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明：西部叙事的美学气象与当代机遇

●陈晓明

　　　　　　　       西部叙事的美学气象与当代机遇

——雪漠的《白虎关》

《小说评论》2009年第01期

　　　　　　　　　　　　
　　西部文学以其地域性的风格在中国文坛愈来愈引人注目，中国当代文学还是紧贴生存状态，当意识形态的诉求退去之后，生活的事实性就变得更有份量。近些年来，红柯的写作就颇受重视，宁夏的三棵树、“新三棵树”等说法，都让人眼前一亮。现在，雪漠的写作以其粗旷硬朗的西部气象令人惊异，它使西部文学在今日中国文坛显得更加强健旺盛。数年前，雪漠的《大漠祭》、《猎原》就在文坛刮起一股颇为强劲的西北风，最近雪漠的《白虎关》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可以让人明显感到，雪漠在小说艺术上的冲劲更充足了，这是一部闪耀着西部气象的有力道的作品。
　　小说讲述西北大漠农村艰难困苦的生存状态，这显然又是典型的底层苦难写作。在西北的粗粝生活之中，苦难的色彩被描摹得相当浓重。老顺家有三个儿子，不想大儿子憨头暴病死去，留下大媳妇莹儿。小儿子灵官与嫂子偷情，那似乎是甜密的爱情。憨头死后，他到外面闯荡世界。二儿子猛子转眼间长成了大人，不时与村上的女人偷情。老顺头想教育他，一句话就被他顶回去：“你给找一个”。猛子搞野女人还理直气壮。贫困农村找媳妇谈何容易。大儿子憨头就是换亲来的媳妇，女儿兰兰换给莹儿的哥哥白福，但白福经常实施家庭暴力，这样的农村，家庭暴力比比皆是，女人都是家庭暴力的牺牲品。兰兰实在忍受不了残忍的家庭暴力，就跑回家来。小说始终有条线索，就是莹儿的哥哥要兰兰回去，兰兰不回去，就要把莹莹弄回娘家，但莹莹又不愿回娘家。老顺头家就琢磨着把莹莹改嫁给猛子。但最终没有成功。猛子要了从城里打工回到村里的月儿，婚后发现月儿在城里被人包养，并染上了梅毒，月儿最终死于梅毒。这就是西北农村的现实生活境况，苦难中磨砺的人们还在顽强地存活。
　　乡土的苦难最深重的承受者就是妇女了。这部小说可谓是把当代的西北妇女的苦难写得最为深切的作品，莹儿、兰兰、月儿……等，还有上一辈的妇女，几乎没有不身处苦难中。物质生活的贫困还在其次，重要的是她们在精神上所遭遇到屈辱。这里的妇女几乎都遭遇家庭暴力，兰兰就是被丈夫打怕了，也把心打冷了，决定躱在娘家，死也不肯再到丈夫家。再让妇女屈辱的是，她们的婚姻经常以换亲的形式来完成，她们没有自己的选择，妇女变成交换的商品，变成男人欲望满足的等价交换物。20世纪末，中国西北农村还存在着这样婚姻生产方式。与其说这是一种风俗，不如说是一种冷酷的选择。不这样，男人如何获得妻子呢？如何完成欲望与传宗接代的重任呢？而妇女的命运则无足轻重。妇女只有顺从，只有充当商品和奴仆。兰兰和莹莹，这二个换亲的女人，她们又殊途同归聚在一起，可以看到她们身上在隐忍中蕴藏的坚强力量。
　　雪漠写出了她们的不幸，但更写出了她们不肯屈服的性格。在苦难中，她们有自己的爱，莹莹与灵官偷情，虽然有些不伦之恋（叔嫂通奸），但在雪漠的笔下，憨头性能力不行，青春的莹莹还是要让自己的生命力伸展开来。本来她与灵官可以结合，但严酷的命运安排，使得她只能以偷情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爱欲。兰兰也试图与花球恋爱，但这样的爱显然不可能。花球的媳妇对她下跪，也给她的心理造成强大的压力。这里的女人都不易，都有自己的辛酸。莹儿和兰兰这二个女人，为了重新坚守自己的生活，她们团结起来，去挣钱给白福娶媳妇。她们要去盐场打工，那可是艰苦至极的劳动。但路上与豺狗子的生死较量，惊心动魄，算是死里逃生。历经千辛，到达盐场，开始了艰难繁重的劳作。这里有人要追莹儿，有钱的和有力气的，但莹儿都不为所动，捍卫了农村妇女的自尊和操守。
