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重新发现文学——论当今文学的自信力

雷达：重新发现文学

——论当今文学的自信力

如果说文学一向有它不可动摇的位置，有深厚博大悠久的传统，只要用教科书和文学概论即足以回答其存在的重要意义，那么现在，文学的存在固然无可撼动，却也是一个需要重新思索和重新认知的问题了：它在今天如何存在，它的空间何在，以什么样的方式，为什么是不可或缺的？甚至，十年前这也不成其为问题，可以不回答，现在却无可回避了。

不过，对于这个问题的深刻探讨并不仅仅是个文艺学问题，同时是个活生生的文学创作实践问题，是离不开当前中国文学身上所发生的诸多新关系和新变化的。比如，文学与阅读的新关系，文学与影视的新关系，文学与新媒体、与社会新闻的新关系，以及文学的传统领地和优势；在遭遇现代化转型的巨大挑战后，所衍生的新关系，例如乡土文学是否终结的问题，等等。倘若不能从这些新关系中寻找到文学生存与发展的根基和新的生长点，那么关于文学如何自信与自觉，文学如何不可或缺的言说，都有可能凌虚蹈空。

现在的中国文学已走进了世界

莫言获奖之后，我参加过一个“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大型学术研讨会，我在发言中对这个“会标”提了一点儿不同看法。在我看来，这个提了30多年的老口号也该换一换了，不能老是“走向世界”，“世界”是否永远那么遥不可及，那么永世无法接近？现在的中国文学已不是走向世界与否的问题，现在的中国文学已走进了世界，它不在世界文学“之外”，而是“之内”。莫言的获奖便是一个明证，当然也不仅仅因为莫言的获奖。这一事件至少说明，获诺贝尔文学奖有可能变成我们身边的事，中国本土作家也有资格、有实力获此殊荣，而且，中国够这种资格的作家远不止莫言一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正在为世界所接受，所欣赏。把近年获诺奖的外国作家的作品，与中国一些优秀作家的作品加以比较，我以为我们的并不太差，份量也不轻，在文学理念上也并不落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判断。它是中国与世界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深刻交流互动的反映之一。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现在需要的也许是重新发现文学。为什么这样说呢？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就一再被边缘化。纯文学期刊和纯文学书籍的发行量和受众数，不但上不去，反而降下来，其空间和平台也一再受限。与之相对应，是大众消费文化的高涨，是影像热、类型热、微博热等的此起彼伏，热得发烫。这当然并不奇怪，也是势之所至，非人力可以改变。因为现在是多媒体时代，图像时代，浅阅读时代，或被称为全民娱乐时代，一句话，“去精英化”的时代，肯坐下来静心读文学的人自然不会多。于是从总趋势上看，快感阅读在取代心灵阅读，实用阅读在压倒审美阅读。思想的表现则纷纭复杂，其中，如有人指出的，犬儒主义的盛行，看透一切，不相信崇高且嘲笑崇高，把一切化为笑谈的和光共尘式的混世主义，就比较突出，正在使思想的锋芒尽失。其中，将一切娱乐化，将娱乐泛滥化，娱乐不止成为主体，且逐渐演化成为生活之整体的现象，也比较突出，也非夸张之语。在这样的氛围中，难道不应该重新发现文学的价值和意义，重新认识当今文学取得的实际成就和它的闪闪珠贝吗？

莫言的获奖对于中国文学来说，至少意味着文学的自信力在一定时空中的回归、树立和生长。我们也许还记得鲁迅在世时对诺奖的态度。他认为自己不够格，同时认为林语堂等人也不够格。原因在于，他既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大传统是否定的，不愿中国青年读中国古书，同时又觉得中国作家借鉴西洋文学还不成熟，以至于他觉得自己比起果戈理、易卜生们还差了一大截。那是一个倡导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埋藏旧文化、旧文学的时代。学习新的，必然就觉得心气低一些，而埋藏旧的，必然也把那古代积聚起来的自信也一同埋藏。鲁迅的这些话当然是有道理的，那也就是说，那时的中国不但“技不如人”，“制不如人”，其文学也还远未能走向世界。后来，我们又封闭和禁锢了很久很久，这个问题也被长期搁置了。然而，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们提出了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上世纪整个80年代至今，我们都在不断地打开门户，大力借鉴西方文化中有益的东西，大胆学习实验如现代主义及后现代的某些审美经验，逐渐树立起我们的文学自信。不仅是指先锋作家们争写实验小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还有全民族的思想解放和观念爆炸。此后，冷静下来，这种寻找和探索也从未止息，但更侧重于指向了中国经验和本土化的传统。这是当代文学史上珍贵的一份精神纪录。三十多年，这个时间还短吗？没有这个阶段，就不会有今天中国文坛的如许成绩，更直白地说，也就不会有今天莫言的获奖。后来，批评家们首先反思的，是对先锋文学和每一个文学现象的得失，同时呼吁富于“中国经验”的伟大作品的问世，目的是真正树立甚至高扬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上的自信。但从理论到作品的实践，并不是同步的，有时是超前的，有时是滞后的。它与我们时代整体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与世界文化的互动交流的背景有关系。因此，莫言的获奖决非偶然。他只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突出代表。他让许多中国作家意识到，自己已身处世界文坛之中，而非“之外”，或者说大部分身子处于同一个世界，只要将汉语言文学写到尽致，同时又有条件得以译介、传播，就会得到世界的认可，就会有丰硕的收获。这是一种文学自信和文化自觉的恢复。

