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地上的民俗图景——读雪漠《白虎关》

西部大地上的民俗图景——读雪漠《白虎关》

文\张惠林

提要：雪漠的《白虎关》是西部文学中的一部重量级的作品，作品描绘了一幅西部大地上的民俗图景。在这幅五彩的民间社会图画中，有回响在西部大地上的民间歌谣，在人们内心扎下深厚根基的民间信仰，还有独具特色的西部民俗世界。它们是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示了一种对农耕文明的挽歌情调。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重要“库存”的西部文学显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曾经被边缘化的西部已经成了中国文学的“重镇”。当然，西部文学既是一个地域的界定，也是一个当代文学所取得实绩的标识。在西部文学这个“文学区划”中，甘肃文学因为有了雪漠、王新军等一些优秀的作家，得以林立在中国当代文坛，能够引起一批读者、学者的关注。雪漠的《大漠祭》作为西部文坛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吸引了无数作家、评论家的眼球，紧接着雪漠以“大漠三部曲”的形式出版了他的另外两部系列长篇小说——《猎原》和《白虎关》。在《白虎关》中再次描写了中国西部农村老顺一家的悲剧生活，以悲悯的情怀关注生存在西部大地上的人以及他们的苦难生活，深层次地探究和挖掘人类生存的意义。

河西走廊是历史上的交通关隘和战略要道，在丝绸之路上兴起的凉州、甘州、肃州等一些古镇，不但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经常有大量的移民来到河西充军或屯田，由此形成了一种多元包容的文化态势。到过河西的观光者领略到的是戈壁大漠和祁连雪山的风情，谁还能够深入体验河西生活呢？如果要让河西人的生活进入更多中国人的眼里，甚至走向世界，那就需要有优秀的作家塑造在河西大地上跌打滚爬的人们，描绘他们充满酸甜苦乐的生活。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曾出现大量的乡土作家，他们把那些神秘民俗景象用富有诗意的笔墨描绘和勾勒，使世人看到一幅幅耐人寻味的民俗画面，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汪曾祺描绘的高邮水乡、贾平凹展示的商州生活……这些乡土作家在其作品中突出地方色彩，向广大并非本土的读者展示了一种异域情调。“‘地方色彩’和‘异域情调’交融一体的‘风土人情’，可以展开为差异与魅力共存的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三画’，既是乡土存在的具体形象，同时也是描绘乡土存在形象的乡土小说的文体特征。”［1］实质上，这“三画”当中所包含的无非是与自然环境相关的地域风情和与人文社会相关的民俗生活，在乡土小说中民俗生活的书写是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无论是中国乡土小说中出现的“冥婚”、“冲喜”、械斗等所谓很多人无法接受的“陋俗”，或者是那些传承了多少年的有关婚丧嫁娶的风俗画面，占了其中相当大的比例。由此，从民俗的视角解读乡土小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阅读策略。“雪漠似乎在平静地讲述着处于西部沙漠边缘地带的老乡们如何为了生存而艰苦劳作，如何面对物质生活的困顿、精神生活的匮乏表现出更多的‘忍受’与‘认命’，但读者透过这种‘平静’不难观察到作家对沉重本真人生的‘不平静’的思索，和对‘生之艰辛，爱之甜蜜，病之痛苦，死之无奈’的终极意义上的叩问。［2］

一、回响在大漠上空的“天籁之音”