　　苦难中的人们并没有被压垮，雪漠怀着他对西北人的爱，写出他们在土地上与命运顽强抗争的勇气。姑嫂二人在荒漠中遭遇豺狗子的那段故事写得淋漓尽致，这或许是中国小说对豺狗子这种动物描写得最为详尽的作品。当今中国小说自《狼图腾》以来，对动物的描写就成为一条新的道路，《藏獒》的成功再次做出示范。显然，豺狗子是一种更加凶险的动物，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在这里由二个弱女子展开了惊人的场景。就这样的一个片断来说，这部小说也足以吸引了读者的眼球了。不过，我更看重的是这样的片断，在小说的整体构想中，写出发西北女子与命运抗争的勇气和智慧。
　　相比较雪漠写女子的抗争，雪漠写男人们抗争却有另一种意味，那是一种凭着生命本能和欲望来展开的几乎是盲目的抗争，就此而言，雪漠的叙事带有很强的西北韵味。西北的生活，艰难与困境，生命的血性和盲目，这些都呈现了生命的另一种情状。白虎关采出了金子，镇上先致富的双福占据了全部的资源，留给猛子、花球和白狗的，就是到他的金矿上“打模糊”，即将别人涮过的沙再涮一次。小说描写的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西北正处于经济剧烈变革时期，现代化已经严重渗透进西北贫困地区。在这里引发的工业化，就是对资源的占据和争夺。小说描写了现代化引发的西北乡村的后果，那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残酷掠夺，先富起来的人为富不仁，底层农民没有机会也没有任何保障，猛子们靠卖苦力难以为计，农民式的狡猾和顽劣也就暴露无遗。小说既写出当今农村贫富不均，新的阶级差别迅速产生，批判了新生的暴富阶级的不仁不义，但也非常真实地描写了农民的性格心理。猛子、花球和白狗，各自既有不同的性格，又有他们共通的心理，这在开始出现的农村利益分化中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征。贫困农民与新生的权力和富裕阶层的冲突，几乎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王秃子、白狗、猛子与大头、双福们的冲突，终究要以流血的冲突加以表现。农民想摆脱困境却找不到出路，他们甚至寄望于在金刚亥母洞修道，以获得超渡的机缘。一方面是现代化工业化野蛮地渗透进中国西北贫困地区；另一方面，这里的人们的精神心理还是亘古不变，一样陷落在迷信里。在对这样的信仰描写中，雪漠也带着犹疑，他试图为这里的人们的精神世界找到一种可供寄托的神灵；但他又深知这样的信仰并不真实，也不可靠。因此，在他的严肃中又带着一些反讽；在反讽中又似乎有一种认真。中国传统乡村的伦理价值开始解体，这是一个迟到的解体，但累积起来的危机更加深重，解体得也异常猛烈。新的价值与信仰从何而来，这也一直是小说思考的重点所在。
　　这部作品猛烈地抨击了农村遭受现代化侵蚀的状况，现代商业主义对乡村的瓦解与诱惑，欲望开始蓬勃生长，在脱贫的道路上，带来了新的灾难。为了开采金子，白虎关的自然资源被严重破坏，农民要摆脱土地，有的去了城里打工，有的加入了工业主义践踏农村的队伍。更有甚者，官商勾结，出卖农民的利益。月儿经不住城市的诱惑，这个本来是农村生长的清白的姑娘，却在城里染上了梅毒，最后死于非命。这些都指向了农村在现代性的剧烈蜕变中所遭遇到的严重问题，原来的贫困令人悲哀；现在的欲望也让人痛心，西北农村似乎并未找到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雪漠显然带着他独有的困惑和严峻的批判性来写作这部作品。
