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清华：个人记忆与历史遗产

张清华：个人记忆与历史遗产

大约是在1984年冬，还在鲁北小城工作的我，偶然得到了一套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所著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在那些寒冷而常有大雪封门的记忆的冬夜，这部书给我一种从未有过的兴奋和激动。我从未想到，世界上居然还有如此让人喜悦的学术著述，有如同文学作品一样带给人生命感奋和精神愉悦的文学史叙事。

它所描述的青年德意志的文学群像，法国浪漫派激荡人心的文学故事，巴尔扎克式充满挫折又从未退缩过的传奇人生，雨果那样一往无前摧枯拉朽的浪漫风姿，尤其是他的悲剧《欧那尼》上演时，在巴黎剧院中发生的一幕反对者与支持者两派间令人啼笑皆非又惊悚不已的对骂与斗殴……总之，那时在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种超出历史本身的“文学想象”：

仿佛历史上出现的那么多伟大作家和作品，他们彼此间是早有契约，互相为对方而出世和出生的，仿佛他们在时间的长河和历史的烟云中是彼此呼应，为了共同构成这些荡人心魄的叙事而走到一起的。

事实上，那时候中国文学自身也正经历着一场“可想象的”类似的波澜壮阔的运动。这场运动早已在历史久远的深处发育成长，在这个年代则正渐渐蔓延成为一场巨大的洪水，或是火灾，并正酝酿和膨胀着从未有过的新的形式和思想，新的美学和灵魂。如同我在前面所引的诗人骆一禾的这首《先锋》一样，它已经在为遥远的后来者而前仆后继，用青春和生命去书写先行者的壮丽足迹。而这时还在懵懂中热爱着文学、特别是正日新月异的“文学现场”的我，虽然不曾对于那时文学的“总体状况”有任何的判断，甚至也不曾有稍许宏观和全面一点的认知了解，然而却因为这样一种“叙事的感应和照耀”，而先验地生成了这样一种想象，一种对于类似的“历史叙述”的欢喜与痴迷。

某种程度上，这正是本书诞生的原始理由和基础。没有那时的阅读经历和这种“勃兰兑斯式叙事”的诱惑，就没有后来我关于“先锋文学运动”与“先锋文学思潮”的基本想象，也不会产生我自己关于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的基本记忆。我相信这与勃氏的处境是相似的——虽然著述之间会有天壤之别，书写者之间也会有天才与庸匠的差异。但就这种“文学化的历史想象”的生成原因而言，却无疑是相近的，没有19世纪那些风云激荡的历史和人生，就不会有《十九世纪文学主流》这样一部书；同样的，没有我所记忆和怀念的20世纪80年代的青春成长，也就没有我对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运动的个人化的叙述与想象。

显然，黑格尔所构造的“历史理性”，他所创造的进步论和必然论的神话，深深地影响了勃兰兑斯式的历史观。没有黑格尔所想象的“时代精神”一类乌托邦概念，也就不会有“文学主流”这样的价值理念与叙述构造。这种影响通过更为直观生动的叙事，将其巨大的魅惑力延伸并沉浸到了我的观念和思想之中。在阅读了更多关于历史哲学的著作之后，我渐渐意识到了这些想象的根基与渊源，从黑格尔、克罗齐、科林伍德、到米歇尔·福柯和海登·怀特，关于历史的观念已经越过了巨大的壕堑与代沟，来到了令人沮丧和茫然的今天。

“历史死了”，观念和认知的整体性消失了，甚至语言本身，它的逻各斯中心、一切先验的“关于存在的形而上学”，也如同德里达所说，都化为了充满误读和“延异”性质的游移不定之物。历史的主体与客体，它的任何整体性想象在今天都不复有合法性。因此，所谓“文学主流”、“先锋文学运动”这样修辞意味十分浓厚的“整体性的历史想象”，也就变得十分模糊和可疑。

然而，“历史如何记忆”？新历史主义者颠覆传统的历史观念与认识论哲学，在给我们以巨大启示的同时，却也陷入了历史与存在的迷津。如何建立“有效的历史表述”，如何在不可能中实现对于历史的有效构造，假如没有虚构和修辞，没有某种勃兰兑斯式的“整体性想象”，历史也就陷入了不可知论的泥潭。显然，历史主义者表面上的唯物主义倾向，并不能解决历史叙述的基本困境：“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是海登·怀特的著名追问。谁能够回答并且再现历史的全部复杂性？谁能够复制和复活历史的全部生动如初、鲜活如初的场景？除了依靠部分事件和场景所构成的隐喻式修辞，来实现对于历史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的一个比拟，以构成一个“扩展了的隐喻”（海登·怀特语），别无其他的途径。因为“复制历史”的成本，是谁也付不起的。

所以，在一种先在式的历史局限下，我以为黑格尔或勃兰兑斯式的历史观念与叙事仍然是最有效的，我仍然要向他们伟大的历史建构，以及他们的魄力与意志、才华与功绩表示敬意，尤其是在当我们知晓了任何历史叙事本身的局限性、并对此保持了足够警惕的前提下。