从原始社会开始，人类就与歌谣相伴随，歌谣成了人类生产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劳动中累得筋疲力尽的人们唱一首歌谣，那来自全身的疲乏和困顿也许会立即消失，生活中的烦恼在那悠长的歌声中也会瞬间溶蚀。歌谣穿行在喜庆场面和悲痛仪式之中，伴随人类走过艰辛、寂寞和苦难的人生旅途和社会历程。在《白虎关》中，飘荡在大漠上空的“花儿”、凉州小曲就是这部小说的“主题曲”和“插曲”，尤其是“花儿”可以说是响彻在白虎关中的“交响乐”。“花儿”主要流行于西北地区，有影响的主要有河州花儿、洮岷花儿和青海花儿等。它飘溢在大西北的山川上空，青年男女借其表达焦灼的相思和缠绵的爱情。雪漠对凉州“花儿”很是熟悉，在《白虎关》中从第二章灵官出走之后莹儿为他用“花儿”举行迟到的送行，一直到结尾月儿用“花儿”为自己唱的“安魂曲”，有许多唱花儿的场面贯穿其中。“花儿”也成了小说的主角莹儿、兰兰和月儿她们生活世界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兰兰和莹儿用“花儿”进行心的沟通和交流。每当想起灵官时，莹儿用一曲悠长的“花儿”寄托对情人的无限思念，表现出了对爱情的无比坚贞。在“花儿”中交织着泪水和微笑，几乎每回莹儿唱完花儿都是心潮澎湃。因为《白虎关》中着力表现的是莹儿和灵官那短暂的爱情，自灵官离家出走之后，莹儿对他的牵挂只有用“花儿”来冲淡。一曲“花儿”之后尽管泪流满面，但是那种痛苦和无奈也随“花儿”飘向心外，减轻了内心的郁积，这就是“花儿”的作用。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在生活的不幸和现实的苦难面前，“花儿”为他们提供了生活下去的理由。这‘花儿’是生命，是宗教，是信仰，是爱，也是西北土地上古典的美学。”［3］

在西北人心目中为“天籁”的“花儿”，为当地人的生活增添了许多生机。随着现代化和都市化的不断发展，在大城市也兴起了一些诸如酒吧、茶园等休闲娱乐场所，在其中有“都市味”十足的流行歌曲、摇滚乐、交谊舞等之外，他们还把一些有点“土气”的民间文化引入其中，于是茶园子里出现了秦腔、“花儿”、地方曲艺等的演唱。对于这些生存在农村和民间的歌手来说，这的确是一件好事，他们虽然没有流行歌手的走红和吃香，但完全可以在城市中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来生活下去。月儿向莹儿请教并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学习，学会了唱“花儿”。这样，她可以因这点“手艺”离开相对寂寞的沙旮旯进入喧闹的城市谋生，但现实却正好相反，月儿并没有在城市待下去，而带着梅毒回到家中，这次在城市的闯荡带来的是终身难愈的生理病痛和精神创伤。在月儿身上，我们看到现代文明并没有包容和吸收民间文化，城市毁掉了月儿的同时，也意味着“蹂躏”了民间文化。这也许是雪漠一直思考的问题，现代化打破了白虎关的沉静，改变了凉州的风土人情，延续了几百年的传统文化还能维持多久这不仅是雪漠对“凉州世界”的观照和感悟，中国的乡土作家一直对现代都市和传统农村关系进行着审视，这些乡土作家就像贺仲明所说：“他们深深沉溺于乡村现实和乡村文化的命运中难以自拔，他们为乡村现实和乡村文化的兴衰荣毁而喜怒惊惧，心绪难平。”［4］用挽歌情调观照着各自的乡土世界。

