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萨：一个作家的证词

略萨：一个作家的证词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拥有秘鲁与西班牙双重国籍的作家及诗人。诡谲瑰奇的小说技法与丰富多样而深刻的内容为他带来“结构写实主义大师”的称号。60年代，略萨和马尔克斯、富恩特斯等人引领了影响深远的拉丁美洲“爆炸文学”运动；后来他又荣膺委内瑞拉的加列戈斯国际文学奖与西班牙简明文库奖等。2010年10月7日，因其对“权力建构犹如测绘术般的叙述”及他对个人抵制、反抗和挫败形象的犀利刻画，而获得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

好的文学使读者不满足。他不接受本来就是这样的这个世界。他觉得，世界应该更好，这个世界应该改变。

阅读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方式

在今天的讲座上，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一位作家的故事。75年前，我出生在秘鲁南方的一个城市，叫阿列基帕市。我非常喜欢自己诞生的这个城市，因为它有很多的故事。我1岁的时候离开这座城市，搬到玻利维亚去了，我10岁之前都在那儿度过。5岁时，我就开始阅读了。开始阅读是我人生的一个关键点，而且是非常棒的一个转折点。我认为阅读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方式，你能够了解单词的意思，把这些句子变成形象，通过这些形象你能知道其他人的生活，仿佛在时空中旅行，把我的生命融入到其他的令人惊奇的、非常棒的、神奇的生活中去。对我来说，这是一种伟大的发现。这些

阅读，使我的少年时代充满各种各样的传奇。这些阅读中的冒险故事，现在我可能不记得了，但或许是天生的对文学的爱好吧，我读到这些少年时的故事时会做一些补充，比如有些结局我不喜欢，我就自己把结局给改了，母亲告诉我，这就是我最初的写作。对文学的爱好与天赋，很可能导致了我的早熟。我记得的是，从少年时代就开始的阅读，对我来说是一种热情、一种激情，就像阳光照亮了我的少年和青年时代，非常强烈地丰富了我的生命和生活，使得我产生了一些想法，成为了一个作家。

在那个时代，对一个拉丁美洲的年轻人来说，能从事写作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文学是不能够当饭吃的一个工作。你不能靠这个工作过活。我所知道的绝大部分的作家，是利用节假时间或星期天的时候写作。也就是说，他们是有自由职业的，有能糊口的工作，比如律师、公务员、外交人员或者大学教师。他们只是业余时间写作。除了工作时间之外，他们为自己留下一些时间写作。

当时我也是这样的，我想找一个比较自由的职业来做，比如律师、教书或者是做新闻。但我的天赋给我的爱好是文学。所有我做的工作———年轻时我做过不少工作，我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周末时间、放假时间，进行写作。

诗歌只允许卓越

很多人写的都是诗歌，因为诗歌是最早的文学模式。正如其他所有作家一样，我也不例外，我开始写的也是诗歌。但是我后来发现，一个伟大的作家，阿根廷的博尔赫斯，他曾经讲过，诗歌只允许卓越。后来我发现我不能做得卓越，所以开始写散文。从那时起，我只读诗歌，但不写诗歌了。我觉得诗歌必须达到一种完美，这是在其他方面很难达到的一种完美。所以散文作家总是偷偷地在心里非常羡慕诗人，因为我们意识到你写再好的散文，也不能达到诗歌那种完美的境界，那种纯洁、连贯。

上世纪的50年代，很多阿根廷剧团在利马进行演出，阿瑟·米勒的戏剧《一个推销员之死》，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受到它的启发，我马上动笔写了一个小小的戏剧，叫《印加的逃逸》，然后搬上了舞台。但在当时的秘鲁，戏剧表现是非常罕见的，所以我就改而写我的故事，写短篇小说。在那个年代，拉丁美洲是非常不统一的、分割的，特别从文化角度来讲，在秘鲁，我们不知道智利、哥伦比亚等邻国有什么诗人或者小说家、戏剧家，不知道他们都有些什么样的创作。我们所读的，都是从欧洲过来的东西。在那个年代，我们认为自己还是秘鲁人，是哥伦比亚人，我们没有成为一个集体。那个时候我的梦想，是能够离开秘鲁到欧洲去，特别是到巴黎去。我跟那个时代很多年轻人一样，都梦想着能到巴黎去。巴黎给人的感觉是艺术，是文学的殿堂。很多年轻人特别是有文学天赋的、有艺术才能的人，都有那个天真的想法。成为真正的作家，一定要到巴黎去生活。因为在那里能够变成艺术家，成为作家。

