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仁尼琴：孤独的行者

 

索尔仁尼琴坐在他家门外的矮石墙上。

索尔仁尼琴：孤独的行者

 

　　“你害怕死亡吗？”

　　“不，我不再惧怕死亡……年轻的时候我曾经害怕，担心自己死去后所有的文字创作计划落空。如今，对我而言，死亡是自然的事情——它不是终结，而是一个人存在的里程碑。”

    2007年7月，当德国《明镜周刊》采访索尔仁尼琴的时候，88岁的老人吐露了他的生死观。采访结束前记者祝他长寿，老人摆摆手，说：“别，别，已经足够了。”

　　一年过去，2008年8月3日，俄罗斯文学巨匠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因心力衰竭在莫斯科逝世。89岁老人在故土家中寿终正寝，死得其所。他几乎与苏联同期诞生，却比苏联长寿——这个他穷极一生批判的“专制帝国”，已经在他去世前17年土崩瓦解。

一语成祸：生命的转折

　　当十月革命风暴席卷而过，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第二年，索尔仁尼琴在北高加索基斯洛沃茨克市出生了。他是一个遗腹子——就在他出生前半年，刚刚从一战战场走下来的父亲，在一次打猎事故中不幸中枪身亡。年轻的寡妇带着婴儿移居到顿河上的罗斯托夫市，靠当打字员的微薄薪水清贫度日。

　　在布尔什维克红旗下长大的索尔仁尼琴，并非天生叛逆者。少年索尔仁尼琴与同龄者们一样是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他在罗斯托夫上了大学，取得数学和物理学学位，毕业前一年娶了一位名叫娜塔丽亚的女子为妻——一切按部就班，生活扎实平淡。

　　二战中，索尔仁尼琴怀着报国之心走上战场，成为了苏联红军的一名炮兵上尉。1945年2月，当盟军在欧洲战场宣布胜利的前几周，命运之神对索尔仁尼琴做了个决定。

　　在东普鲁士，索尔仁尼琴被苏联特务机关逮捕了。关于被捕的原因，史料称为“对斯大林有忤逆之言”。然而，他具体是如何的忤逆，谁都没有解释清楚。根据索尔仁尼琴自己的说法，他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里，言辞中对斯大林有些“不敬”，并称他为“那个长着胡子的家伙”。

　　对最高领导人的不敬，轻而易举地将他推入8年的劳改生涯。正是从这一刻开始，索尔仁尼琴第一次接触到了政治集中营，也就是他后来称之为“古拉格群岛”的地方。

　　在开始的一年多时间里，索尔仁尼琴辗转于莫斯科的几个监狱中，挖土、搬木头、做苦力，“劳动改造”。直至1947年他被转移到莫斯科郊外的第16号监狱，境况总算有了些好转——在这个专门关押知识分子、利用犯人进行科学研究的特殊监狱里，索尔仁尼琴不再被沉重的体力劳动所折磨，他的数学天分派上了用场。

　　也正是在16号监狱的3年间，他与生俱来的文学感觉被进一步激发了，而在狱中的愤怒与绝望，让写作的灵感与欲望如野草般疯狂生长。

伊凡的一天：荣辱前半生

　　因为冒犯了16号监狱的狱长，索尔仁尼琴被转移到了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地区。在这里，索尔仁尼琴创作了他的第一部重要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这部小说中，正直善良的木匠伊凡·杰尼索维奇被无辜投入劳动营，一去便是10年。索尔仁尼琴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描写主人公伊凡在劳动营里一天的故事，展示劳动营的阴森恐怖，揭露苏联当局对人权的践踏和人性的摧残。

　　在哈萨克斯坦的劳动营里，任何的写作都是被禁止的，遑论这样一部“反动”作品。日后索尔仁尼琴讲述，当时他经常在一些小纸片上写字，用心背下来，然后把纸片销毁。这部日后为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篇小说，就这样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写成。

    1953年2月，8年的监禁到了尾声，而索尔仁尼琴却没有真正重获自由——当局的一纸行政决定将他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南部的荒漠地区。不到一个月，传来了斯大林逝世的消息。

　　而索尔仁尼琴依然孤独地与命运抗争。他发现自己罹患癌症，而牢狱之灾引起的另一个后果，是妻子和他离了婚。此时，他将所有心思寄情于写作之中，却对这些作品的发表没有任何冀望。

　　流放生活终于走到了头。索尔仁尼琴接到了当局的通知：他自由了。让他备感欣慰的是，自己的病情有了好转，而娜塔丽亚也同意和他复婚。于是，索尔仁尼琴追随妻子来到了梁赞市定居，除了白天在一所高中任教，他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写作之中，或者说，他将这些年来自己苦心背诵的言辞句子，一一变为白纸黑字。

    1961年，索尔仁尼琴把《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手稿寄给16年前的“狱友”库佩列夫。几经辗转，库佩列夫将这份手稿交到了《新世界》杂志的编辑特瓦多夫斯基手中。