一旦提及西北地区的民谣，人们马上想到的是“花儿”，其实，除了“花儿”之外，在各地流行的地方小曲也是西北的“天籁之音”。《白虎关》中“凉州小调”也构成了整个作品的“插曲”，在叙述过程中，“凉州小调”和“花儿”一样，推动故事情节的进展的同时，还进行了插叙和转述。孟八爷酒后的一曲“凉州小调”《闹五更》既是对凉州新婚夫妇洞房之夜的想象性描述，也勾起了莹儿的一番遐思。对往事的回忆衬托出莹儿的苦难生活的同时，还显示了她对灵官的美好记忆，这也是莹儿如死水一潭的婚后生活中唯一的一点激情和寄托。憨头因为疾病失去性生活的能力，叔嫂之间的偷情虽然有悖于传统伦理，但要是探入人性的深处，这种叔嫂之间的新欢是莹儿在苦难面前能够支撑下去的最大理由。在灵官离去的岁月里，过去的美好回忆和盼望灵官的归来是莹儿的主要精神支柱。生活在西北农村的人们，由于文化素养和阅读水平的限制，在现实中指导他们的除了直接的生存经验之外，他们还会从大戏、小曲、山歌等当中汲取一些生存知识来返照当下生活。作品中莹儿妈劝莹儿带着孩子改嫁，正当莹儿迟疑时，凉州小调《哥哥劝妹妹》中的一句话在耳边响起，她不由想到如果狠心把孩子丢在婆婆家，自己嫁给别人时孩子的可怜。这些民间歌谣作为一种文学资源，显示着乡土小说的特色。雪漠在《白虎关》中把这些民间谣曲作为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故事情节的重要因素。莹儿在“花儿”演唱中表现出柔弱、善良和内在的魅力，同时还刻划了人物的心理活动，大量的“花儿”运用了比兴手法，寄托着莹儿对灵官的思念。这些民间谣曲与故事叙述有着密切的关系，无论是对过去的回忆还是离开现实漫无边际的想象，都是在一段谣曲之后开始的。

二、盘踞于内心深处的信仰世界

在一个宗教氛围浓厚的地域中，作为表现人的“世界”的文学必然和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生存在乡土社会的民众，在他们内心深处盘踞着自己的信仰，在某些时候，信仰使他们摆脱寂寞和烦闷，也使他们走出苦难的现实生活。《白虎关》透视了西部人们的信仰世界，这其中主要包括了藏传佛教和民间信仰。兰兰是作品中的一个主要角色，兰兰和莹儿的处境一样，遭遇了婚姻失败、家庭破裂，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孩子的夭亡。莹儿心中盼望着灵官的归来，而兰兰却清心寡欲，是什么使兰兰心平气和地度过艰难的岁月，就是她内心信仰的金刚亥母。

自从加入“打七”的行列之后，兰兰实现了自我的重塑和精神的升华，把一切苦难的现实抛在了九霄云外，宗教信仰熨平了她内心的伤痕。在雪漠的作品中渗透着人生无常，现实虚幻的思想，他认为人生中的争和斗是无意义的。“因而作者永远是用一种满含悲悯的目光注视着出现在他笔下的一个个人物。雪漠的这一思想线索明显是受惠于藏传佛教的人生观，因此，要解读雪漠的作品，必须要涉及藏传佛教文化。”［5］雪漠不但信仰藏传佛教，在藏传佛教研究领域也有一定的建树，藏传佛教文化也成了解读雪漠作品的一个视角。

《白虎关》中还呈现出了丰富的民间信仰世界。民间信仰是长期盘踞在广大乡民内心的一种精神现象，由于它特定的历史原因，20世纪中期在农村社会中有所冲淡。后来虽然得以解冻和有所复苏，然而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又一次降低了民间信仰在人们内心世界的“浓度”。不管是“陋俗”还是“民俗”暂且不论，民间信仰确实在民间社会延续了多少年，而且还曾经主宰过很长一段时间民众的生活世界。西部地区有着丰富多彩的文化，也有着非常庞杂的信仰世界，民间信仰具有一定的特色。关于民间的神话、仙话和鬼话的口头流传，对信仰的传播和在人们内心世界的深化有着重要的作用。《白虎关》中出现了许多传闻，乡民凭借想象编造的各种传闻，对于生存在乡土社会的人们却信以为然。在西部地区流传着关于“狐仙”的话题和传说，《白虎关》中的“天泉”传说中是狐仙饮水的地方，因为白福和憨头安了夹脑，捕捉到狐子后对其棒杀，最后神婆把白福的小女儿说成讨命债的狐子，致其遭遇了被遗弃冻死的厄运，一则传闻和没有任何根据的臆想竟酿造了一桩悲剧。两个老牧人在沙漠中遇到莹儿和兰兰，误以为碰到了两个狐仙，而且还说他们真的见到了一个身着红衣的狐仙，可见狐仙的传闻渗入乡民的内心世界。

