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端”这个称谓，在中世纪的300年间，是与死亡、暴力、强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假如有谁敢以思想的名义，哪怕发出一丁点儿自由的声音，恐怕还没等到声音传出很远，早已有屠刀挥向那颗高傲的头颅。更为可怕的是，当自由的头颅被暴力砍下的时候，早已被恐惧降服的民众丝毫没有任何感觉。相反，他们拱手交出自己的信仰、自由和灵魂，心甘情愿的匍匐在当权者的脚下，没有丝毫的羞耻感和罪恶感。这是怎样的一个时代！
但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总有一些宁肯背负异端的名声，也要振臂一呼的人。只有他们明白思想的力量，自由的可贵。在集权暴力的时代，谈论自由是最危险，也是最奢侈的。独裁者们当然无法忍受这些“异端”的存在。于是，斗争与迫害接踵而至。“人肉烧焦的气味弥漫整个欧洲，异端的惨叫声穿透全欧洲人的耳鼓。”人们在焦虑、恐惧中早已对此司空见惯，死亡已经引不起人们的兴趣。当惨叫、呼喊、控诉随着大火冲天而上之后，剩下的除了沉默，还是沉默。
我们不禁要问，是谁给了集权统治大行其道的权力？茨威格认真分析到：“正是因为民众的懦弱，暴力和恐怖才能压倒人道主义，肆无忌惮地嘲弄、侮辱人道主义。当一个政治制度被恐怖专制的暴力所同化的时候，它就像某种致命的传染病那样销蚀着人们的灵魂，个人的意志就会瘫痪，社会群体也会随之毁于无形。于是，暴力迅速侵入到秘密活动的核心。”这是集体民众的弱点。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也并非独此一家，还包括独裁者的狡诈宗教改革家、独裁者、侩子手加尔文正是以此，迅速走上了日内瓦权力的最高峰。
“无论何时何地，一旦缺少了权力的约束，自由就会沦为放纵；但失去了自由精神的权力，无疑又会导致暴政。”茨威格并不是第一个说出此话的人，但无疑，他是对加尔文分析最为到位的人。他的话犹如一柄长剑，划破黑暗的天空，刺中加尔文的权杖。
尽管此话已经说出很多很多年，但对于大多数患有自由恐惧症的人来说，充耳不闻是他们共同的选择。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其实大多数人天生不太喜欢自由。他们需要有人替他们事先谋划好一切，他们所要做的仅仅是按照事先的谋划亦步亦趋的前行。他们需要的仅仅是“先知”。
茨威格分析说：“所谓先知，就是根据人类的这种渴望应运而生的。先知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们能够在人们陷入平庸且缺乏理想的境地时，高扬起一面色泽鲜亮的大旗，用合乎逻辑的理论来武装自己，使芸芸众生相信只有自己才是真理的惟一发现者，并拥护自己成为领导者。先知称，自己所发现的这种新的‘真理’可以使人类的理想重生。事实上，只要能够让庸庸碌碌的众生相信世界可以回复崇高和平衡，不管什么人都可以使大众焕发出新的力量，并为此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纵使受到极端痛苦的折磨也毫不怨怼，甚或甘愿抛弃曾经如此珍视的自由精神。因此，为了达成整体的平衡与和谐，这些受到蛊惑、仿佛被摄魂夺魄的大众甘心让先知给自己套上枷锁，沦为他们的奴隶，甚而对奴隶主恭敬有加，感激涕零。”
民众对先知的向往，最终导致暴力和集权的产生。这是多么具有讽刺性的事。
但是，自由的幽灵总是无处不在。当独裁者把屠刀肆意挥向民众的头颅时，总有一些人保持良知，发出反抗的声音。尽管声音非常微弱，但这种精神的火花依然为那个时代带来一丝亮光。
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两个名字：被加尔文送上火刑柱的塞尔维特，反抗加尔文的卡斯特里奥。他们以生命捍卫了自由的荣耀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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