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雪漠新的作品

艾克拜尔·米吉提（《中国作家》主编）

要点：《中国作家》主编艾克拜尔·米吉提说，雪漠是《中国作家》一直关注的作家。《西夏咒》浓缩了90年代到世纪初文坛的一些试验，消解、颠覆、解构等等，都浓缩在这个文本中，具有时代的深深烙印。另外，雪漠的价值和意义，从全国格局来看，也是值得关注的。

很高兴参加这个研讨会，雪漠是我们一直很关注的一位作家。我到《中国作家》之后，08年9月，开了一个关于“甘肃八骏”的座谈会，他是其中之一。从职业编辑的角度，我有一个习惯，对一些可能冒尖的作者，无论他的作品是不是在他的水准线之上，或者停留在水准线上，都一一给予关注，给予版面，不断地推出来。之后，我们也推出了雪漠的中篇《豺狗子》，得了鄂尔多斯文学奖。这个作品首先是何建明推荐的，他说：老艾，这里有雪漠的一个长篇，我们要出书，你要不要现在刊物上发一下？我说，拿过来，立即给推出来。我又说，大概几月出？他说，6月。我说，抢在你面前一个月就行，我有一个月的销售期就够了，所以去年5月就推出来了。

今天在这里开这个研讨会，那个《白虎关》我没时间看，就不发言了。就《中国作家》发表作品而言，雪漠的价值和意义，从文本上各位谈得都非常到位了，包括李建军的那些话，我觉得都是非常真诚的。现在说真诚话的人不多，坐在这里我都感到很感动，他在接受拷问的时候，我也在接受拷问。

前几天又去了趟甘肃，雷达兄是我的学长，我们都是兰州大学的。去了兰大，去了西北师范大学，正好赶上“八骏”马步升的长篇研讨会，让我一定去参加，那怕去坐一会，我说行。这个意义在哪？“甘肃八骏”出来，实质上甘肃是诗的大省，用文体陈述的也是，但真正散文体创作不是很成熟的事情。从这里走出几位作家，试图要走向全国，而且有几位领军人物，这几个人在不同地方，开着关于他们长篇小说的研讨会，我觉得这是一种现象，值得关注。

“西部”这个概念，当然也是85年才兴起，以前叫西北，85年把西北文学引进之后，形成了一种行政理念和政治理念，“西部”的概念，远远超出文学范畴了，那么我再来拿文学书去框西部，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简单地地域性划分，失去了它文学的意义。

雪漠的创作，就全国文学的格局来看，我觉得有他独特的价值，浓缩了90年代到世纪初，刚才李建军谈到的那些现象，各种混乱、消解、颠覆、解构都浓缩于这个文本。这个不怪雪漠，他生活于这个时代，超出不了这个时代，这个局限深深烙印在长篇作品中。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开完研讨之后，可能对雪漠的今后创作给予理解，在这之前，一直在主张写痛苦，写疼痛感、撕裂感，写颠覆消解的话，现在我们可能在追求常态的幸福指数，追求美好，追求美丽。在《中国作家》，我一直在讲，现在随着中国强势发展，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用最美的中文写出最美的中国人形象，现在世界需要的是这个，不是把我们民族的丑恶、肮脏、落后展示出来。这个东西，你展示不展示客观都存在的。本来备受精神折磨的一个人，在写作中比他精神折磨程度更令人难以接受。在陈述作品时，该死？还是该活？文学的终极意义就是让人的心灵得到一种释放，他热爱生命，热爱生活，而不是面对生活、生命的绝望。面对人的时候，总是对人产生一种怀疑，灵魂背后是多么多么的丑恶，我觉得也不完全如此，也许在特定某个时段，这样做是对的，但是到今天应该远去了。

雪漠作为“八骏”之一，从甘肃大地冲向全国的时候，他以这种方式冲出来，无可厚非，也体现了他的一种精神。今后再往前走，是不是再沉淀一下？把一些东西想得更透一些，写得更好一点？

我在第一线阅读很多作品时，大多数的情况下，我在对城里人讲述陌生乡村故事的时候，有些细节需要仔细推敲，有些情节设置是这样的吗？这个问题是要打上问号的。因为这是转基因时代，吃的食品和写出的作品一样的话，可能有些人会问。可能以后作者，包括我这样的编辑，我们共同合作，尽量让李建军说话的时候让我们能够面对他。

从雪漠的作品，《豺狗子》我也看了，里面很多细节，我坐下来仔细琢磨的话――我也写小说――我打了一个问号，不是经得起推敲，但是我也给你发了，如果把那些细节给你去掉的话，你小说的叙述又断了，就不是这个小说了。所以我还是尊重你的文本，原本发了，但以后再写的话，这些东西需要再认真推敲一下，可能更升华出来。

刚才你提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两个人的宗教情结是不一样的，托尔斯泰纯粹是贵族式的，他年轻时候荒淫无度，挥金如土，到四十二岁才开始写作，后来八十多岁的时候因为厌恶自己的一生，走出庄园，最后死在火车站，那是大地主，有豪华的庄园，可以在那里浮想联翩。而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沙皇流放在西伯利亚，就是前原子弹实验基地。一个俄罗斯人孤苦伶仃的，在当地游牧，偶尔从莫斯科过来一个邮车，他都能高兴半天，然后来一个文人，聊上几句，对得上我们这种文学叙述语言的话，他都要兴奋很长时间。他是一个流放的人，都是从身体到精神被禁锢起来的一个人，他的宗教情怀和托尔斯泰不是一样。

所以，我们以世俗来解释宗教情怀的时候，中国文学史从古到今缺两样，第一就是单一的宗教信仰，一会儿信佛，一会儿信道，一会儿信天主，信来信去，到时候皇帝一声命下说这个教停止，就停止了；皇帝一疏忽，那个教又起来了，然后教派林立，从来没有单一的宗教信仰。

那么，在这种文化缺陷的基础上，你的长篇小说试图写宗教情结的话，你一个人不可能形成你自己的宗教情结，而你的宗教情结不能涵盖天下苍生，可能在以后再沉淀一下，写得更好一点，更透彻一下。

我还是那样，作为一个主编、一个编辑，我还是期待雪漠新的作品出来，出来我立即发，无论有无缺陷，这个就像生下的“孩子”，你说它先天不足，你能把它掐死吗？不能掐死，它带着你的基因特质来了，我还是要把它推向世界，让人家看看，雪漠又生了一个“孩子”――尽管是计划生育时代。

——在中国作协《白虎关》、《西夏咒》研讨会上的发言

（本文由古之草根据现场录音整理，要点部分由陈彦瑾归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