每当灾难发生之后人们总会牵强附会地制造出一些近乎“谣言”的传说，以便根据因果关系找到各种“先兆”，一方面显示“发现者”的英明，另一方面证明了灾难的发生有着内在的逻辑。《白虎关》中猛子和白狗偷了大头家的黄豆，结果造成了冤案，从派出所出来却无处诉说冤屈的王秃子，杀害了大头的两个孩子和老婆会兰子，这在农村的确是一场令人发指的血案。不管是对受害者大头一家还是行凶者王秃子来说，这都是一场无法避开的灾难。在一个灾难横行的地区，人们往往把各种“先兆”和灾难结合起来。母鸡打鸣和夜里的狗嚎哭在西部地区都是很忌讳的，人们认为这两种现象是凶兆。《白虎关》中王秃子家的母鸡打鸣，村子里的狗整夜嚎哭以先兆的形式出现了。尽管人们事先进行了禳灾活动，王秃子剁掉了打鸣的鸡头，全村人也杀掉了许多嚎哭的狗，村里人在门前烧纸、石灰圈院、门上挂红布条儿，人们不愿看到的悲剧还是发生了。在雪漠的苦难叙事中，我们看到灾难如潮流般地涌入人们的生活，频繁的灾难已经让人们对其非常敏感，把自然界的一切反常现象和灾难联系起来。母鸡打鸣与狗嚎哭被当地人认为是灾难先兆，其实这种“反常”现象发生之后有两种可能，或者灾难降临，或者平安无事。对于一个灾难频发的地域来说，灾难和“先兆”吻合的可能性肯定会大一些。在一个男权社会，丈夫的早逝注定要和他的妻子相联系，也就是丈夫的死“牵连”到妻子，使其甚至终身受到给丈夫“背死因”的不公平待遇。果然，徐麻子说憨头的死是莹儿所致，把莹儿说成克夫的“白虎星”，这显然是对憨头的短命与死因的一个乡土社会惯常的解释。

在民众的信仰世界里，贯穿着浓厚的神鬼观念。他们认为神灵在佑护着自己，而鬼怪却不时地侵害人类。有一句俗话“活人见鬼，麻绳见水”，证明了人们对鬼的恐惧。《白虎关》中逼真地描写了凉州人的信仰世界，把一切人世间的不幸都与鬼牵扯到一起，对于可怕的各种阴鬼唯恐避之不及。有关于沙枣树下有红衣女鬼的传闻，也有关于渴死鬼、倒地鬼的民间说法。这些生存在下层社会的乡民，每逢遭遇接近死亡的危险境地时，他们出于对死亡的本能惧怕，便产生了鬼的观念。由于在他们看来，生死只是一个界限而已，是从一个现实到另一个“彼岸”，从人生世界步入阴曹地府的过程，人鬼之间只是身份的转换。《白虎关》是一部真实地再现西部社会人们内心信仰世界的作品，是讲述人们生存艰辛的苦难叙事，也是反映信仰世界的“超验叙事”。

三、独具特色的西部风俗世界

20世纪初期兴起的乡土小说成了传播地域文化的主要载体，乡土小说讲述着特定地域中的风土人情。再现特定地域的风土人情是乡土小说的主要文体特征，西部大地上有着独特的文化特色，这些文化特色主要是通过民俗风情来体现出来的。有了西部乡土小说，在西部大地上绽放的民俗花朵并不显得寂寞，它们以“异彩纷呈”或者是“奇风异俗”等等的形式进入读者的心境之中，返照着近乎单一的城市生活情景。对于西部小说来说，这些风土人情是一种很好的写作资源，也是它们在文坛上赢得好评的一项“资本”。《白虎关》中出现了一幅接一幅的风俗画面，这些瑰丽的片断和西部人们艰难的生存状况形成强烈的反差。这就犹如为灰暗的西部生活抹上了一层亮光，进而形成一种小说内在的张力，小说的叙述就是在这样一种张力中进行的。

