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夹缝中农民焦虑的个体存在展现

传统与现代夹缝中农民焦虑的个体存在展现

——以雪漠的“大漠三部曲”为例

瞿萍、郑骥

摘要：在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中，西部文学代表作家雪漠以极大的同情悲悯之心关注农民的生存境遇，挖掘他们在时代转型期无奈又被动的精神裂变过程。外在社会道德滑坡的展现与个体存在焦虑的关照不仅是雪漠承袭传统文人敏感的忧患意识的表征，更是他作为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担当。

一、西部品貌的展现——“钙质”性的存在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崛起的西部文学以其特有的西部品貌在文坛上独树一帜，恢弘、博大、开阔、原始、雄壮是其基本的美学品格。在工业化、现代化语境下的西部文学不仅仅苑囿于独特的西部地域色彩，更体现着广涵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担当。作为新世纪初崛起的新一代西部文学代表作家，雪漠的小说创作被称为是“为‘缺钙’的中国当代文坛注入了有‘钙质’”。[1]

西部文学以其强烈的地域风格在文坛别具一格，乡土语言的使用、乡土风情的刻画、乡土人生的抒写作为地域文学乡土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雪漠的作品中有着突出的表现。他的“大漠三部曲”展现的是西部农村真实的生活画卷，揭示的是西部农村无奈的生活状态，是一种严峻的真实。雪漠以饱满的热情与强烈的同情心，在现实主义的关照下，以强烈的西部地域特色为底蕴，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抒写他们的精神走向与精神欲求，对苦难的抒写展现着其小说创作中人生抗争的积极向度。作品的苦难意识、人民的苦难命运以及悲剧生存状态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思维模式与封建观念的束缚。作品关注的是西部底层农民真实的凡俗人生，作品所塑造的是典型的西部乡村环境，刻画的是典型的西部农民形象，是在现实主义笔法下直面真实而富有质感的西部乡村。因为贫困，以“活着”为唯一目的的农民在整个生命进程处在一种相对稳定的平衡模式之中，麻木的状态侵蚀了整个心灵。当忍受、沉默、卑微熔铸成性格的一部分，潜移默化地控制着思维支配着行动时，农民对自身身份的自觉认同，使得外在的任何一种刺激都会使他们对原始生存状态产生根本性质疑，乡土社会的土崩瓦解似乎也就具有了合理性。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工业文明、信息文明为主体的“人类文明”以胜利者的姿态强势介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个人存在的焦虑被无限放大。作为与传统对立的“现代”，所裹挟、暗含的更多是以利益为主导的社会意识形态对普世性的社会共识的破坏（当然，社会及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无数次地证明每一次新的“反叛”都伴随着与之相对应的“旧”的“断裂”与颠覆），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需要付出极大的牺牲。与此同时，大众文化时代的到来使得文化、文学成为消费的对象，知识分子原有的责任担当被架空，文以载道的传统演变成为替颓废、焦虑、茫然的现代个人的精神困惑“立言”。一方面，就目前处在转型期和深刻变革阶段的中国社会来说，现代化不仅带来了都市文明病，同时，伴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扩张，作为“传统”积淀最深厚的乡村也不可避免地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或被抛弃、或被解构的对象，乡村中的人也由此产生如都市人一样的生存困境。另一方面，作为愚昧、麻木代名词的乡村人由于其知识体系的浅薄、思维模式的顽固，在城乡冲突、传统与现代的拉扯中，由于生存空间被挤压，生存技能被弱化，作为弱势群体的他们游离在新与旧、城与乡的夹缝中。农民身份的悄然转化带来的是对于原始存在方式本身的质疑和传统伦理价值体系的土崩瓦解。农民对于自己身份的认定是通过对乡土社会传统的道德伦理、风情世故甚至封建迷信观念的认可形成的，这种经过千百代不断强化聚合而成的顽固的心理结构在初遇现代工业化的挑战时因为准备不足，基本以负面的、毁灭性的结果为代价。同时，城与乡、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似乎也为悲剧的产生提供了合理性。面对纷繁复杂的诱惑，农民品性中的阴暗面一触即发。

