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以怎样的方式进入了历史？

文学，以怎样的方式进入了历史？

——评雪漠小说《西夏咒》

《长城》 2012年10期

雪漠的长篇小说《西夏咒》，被评论家陈晓明称为“附体”式的“杰作”，而被评论家李建军称为“文学观有问题”的失败之作，这种毫无折中的生死宣判在当下中国文学批评中却是不多见的。这种判断的分歧与雪漠进入历史的姿态、演绎和评价历史的“个人性”有关。雪漠以诗意的和神秘的手法演绎历史，以激情而不乏偏激的评判历史，这是《西夏咒》与此前《大漠祭》《白虎关》时期的文学观大相径庭的。《西夏咒》是用超现实的魔幻手法写就，作者从西夏岩窟金刚亥母洞中的土塔上掉下来的八本书稿—总称《西夏咒》写起，以此演绎了一个叫“金刚家”的村落神秘历史的梦魇。讲述者与主人公也随意穿梭于文本，作者以天马行空的叙述与诗化演绎、激情昂扬的诗情，表达了对“大漠、白虎时代”的“超越”，①有澄明博大的悲悯情怀和高贵的精神主义色彩……凡此，都使《西夏咒》成为中国当下小说的一个“异类”。

一、天马行空的无羁叙述

雪漠以天马行空的叙述演绎了《西夏咒》作为八本书稿中对主人公的人生经验、精神体验和寄予其中的作者“个人性”的历史观。其演绎历史的方式主要是通过讲述者阿甲、听者(我)、生活中的雪漠等不同身份、不同视角进行讲评。奇怪的是，同一个讲述者的身份和立场也在不断变换。在不断变换的观照视角中，我们可以看出叙述者视角的变换和穿插交错，在历史评判和现实关怀之间任意穿梭，这一天马行空的自由出入文本的方式、对应同一事件的不同态度及其言说立场，打破了惯常的(特别是雪漠自己)小说叙述的单一视角和结构故事的方式。

在《西夏咒》的讲述中，几个讲述者的视角和视线有时是合一的，有时候完全相悖。对于这一点，作者雪漠作了刻意的处理和说明，“但在那堆书稿中，阿甲的身份却很是混乱，他在那几本书中常常出现，他时而是叙述者，时而是主人公，时而是见证者，时而在西夏，时而在现代……总之是混乱到了极致。我不知道这诸多的‘阿甲’是不是指同一个人？”“我一直没有弄清，《梦魇》中的琼、阿甲、雪羽儿等，跟其它书稿中的同名人物究竟是何种关系？他们虽然有着相同的名字，但似乎又有着相异的人生轨迹。”“就书中记载看来，‘金刚家’存在的年代也很是模糊，似乎是西夏，似乎是民国，又似乎是千年里的任何一个朝代。这样也好，以其模糊，本书的反倒成了一个巨大的混沌。”②这是作为作者的说明，同时也是作为听者的“我”看法。而在故事的讲述和演绎中，“我”和阿甲很容易合二为一，“后来，我(阿甲，引者注)我便进了金刚亥母洞，成为一个西夏的僧人，经历了无数传奇的故事之后，再成为传奇故事里的主人公。”有时，阿甲成为神采飞扬的讲述者，而“我”的思考很自然受到阿甲叙述的牵引，“阿甲唾沫星四溅飞流直下三千尺。我说行了行了，你也不怕读者烦吗?”如果不进行“细读”，我们多少会对这种天马行空的叙述不知所措，甚至会觉得很“烦”。

为了消除对这一天马行空叙述方式的“误读”，作者也在关键的时刻将这种混乱进行调理，不至于读者陷人“迷乱”。比如在《写作的缘起》中，他说“雪羽儿”和“我的文学创作”，“是从灵魂里流出来的真诚。”甚至在之后的叙述中，作为作者的自己的真实经历和相关的事件、评述也被不加修饰地请到“故事”中来，所以，带有“元叙事”(作为叙事的叙事)的特征。可以看出，作为元叙述的这一讲述方式，也拆解了历史事实、历史资料，历史演义本身的神秘性，从而为人类历史、宗教文化的惯性思维给予重新的审视，从这个意义上看，天马行空的叙述具有真正的形式的意义。

其实，很明显，在前十章里，阿甲是一个鲜明的叙述者，以阿甲对“我”的讲述，以及依托《阿甲呓语》《空行母应化因缘》结构故事，而到全书约共分之一处，阿甲渐渐地进人故事，与故事中的金刚家、明王家的人共同讨论凡俗之事，佛法之理，共同评判历史，指摘功过。代之而讲述的人则是一个隐藏的叙事者，或者是“我”，或者是生活中的雪漠，或者干脆缺省讲述者，让故事像水一样流淌。杨志广先生在临终前给作家出版集团何建明先生的信中称:“《西夏咒》的确是雪漠很重要的一部作品。”“这是一部从文学角度看非常有特色、非常有价值的作品……作者在创作这部作品时倾注了真诚、灵魂与心血。”(见《西夏咒•代后序》)雪漠也说，如果说《大漠祭》《猎原》和《白虎关》的写作是投人了他的生命的话，那么《西夏咒》的写作便是融入了他的灵魂。

还有一点，那就是读者可以对这段神秘莫测的历史，可以进入历史的正面，也可以侧入历史的反面，以感受历史纷繁与变换;还可以进入那些更具象征意义的生物的世界，那些动物、植物们，比如熊的报恩，马的忠诚，蝙蝠的友好，还有蚂蝗的攻击、乌鸦的愤怒，等等，这一切都构成了一个奇幻的世界，既混沌，又纯粹;既清晰，又芜杂，魔幻而真实，如在梦中。可以说，这样的自由出人文本为作者评判历史的“个人化”尺度寻得了合法依据。即作家可凭借叙述者的立场言说历史，也可依循主人公的方式评判是非，更以叙事者的身份对评判本身进行重新的评定。在这个意义上，《西夏咒》的写作方法仍具有前卫性，是雪漠在小说观念上对“《大漠祭》时代”的“有限度”超越。