因此，我仍然信任并且希望通过类似的叙述，来实现对于一个近乎“伟大的时代”的整体性描述，实现对于一个值得纪念的时代的纪念——如同诗人骆一禾所预言的：“我们一定要安详地/对心爱的谈起爱/我们一定要从容地/向光荣者说到光荣。”这就是“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这一概念诞生的来源。

我以为，它会是一个比较全面和生动的、鲜活而有机的记忆方式，能够对这个年代各种“孤立”的文学事件做出彼此联系的、相对合理的解释。

从大的历史逻辑上看，作为一个运动或者思潮，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是对于“五四”文学的现代性价值的一个重新确认，也是一个更为迫切的当代性实践。因为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中国文学经历了一个“民粹主义加民族主义”的收缩与偏离期，这两者固然不能简单地当作是文学发展的阻遏因素，但在半个多世纪的世界格局大变迁之后，中国文学在20世纪70年代末终于彻底走出了封闭的绝境，并再次面对了一个与“五四”文学近似的处境。只不过这种重新确认中包含了某种更可悲的下降——从鲁迅《狂人日记》中的“救救孩子”，到刘心武的《班主任》中“救救被‘四人帮’坑害的孩子”，其认知差异和思考高度的落差可见一斑，从“人的文学”到“政治的文学”之坠落的轨迹是如此明显。

由于同样的原因，无论是“伤痕”、“反思”还是“改革”文学，都没有真正开启中国当代文学的变革步伐，没有为当代文学全面的精神重建与价值恢复提供有效的通道和动力。

所以，“先锋文学”的意义就在这样一个历史契机中显现出来了。我所理解和阐释的“先锋文学”不是单指80年代初期的“朦胧诗”，也不只是1985或1987年前后两个波次的“新潮小说”与“试验小说”的现象，而是从中国当代文学和整个新文学的历史大逻辑出发所梳理出的一个流脉，一个以启蒙主义思想为内核，以现代性的价值标尺为指向，以现代主义（或接近现代主义）的表现方法与文本追求为基本载体，以一个不断幻形和递变的系列文学现象为存在形式的文学与文化的变革潮流。

这样一个潮流当然不是横空出世的，而是有着深远的精神踪迹与思想根基的，有着其“地火”或“冰山”的前史，有着可发掘的历史源头的。它的真正发端和力量来源不是主流文学的变化，而是历史的内部和先行者的思想本身。

另一方面，“先锋文学思潮”同“先锋文学”本身在概念上是略有差异的。“先锋文学”在当代历史的言说语境中有某些特定的含义——有人把1987年前后出现的一个小说现象与流派叫做“先锋小说”，大致包含了余华、苏童、格非等小说家；有人则将这一概念前伸至1985年前后出现的文学现象，包括了马原、洪峰等人的试验小说，扎西达娃等人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残雪的意识流小说，莫言的融合寻根与魔幻、感觉与变形写法的小说，还有徐星与刘索拉的现代派小说等；在诗歌界这种说法还更早，在1981年至1983年，徐敬亚就已将“朦胧诗”派的主要人物称为“先锋诗人”了；在戏剧界，有人则将从1982年至80年代后期的实验运动统称为“先锋戏剧”。

但在本书中，我将这些现象统一地纳入到了一场彼此互相呼应和关联的“文学运动”的格局与叙述中，将其统称为“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以图在纷纭众多的历史现象中找出内在一致的精神线索，并且给予更“本质化”的解释。请注意，这里我并没有避讳“本质化”一词，虽然今天的研究者对于本质化的历史观是如此地疑虑与警惕，但假如没有对于中国当代“大历史”或“历史的大逻辑”的整体思考与认知，那么也就很难获得最终有效的历史建构与文学史叙事。

而我所理解的“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便是这样的一种思想与艺术运动：在思想精神的层面，它是一场持续的变革，在其早期，是以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为基本内涵的启蒙思想运动，在其后期，则是一场以个体本位价值与现代性认知为基本内涵的存在主义思想运动；在艺术上，它的早期是混合了前现代的和现代主义的艺术运动，在它的后期则是混合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的诸种艺术冲动，并且派生出了“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等文学思潮与运动。

先锋文学思潮的历史轨迹，主要涵盖了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前期的艺术变革进程，但如果从更长的历史逻辑看，则更延伸到了六七十年代“历史黑夜”的深处，这是本书对当代文学历史的描述中超出了既往叙述逻辑的地方。我将发生于六七十年代的“地下写作”——在有的学者和批评家那里被称作“潜流”或者“潜在写作”——也纳入了中国当代先锋文学运动的整体之中来予以考察，由此扩展了它的精神边界与运行轨迹，也给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和整个“汉语新文学”的历史叙述增添了整体性与“黏合力”，使之更便于构建一个大的现代性叙事。因为很显然，中国当代先锋文学运动是前承了“五四”文学运动的另一场变革，是中国汉语新文学的“现代性未完成”状态下的继续，这场持续的现代性文学运动在某些时期会受到压抑，但总的内外历史线索应该是未曾完全断裂的。

