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语境下的乡土想象与悖论式的创作心态

“现代”语境下的乡土想象与悖论式的创作心态

——以雪漠“大漠三部曲”为中心

瞿萍

摘要：雪漠的“大漠三部曲”作为西部文学中典型的乡土叙事作品，在昂扬的西部气象背后隐藏着关于乡村与农民的近乎原始般的诉说，使作者的复杂又真实的创作心态得到全方位的展示。

作为中国新文学的主流之一，乡土文学应和着时代的变革，经历了一个相当长久而复杂的过程。乡村与农民作为它的主要题材，在“现代”的语境中被一次次地言说。乡土作为一个复杂的文化认同，呈现为一个双向互动的行为过程，在与本体之外的“他者”的较量中逐渐显现。雪漠的“大漠三部曲”作为西部文学中典型的乡土叙事作品，在昂扬的西部气象背后隐藏着关于乡村与农民的近乎原始般的诉说，也使作者的复杂又真实的创作心态得到全方位的展示。都市观照与乡村想象相互作用，彼此渗透；乡村视角与城市视角的互换使得作品具有了多重解读的可能性，也丰富了小说的内涵。

一、“现代”言说中的乡村与农民

在现代化进程中，“现代”作为被选择的一方往往以强者的姿态对传统加以限制乃至毁灭性的打击。一方面，作家对以金钱为意识形态，以欲望为主导的现代都市文明给予了高度的警惕与反思，似乎“人类只有走出‘现代’的迷雾才能看到人性的曙光”^［1］。另一方面，农民与乡村社会作为落后的代名词，似乎注定是要被同化甚至格式化的对象。在作家的笔下，乡土自然而然成为了被批判与否定的所在。乡村社会被迫成为被言说的对象，而作为传统根深蒂固的所在，它也就成为了被同化的对象，于是作为乡村主体的农民也顺理成章地被改造着。

(一)乡村想象

乡土的问题古已有之。但传统的文学书写并没有将“城市”视为一个可以独立言说的文化空间，相应地，也就没有可以与之形成对比的“乡土”概念。只有到了晚清，作为具有现代意义的“城市”对比下的“乡土”才浮出水面，直至新文学作家的大量书写使它成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流。乡村作为一块不断演化的“活化石”，在传统封建皇权的统治下，乡村作为被排除在庙堂之外的与“雅”相对应的“俗”的存在，总是被忽视，所以问题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但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在主流价值观念的映射中，“乡村之所以成为问题，也许根本不是乡村自身的问题，而是一个东方文明在面对西方的现代性所体现出来的问题的一种折射”。^［2］

乡村本来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客体，它有自身的传统和缺陷，但是乡村的描述者将其视为自我之外的“他者”，并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者的态度来观察，无疑赋予了乡村以新的意义。具体来说，就是用观察的客观乡村来验证“想象”的乡村。以伦理道德为标准的乡村社会和以法理为依据的城市社会，在雪漠笔下都被描绘得极其真实。尤其是乡村社会，不仅有大背景的真实，更有细节的真实，作者寄希望于用这样一种描绘来说明乡村的问题。对雪漠来说，乡村及其中形形色色的人已经成了他审视的对象，成为了“他者”。这其实是雪漠无意识地在现代性语境中，将乡村作为解剖的对象，并在此过程中验证自己理想状态中的乡村与客观存在并被作家真实体验着的乡村之间的距离(当然，这种距离必然造成一种隔膜)。然而，其目的并非尽力地弥合二者之间的“断裂”，而是企图以乌托邦的想象遮蔽现实中的丑恶，甚至将二者置于一种强大的对比之中，希望借助乌托邦的强大来消解对现实的不满，同时忧虑不断变化的乡村越来越接近城市。

乡村作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西方民主政治的试验场”^［2］，作为中国这个农耕文明国度的微缩模型，它与城市的聚拢、对接，一定程度上被看成是实现现代化的标志。雪漠将城市与乡村放在物质与精神的两端，排斥物质的同时宣扬精神的力量，以一种形而上的认识论肯定了乡土文明中的积极因素，解剖、批判了愚昧的农民灵魂，揭示了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城市文化对人的异化。从《大漠祭》中“出走”的灵官身上我们无疑能看到雪漠的影子。在农民“出路”的探寻上，雪漠无疑做了多种尝试，均以失败告终。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城市作为乡村的异质性存在，隐含着“城市是乡村出路”的可能性，可是农民是否只有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才能实现现代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雪漠最终给出的解答是否定的，取而代之的是灵魂的释放与宗教的皈依。显然，雪漠“对农业文明生活方式的怀念与肯定，通过对现代文明的恐惧和批判，以回归和向后走的文化姿态，传达出了农业文明在消亡前的最后声音”^［3］。

