能有精彩焕发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但始终停留在他所属社会的集体经验的外缘上；另一种作家，则生活于所处社会的核心，并与这个共同体的情绪和心灵状态产生着“有机”关系。作为一名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知道——而只有真正的批评家才知道——一本书、一个见解、一位作者、一种思想运动，之于整个社会的道德重心何在。而他的文学批评，正因着这种“有机性”而向社会历史领域辐射着持久的批判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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