这一叙述有助于解释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变革的历史源流与内在资源，也有助于找寻散落在历史中的孤立个案的文学史意义，也有助于正确解读某些作家和作品的价值与意义。比如，当我们认真面对六七十年代“历史黑夜”中的那些奇特的“前朦胧诗”文本的时候，就会重新对出现于80年代初期的朦胧诗予以客观评价，原来给出的那些过高估计就会失效；相反，假如我们将其认真地纳入到一个整体性的“先锋文学思潮”之中时，就会对“前朦胧诗”给出更高的评价，也能够给这场波澜壮阔的文学运动找到更为准确的源头。确实如此，在本书完成了这一描述之后，对于不少研究者后来的研究视点产生了影响。关于前朦胧诗或者潜流文学的研究在世纪之交以后，确实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但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之中，我也深切地感受到了当代中国先锋文学本身的局限。原本我的计划是要写一部多卷本的《中国当代先锋文学运动》，以在想象中与《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相媲比，但是这一愿望最终却并未实现，一方面是因为自己才力不殆，所掌握的资料十分有限，无法完成如此宏富的历史叙述与修辞；另一方面，当然也是因为这场文学运动本身的功绩成就所限，它远没有达到19世纪上半叶欧洲文学那样的伟大成就，没有那样庞杂壮丽的精神景观，更没有生成那样丰厚与非凡的生命人格和不朽文本……因此，说到底，关于这场运动的想象某种意义上只是一个虚构的妄想，一个文学的白日梦而已。

但是，这仍然是中国新文学诞生以来最值得纪念的且为数不多的时代之一，这一判断或许在十几年前我们还无法真正理直气壮，但在90年代中期它式微之后，在将近20年过去，在更长的时间逻辑渐愈彰显之后，我们才意识到，这样的时代在历史上并不是经常能够遇到的。

在历经数十年的压抑之后，在历史的巨大弯曲之中所积聚的能量，终于在瞬间爆发出来，因了欧风美雨的吹拂，因了历史所给予的转折机缘，它释放出了常态下不可能有的激情与创造力，由此构成了汉语新文学历史中最珍贵的历史场景之一。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文艺复兴运动”也并无不可，如今，这样一个运动早已因为商业时代的消费文化，因为传媒时代的资讯爆炸，而被冲击得烟消云散。或许我们还间或还有值得珍视的文本个案出现，但是作为一个时代的风云际会，作为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学运动，它却已经彻底走入了历史的帷幕。

有时我想，或许当代中国的作家们是值得赞美的，虽然这个时代并没有最终称为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我们也没有类似俄罗斯白银时代群星璀璨的众多的伟大作家，没有像别尔嘉耶夫在他的《俄罗斯思想》中所赞美的，有着那众多有着“令人喜悦的才华”的，同时还有着对于俄罗斯国家和人民的“无原则的爱”的知识分子，甚至也没有出现鲁迅那样具有非凡的人格力量的现代作家——我们当代的作家与诗人中，单就人格形象来说，确乎有着种种的不足与缺陷，但是从他们的文本出发，我还是每每读出了至为可贵的东西——这就是他们对人文主义的普世价值的苦苦寻觅，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历史的理性思考与痛切反思，对一切非人的文化与政治的尖锐揭示，甚至是对当代历史与现实的秉笔直书……尤其是在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这种感觉更加强烈地得到了印证。

我以为，单面地和简单地看待当代文学，先入为主地“人格化”地理解当代作家的思维习惯可以休矣。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当代作家确乎缺乏完善的知识系统，缺少历史上类似鲁迅那样有过海外留学经历、有着不容置疑的精英身份的背景，但在文学写作的实绩上，在其文本构造的复杂性上，在艺术形式的探索和建构上，都有着独步的东西，其“中国经验”的生动敏感的程度，其复杂丰富的含量，等等，都有可圈可点之处。“从鲁迅到莫言”，我以为应该是一个完整的谱系。而莫言这样的作家，正是中国当代先锋文学运动所结出的正果之一。

基于这样的一个判断，我认为无论怎样，中国当代文学，中国当代的先锋文学运动是值得我们纪念和书写的，它不止是改变中国文学自身的轨迹，接续了“五四”文学的光荣传统，同时也创造出了一个属于它自己的黄金时代，创造了属于当代中国的一个文学神话——在思想与艺术上，或许中国当代文学一直在伺机前进，但是真正的飞跃与飞行的体验，还是属于这个业已消逝的年代，属于那些曾经为之癫狂和奋斗的作家们。

而今，他们所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开拓出的道路正成为我们脚下的坦途，他们所精心创构的文体与艺术也正成为我们心中的经验与常识，就像骆一禾的诗中所歌唱的：“明日里，就有那大树常青，母亲般夏日的雨声。”“那长空下的最后一场雪”早已融化，成为滋润着今天人们的露水，但在我们享用着这一切的时候，必不能忘掉的，就是对于他们的理解、书写和怀念。

这也是历史良知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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