雪漠的小说作为大众文化时代下“钙质”的存在，其小说展现的美学氛围与创作意旨巧妙地契合了宏大时代背景下的关于个体存在，尤其是城镇化背景下，农民精神世界的崩溃与灵魂重构的探索的时代主题。

二、现代化的代价——个体焦虑的凸显

雪漠的作品虽然属于乡土小说，但在“现代性”话语主导下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长廊中，关于“现代性”的思考题旨始终贯穿如一。

现代性作为一种态度，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启蒙运动的产物，作为其核心价值的人本主义本身，就是与之前的以宗教为统治之宗的禁欲主义的“断裂”。隐藏在巨大危机感之后的“变革”意识是精英知识分子企图实现对国家、未来的集体想象的手段。严峻的客观现实促使他们进行思考，对现实的反思也是现代性产生的动因。只有通过不断地反思才能尽力弥合这种断裂。同时，作为文化主潮的现代性因其内在固有的某些规律，具有着某些可以适用于不同国家、文化、民族的普遍原则。在社会现代化的基础上，作为反叛其的文化上的现代性也就具有一种形而上的直指本质的特性。综上所述，现代性作为一种形而上的意识形态，是源于对过去的反思，造成与过去的断裂所形成的一种具有普遍原则的、持续前进的、上层精英知识分子对未来的想象体系。

现代工业文明对乡村的冲击（外在环境与内心世界），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乡村被迫卷入工业化进程的无奈，使得农民原有的知识体系、认知结构、道德伦理观念遭遇了颠覆性挑战。对自身存在的追问，对何以安身立命的追问，在固有公信力突然断裂的情况下，内心的惶恐与焦虑，产生了对传统、对土地、对世代因袭下来的生存方式的质疑都是雪漠小说所探讨的主题。当然由于农民自身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小农经济、土地对人千百年来的束缚使得这些变化都潜移默化地在潜意识中进行，而外在的表现形式或荒唐、或无奈、或绝望，并最终通过极端的方式来舒解心中的苦闷与无助。由于现代文明对乡村的入侵使得农民的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于是为大时代背景下转型期的农民寻找“出路”、重构灵魂就成为了雪漠“大漠三部曲”的主题。

在雪漠笔下，城市作为乡村的对立面出现，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浮华背后隐藏的是伴随现代化而来的都市文明病。小说中，月儿、灵官的“出走”都没有解决农民的精神迷惘，前者拖着受损的身心回归乡村，杨梅大疮是其所向往的现代都市“馈赠”的唯一“礼物”，后者也最终在作者笔下不知所终。在社会由农业迈向工业文明的进程中，农民作为被隔膜在“现代”之外的“存在”，成为落后、愚昧与贫穷的代名词。“农民”不仅仅是身份的确认，更成为一种潜在的社会阶层隐喻，他们与社会的“进步”格格不入，作为无奈的受害者，自然而然被视为阻碍现代化进程的部分。人与土地的关系日趋紧张，传统的生存观念—— “土里生，土里长，到老还叫土吃上”，受到巨大挑战。作品中呈现出了农民的悲剧命运，既有对“出路”的探索，也有对“盼头”的追问，但是，其中一切对希冀的描写都含有浓重的宿命论色彩（当然，这与雪漠的藏传佛教信仰有关）。然而，雪漠对现状提出的疗救方案仅仅是单纯的希望改变农民的“心”来实现。殊不知，农民灵魂的自觉绝非作者主观意志所能决定的，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雪漠站在知识分子的角度，是一种以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为核心的居高临下的姿态，带有知识分子本身的臆想在内。

