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林：我无法想象欧洲它会有西部文学，法国、德国的西部文学是什么，或者日本的西部文学怎样，因为这些国家就构成不了一个西部，所以它不存在西部文学。所以，西部文学可能在美国和中国文学当中，它是一个命题。那么，关于西部文学，雷达先生有一个说法，西部文学现在处在被边缘化、被忽略的这样一种状态中。这是不是事实呢？其实也真是一种事实。
这就让我想到了什么？想到前不久刚刚结束的“第九届茅盾文学奖”。雪漠兄的《野狐岭》也参加了“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如果我的记忆没错的话，它最后是走到了前二十部，但是没有能够进入前十部，当然也不可能进入前五部。因为我们都知道茅盾文学奖最后只有五部获奖作品。很遗憾，他和“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再次失之交臂。那么，没能获奖是不是意味着他的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准就低，或者就差呢？答案绝对是否定的。因为这个评奖它是有各种力量的。我是“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委，因为我在现场，所以有些话我觉得我是可以说的。就是说，雪漠没拿到“茅盾文学奖”，并不意味着他的《野狐岭》的思想艺术水平就差、就低。这个获奖有点类似于搭戏台子，像在绣楼上小姐抛绣球的那种感觉，那绣球扔下来打到谁的脑袋上，那个东西是不一定的，有几率的成分在里面。但是，其实也还存在着西部文学被边缘化、被忽略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大家看一下入围的那十部作品，或者靠近入围的那二十部作品当中，来自于西部作家的数量比较少。
那么，在前二十部作品的名单出来以后，我就跟几个评委私下有过一个交流，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有的评委就非常尖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难道东部的那些省份，经济发达了，它的文化水平、文学水平就一定很高吗？一说西部，我们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荒凉的、偏僻的、原始的、野性的等等词语，就会想到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那样的一个西部，它的经济落后，是比不上上海，比不上东部沿海地区，但是它的文化、它的文学就一定是落后的吗？所以，在这个评奖当中，它有好多很微妙的因素在起作用。
这位评委对西部的文学鸣不平，让我想到了马克思著名的关于艺术发展的不平衡规律，他强调文学也罢，艺术也罢，它不一定跟经济是同步的。有时候往往在经济落后的地区，它的文学可能是发达的。就是这样一个状况，我觉得对西部文学的理解和判断，也应该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
所以，关于西部文学，我也做了一些思考，到底什么是西部文学？我觉得西部文学，写作者首先在西部的生活经验、生命体验应该是相对充沛的，然后他来进行文学创作。也就是说，所谓的西部文学作品，它应该充分体现和展示出西部文化的诸多元素。
比如说，雪漠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大漠祭》，是九十年代后期的作品。当时我在读《大漠祭》之前，根本不知道雪漠是何许人也？所以说，到现在我都记得非常清楚，读《大漠祭》的那个感觉，有一种惊艳的感觉，一下子眼前一亮的那种感觉，沉甸甸的，具有沉重思想和艺术质量一部作品，读了以后，让我产生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精神深处的那样一种感动。所以，直到现在，我想起《大漠祭》来，都有这样一个判断：我仍然认为《大漠祭》就是一部典型的西部小说。那部小说当中，它质朴无华，具有现实主义的艺术形式。雪漠把充满了生存苦难的西部乡村世界，用一种近乎于原生态的形式表现了出来，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了广大读者面前。所以，当时，我一见到《大漠祭》，真的是被震撼了。西部人艰难的生存困境，主人公灵官、兰兰、莹儿等，到现在这些名字在我脑中是有记忆的。多年过去，一部小说里的主要人物形象，如果仍然能在一个人的记忆当中留下痕迹，那说明这部作品就是成功的，它获得了思想艺术的成功。所以，《大漠祭》是一部非常典型的西部小说。