养成阅读习惯的人在中国庞大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还是太低了

以上所说，主要还是因外部的事件、外部原因的推动，诱发了对文学的重新发现，或者说只是给了一个强刺激，它们只能暂时改变一下局面或热闹于一时。时过境迁，热潮退去，问题依然存在。事实上，对于当今文学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不是一个莫言获奖可以解决的。这问题在今天之所以变得越来越突出，自有其深刻的文化语境变迁的巨大原因。

择其原因之一来说吧，大致从新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年来，由于网络信息和影视业以及手机业的发达，传统的阅读方式逐渐成为人们最少利用的方式。千年以来阅读书籍的习惯正在被颠覆，文学与阅读出现了新关系。青年人被微博、微信以及网络、手机上的各种信息控制，读书也是不得不“实用”而为之的事情。读闲书的时代早过去了。过去人们睡觉前看的是闲书，现在青年人睡觉前玩的仍是手机，看微博、读微信、发段子。手机在“控制”一切。这从某种角度来看，是可怕的。微博的碎片化、网络信息的分散化，将人的生活和意识解构了。它说明一个问题：这些东西与真正的阅读是格格不入的。真正的文学是沉静的，不是喧闹的，是需要人们沉潜进灵魂的深处、记忆的幽深世界以及思想的微明处。真正的文学阅读应该是指，你忘记周围的世界，与作者一起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快乐、悲伤、愤怒、叹息。它是一段段无可替代的完整的生命体验，不是那些碎片式的讯息和夸张的视频可以取代的。而这些，也正是这个喧嚣时代被信息化掩盖的精神真相。我知道中国人并不是不阅读，很多年轻人几乎是每10分钟就刷一次微博或微信，从中获取有用的信息。但微博和微信太过于流行也让人担心，它们会不会塑造出只能阅读片段信息、只会使用网络语言的下一代？当然，网络侵蚀阅读是一个全球化、世界性的现象，并不只是中国才有。但养成阅读习惯的人在中国庞大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还是太低了。

记得有一位学者说过：一个不爱读书的民族，是可怕的民族；一个不爱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应该就是一个人的阅读史，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民族的阅读水平；一个社会到底是向上提升还是向下沉沦，就得看一个国家谁在看书，看哪些书，这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未来。正因为如此，深阅读，心灵阅读，“经典阅读”，目前正在成为一种逐渐清醒起来的声音。文学阅读是其中重要的一项。

文学与影像的“共同阅读”已成为当前人类接收信息或进行娱乐的重要方式

审美样式的兴衰也正在起重大变化。影视的覆盖能力变得前所未有。其中文学与影像的“共同阅读”已成为当前人类接收信息或进行娱乐的重要方式。过去文学清高，瞧不起影视，认为改编没有不失败的，好文学具有“不可改编性”；现在不得不放下身段，进入共存共荣时代。文学与电影的互动性正在加强，电影从过去拄着文学的拐杖单行，到今天电影的热映反过来诱发人们对文学的关注和回顾，进而影响文学的销路、样式和美学风貌。

不能不看到，影像语汇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也在改变我们的文学。影像正在把一切转化为可视的东西。我们处身的世界也无不在摄影镜头和监控录像的覆盖之下，好像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简化成了看与被看的关系。文学也就无可避免地受到影像文化的检验，它的门槛对文学门类的流行与否还颇起作用，长篇小说的被称为第一文体不能说与此无关，而另一些精致的文学样式如诗歌，抒情散文，只能接受读者日少这个事实。但小说也只是因其叙事性和故事因素的是否适宜改编而受到筛选，一些最精华的文学因素，如心理刻画，如景物描绘，如滔滔议论，如意识流，如精妙哲思，就不得不遭到影像的扬弃。它对文学的伤害是隐形的，却也是致命的。我们已经看到了太多的用影视镜头叙事的小说，文学性十分干瘪，却受到热捧。