我在巴黎发现了拉丁美洲，写了第一部小说《城市与狗》 大学读完后，我有幸在西班牙读了博士学位，然后到巴黎住了七年。这七年对我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从文化角度讲，我欠了巴黎很多东西。但我在巴黎发现了拉丁美洲，这是非常重要的。从文化角度讲，秘鲁只是一个省，一个非常大的拉丁美洲的社区的省。我发现很多拉丁美洲的作家就在巴黎，或者至少在巴黎逗留过。在那个时代，那里住过阿根廷的胡里奥·阿里特萨，还有卡彭铁尔、聂鲁达等。

我开始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拉丁美洲作家了。我发现拉丁美洲作家不光有一些共同的问题，还有语言、文化上的共同点，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历史，也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在那些年中，有很多小说家进行了非常深的革新，包括形式、技术、叙述的方式等，都发生了变革。那是充满热情的年代，是一个重新认识自我的过程。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写了第一部小说，叫《城市与狗》，讲的是一个少年在军官学校学习的亲身经历。很久以后我发现，从那时开始，我总是通过同一个方式在写作。这是和其他作家不同的。比如说他们写的是他们想象中的一个过程，而我的写作，一直都是从记忆中的影像出发。你尽管会有一些经历、会有一些记忆，但有些东西还是很神秘的，能激起你的想象与幻想，给你一些暗示和想法。

我在军官学校待了两年，有些经历可能是令人痛苦的，但伴随着丰富的情感。秘鲁是一个分割得很厉害的国家。比如地理上，海岸、山区、热带雨林地区，非常分割化。另外从社会经济角度来说，也是很分割化的，有的地区是非常繁荣的，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和西方化的秘鲁没有任何联系的。那个时候拉丁美洲也是这样的。我是资产阶级家庭出生的，我对秘鲁的印象是非常片面的。在我小的时候，我并不了解很多国家真正发生的事。

在莱昂士巴士官学校，当时有来自所有地区的人，各个阶层的人都有，有比较优越阶层的，让很反叛的孩子去受军训，有些希望成为军人，还有一些是农民，当时奖学金比较普遍，能使比较贫困的人进入这个军事学院。这个学院就阶层来讲就像一个小秘鲁。当然军事纪律非常严格。有偏见也好，仇恨也好，各种各样社会阶层的东西都在那里显现，有些很暴力化。这个经历回忆起来并不是美好的，并不开心，但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在那里，我了解了我出生国家的情况，暴力情况、分割情况、秘鲁的社会。对我来说，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我原先读的小说中的冒险情景，我曾梦想着哪天我写一部小说，写出我的那种经历。所以《城市与狗》就是根据我在那里的真实经历而写的，是在1958年到1961年之间写成的。我写故事，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写的。

对我来说，生活中的某些东西，某些影像，可能会在我的脑海里沉淀下来，某些神秘的影像能够激励我进行文学创作，进行幻想、想象，当然还要花很多工夫，譬如修改、写了再改、改了再写。这样一个小说就成形了。

我非常喜欢福楼拜和福克纳

我写小说是很花工夫的。刚开始的时候我很不自信。特别是写一个故事的时候，特别是开头部分，都是要努力使我确信自己是有能力的，能够自己克服困难，把这个故事完成。克服自己的这种不自信。我非常羡慕一些作家，不光他们的天才、他们独特的创作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同时他们也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比如19世纪法国著名小说家福楼拜，我在1959年一到巴黎就看了他很多书，福楼拜的作品我都读了。我非常喜欢《包法利夫人》。但是他的一些书信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这些书信是一天天发生的事情，福楼拜每天写的信，信里除了爱情之外，还谈到了他如何构建小说。给人感觉他好像不是一个天才的作家，而是通过努力、通过坚持，才造就了他的才能。他是非常执著的，而且是自我批判型的。通过这种努力，一部作品在开始时可能是非常贫乏的，毫无色彩的，但你逐渐将它完善，直到成为一部杰作、天才之作为止。

