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子华：假如诺奖取消了会怎样？

胡子华：假如诺奖取消了会怎样？

10月已至，一年一度的诺奖舆论风潮也随之日渐汹涌。博彩公司的操盘正如火如荼，一水儿的准诺奖候选人继续排排站，接受来自瑞典的检阅，少不了熟面孔，也不乏生疏的，像村上春树和昆德拉这样的，简直已经成了老油条。

紧急备战的出版社和书商们，硝烟早已点燃，随时准备捞一笔大的，就像不无孤寂的文化媒体人也总想借此搞个大新闻一样。

总之，在娱乐至死和商业逻辑的世界里，诺奖成了寂寥文学圈里集结各种花边的大磁石。反之，这种过度的喧嚣也引得不少人产生了打碎这块磁石的愿望。虽然在可预见的很长时间内，这事情都不会发生，但仍不妨碍我们设想：如果有一天诺奖突然取消了，世界的这幅文学图景将会如何变动呢？它会是文学的损失吗？还是相反？

我们的娱乐文化已经膨胀到了把一个文学奖当成了个大节日似的地步。因此，诺奖演变得像一场世界冠军赛，因为有保密协议，整个诺奖的赛场是封闭的，选手是看不见的，就连规则也是暧昧不明的，可一头雾水的观众们对此毫不在乎，依旧热情洋溢，乐此不疲。

而且，随着结果公布日近，从观众席和各种权威专家们那里传出的小道消息就越是繁盛滋长。各种八卦、推理、揣测、谣言、预言和断言满天飞，有人信誓旦旦，有人言之凿凿，有不屑一顾的，也有假装不屑一顾的，空气中总是充满了狂欢、亢奋和喧嚣。

正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各博彩公司也闻风而动，早早就为诺贝尔文学奖博彩开盘做足了准备工作。据报道，他们每年都会针对诺贝尔文学奖设立特别的团队，团队成员既是文学爱好者也是精算师。他们需要考虑的因素比诺奖评委们还复杂，除了作品本身的优劣，也会考量读者的反馈、媒体的报道以及评委的喜好等，期间还会不断向专业的文学评论家、作家进行咨询，并据此计算赔率，供人押注。

除了博彩公司，其他各种各样的诺奖经济也是一路扬高。单说2012年，在莫言获得诺奖之后的第二天，A股文化传媒版的股票立马上涨，有6只个股开盘就涨停。莫言老家高密则迅速拟定了一份投资额达6.7亿元的旅游计划书，其中包括莫言文化体验区、种植红高粱的文化休闲区，红高粱影视作品展示区，莫言文学馆等众多项目。

而在莫言笑称诺奖奖金将用于买房后，嗅觉敏锐的房地产商们也迅速跟进，广告词从原先流行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迭换成了“嘘！好房莫言。”大众消费的淘宝网也没放过这场热闹商机，一时间网上到处都充斥着“莫言T恤”、“莫言马克杯”、“丰乳肥臀连衣裙”等各色商品，就连烧鸡也打出了“莫言牌”。

当然，最为直接的还是图书销售。换言之，每届诺奖获得者都是当年图书市场的新星，是书商和出版社的“摇钱树”，其诺奖作品的版权也是出版业纷纷争抢的对象，中国就曾出现过七八家出版社争抢诺奖作品版权的情况。

与之相应的是其市场号召力，2004年，奥地利作家耶利内克获诺奖后，其作品《钢琴教师》的订购量24小时内在亚马逊从第1163804位一跃上升到了第9位。而这并非个例。据报道，莫言获奖后作品的月均销量是获奖前的199倍，定价700元的30万套《莫言文集》，在一个月内就一售而空。期间，不少莫言作品都处于紧急加印的状态。

正如豪尔赫•阿马多（Jorge Amado）所说，不是诺贝尔奖成就了文学，而是作家们成就了诺贝尔奖。但在这场闹哄哄的诺奖大Party中，真正关涉文学的往往是少之又少。观众追逐的视线似乎天然会转弯，似乎天然有自动导航把事件拖向娱乐化、市场化的“康庄大道”上疾驶狂奔。与此相应的，文学场就像一株快要枯萎的植物，人们想要通过酒精让它恢复生机，一开始它立刻张开花瓣振动了一下，但是一会儿酒精散发后马上又萎蔫了，甚至可能变得比以往更加死寂。