　　当时，赫鲁晓夫已经接掌政权，他在苏共会议上发表秘密讲话，痛陈斯大林的罪状，将其定为历史罪人。身为苏共政治局委员的特瓦多夫斯恰好是赫鲁晓夫的追随者，于是，索尔仁尼琴那本控诉斯大林体制的著作，恰逢其时地被呈递到赫鲁晓夫案头。

　　就这样，在赫鲁晓夫的亲自过问之下，经苏共政治局开会通过决定，1962年10月，索尔仁尼琴的处女作《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刊登在了当时苏联最负盛名的《新世界》杂志上。

　　无论这本书的出版背后掩藏着多么复杂的政治动机，但仅就该书而言，它揭示真相的勇气与直白让苏联国内外的读者深深折服。从此，索尔仁尼琴的名字为人所称道，人们甚至将他与伟大的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相提并论。　

古拉格群岛：斗士的漫漫征途

　　然而，索尔仁尼琴注定永远无法走上一条坦途。1964年，随着赫鲁晓夫被苏共废黜、勃列日涅夫接掌大权，诡异多变的苏联政治，风向又变了。

　　索尔仁尼琴对集权政治不知疲倦、毫不留情的批判，为勃列日涅夫当局所诟病。他先后根据自己在16号特殊监狱的经历和流放期间治病过程的经历创作了《第一圈》和《癌症楼》两篇小说。前者借用《神曲》中地狱之喻，讲述了一个特殊监狱囚禁科学家和学者以实施阴谋的故事；后者则用癌症肿瘤，来隐喻苏联“无可救药的、必然灭亡”的体制。这两篇小说完成后被当局禁止出版，手稿也被没收。

    1967年5月，索尔仁尼琴向苏联作家协会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作家们要求当局开放言论自由。在他看来，作家的良心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如同他在《第一圈》中所写的那样，“一个伟大的作家，是一个国家的秘密政府。”

　　“没有任何人能够在通往真相的道路上设置障碍。为了揭示真相，我已经准备好接受死亡。”在公开信中，索尔仁尼琴无所畏惧地表明自己的决心。

　　他的公开信在海内外引起轩然大波。在冷战东西方的对峙之中，索尔仁尼琴对苏联体制的口诛笔伐，无疑得到了西方文学界的声援。在索尔仁尼琴被苏联作家协会梁赞分会以五比一的票数开除之后不久，1970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他，获奖评语是：“他的作品充满道德的力量，藉此，他继承了俄国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

　　索尔仁尼琴不敢离开苏联前往瑞典领奖，担心自己从此踏上一条不归路，再也没有机会回到祖国。而诺贝尔奖给苏联当局带来的难堪，使索尔仁尼琴在国内的处境更为艰难。

　　此时，他的大作《古拉格群岛》已经完成。在书中，索尔仁尼琴将苏联喻为海洋，而这个海洋上处处皆是监狱和政治集中营的岛屿，这些岛屿构成了苏联集权体制中最黑暗的部分——古拉格群岛。全书分为“监狱工业”、“永恒的运动”、“劳动消灭营”、“灵魂与铁丝网”、“苦役刑”、“流放”、“斯大林死后”七大部，既以“群岛居民”的经历为线索，又穿插了苏联劳改制度发展史中的大量资料。

　　通过朋友的帮助，索尔仁尼琴已经将《古拉格群岛》手稿用微缩胶片送往了巴黎的出版商手中，但叮嘱他们暂不出版。他的本意，是找机会让这部作品在自己的祖国率先问世。

　　但这一心愿最终未能实现。在他的打字员上吊自杀后，索尔仁尼琴怀疑当局已经审问了这位打字员而获知《古拉格群岛》的下落。1973年底，在他的允许下，俄文版《古拉格群岛》在巴黎横空出世。

　　而索尔仁尼琴在苏联的日子也走到了尽头。1974年2月12日，这位被永久剥夺苏联国籍的作家，双手戴着镣铐，被押送上一架飞往西德法兰克福的苏联民航班机，强行遣送出境。　　

跨越东西方：永远叛逆

　　伴随着索尔仁尼琴海外流亡的，是妻子娜塔丽亚和三个儿子。然而，这个娜塔丽亚已经不是那个娜塔丽亚——索尔仁尼琴在1968年邂逅这位名字也是娜塔丽亚的女子，两人同居生下了两个小孩。而直到1973年，第一任妻子才同意与他离婚。

　　辗转西德和瑞士之后，索尔仁尼琴一家来到了美国，隐居在佛蒙州乡间的卡文迪许镇。西方给予这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崇高的礼遇和热情的接待，但索尔仁尼琴冷漠以对。在美国的18年，他几乎将西方的所有褒奖和评论置若罔闻，拒绝加入美国国籍，闭门谢客，足不出户。他不关心身边事，也不在意世界大事，唯独让他牵念和费尽思量的，只有一个俄罗斯。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撰写《红轮》之上。这部详述俄罗斯现代史的作品，从布尔什维克革命说起，洋洋洒洒一共写了5000页。