福楼拜的作品对我非常重要，对我的帮助很大。如果他没有天赋的话，通过努力、通过恒心也可以产生才能，福楼拜的这一点，对我来说，是非常基本的一个概念。所以我觉得他是最伟大的文学大师。

还有一个美国作家，我非常崇拜，他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他对拉丁美洲的影响，还有法国文学的影响，这就是威廉·福克纳，我简直被他迷住了，他的散文，他的故事的影响力和力量性，他作品的聪明的建构，都能让人了解它是真实的。我的第二部作品《绿房子》，从格式、形式来讲，就是受了福克纳的影响。我和人类学家一起去了秘鲁的热带雨林，去亚马逊河的印第安人部落，在那里旅行了几个星期。对我来说，那是新面孔，那里还有一些没有被驯化的大自然，有些部落可能还处在石器时代，只有很少的现代化的特征。但是非常漂亮，风景非常棒。回到欧洲的时候，很多影像留在我的脑袋里，特别丰富。

我的第二部小说《绿房子》之后，是《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还有《叙事者》，这三部小说都是和我的经历相关。这跟《城市与狗》非常客观的描述不一样，《绿房子》是很主观的，有不同的叙事者，你能看到散文的风格，通过散文的风格，能在小说中看到一个一个厚度，看到热带雨林中迷宫式的风景，还有跟过去相关的一些传奇。这个小说除了讲述热带雨林的一些故事外，还讲述了秘鲁其他的海岸地区、北部沙漠地区可能发生的故事。它能让人们了解多样性、复杂性。因为秘鲁这个国家是非常分割化的，是非常多样的。

我写《酒吧长谈》的时候，非常感谢一个人

我的第三部小说叫《酒吧长谈》，是我写作所有小说中最花工夫的一部。在秘鲁独裁时代时，我还是个孩子，到我们成年有8年时间，所以这8年时间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独裁，是军事独裁。秘鲁的真实生活被消除掉了。所有政党都被禁止了，这8年中政治史变成一个坏的历史，没有合法的政治。出现的只有地下的政治。我就读的圣马可大学是秘鲁最主要的大学之一，那里有一个传统，就是要有反抗的精神，要有不服从的精神。我去那个学校读书，也是这个原因。我当时是很叛逆的，特别是在最后三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在这个大学中有抵抗运动，有些地下组织。共产主义读书会是中左翼的一个组织，还有很小的抵抗运动，和共产党相联系的，共产党被当时的独裁体制几乎消灭了。我和那个团体在一年中保持着关系。很有意思。尽管我们能做的事情很少，我们的人数也很少，但我们确实是以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以个人的方式、以一种抵抗的方式。当时警察都是扮成学生来监视我们，所以行事都要当心，讲政治的话必须非常当心。很多老师和学生被关到监狱里，或者被流放了、流亡了。

