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漠：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作家（一）

雪漠：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作家

◎张存学：说到这里，我就想起了陈寅恪，他曾经提出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批评之态度”。在我看来，这是他心中知识分子应有的标准。我觉得这个标准非常好。但是，眼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却很少有人能达到这个标准，甚至可以说是相差甚远的。

另外，我读《古拉格群岛》的时候还发现，索尔仁尼琴在以自己的方式批判和分析苏联时期的专制体制精神，他从源头一直谈到了古拉格群岛这种现象。在这个过程中，他不注重别人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而是用自己的意识与力量去判断和思考，并且为此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显然，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也应该是具有独立精神的、能够独立思考的、锲而不舍的人。当然，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还有其他的一些传统说法，不过我们仍然会发现，陈寅恪与索尔仁尼琴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非常相似的。但是正如上面谈到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恰好是中国知识分子最薄弱的部分。

●雪漠：中国为什么出不了索尔仁尼琴那样的人？我们暂且不说沙皇时代俄罗斯出现了多少大作家，即使在苏联时期，那片土地上照样出现了大作家。但是为什么中国就出不了那样的人？当然，中国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不太一样的作家，比如王小波、杨显惠那样品格相对独立的人，但他们仍然不能跟苏俄的大作家相比。你觉得这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张存学：巴金把“说真话”当成一个比较高的标准，但这个标准在苏俄的大作家面前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或者我们更应该把它当成做人的基本标准。苏俄的大作家们，比如帕斯捷尔纳克，在文学精神方面得到的传统滋养是相当深厚的，托尔斯泰等人留下的文学遗产滋养了他，里尔克这样的伟大诗人也为他提供了精神滋养，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能在苏联时期拥有自己的立场，而且还能把这种立场写成小说，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

反观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滋养，我觉得其中就存在着一些问题。在中国的古典精神滋养里面，也有一种独立的东西，比如百家争鸣时期的很多东西，但后来的知识分子就变成了一种依附性的存在，而且是一种严重的附庸，包括韩愈这样的人物。前段时间，我集中地看了一些韩愈的文章，发现他就有这个问题，他更注重儒家里一些比较世俗的东西，连庄子、老子这些人物的精神都进行了排斥，如此一来，就显出了一种很重的奴才相。所以说，我们有着某种传承下来的精神滋养，但远远不够。而且百家争鸣时期那些大家们的东西，后来也被有意地断裂了。在封建时代，有些知识分子不跟统治阶级合作，自己告老还乡，或者躲入深山老林里不问世事，但这只是一种假象，是一种“假”不合作，因为他们的心灵还是割舍不下的，因此他们仍然附着于体制之内。

●雪漠：杨显惠等人，在目前的作家群体中已经非常难得了，我看过他们的很多作品。我觉得，在中国，杨显惠、张承志那样的作家并不多。他们虽然没有得到国内读者的广泛接纳，但在国外却已经慢慢被认可了，而且赢得了一定的读者与某种共鸣。除了意识形态能否接纳不一样的声音之外，你觉得，还有没有其他因素导致这种现状的产生？

◎张存学：国内或许也存在着另外一种写作，比如杨显惠、张承志，以及之前有影响的王小波，这些人都有独立人格，而且自由感非常强，但他们不被主流话语所认可。就是说，操纵主流话语的人们不愿意面对他们，一些自认为与主流话语有相应距离或者在故作姿态的人，对王小波这样的作家又感到无话可说，因为他们自己一直都不独立、不自由，也理解不了一种独立、自由的状态。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媒体的控制。媒体的控制属于一种背后的力量，它会产生一种巨大的暗示，让你不能谈王小波、杨显惠、张承志这样的作家。

●雪漠：在这种情况下面，他们可能不会遭到封杀，但至少不能成为一个话题。

◎张存学：媒体的力量还具有一种恐吓的性质，但它不是明确的，而是无形的。比如，它会给你设定一个规则，让你不能逾越这个，也不能逾越那个等等。当然，这里面也包括了网络的内部审查，现在的内部审查是非常严格的。在“文化大革命”等集权统治非常明显的时期，他们可以明目张胆地恐吓，但现在这种恐吓的手段却被放在了背后。