尽管宫斗剧、谍战剧、抗战神剧铺天盖地(其中大部分是“文理不通”或文学性匮乏)，可喜的是人们却也越来越清醒地看到，文学有文学的语言，电影有电影的思维，其区别是一为阅读、感悟的语言，一为视听语言，二者的“结亲”主要体现在从文学作品到电影的改编问题上。电影主要汲取小说的故事元素，语言本身很难被改编，甚至很难“转译”。视听语言的瞬时性和影视画面的平面化决定了它不能、也不可能承载更丰富、更沉重的思想文化内涵，这是影视的娱乐功能决定的；影视，特别是电影的叙事时间，更多追求视觉冲击、画面感、剪辑艺术等，即使是故事片的叙事，更多是以不同角度把某个或某几个故事讲好，而很难在较短的叙事时间中展现复杂的人性关系，但这恰恰又显出了经典长篇小说的优势。看了《白鹿原》电影又看小说原作的人感叹道，看一部好小说的收获远胜于看一部电影。所以拯救影视的根本仍在一剧之本，仍在文学。

我们还应注意到，现在是一个“大片”横行、“大片”至上的时代，导演们无不对制作大片趋之若骛。现在确实也拍出了不少国产大片，它们在技术、声光电以及情节的设置上似乎堪与国际大片“接轨”了。这些以票房为最高追求的快餐式的片子，大都在技术上胜利了，除了炫技的那点儿外在的吸引力，人们普遍感到，最缺的倒不是技术，而是人性的深度和哲思的力量。就这个意义而言，文学在今天不是没有价值，而是大有可为，它有可能是从根本上改善中国影视平庸化、浅俗化、缺乏文学性的良方。

碎片化阅读无所不在，以至人们情不自禁地要求小说也得向它靠拢，孰不知这正是对小说审美本性的伤害

问题的症结还在于，在这个多媒体、影像、网络时代，文学作为传统的艺术样式，其功能不断受到严重的质疑，文学与媒体及社会新闻的新关系即其一。以前这个问题并不突出，它也是新的。这里以贾平凹《带灯》为例。我不止一次地听到，一个重要的怀疑声音是，小说中女主人公带灯遇到的种种麻烦，在社会新闻中几乎全都涉及过，无人不知，于是，那要文学何用？现在是微博时代，论反映现实的速度，文学根本无法与网络和新闻比，那文学的价值又何在？是啊，这是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者并不浅薄。意思是说，现在有了大量的密集的新闻，像《带灯》这样写现实的文学作品是跟不上社会新闻的，于是其存在已经没有意义。我能理解这种说法，却不能同意这种说法。我觉得读《带灯》完全是在另一个世界里徜徉，文学有文学的领域。很可惜，人们往往没有耐心去进入文学的领域中去体会，而恰恰我们这个时代又是非常需要文学的，像《带灯》里面所写的这个世界，“樱花镇子的生活像马拉车，虽然摇摇晃晃，可到底还是在走”。即使贾平凹写镇政府的一次会餐，写一次上级领导的“视频会”，我都觉得有趣。比如那个马镇长，那个王后生，还有为了砂场而进行的那场血肉横飞的残酷械斗，和斗争背后的极端复杂微妙的利益关系，这都是那些说看了新闻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人无法洞悉也解决不了的。这就是人性的极端复杂。我读《带灯》，我觉得我是在读情怀，读情感的微妙，读人生的韵味，读转型时期世态的变化多端，也是在读我的世界之外的世界。同时也可以说在读美文，读汉语之美。文学需要人学的丰富内涵，决不是有了新闻，还要文学干什么。当然，《带灯》在创造一个理想境界上，在思想的锋利上，是不够的，那还是因为与现实保持了过于贴近的关系，使文学之为文学的魅力未能得到充分发挥，这也是目前大量文学缺乏超越性，无力再造精神的第二现实的不足。

无独有偶，今年余华的《第七天》出来了，评价纷纭，甚至针锋相对。我也找来读了，我无意参与争论，但有些问题十分突出却不能不说：小说中凡是最动人的地方，往往是写普通人相濡以沫的充满人情味、人性味儿的日常生活，都显示了卓然的才气；而那些所谓的社会新闻性的描写就并不那么动人，也许是我早已知道了。我多少感到，余华非常珍视这些社会奇闻，以为它们本身就有存留历史价值，于是他小说里的现实感、尖锐感，都想主要依赖这些新闻支撑。余华的这种看法，也并非他不懂文学与新闻的区别，而是认为，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一般意义的小说已失却了阅读价值。如同本人在这里，就没必要再去看相片一样。也许在他看来，当今的某些新闻，远远超出了作家的想象能力，其价值在文学之上。要问，这些新闻因素的生命力到底会有多久，它们出现在小说中，究竟是破坏了、还是成全了这部小说的思想人文价值？我的看法是，这样密集地使用社会新闻，对小说的生命力仍然是一种销蚀和破坏。有人撰文说，在新闻结束的地方，文学应该开始了。说得好！心灵，人性，想象，汉语之美，是新闻做不到的。尤其重要的是，新闻追求的是“客观真实”，而文学的优势在于，它有强大的主体意识的重塑和再造，它创造的是“主观的真实”，因而是更深刻的真实。到什么时候让人们感到，没有文学的生活是空虚的，不读文学的日子是没法继续的，那就好了。如果满足于140字的微博，头脑里塞满了碎片化的新闻，没有耐心去沉静地深思生活，这样的生活也不过是伪生活罢了。为什么文学与社会新闻之间的关系忽然变得敏感了，甚至在一些名作家身上也显露出来。原因是，碎片化阅读无所不在，以至人们情不自禁地要求小说也得向它靠拢，孰不知这正是对小说审美本性的伤害。