(二)农民诉说

农民作为中国基数最大的群体，始终是以分散的状态处在社会的最底层，承受着最大的压力。以“立人”为核心启蒙思潮的新文学从发端开始，作家们就给予农民极大的关注与同情。当然，这种关注更主要的是以批判的眼光、启蒙的目的进行的，是知识分子传统启蒙立场对农民的俯视姿态。边缘的社会地位与底层的生存状态，以及农民自身的文化局限和传统主流文学对其的漠视(包括一定程度上的歧视)，使得他们从来都是被言说的对象，置于被解剖的承受者地位。同时，由于农民与知识分子天然的隔膜、存在状态的巨大差异、后者更具功利性的启蒙意图，导致对农民的抒写更大程度上体现于“批判”，是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悯情怀的表达。与此同时，当作家进行分析、解剖、批判的时候，无形中就造成了自身与农民之间的疏离(当然，这其中也包含着作为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骄傲在内)。这种主客体之间的巨大差异与不平等地位，使得农民只能是被启蒙与改造的客体。对“国民性”、“劣根性”的挖掘成为作家描述的立意或主旨。

“时代对角色的要求与角色对时代的游离使创作者把对农民浅表意义上的人文关怀，直率的表现为对农民灵魂深层的无情剖问。”^［4］在农民形象建构的话语模式中，农民被塑造成逆来顺受的“良民”及其对立面，与此同时，在乡土文学作家的笔下似乎只有通过抗争才能建立起农民与外界关联的唯一联系。一方面，那些逆来顺受者如兰兰般最后的选择，表面上看是对灵魂的洗礼、宗教的皈依，其实更隐含着厚重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小说中又有猛子等极端的“掘坟”行为、灵官的“出走”的抗争描写。也许，这正是作者所表达的终极目标，即在农民的思维深处有着同抗争意识同样重要的妥协的可能性，农民的群居特点与集体认同也渐渐地形成了这样一种集体无意识。

二、与城市互动语境中的乡土文学

以传统为基础的乡村被作家否定与解构，而破坏这种传统的现代化都市也随之被批判。在这样的一种悖论中，乡土文学也在发生着现代化的转型。文化上的现代性是对社会现代化的反叛。作家们在批判作为传统护卫者的乡土与都市文明的同时又保留了对它们的留恋与妥协。以农村和农民为主要题材的“乡土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工业文明参照下的‘风俗画描写’和‘地方色彩’”^{［5］( P2)}。鲁迅开启了乡土文学的最初论述:“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的人们，无论他自称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6］( P255)}。然而，乡土的文化内涵绝非简单的乡村与农民，“乡土”只有在与“城市”对话、互动的语境中才能真正体现出它的文化内涵与身份确认，只有在城市现代文明观照下的乡土才是它的内核。因此，乡土文学是在与城市的比较中凸显差异，并最终构成自己自觉又独立的问题意识与言说空间。没有城市的参照也就没有乡土存在的可能性与意义。在与城市的互相对抗、渗透中表达对立于城市的价值观念，具体体现在作家笔下就是立足于现实乡土的各种“想象”。

(一)由于乡土文学的涵义是在与现代文明的博弈、对照下才能凸显的，作家在乡村与城市之间情感游移，对于乡村最初的记忆不可避免的被重置了。

雪漠在“大漠三部曲”的创作过程中，西部大漠是他最熟悉的故土。对于现实故乡的刻画、对于童年故乡的追忆、对于理想故乡的憧憬，使得雪漠笔下的故乡之于他产生一种既亲近又疏远的体验，而对于读者来说，则是一种既陌生又惊奇的审美阅读感受。雪漠在都市读者群中“贩卖”的正是这种与他们日常生活经验相去甚远的“陌生化”的审美冲击。这种“异域情调”并不特定地指向外在的读者，一定程度上是雪漠自身的怀乡感受的回味。在此就产生了一对矛盾，当读者对这种“异域情调”及其中的人产生质疑、未达到审美预期，对作者的创作意图加以分析未果的时候，就与叙述者所期待的文本中的隐含读者产生了一种错位。从作家的叙述效果来说实际上是在证明现实的残酷性、记忆的虚构性、想象的可能性，记忆因为与现实的差距而变成了不可靠叙述，基于记忆与主观意识形态的想象，因为得不到预设的读者回应而表现出一种臆想的、不被理解的现象。具体表现在作品中就是如引弟、孟八爷等具有健全人格，甚至是超越其自身的认知能力与水平的过于成熟的人物形象。