　　他鲜有在公开场合露面，但每次出场总有惊人之语，让所有的西方人——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是敌还是友——都感到难堪。1978年索尔仁尼琴在哈佛大学演讲，自始至终将西方骂得酣畅淋漓，“真相多数是让人不愉快的，几乎总是逆耳的，而我今天的演讲也将是逆耳的……”他如此作了开场白，接着以他惯有的激昂、与批判斯大林如出一辙的尖刻，猛烈批评西方的“怯懦与虚伪”，“过度崇拜个人自由而导致社会和人性的堕落”……他杯葛西方文化和西式民主。

1970年，瑞典文学院决定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索尔仁尼琴，1974年2月，他被苏联递解出境，他才到斯德哥尔摩领取了诺贝尔文学奖状。

回眸俄罗斯：一个伟人的孤独背影

      1994年5月27日，索尔仁尼琴回到了他魂牵梦萦的祖国俄罗斯。此时，苏联已在近三年前解体。就在苏联解体前夕，戈尔巴乔夫下令解除对索尔仁尼琴的叛国指控，并恢复他的国籍。

　　索尔仁尼琴将回国的第一站定在了西伯利亚的东北部，这里是他笔下的古拉格群岛的中心。接着，75岁高龄的他用两个月的时间，乘坐汽车贯穿俄罗斯。当他最后在莫斯科西边一所专门为他安排的房子里安顿下的时候，老人沉痛地发现，经历了一场场政治风暴后，他的祖国已经面目全非。他痛心疾首地指责国家的分裂，社会的无序，官员的腐败。他抨击戈尔巴乔夫头脑简单政策幼稚，更是猛烈批评当政的叶利钦实行的“不负责任的自由化政策”。直至普京上台之初，他也批评这位新领导人打击寡头缺乏手段和效率——他永远都是这么不遗余力地针贬时弊，无论这些声音在别人听起来是多么刺耳。

　　刚回到俄罗斯的时候，索尔仁尼琴享有如此高的声望，他的同胞甚至一度希望他成为叶利钦的接班人、俄罗斯总统，但索尔仁尼琴明确表示他对参政没有兴趣。

　　他仍一如既往地横眉冷对西方，坚持认为西式民主不适合俄罗斯，俄罗斯应该走自己的道路。他谴责北约轰炸南联盟和乌克兰的橙色革命，认为这些事件让俄罗斯看到了西方“民主骑士”幻像背后的真实意图。

　　所有这些，都让索尔仁尼琴在西方世界中的形象变得越来越模糊。而在他自己的国家，他批评权贵、寡头以及代表过去势力的共产党人——几乎所有的派别与势力。而另一方面，普通民众也发现索尔仁尼琴有些不合时宜。他撰写的长达5000页的《红轮》，被许多人认为“既冗长又乏味”。电视台曾经安排一档访谈节目“会见索尔仁尼琴”，在节目里，索尔仁尼琴被安排和嘉宾一起讨论时事。然而人们看到，电视上的索尔仁尼琴滔滔不绝自说自话，而一旁的嘉宾在他的雄辩声中东张西望，无所事事。没多久，这档节目因为收视率太低而被取消。

在索尔仁尼琴人生最后的几年里，他的名字似乎沉寂了。直到2007年，普京总统向他授予国家荣誉奖，他的名字又回到了俄罗斯报纸的头版头条。

　　索尔仁尼琴从普京手中接过了这一国家最高荣誉——他曾经拒绝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所颁发的类似奖项。这一事件被一些西方人士解读为“索尔仁尼琴与一位崇尚集权的领导人合流了”。其实，从索尔仁尼琴对普京的评价中不难看出，他和绝大多数为俄罗斯国士分裂、国力式微痛心疾首的爱国者一样，认为普京总统是俄罗斯复兴的最佳选择。

　　在索尔仁尼琴逝后，西方舆论普遍在奉上敬仰之言后加上一句“在晚年，他成为了一个民族主义者。”事实上，民族主义的血液始终流淌在索尔仁尼琴的血脉之中，贯穿了他的一生。正如哈佛学者、历史学家理查德·派普日前撰文指出的那样，“索尔仁尼琴是俄罗斯保守传统中的一员，一个现代版的陀斯妥耶夫斯基。”

　　在索尔仁尼琴的一生中，俄罗斯是他唯一的牵念，创作的唯一动力。他的作品题材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国家，或者说，这个国家最有争议的一段历史——苏联。他所有的激情、勇气、愤怒和斗志都是为了了这个国家而生。尽管他的思想赢得了全世界，但他只属于俄罗斯。

在他的诺贝尔奖获奖致辞中，索尔仁尼琴写道，“我们都会死去，而文学不朽。”无论世界如何对他盖棺定论，这句话是他留给自己的最真切的表达、最真实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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