●雪漠：除了你刚才谈到的那些原因之外，可能也和中国作家的先天不足有关系。我相信，要是这个时代能出一个曹雪芹，或者出一个托尔斯泰，老百姓，甚至意识形态都会认可他们的。这说明，最重要的原因不是意识形态。

我发现，每次外国人问起“中国作家为什么写不出伟大作品”、“中国为什么诞生不了伟大作家”之类问题时，好多中国作家都会回答“这与意识形态有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当然跟意识形态有关系，但意识形态的影响并不是决定性的。我相信，《战争与和平》那样的作品，就算放到当代的中国来出版，肯定还是会享誉世界。

◎张存学：说到底还是作家自身的问题。之所以前面谈到的恐吓手段能发挥作用，还是因为作家本身存在问题。

●雪漠：有时候，我觉得这更多的是一种神经过敏。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在神经过敏的状态下看《西夏咒》，就肯定不敢出版这部作品，因为里面谈到了一些非常敏感的东西，包括宗教色彩，以及一些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描写，比如骑木驴等等。但事实上，它随顺因缘地出版了，而且出版之后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张存学：这就是一种自我暗示。

●雪漠：很多人都不愿意去碰一些自己觉得不能碰的东西，因为他们担心影响官运、前程等东西，但事实上，在这个时代当中，除了一些法律上不许可的行为之外，我们还是拥有相当的自由度的。问题是，现在有好多作家都是心灵上的侏儒，他们一方面不敢写，一方面写不好，另一方面又被一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给吓坏了。

◎张存学：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还是自身不够强大，也就是说，好多作家的自由感和独立性都不强。

●雪漠：如果你从小就把一匹马用绳子拴在某个地方，那么即使它长大之后很容易就能挣脱这根绳子，它也不会去挣的。这是造成目前这种状况的第一个原因，但它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好多作家本身就是为了得奖而写作的。他们在这个相对自由的时代，选择了一种不自由的创作方式，因此也就把自己束缚住了，这怪不得别人。

当你观察目前的中国作家群体时，就会发现当下有三种作家：第一种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一类人，他们专门奔着某个奖项去写作，只愿意创作能获奖的作品，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会把创作提纲交给一些官员，让对方看看自己有没有获奖的可能，然后再决定是否沿着这个方向创作下去。因此，他们的创作里缺少了一种真诚的东西，而真诚却是文学最基本的标准，这导致他们不可能创作出很好的作品。然而他们根本就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所以才将一切都归咎于意识形态。但这种论调显然是站不稳脚跟的，因为你会发现，在同一种意识形态之下，杨显惠那样的作家，却在默默地创作着一些非常真诚的作品。他就属于我所说的第二种作家，这种作家是真正追求艺术的。还有一些非常认真的作家也属于这一行列，比如莫言等人。除此之外，中国还有第三种作家，他们是一些得到了民间认可的人，比如我们前面谈到的八〇后的一些作家，他们也发出了一种相对自由的声音。这说明，当下这个时代有它不足的地方，但它还是允许你去选择的，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创作。比如说，杨显惠选择了他自己的写作，八〇后选择了他们自己的写作，金庸也选择了属于他自己的写作方式，这些人到头来都很成功，也并没有为自由付出某种代价。

与俄罗斯的大作家们相比，中国作家缺少的不是别的，而是心灵的博大与真正的精神追求。这导致中国作家就算创作一种类似于俄罗斯作家的题材，其作品还是会显示出一定的局限性。这一点，在甘肃作家乃至许多中国作家身上都表现得非常明显。具体来说，中国作家的作品或许在局部上很有灵气，很有文学性，但从整体上来看，总是缺少一种东西。相反，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即使局部上看来非常粗糙，比如，托尔斯泰的文字有时一点都不优雅，甚至还会显得十分笨拙，但是从整体上来看，里面却具有一种极为大气的东西。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个局限呢？你还有十多年的编辑经验，在你看来，西部作家目前最大的局限在什么地方？

（续）

——摘自《光明大手印：文学朝圣》雪漠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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