诺奖下的阅读，值得警惕

在诺奖作品和出版商的市场联盟下，每年读新诺奖作品成了全球最广泛的阅读冲动之一：新鲜、有话题性，还不缺逼格。在严肃阅读不断被唱衰的今天，很多人甚至将之视为文学教育和文学阅读的福音。

当我们回顾吉卜林、叶芝、柏格森、托马斯•曼、T.S.艾略特、福克纳、帕斯、海明威、加缪、贝克特等这支诺奖作家队伍时，我们应该承认瑞典文学院确实给出了一份还不赖的阅读书单，尽管其中也掺杂了一些面目可疑的作家，例如赛珍珠、高尔斯华绥、米斯特拉尔等。

与此同时，我们也还可以举出另一支规模庞大的奖外队伍，他们不仅毫不逊色，甚至有逾越之势。单看20世纪，随手就可列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卡夫卡、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尔维诺、里尔克、庞德等等。这份名单之所以这么信手拈来，是因为每次有人要鄙夷一下诺奖，这些名字就会被不断重复。

这支奖外队伍名单固然可以算作警惕诺奖下阅读的原因之一，但这更直接指涉的是评奖的公正。但就文学评奖而言，本来就不可能存在清晰、一致的评判标准，因此这种指涉看起来就是个泥潭，是完全争辩不清的。

而诺奖下的阅读真正令人可疑的是，在过分娱乐化和市场化的诺奖事件主导下，各国书商和出版商紧盯榜单的做法，就相当于放弃了自己的文学趣味和文学判断，变成了诺奖的传播渠道，这使得书店里大量充斥着诺奖作品和准诺奖获得者的作品。

比如在中国，每次去书店，我们总能见到村上春树和昆德拉的作品集摆得满满的，内容都一样，但封面和装帧不断地翻新，这可能也是长期陪跑者的另一份市场“收获”。

但正因文学并不存在统一的标准，所以它的多样化和丰富性就显得尤其珍贵。而在诺奖书商主导的赶时髦、追时尚的阅读风气下，我们的文学视野恰恰没有变得更开阔，更全球化，而是愈来愈窄，甚至还可能愈来愈自负。

尤其是诺奖本身带有的欧美中心文化圈视角，读者很可能会因为读了泰戈尔就据此去想象印度文学，读了索因卡就夸夸其谈非洲文学，但只有我们看到别人通过莫言来代表中国文学的时候，我们才会意识到其中的荒谬。

换言之，所有文学都是其自身传统的产物，而这个传统的构成序列可能会是很漫长的，中国的古典传统就是如此。但在这个意义上，诺奖主导下的追求新鲜感的文学阅读是省心省力的，其背后构成序列中的其他经典则成了灰尘扑扑的博物馆陈列品。因为我们宁肯去读《丰臀肥乳》也不愿去读诸子百家，我们宁肯抱着《暗店街》，也不愿重新拿起《荷马史诗》。

正如库切举例耶利内克、奈保尔和贝克特的诺奖颁奖词时说的那样：“这三句颁奖词本身没有错，但这样的总结似乎是有意要突出他们光明的一面，尽管他们作品本身的内核，是相当黑暗的。”

诺奖下的阅读也正是如此，虽然作为一份书单，它是合理的。但一旦这份书单被市场力量和全球化力量不断放大的时候，它原本意义背后的阴影也就出现了。换言之，诺奖下的阅读值得警惕的，不是它呈现了什么，而是它遮蔽了什么。

文学大同到底意味着什么？

海明威曾说，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后，没有哪个混蛋能写出什么值得一读的东西。事实上，诺奖这个甜蜜的重负不只折磨着已获奖的作家，对那些被提名的和未被提名但希冀自己能获奖的作家也是如此。换言之，在诺奖被国际竞赛化以后，他们都像偷偷揣着一篇获奖词在写作。