　　当然，这部作品在艺术中颇有西北粗旷的气象，这并不只是它描写的西北地域性生活情状，更重要的是雪漠的那种开阔的叙述视点，以自然荒漠为背景的写作视野。雪漠的文字因此有一种瘦硬奇崛的力道，还着西北的泥土和风沙味，粗砺中透示出刚健。相比较红柯的叙事而言，雪漠的文字显得更平实些。红柯的那种抒情韵味，与天地为一体的叙述，给人以一种辽远的感觉；雪漠则带着泥土的结实扑面而来。这也说明，西北的文学，虽然同样打上地域的特征，但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的风格，都有自己的文字的力道，都有自己的美学气象。
　　文学的地域化特色一直很可疑地在文学史叙述的边缘地带徘徊，它总是作为一种非主流的、欠大气的艺术特色得到一席之地。这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实际上早已是一桩不明不白的案件。中国革命文学席卷了乡土文学，也可以说是在乡土文学这里找到了它的寄宿体，结果显然就象所有的宿主最终变成了寄生者的营养资源一样，乡土文学也成了革命文学的营养资源。这也是中国革命文学得以成功的地方所在。中国的革命文学力图反抗资产阶级启蒙文学，它无法凭空创造一个更新的宿体，它只有寄生在比资产阶级文学更加“落后”的农村/乡土身上，来创建革命文学。这本来是（可能会是）一个奇妙的结合，但革命文学意识形态力量过于强大，几乎压垮了中国乡土的本真经验。那些乡土、地域性特色，都只是主流革命叙事在艺术上的补充，经常还是勉强为计的补充。但直到历史宏大叙事面临解体危机，人们才如梦初醒，文学单靠意识形态的机制来生产是难以为继的。转而文化成为一种更为靠近文学本身的资源。80年代，西方的资产阶级小说已经难以花样翻新，尽管后现代的文学也是以反抗资产阶级艺术自律为任务，但仅仅依靠语言的反抗远远不够，也难以有持续的力量。文学还是要回到历史的可还原的情境中，才可能找到更有力的支撑。故而80年代的拉美文学受到了追捧，那种文化已经是在异域、“他者”上面做足了功夫了。以至于魔幻色彩可以点铁成金，令西方资产阶级文学望尘莫及。
　　其实这一切在理论上并未超出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美学，即使象布鲁姆这样的大理论家，在确认艺术创新的标准时，也无法超出这个理论。艺术创新的依据是什么？布鲁姆别无他法，还是要确认“陌生化”。这当然是艺术表现方法和艺术处理的现实经验双方面来确认。但是，艺术表现方法千变万化，总是难以逃脱其前辈的阴影，在布鲁姆看来，莎士比亚就是西方所有的艺术创新者的父亲，任何创新者都要与这位“父亲”较量才能找到自己的道路。但经验却可以以国族和地域来作出区分，可以找到更为独特的出路。就这样，地域文化成为小说艺术表现形式的有限性的无尽资源。地域文化显示出独具的陌生化魅力，特别是地域文化相关的地缘政治、种族、性别等等的问题，给全球化时代的文学提示了陌生化的经验。
　　对于中国的乡土文学来说，也并不只是在原来的乡土传统文化，贫困苦难的生活情境中去获得文学叙事的全部的支撑，地域性文化可以为文学叙事提示更为广阔的空间，更有当今时代特征的焦点问题。并不是简单地玩弄世界性/民族性的置换游戏，而把这些文化意识上升为当今世界性的问题，提炼出更独特也更尖锐的经验，并且与文学的地域性风格结合起来，汉语言文学的表现力才有更新的机制。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