作为一种趋势，“现代化”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与强制性。商品经济带来了竞争，利益成为左右着还未开化的底层西部农民的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一方面现代化工业化野蛮地渗透进中国西北贫困地区；另一方面，这里的人们的精神心理还是亘古不变的”。[2]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被剥夺了土地这一生存空间，与土地有关的生存技能也被架空，由此产生了内心的极度焦虑与惶恐。在中国这样一个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三者并存的社会中，后两者以“现代”自居，并以胜利者的姿态进行着对农耕文明的解构与颠覆。农村遭受现代化侵蚀，现代以追求利益为终极目标的商业主义对乡村的瓦解与诱惑，欲望开始蓬勃生长，演化出新的困境与灾难，农民在欲望的支配下，进行着残酷的精神裂变。作品全景式地关照了乡村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外在物欲不断膨胀的社会导致处于贫困状态下的农民的劣根性一触即发，从而凸显了西部农民精神生态系统艰难而痛苦的现代转型。

农民生存的艰难状态与渴望摆脱困境的焦灼的心路历程表现在在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做着救赎的努力，对“出路”探寻而不得的悲剧性结局。“‘城市化’化掉了乡土的精、气、神，市场经济颠覆了传统的乡村世界，农民的精神支柱没了，乡土的文化底蕴没了。”[3] 当现代化强势地介入乡村社会后，处于混沌状态的乡民们被迫放弃那种从未被怀疑过的残酷、原始的生存方式，当他们试图屈服于“现代”，放弃原始的生存惯性时，却又被所谓的工业文明、都市文明抛弃，生存的失意困境凸现出来。

三、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生存的诗意

作为典型的乡土小说，农民与土地是架构作品最主要的两大元素。农民作为中国基数最大的群体，不断同化的个体凝聚成一个具有共同价值观的群体，并最终熔铸为“民族”这一概念。千百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土地对人的束缚，共同决定了农民群体性格的形成。同时，共性之下，也有个性。作为个体存在的农民在面对“生存”这一基本课题时，所暴露出的人性中的劣根性成为其个体人格的组成部分，影响着他们的处世态度与行为习惯。

土地对于农民来说，更多的是关于“生存”的话题，是物质上的，二者的关系也更具功利性。当传统的以土地为基础的生产方式遭到怀疑，土地的丧失伴随而来的是生存的困境。当“活着”受到威胁时，最严重的后果便是死亡。雪漠以冷静的笔调处理作品中大量的死亡描写（憨头之死、引弟之死、五子之死等），其中有批判、有同情、有无奈。“土里生，土里长，到老还叫土吃上”的具有轮回性质的认识论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传统与现代的对抗，城与乡的冲突，以及工业文明对处于底层的农民从土地等外在生产资料到内在固有思维模式、生存方式的侵蚀、掠夺，并最终压缩其生存空间，剥夺其生存技能，摧毁其价值体系，将其逼入“荒原”的悲惨绝境的书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的全景式展现。现代化的背景下，农耕文明必将消亡，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必将带来包括环境等在内的一系列问题。

身处西北沙漠边缘的农民在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浪潮下被迫卷入现代化进程，伴随而来的是外在生存环境的突变与精神世界风雨飘摇的彷徨之感。社会转型期的农民灵魂深处的痛苦与精神追求、他们困窘的生存境况、翻天覆地的改变不仅在于固有认知体系的顽固、愚昧与荒蛮和严酷的自然环境，更在于城乡冲突大背景下，乡土社会世代因袭的既有秩序、伦理道德、习俗风貌、价值体系、认知结构在“现代”面前的土崩瓦解，以及城市文明对乡村的经济掠夺，对乡民的原始身心存在的依附之物的解构。

雪漠的小说不仅仅是作者立足于西部，满怀同情地叙写西部农民的凡俗人生，更是作者在人道主义立场下，以知识分子的谦卑态度关注转型期西部农民的诚意之作（尽管其中存在着主观介入过强以至于人物失真等问题）。他的这种悲悯的心态具有普世价值，并试图在农耕文化与工业文明的博弈较量中保留传统积淀下的精华，为农民寻找“出路”，重构灵魂。

参考文献：

［1］雷达,《生存的诗意与新乡土小说》，《光明日报》，2001年8月16日。

［2］陈晓明，《西部叙事的美学气象与当代机遇——雪漠的〈白虎关〉》，《小说评论》，2009年。

［3］何清，《无力的挣扎与无望的救赎——雪漠的〈白虎关〉释义》，《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

（刊于2014 年4月《晋中学院学报》第31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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