只要中华民族还在，中华文化还在，乡土文学精神也就不会消亡

文学的传统主题和传统领域在遭遇现代转型的冲击下，也有个如何存在的问题，例如乡土文学的命运。这实际上也涉及到当今文学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文学究竟是满足于表现事物表层的那点时空意义，还是着力于表现历史演进中的人性变化和精神之根，是不同的两种思路。有人说当今乡村已经解体，作为乡土文学的土壤和基础快不存在了，因而乡土文学应该终结了。这种思潮其实在社会学家那里早已经存在。早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城市化不能以终结乡村文明为代价，要把新农村建设上升到乡村生态文明的高度。我国的乡土仍是广大的，退一万步言，即使中国像某些完全没有农业的工商国家一样了，中国的乡土文学作为传统也仍然潜隐而顽强的存在。再极端地说，假使人类都迁居到太空居住，那人们也会深深地怀念地球村的。因为它是基因一样的东西，你是无法祛除的。只要中华民族还在，中华文化还在，乡土文学精神也就不会消亡。但是尽管如此，它的主题必会变化，场域必会变化，人物的精神构成必会变化，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也都会变化，这个变化将是剧烈的，空前的，深刻的，含有某种悲剧性，就看文学有没有能力去表现？新世纪乡土文学的困境和未来乡土文学的书写空间的开拓正是当今文学的一个新课题，新难题。新世纪乡土文学中出现的“改变乡村”与“守望乡村”的迷惘、“城市”与“乡村”价值的迷失等等，成为研究新世纪文学发展的多种可能性空间。我们注意到，在乡土文学的发展中，近年来宏大叙事的解体与“细节化”叙述方式的出现值得思考。这里包括，叙事视角的变化(尤其是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的突出)；多种叙事形态“闲聊体”、“方志体”、“词典体”等的出现；言说方式的革新(主要是方言的大量运用)；乡村意象的变化等等，向更接近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意象转变。正如有人指出的，在表现城乡价值时的突出问题是：“它们之间有个明显的矛盾：面向乡村时显示的现代批判，在面对城市时却变成了留恋乡土和回归传统的意识。对象转换后出现这种思想矛盾，蕴涵着值得深思的社会问题和文化现象。”乡土文学是不可能终结的，重要的是如何开拓新的乡土叙述。

文学也需要自我觉醒，需要寻觅更新颖的表达方式

综上所述，无论在文学与阅读，文学与影视，文学与新闻，文学的传统优势领域与城市化潮流之间，均出现了新的关系和变化，但千变万变，其落脚点仍在于，文学的审美特性是不会被某些外在的喧嚣裹挟而去的。随着时代对创新的呼唤，文学也需要自我觉醒，需要寻觅更新颖的表达方式，以至在这个被网络架构，被信息塞满的时代，找回中国文学的自信力。

费孝通先生说过，文化自觉是指一定历史文化圈子中人对其文化拥有的自知之明，是对其发展和未来的充分认识。实际上文学的道理也一样。现在我们仍然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文学的主要目的不是直接改造社会和创造经济效益，但文学是可以改造和影响人的心灵的；而有精神追求的人，被提升了的人，反过来是可以改造社会，既可以创造惊人的经济效益，也可以创造精美的精神产品。因而文学是无用之大用。文学的价值是无法用经济指标计算的，其意义从久远方可显现。文学始终与人类相伴而行，是人类最早最传统的艺术母题，只要人类还有情感和心灵需求，人类需要借助文学抒情表意，文学就不会消亡。如果说我们不需要文学了，那几乎等于说我们不需要灵魂了。是的，人类不可能只需要喧嚣的信息和浮华的物质，恰恰相反，在这些喧嚣之中，人类需要的恰恰是一份灵魂的宁静，生活的真相，大爱的回归，生命价值的实现，诗性的感悟，等等，而这些，仍然需要纯净的文学和其它艺术去共同实现。因此，我认为，重新发现文学意义在于这个喧嚣的时代重新找到精神生活的路径，当然也意味着文学是完全可以改善人类的情感生活的。（人民日报）

(作者系中国小说学会会长、著名文艺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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