《白虎关》中绘制了大量的凉州民俗图景，其中关于婚俗的描写最多。因为小说的主要线索是围绕一起交换婚展开的，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莹儿和兰兰是交换婚的直接受害者，她们的苦难生活都与这起交换婚有关。西北农村由于家庭贫穷给儿子娶不起妻子的事情并不罕见，当儿子超过“已婚年龄”还未能订婚时，有女儿的家庭便开始给自己的女儿打主意，通过交换婚来解决子女的人生大事。在他们认为是比较完美的事情，岂不知在现实中有多少莹儿和兰兰的悲剧发生。在一个贫穷和观念滞后的地区，和交换婚密切相连的还有“挑婚”的习俗。贫穷的农村好像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娶妻成家是关乎几代人的大事。在订婚后经常会出现“挑婚”事件，一些另有预谋的人会寻找时机向女方家人诉说或者编造一些男方的坏话，以便拆散别人的婚姻，要么暗害和报复别人，要么给自己的亲戚或家人进行“捏凑”。老顺夫妇因为企图悔婚，又有许多的顾虑，想出了故意打发毛旦去“挑婚”的伎俩，这是一出闹剧和喜剧，还是西部现实的一种反映，只不过是“挑婚”的意图不同而已。

有人把现实生活中的习俗涂上一层感情色彩，用褒贬衡量这些习俗，实质上，还有一些习俗中并没有体现感情色彩，只是一种真实的存在。《白虎关》中还给读者出示了一些独特的凉州婚俗画面，倘若循着一个特定的程序观照凉州婚俗，一些独特的习俗会展现在读者的眼前。古代中国所说的婚姻“六礼”就是最基本的婚姻的程序，相亲是婚俗中给男女双方的留下“第一印象”，关系到婚事的成败，人们会审慎地对待这一环节。《白虎关》中猛子第一次相亲买“礼行”时，买了四斤“礼方儿”(猪肉)，这也是凉州的独特礼俗。亲迎是“六礼”中的一个环节，西部地区在亲迎中有诸多独特的礼仪，但围绕的一个主题是祈吉。在民间观念中新娘很容易“中邪”，这会为婚后的不幸埋下可恶的种子，所以，亲迎仪式中有大量的环节是避邪的象征。《白虎关》有一些亲迎仪式的描写，莹儿当人生中的第二次新娘，走到赵三家的门口时，看见迎接新娘的是一堆火，迎亲的嫂子拉着莹儿绕着火堆转了三圈。这使她回想起多年前自己第一次婚姻，迎接新娘的是摆放在门口的火盆和水桶，她还是难以摆脱守寡的命运。还有象征性的一幕是她的头上撒了白面，意味着祈求白头偕老。洞房花烛夜，这是让新郎新娘难以忘却的销魂之夜，闹洞房的场景没有给莹儿留下深刻、清晰的印象，反而在“踩门”的瞬间是她脑中闪现的“蒙太奇”。在凉州有结婚次日清晨小叔子先要“踩门”之后，新婚夫妇才能出门的习俗。当初来“踩门”的灵官还是一个满脸稚气的学生，没想到这个小叔子居然后来闯入莹儿的情感天地，给她自己带来了在人世活着的一点慰藉。