我写《酒吧长谈》的时候，非常感谢一个人，我就认识他才几分钟，他是奥德利亚，一位安全局的局长。他原先是卖葡萄酒的，独裁者可能是他的朋友，他就成了安全局的头。很多学生被捕，我们买了毯子送到监狱里去，监狱长不允许，说要批准才能送去。我们五个学生组成代表团到政府和他们谈，我们到内政部去，到内政部安全局长那里去，那是非常老的一个大楼，有一些非常阴暗的走廊。我们这么恨的一个人，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看着我们。根本没跟我们打招呼，像看昆虫一样的看着我们，我们都是站着的，他坐着。我们那个时候非常害怕。我们跟他讲了我们来拜见他的原因，希望把毯子带给被逮捕的学生。他看着我们，他把一个抽屉打开，拿出一些纸给我们看，是我们大学里印刷的一份秘密报纸，他问，这是什么?你到大学就是为了抨击我?骂我?《酒吧长谈》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构思的。一个干瘦的人物，手里拿着报纸，给我看。感觉到他是非常可悲的一个人物，却给人的感觉非常可怕———有这么多人被捕了，我想哪一天能写一个小说，写那个独裁年代，就是通过那个人物来表现政权、权力的中心。我最费工夫的就是这部小说。在这部小说中我想显示的是一个独裁的政府，把整个社会都给污染了、毁了。哪怕和政治无关的东西，哪怕家庭生活，哪怕爱情，都被它污染了。你的职业生涯因为都是和政治相关的，和腐败的政治相关，你需要让步也好，退让也好，你不管是不是愿意，为了生存，都必须在道德上做出一些让步。我开始写这些小的故事，怎样把不同的人物、不同地区的人，联系起来，开始的一年我很迷茫，后来选择了通过长谈的方式，两个人物谈话的方式，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方式。谈话本身，使得他能引出其他人和其他人的对话。所以就变成了叙述化的谈话。把所有的人物、事实加进去。这本书写了很多年。如果要我选一本能够留下来的书，就是《酒吧长谈》。因为我花了太多的工夫才把它写出来。

我喜欢的不是写作，而是再次写作：修改

前三部小说的方式都是一样的，我经历过的一些记忆，逐渐产生一个胚胎出来，然后经过很多费神的工夫。写一部小说对我来说，并不是坐在书房那里花几个小时的写作。逐渐的，你把它包裹起来，哪怕几个小时的写作之外，你都把自己卷进去了。不是刚开始写的时候，而是整个故事开始成形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情况。最大的努力，是刚开始的时候，特别是草稿出来。草稿出来，第一个版本已经有了，还是比较混乱的。但我确定，这个时候我的工作开始令人愉快了，非常开心。所以我喜欢。我喜欢的不是写作，是再次写作，我非常享受很多小时坐在那里写作。不像刚开始我必须强迫自己坐在书桌旁那样。一个人，不管你怎么努力，总是求乎上而得乎中的。但你要意识到，当一个人已经不能再写什么或者补充什么的时候，进行修改是非常重要的。但有时候你的修改，也不能让它太过频繁。我感觉到不能继续下去了，如果继续下去这个小说质量就要下降了。这个节点是非常重要的。一本小说写作两年或三年，已经和你自己创造的世界完全联系起来了，你要和它分割开来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一本小说写完的时候，你会怀念它，因为你生活的一部分就此消失了。一部小说结束，为了让真空的感觉消失，我会马上进行创作。在做最后的修改时，我已经在构思下一部作品了。

作家是在臆想的世界中旅行的人

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写我不了解的两个国家：刚果和爱尔兰。也是阅读的时候产生的灵感，有个人叫约瑟夫·康拉德，是非常著名的小说家，写冒险家的故事。我几年前看了他的传记，他到刚果的时候认识了一个爱尔兰人，在那里已经住了8年，他大开了眼界。在比利时殖民时代，就像欧洲人一样，军队进去，有商业，有现代化，有这些殖民地是很热情的想法，认为殖民是好事。罗杰·凯斯曼他知道发生了什么，特别是刚果的橡胶园里，欧洲人完全无法无天。康拉德的小说我读了很多次，认为是20世纪的杰作。他也曾经到亚马逊、哥伦比亚、秘鲁考察过，他控诉的，最重要的是对印

第安人橡胶园所做的一些暴行。因为他20年的努力，在欧洲以至整个全世界都兴起一个潮流，开始控诉，特别是殖民主义对橡胶园施暴行的控诉。我开始对他进行研究。我开始写一部新的作品，非常神奇的一个人物，并不光是一个民族的英雄，他也是很不幸的一个人，他有很多东西不为人所知。还有很多神奇的故事，并不是在秘鲁发生的，是在我不了解的地方发生的。为此，我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