(二)乡土作者的城市经验干扰了叙述的纯粹性。

原有的乡土经验被置换为与城市对话的语境中的新乡土，原有的记忆被全盘或部分否定。城市成为了乡土作家不可能摆脱的话题，并在作品中或直接或间接地呈现。尽管在“大漠三部曲”中我们能明显感受到雪漠对都市文明的拒斥和对乌托邦乡村与完美人性的建构，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故乡”早已成了“异乡”，作者在叙述过程中的立场是始终保持着对现代文明的警醒，他笔下的乡土社会也是以都市的对立面的角色出现的，雪漠宣称的是要为即将消失的农业文明保留一些痕迹，哪怕是片断，但都市与大漠以一种对抗的方式实现了接轨。

(三)作为乡村中首先觉醒的群体，乡土作家们自有其文化上的孤独。

乡村的愚昧落后使他们目不忍视，然而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情结使得启蒙与批判的力度总是不彻底，在启蒙乡村与皈依传统的抉择中，表现出一种对启蒙的回避。雪漠在他的“大漠三部曲”中表达了对以农业文明为根基的乡土社会的留恋和对以工业文明为主体的都市文明的拒斥。尽管如此，雪漠对于乡村依然保持着较为客观冷静的审视态度，对于农民精神的挖掘到达了一定的深度。在叙事笔调上，作者给予包括猛子在内的愚昧落后的农民极大的同情，这也使得他所宣扬的国民性批判失去了坚实的根基，在对传统的认同与反叛的过程中充满了二律背反的困惑。

三、悖论式的创作心态

乡土小说实质上是以都市文明为参照物的乡村想象，而想象的形成则是以当下时间的客观存在与思维意识中对过去的童年回忆为基础的。当下时间内的现实乡村引发了普遍的焦虑与彷徨，而过去时间中的乡村又构成了对当下现实的批判。雪漠的“大漠三部曲”正是在现实与想象的纠结中完成了对农民灵魂的重构。作者基于对童年的回忆和当下现实的考察，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乡土群像画卷，小说中部分细节的真实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在过去时间与现在时间的巨大差异中，作为言说主体的雪漠也难以将一切细节精准把握，所塑造的人物也并不是都为读者所接受，阅读时的隔膜与间离导致读者产生了一种“部分人物形象失真”的审美体验。

( 一) 作家的精英立场与“农民性”选择的纠结

那些以“乡下人”自居的作家们，本身有精英知识分子的身份，却又以农民身份自居，二者之间存在着张力。在理性启蒙精神的观照下，农民是需要被精英改造的，二者之所以能够“寄居”于同一主体上，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它们在差异与对抗之外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作家对农民的文化批判，是以对他们的否定、歧视为预设前提的。一方面，作家们借助主流精英文化的影响以“现代”的立场批判农民文化，以达到“文以载道”的启蒙目的，但其实质是对古典正统主流传统批判、否定背后的尊重与继承。这种悖论的存在使作家在创作时也处在一种矛盾的状态。另一方面，对待民间传统时表面的认同、惋惜又掩盖了居高临下的姿态。

雪漠正是这样一位夹在精英文化与民间传统之间的作家。他的创作心态其实是感性的民间立场与理性的精英文化立场的错位问题，他的创作很大意义上是以自己为解剖对象和接受对象的。生存的严峻导致农民文化中带有很强的功利性，农民对现实的态度实际上包含了一定程度上的赞同，尤其是客观的物质生活得以改善后，他们并不能意识到伴随现代化产生的传统的断裂与道德的滑坡。雪漠虽然是农民出身，但当他以作家的身份来审视农民这一角色时，就不自觉地与该言说对象拉开了距离，无论他如何以“农民”身份自居，其实质依然是知识分子站在文化启蒙与精神觉醒的高度对农民灵魂进行解剖。同时，由于雪漠往往将自己认知系统中默认的文化立场与作家自身的文化觉醒强加于作品中的人物，就容易导致人物形象失真的问题。莹儿等理想角色的塑造实质上是作者对农民性格缺陷的逃避和掩盖。因为同为农民身份的原因，作者这种有意识地回避也恰巧表征了农民的自卑心理。尽管作品中有诸如“猛子掘坟”等违背伦理道德的细节描述，但是他们这种行为在雪漠笔下似乎是“情有可原”的。此时雪漠俨然是将他们置于同情的目光下: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步丧失生存的空间，生存技能也被弱化，在这样严峻的现实面前，似乎一切的批判与否定都是“不人道”的。