二、诗意抒情与评判历史

《西夏咒》的每一章都是以一首燃烧着的激情拉开讲述的，这一股不断升腾的诗情，为天马行空的讲述定了一个基本的调子，那就是作为叙述者的“阿甲”“我”和雪漠，始终以诗的方式站在西夏乃至人类历史的杂乱中，展现“某一个人类群体的灵魂求索”。容许我们举一个极端的例子，那就是《西夏咒》十二章《罪恶》之五《无助的泪眼》:《阿甲呓语》中说，那些征战四方的英雄在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大多豁然大悟：他们发现，自己一无所有。他带不去铜板，牵不走美女。成山的金银，熏天的权势，也仅仅被子孙暂时保管。总有一天，也会易主。他们发现，除了他赖以掩尸的八尺黄土外，他一无所有。琼说，其实，他还拥有一件东西：罪恶。他占领的天大地盘，终究被后来者占了。他拥有的如云美女，终究成了污秽的骨头。成山的金银，更云消烟散不知所终了。但罪恶，却成了他的附骨之蛆。琼说，后来，一些人类的粪虫把那罪恶美化成另一个更恶心的词：“英雄业绩”。

作者借阿甲的口对人类历史的罪恶，及其无辜者血肉堆积的历史，进行了重新的审视，他不迷信历史，更不迷信权力，而将百姓的生命置于历史之上。但是，这种反历史本质主义的评判，是否就更接近历史，接近人的集体“愿望”，作者并没有作深入的思索，(这也是评论家李建军批评雪漠文学观和历史观都有“问题”的原因吧)而更多的语言仍然是激情的诗性判断:“一块藏污纳垢的血布，被旌旗般摇了几千年。隐在恶心的词后面的，是成海的血，成山的骨，孤儿寡母们黄河般流淌的泪。罪恶也将如影随形地追逐那些随喜罪恶的生灵。/翻开历史，一个没成大气候的小暴徒试探着挥起屠刀，在百姓头上比划时，会有无数叫好的人。”但是，在女人无助的泪水前，所有英雄业绩都化为“罪恶”二字。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琼的眼泪也是阿甲的眼泪，也是作者的眼泪，是所有心怀良知者的眼泪!

所谓的诗情和诗意并不仅仅因为诗歌在小说文本中的介入，而是与作者对历史、现实、宗教、哲学的诗意化的演绎，这与写意和写实的手法处理写作对象的构思方法有关。虽然，另一个时空中的人物看似离我们很远，很虚，不着边际，但当你真正进人他们的精神世界，读懂了他们的精神历练之后，就会发现，其实，那最“虚”的，反而是最“实”的。

在《西夏咒》中，作者对历史上曾有定论的人物作了重新认定，甚至用广义的人道主义修辞和不甚清晰的生命伦理观来“改写历史”，于是也引起了论者的质疑。比如作者对诸葛亮、陆游，拿破仑，十字军的“英雄”行为的批判;对冯道、丘处机等人的“投降”进行了诗意的肯定性判断，当然带有鲜明的“雪漠色彩”，那就是以个人的生命痛感进入历史。认为这些“投降者”用他们气节的“败坏”暂时保全了他们脚下无辜的百姓，避免了一场又一场百姓的灾难，或者以暂时放弃民族主义的大历史观而关怀每一个生命个体。所以，作者认为，这些在历史书上千夫所指的“奸臣们”仍然会有让人热泪盈眶的举动。笔者认为，这应该源于回肠荡气的诗意小说演绎的生命至上的伦理观念和反历史理性的激情判断。这样的诗意和激情的断语在《阿甲呓语》中俯拾即是，从而使《西夏咒》在某种意义上闪烁着智慧和诗情光芒。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正是作者在当下民族国家建构的语境下，对民族精神的承担者和创造者进行了诗意的颠覆，用广义的人道主义修辞和不甚清晰的生命伦理观，用人的存在重要性和生命价值来否定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战争，甚至民族大义和历史理性，使得作者的判断出现悖论。所以，那些“投降者”因为其投降才有了战争的结束，也因为投降才有了百姓暂时的休养育生息。但是反过来会不会成立呢?也许这就是雪漠试图要“超越”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吧!我想，雪漠所以有这种思想，与他的佛教“慈悲”有很重要的关系，作者试图达到一种“澄明博大的悲悯”，自然，在历史理性与生命情感的天平上，他的判断标尺偏向了后者。

从文学史上看，《西夏咒》没有何马《藏地密码》的悬疑设计与逻辑推演，也不像1985年曾红极一时的扎西达娃《西藏，隐秘的岁月》中对现代文明与西藏佛教文化冲突的担忧，更没有贾平凹在《高老庄》中把一个叫西夏的女人和历史中的西夏，写成被现代文明异化下的当下精神的拯救者。《西夏咒》，只属于雪漠，属于诗意、神秘又穿越古今的天马行空的叙述者，属于当代文学理论框架中的异类和当下文学话语难以“收容”的异端。

注释:

    ①雪漠:《西夏咒•后记》，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

    ②雪澳:《西夏咒》，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后文中所引小说内容均出自该版本，不再注出。

【作者简介】

    张继红(1978-)，男，天水师范学院文史学院讲师，兰州大学文学院2010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