我总结一下我的这些经历。写作对我来说，总是非常神奇的，而且是记录生活冒险经历的一种很好的方式。你在创作中，你发现了一个故事。他原先死了，可能很多东西使你能让他复活。你的文字让他复活，让他再生，非常令人鼓舞，给人感觉就像是传奇。经过这么大的努力之后，你得到了回报，这就是写作给你的感受。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福楼拜有一句话，是在他的书信里讲到的，写作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并不是坐在书桌旁写几个小时，或者用电脑打出字来；而是根据你的写作生涯安排你的生活节奏。也并不是说让你和全世界隔离起来，生活在一个幻想的世界里。可能有些伟大作家是这样做的。但我并不喜欢这样的方式。我希望和街上的人有交流，不光是在我的书房里。写每天发生的、在我身边发生的故事。这些故事可能不需要持续连续，它就是生活中的故事。所以你了解新闻，了解街上发生了什么，新闻专业的经历对我写作是非常重要的。新闻专业使我能和社会、和人民生活在一起。这已经不光是在文学方面，而是你作为一个公民以及你的道德方面的力量。

你对城市景观有兴趣，对国家发展有兴趣，你就应该发出声音。你觉得哪些选择是正确的，你要维护它。你觉得应该批判的时候，就应该批判。你能够贡献什么东西就贡献什么东西。作为一个作家，你是在臆想的世界中旅行的一个人，你可以通过更精确的语言为政治做出贡献，或者给予更大的透明性。政治语言都是一些呆板的东西，老生常谈，这会使事实混淆。这个时候，作家确实能做出一些贡献。在政治演讲方面，政治辩论上，你也能做一些工作。有幻想、有想象，包括人的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也都需要幻想、需要想象。因为你在面临大的挑战的时候，我们的时代让

我们在这个方面也可以做出贡献。并不是说所有的作家都要做政治家。要看你有没有兴趣。有些方式的辩论、讨论，你应该参与进去。对所有公民都一样，我们没有例外，我们不能让政客去操纵它。否则政治就变成一件很糟的事。

所有公民都应该参与进来，在整个政治、生活中。这个参与，肯定会产生更好的选择方式。

文学并不是消遣，文学有一种批判的精神

最后的一个问题，我所做的事情，我生命中所写的东西，有什么用吗?除了让大家非常快乐的过几个小时，看过我书的人，能在他生命中留下什么痕迹吗?我认为是这样的，有很深的痕迹留下。不但能了解一些事实的经验，还有一些很重要的，我称之为“后遗症”，在历史上会产生一些影响。这些后遗症和影响是什么呢?好的文学作品不可避免地会为我们留下好的感觉，是说服自己的生命和整个世界。现实并不是我所想的那样，并不是我想的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战争与和平》《包法利夫人》《悲惨世界》，我们回到现实世界一看，与我们创造的世界比起来，我们真实世界多小啊!这确实是能留下一点痕迹的。这种痕迹，是一种不满足。

好的文学，使得读者不满足。他不接受本来就是这样的这个世界。他觉得，世界应该更好，这个世界应该改变。这种感觉是非常重要的。我称之为“改变的发动机”。如果人类对现在的世界完全满意的话，我们就不会从山洞里走出来了，就不会去发现新的东西了。正是因为这种不满足，使得我们要求一个更完整的、更好的、更不同的现实社会。所以，文学并不是消遣。文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文明的组成部分，特别是人类发展的组成部分。所以在我们的学习中，对于培养人才和培养公民来说，文学应该是非常基本的。更何况，文学有一种批判的精神。用很多时间去

看诗歌、小说或者戏剧作品，当然，是很享受，幸福感也很强烈。这同样也是文学做出了贡献的。你的这种思想，会让社会流动起来，由于这贡献，会让社会不断进步。

（此文系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于2011年6月14日上午在上海外国语大学逸夫会堂所作的演讲。同声传译：俞瑜 陈芷 整理： 姚云青 编辑：文学君 ）

 

雪漠文化网，智慧更清凉！www.xuem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