信仰是人们内心承载的神秘世界，和信仰相关的仪式则是这种内心世界的一种外在表达。《白虎关》把一个西部神秘的信仰世界连同仪式讲述给人们，这就包括了神汉甩着长长的麻鞭而又令人战栗的降鬼场面，金矿的开窝子仪式上要宰牲祭土地爷，奶奶给莹儿的叫魄仪式等，这些场面也不是仅仅在凉州社会频繁出现。神巫降鬼、祭祀神圣、叫魂仪式在中国社会存在了几百年，这些仪式也是民间社会缺少不了的。在西部社会的这些民间仪式，曾经是一种常态的存在，在现代城市社会可有点稀奇，人们难以看到这些民间仪式，即使看到这些场面，恐怕除以迷信、落后来概括之外，没有人能说出这些仪式存在的象征意义，也没有人还原这些民间仪式的当初社会环境。医学还不发达的年代，对自然界的无知和恐怖，使人们形成一种依赖想象解释世界的思维习惯，久而久之，人们便遵从这种习惯。比如遇到灾难要降鬼，使人们尽快远离灾难；开始一项“工程”要庆典，预祝达到完美的结局；生病之后用“土方子”治疗，希望产生最好疗效得以康复。白虎关里还有一些禁忌，就像夜间行路时走中间，因为中间有路煞，神鬼闪躲开来碰不上邪气比较安全。哺乳期的妇女不能乱挤奶，以防丢掉奶无法哺乳婴儿，还要举行“拾奶”的一些禳解仪式。在今天看来，黑夜走路“选中”以防碰壁或掉入沟壑，哺乳期的妇女珍惜自己的乳液，对育养婴儿是很重要的，这些禁忌在生活中还是有实际的意义。

在西部农村肉食当然是上等佳肴，可是历史上的西部农民并不是随时都有肉吃，狩猎成了平淡的农耕生活的“调味剂”，也补充了人们的肉食需要。《白虎关》在一个农耕文明和现代文明交织的社会文化图景中，也还保留了一些狩猎生活的痕迹。老顺干起挼鹰的营生时显得游刃有余，孟八爷挖獾猪时神乎其神，这都是西部特有的狩猎生活。老顺过去因为有时给左邻右舍送一些猎鹰捕到的野兔肉，也很讨村里人的喜欢。在沙漠中兰兰和莹儿口渴到极点时，兰兰提到了喝动物血液的经验。不管是进沙漠驮盐还是当沙娃淘金，还有做错事后在宗祠前面受到大家的“公判”，雪漠给人们提供了一幅凉州民俗的画卷。

乡土小说中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的“侵蚀”深有体会，一大批乡土作家也为传统文化唱出了一曲挽歌。《白虎关》中关于乡间社会民俗生活的描写，显然是带有一定的挽歌情调。雪漠认为即将逝去或者已经逝去的民俗文化的美好，真可谓“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白虎关喧嚣的机器声打破了以往的宁静，这犹如可怕的魔鬼吞噬着民间文化，改变着民间社会的生活秩序。雪漠在后记中说: “时下我所描写的这种生活，已到了夕阳西下的时候。那亘古的黑夜很快会淹没一切。而且这种淹没，是永恒的消失，绝不会再有回光返照的可能。除非在另一个新生的大劫里，重新诞生人类，重新孕育出新的农业文明。”［6］20 世纪初期东南沿海一带人们已经强烈地感受到现代文明对农业文明造成的冲击，由于种种原因，这种现代文明的进程相对缓慢，到了上个世纪末再次在西部地区发生。面对势头猛烈的现代文明向民间文化的袭来，这些乡土作家对于即将逝去的民俗生活图景洋溢着赞美之情，对西部民俗的描写也是西部小说自立文坛的重要“资本”。

参考文献:

［1］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21页。

［2］赵学勇、王贵禄：《论西部作家的文学精神》，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04期。

［3］徐炯、徐德明：《<白虎关>中“花儿”的叙述功能》，《扬子江评论》，2010年01期。

［4］贺仲明：《中国心像：20 世纪末作家文化心态考察》，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162页．

［5］宋洁：《论雪漠小说创作中的藏传佛教文化》，《当代文坛》，2007年05期。

［6］雪漠：《<写作的理由及其他(代后记)>白虎关》，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出版第516页。

作者简介：

张惠林( 1974—) ，女，甘肃民乐人，河西学院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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