作为精英知识分子的现代乡土作家总是在“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归乡”模式中进行乡土的叙事，叙述者在虚构、讲述他人的故事的同时，也在讲述着自己的故事，二者作为一体的两面构成了一个“复调”。首先，由于对故乡现状的不满而“出走”都市，并以“异乡人”的身份“流浪”于都市，当他们由于归属感的缺失选择再度回归乡村时，却早已被故乡疏离，一种故乡的“异乡人”的尴尬身份逼迫他们再次离开。其次，作为掌握了知识与文明的现代人，作家的自觉离乡表明他对传统文化的觉醒意识，而他与都市的隔膜又体现出他对所谓现代文明(现代化作为历史发展规律不可避免地导致与传统的断裂，并以伦理价值观的沦丧作为代价) 的警醒。最后，在现实上遭遇重创的“返乡人”必定在情感或行动上再次返归城市。在雪漠的“大漠三部曲”中，灵官的“出走”、兰兰的回归宗教都是在行动或感情上佐证了这种叙事模式。

(二)隐含读者与现实读者的悖论

读者由于与所述对象之间存在“距离”，主动追寻叙述者在表述背后潜隐的隐含作者的态度和价值观，寻找他的问题意识。寻找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最浅显的表现即为改善乡村生活现状。而要达到这种改善，雪漠并不企图通过与主流意识形态“对话”来实现。相反的，雪漠在极力摆脱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作品中描绘的那种与宗教合一的状态便是最极端的表现。同时，读者又惊讶于雪漠如此细致的具有说服力的描写。也许雪漠的初衷是为了增加作品局部的可信度，但产生的阅读效果却是由于这种强烈的现实主义的刻画，以至于使读者没有丝毫的怀疑而全盘认同。

雪漠对于理想人物形象的塑造某种程度上是在“自说自话”，也许作者本无意于与读者不能沟通的事实。因为对宗教的不了解，读者不能理解作品中一些人物的行为举止( 如《大漠祭》中的引弟、《猎原》中的孟八爷等) ，阅读后没有达到应有的阅读预期，而作者也只是一味地与他创作意识中的隐含读者进行交流。真实读者与隐含读者之间的间离增加了小说的阅读难度，也造成了人物形象失真的问题。作者无形之中是将这些形象（源于现实世界中的研究对象) 作为了证实自己想象的媒介。诚然，我们不能否认雪漠是带着多么大的同情心与悲悯心在进行着艰苦的创作，但在这样一种对农民的诉说中本来就存在着一种主体与客体、主动与被动、观察与被观察、表达与被表达的逻辑关系，因而，农民作为文学家笔下被表达的对象，就成了处于主导地位的作者为满足自己的想象而构造出来的社会“想象物”。

在西方现代性观念的冲击下，“乡村自近代以来就被塑造成了中国城市文明的他者，在这种结构性关系中，乡村及其农民都是需要被表述的对象。”^［2］乡村想象的可能与农民形象的塑造共同构成了“现代”乡土文学。作家立足现实，在乡土想象的前提下以悖论式的创作心态表达了对乡土的留恋与批判。同时，乡土与现代都市文明构成的二维空间又影响着作家的情感表达。前者影响着作家的情感倾向，后者制约着作家的文化立场，并通过矛盾悖反的创作立场得以实现。外在客观世界与作家内在创作意图共同影响着乡土文本的解读。

参考文献:

［1］黄轶，《论世纪之交乡土小说的“城市化”批判》，《文艺研究》，2010年第04期。

［2］赵旭东，《从“问题中国”到“理解中国”——作为西方他者的中国乡村研究及其创造性转化》，《社会科学》，2009年第02期。

［3］贺仲明，《新文学与农民:和谐与错位——对新文学与农民关系的检讨》，《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06期。

［4］惠雁冰，《论当代文学史中农民形象的三度整合》，《延安大学学报》，1999年第04期。

［5］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

［6］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 第6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瞿萍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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