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西美学中的痛苦与美：以崇高范畴为例（五）

浅析中西美学中的痛苦与美：以崇高范畴为例（五）

提示：西方人对文学艺术中的痛苦有着特殊的热爱，他们认为，激烈的痛苦，令人惊心动魄的痛感，正是艺术魅力之所在，也正是崇高的真正来源。西方的宗教思想正与此一致。中国则与西方不完全一样，尽管中国也有“发愤著书”之说，“穷而后工”之论，“发狂大叫”之言，但这些并非正统理论。平和中正，“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之论，才是正统的理论，什么激烈的痛苦，惊心动魄，忿愤激讦，这些都是过分的东西，都是“伤”、“淫”之属。

这种“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正统观念，数千年来，一直被中国文人奉为金科玉律，在很大程度上，淹没了中国文学中的悲剧观念，也遏制了中国崇高观念的进一步深化。无论是令人惊心动魄、催人泪下的悲剧，还是令人恐惧痛苦的文学作品以及叫噪怒张，发狂大叫，反抗挑战的崇高，都被这抑制情感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美抹去了棱角，被拘囿於“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无形囹圄之中，而丧失了其生命的活力，最终在“温柔敦厚”的训条之中失去了力量。难怪梁启超说，中国文艺“於发扬蹈厉之气尤缺”。在“温柔敦厚”的正统观念的统治和压抑下，所有反叛的企图都不可能得逞，李贽之死就是一大明证。我们甚至还发现这样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在中国古代，不少具有崇高色彩的作家作品，都是与异端密切相关。例如：屈原的放言无惮，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建安诗人的酒笔酣歌，李白不肯摧眉折腰，李贽的发狂大叫，龚自珍的疾声高呼……尽管人们不得不承认这些作家及作品的伟大，但是在正统文人看来，这些人大多是些狂狷景行之士，所以屈原受责骂，司马迁被说成是作“谤书”，曹操为“ 雄”，李白是狂生，李贽等人，更是令正统观念所不容。至於主张痛感的崇高理论，也不被正统所容，如韩愈及其弟子的怪奇奇之论，李贽等人的流涕痛哭，欲杀欲割之说等等。

近百年来，中国学术界一直在争论，为什么中国宗教不如西方及印度发达，中国究竟有无悲剧?如有，为什么与西方的悲剧不一样?如没有，那为什么中国产生不了悲剧?这些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中国的学术界。近些年来，又引起了中国有无崇高范畴之争。笔者认为，不少人在探讨这些问题时，都忘记了追寻它们的最终根源——中西方对情欲，尤其是对痛苦的不同态度。

为什么中国没有西方那种给人以毁灭感的令人惊心动魄的悲剧?最重要原因是中国文化形成的这种抑制情感的“温柔敦厚”说在起作用。西方人宁愿在艺术中描写痛苦，欣赏毁灭的痛感，而中国人却尽量避免痛苦，反对哀过於伤，更不愿看到惨不忍睹的毁灭性结局，宁愿在虚幻的美好结局之中获得平和中正的心理平衡，而不愿在激烈痛苦的宣泄之中获得由痛感带来的快感。这种不同的文学艺术传统及不同的审美心态，正是西方崇高范畴与中国温柔敦厚诗教产生的不同土壤。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文学艺术传统里具有一种偏爱痛苦的特征，因此，西方宗教特别盛行，西方将悲剧尊为文学类型之冠，将崇高视为美的最高境界。因为它们都是激烈痛苦的最高升华。与西方相反，中国文学艺术往往具有一种尽量避免激烈的痛苦，尽量逃避悲剧的倾向。因此，即便是悲剧，也要加进插科打诨，即便结局不幸，也要被一个光明的尾巴，以冲淡过於哀伤的气氛，以获得平和的心理效果。中国人也尽量讲浩然之气，阳刚之美，而不看重由痛感激起的惊惧恐怖、雄奇伟大。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古代这种克制情欲、回避痛苦、逃避悲剧的倾向，并非仅仅受儒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温柔敦厚”诗教观念的影响，而且还受到道家归真返朴，柔弱处世，乐天安命观念的影响。

当然，如果从哲学意义上讲，道家思想是充满了悲剧色彩的。老、庄都极睿智地认识到：人生即为痛苦，人生便是悲剧。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老子》十三章)因为有身就有欲，有欲就有痛苦。有身就有死，有死就有悲哀。“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己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类悲之。”(《庄子•知北游》)这个看法与叔本华等人的观点十分近似，完全具有生命的悲剧意识了。不过面对欲望与死亡的悲剧，老、庄不是直面惨淡的人生，而是想方设法回避它。对於欲望，老子主张克制它，只要克制了欲望，知足安分，即可去悲为乐，“祸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四十六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四十四章)庄子说：“安时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庄子•大宗师》)只要安时处顺，知足长乐，欲望得不到实现的痛苦，就顿时化解了。对於死亡之悲剧，老子主张“归根复命”，这样便能长久(《老子》十六章)。庄子则主张回到大自然，与大自然同化(物化)，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境界，就可以获得长生，而逃避死亡的悲剧。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