如果真如卡萨诺瓦在《文学世界共和国》中写到的那样，文学世界有自己的疆界，也区分中心（巴黎、纽约等欧美文化）与边缘（亚非拉地区的小语种文学），那么诺奖的重负对“边缘地区文学”的压迫会更大，因为边缘文学国家对国际认可的渴求和对集体荣誉感的需求会来得更强烈，却又没法仅仅依靠自己建立起文学自信，它必须借由向中心的依附和献祭来获得来自中心的承认，从而提高自己的文学地位。

卡萨诺瓦认为像韩国这样的文学小国甚至得了“诺贝尔强迫症”，“在首尔的最大书店里，人们可以看到对于‘未来诺贝尔奖’的召唤。”事实上，中国一直以来的诺奖情结也是如此，诺贝尔文学奖被视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体现，在经济和政治上日益强大的中国也需要在文学上得到这样一张全球性的证书。

为了得到这样一张全球性证书，其过程往往是惨烈的。文学翻译首先就是“大鱼”吃“小鱼”的手段之一。瑞典学院的院士们熟练掌握着德文、法文、英文、西班牙语等欧洲主要语言，而对韩语、泰语、斯瓦西里语等其他语种一无所知，哪怕是像中文这样的大语种也是如此。而翻译给文学作品带来的损耗和误解是可想而知的。

诺奖对写作的另一个影响是世界图景下的文学大同想象。自上世纪初以来，诺奖的历史就是逐步诠释文学全球化标准的历史。要进入这个历史，来自边缘文学区的参与者们就会陷入揣摩的心态。为了获得世界文学中心的认同，他们中的一部分放弃了自己的民族性，而另一部分则夸大了这种民族性，因为民族性有时被视为障碍，有时又被视作更好的敲门砖。但这看上去都是“一厢情愿”的，既可能是强者的一厢情愿，也可能是弱者的一厢情愿。

在《新法兰西杂志》1924年的一篇文章中，让•卡索（Jean cassou）清晰地分析了法国评论机构的主要怪癖：“我们希望外国人使我们感到惊讶，但我们却准备告诉他们如何做，似乎他们的作用就是为了能为我们的乐趣服务，而不是为他们的种族。”

 1913年，诺贝尔奖颁给印度的泰戈尔，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是对小语种文学的尊重，而是“不断加强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者不断得到满足的殖民者自恋倾向发展的产物”。事实上，泰戈尔不是印度人向委员会推荐的，而是由伦敦皇家文学社引荐的，获奖也是在《吉檀迦利》唯一的英文版出版之后才定下来的。

诺奖使得边缘文学区的写作进入了一种去历史化的操练。文学评论家查尔斯•拉森（Charles R.Larson）就认为，在这种机制下产生的非洲文学只消改改人物和地点的名称就能转化成美国小说。

而实现去历史化的途径之一，就是对写作技术的仰赖。这方面，马尔克斯可视为一个代表。《百年孤独》几乎集结了西方对拉美的全部想象，也抓住了拉美人阴郁的情绪，既显得异域风情，又不无民族主义。但它既不展示这片土地的过去，也不展示这片土地的现在和未来，它只是提供了一种地区理解的简便法，像一块八面玲珑的意愿磁石。

这块磁石，在某种程度上，是西方愿意承认的，也是拉美独立战争后的独裁者愿意看到，并加以鼓励的。它的被高估是出于一种时代的合谋。在马尔克斯之前，拉美小说如果说有什么传统，那就是致力于发现和表达周边地区的真实处境，并试图介入其中：残酷的地理事物、与原始大自然的斗争、阶层社会的观察和国家不安的纷争等等。虽然这样的作品大部分在艺术性上还显得粗糙，但却是基于自身的历史写作。

在三联书店评选的“20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100本书”中，《百年孤独》位属第一。它曾引起中国作家一场持久的仿写运动，比如莫言、贾平凹、余华、马原、苏童、格非、阿来等等，几乎囊括了所有创作活跃的前线作家。马尔克斯对中国影响之深远，其实也是诺奖世界图景下文学大同的一个投射。

但无论文学的世界，还是世界的文学，更重要的不是大同而是多样化。正因如此，面对这样的影响，现在我们已经很难拍着胸脯说，它是完全有益的，或许我们正在步入它的后遗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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