那么，到了今天的《野狐岭》，这是他的第七部长篇小说。《野狐岭》同样充满了西部文化元素，同样是一部优秀的厚重的长篇小说。他写凉州贤孝，写骆驼客，写蒙汉驼队，写齐飞卿，写大漠生活，由岭南走到凉州，走到大西北，这都属于西部文化的元素。所以，我觉得有了充分体现西部文化元素的作品，它应该就是西部文学。
所以说，雪漠跟《野狐岭》的女主人公木鱼妹所走过的人生轨迹，可能正好构成了相仿的人生轨迹。雪漠是从大西北、从凉州走到岭南，现在长期定居在东莞，属于东南沿海，而他小说里的木鱼妹，从岭南往西北走，最后到达凉州，然后展开了清末民初的那场“齐飞卿起义”，就是这样一个叙述。所以，我觉得西部文学就应该是雪漠这样子的一个文本，问题是不只是雪漠一个人，西部有很多作家，他们构成了西部文学的一种存在。如写《藏獒》的杨志军，他是青海的，现在他也远离了大西北，定居到山东青岛，但杨志军的小说写作，我觉得还是典型的西部文学。
关于西部文学的思考，我就先说这么多。
陈彦瑾：谢谢王老师！在我看来，《一个人的西部》可以说是一个西部本土作家的成长史。从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位西部土生土长的作家，他是怎么炼成的，尤其面对物质的匮乏、环境的庸碌，他如何以习武、禅修等各种方式修炼自己，像呵护长夜里的烛火一样守护自己的作家梦，其中几多心酸，几多甘苦，我们还是请雪漠老师自己来说吧！
雪漠：首先，感谢山西大学能够提供这么好的机会，让我和春林老师在这儿能够对谈，进行“高峰对决”。感谢人天书店促成并策划这样一次活动，以及人文社能够参与，我都感到非常感恩！
春林老师，他和我除了“二胡”“合肥”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其实他的评论中有非常饱满的激情和一种生命的能量，和我的小说一样。我的小说也这样。所以，我一看春林老师的评论的时候，我能感受到他心中的那种激情性的东西、那种生命的东西、那种能量性的东西，有种非常磅礴的大气。很少有批评家有这样的一种激情，像诗人一样。他有思想家的深邃和诗人的激情，又是一个非常干净纯粹的学者。曾经以前我看过他的很多评论，包括在《山西日报》上发的一些很长很长的评论，我在网络上以前看过，我觉着非常得好。他写过《野狐岭》的评论，所以他有大批评家的一种格局和势。能和他在这儿交流，我觉得非常高兴。
关于《一个人的西部》，事实上我就是个“标本”。为什么要展示这个“标本”呢？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自己曾经那么得无助，没有任何背景，能走到今天的时候，我首先自己感受到一种震撼。因为儿子结婚，我要请客，我要请谁？这激活了我很多年的记忆。在激活记忆的过程中，用现在观照小时候的我，发现，那时候其实是没有任何可能走到今天，没有任何背景，没有任何资源，而且居然走到了今天。甚至我问我儿子，如果把你现在丢到那个地方，你能不能走出来？他说他走不出来。可见，我当初能走出来，其实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所以感受到这种很奇怪的东西时，我就寻找一种规律性的东西。我为什么能走出来？这就是写这部书的原因。当我能走出来，发现这种规律性的东西，我就非常想向一些朋友分享这些东西。我觉得我能走出来的时候，这么多的人，包括西部人、东部人，包括山西等很多地方的朋友，如果在未来的时候，他们要想走出自己的一条路，那么，肯定能从我生命的选择和体验中，找到属于他们的一种契机性，这就成为我写《一个人的西部》的理由。我写《一个人的西部》的目的就是分享这个东西。这一点正像雷达老师说的，雪漠，你的《一个人的西部》有一点“文以载道”的味道。就是我总想找一个理由，这是我和很多作家有些区别。
西部的地域性和超越性，它其实有一种东西是很多地方没有的，就是活着的时候，西部人一定要寻找一个活着的理由。同样，写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寻找一个写作的理由。如果找不到这个理由的时候，他就觉着白活了。写东西的时候，如果找不到理由，我就没有办法写，没有激情。但写《一个人的西部》和《野狐岭》的时候是有激情的，就是找到了个理由。《一个人的西部》就是想把自己变成一个标本，告诉很多很多想走出自己、完成自己的人，如何完成自己？而且，这个东西不是社会能够左右你的，是自己把握人生的一种带点密码性质和秘诀性质的东西，谁都可以复制，这就是选择。这就是西部的地域性和超越性带给我们的启发。
地域性是深深地扎根于这块土地，包括山西大地。山西大地非常神奇，它不可能出现的很多奇迹都出现了，比如经商，比如交子，宋朝的这些货币，这些东西都出现在一个很奇怪的地方。这个地方不可能出现，但偏偏出现了。为什么？它不是沿海地区，它属于内陆，但是出现了，还出现了很多深厚的文化。说明这块土地上，它有一种地域性、精神性、文化性的东西。如果文化性的东西是地域性的东西的话，那么精神性的东西就是超越性的东西。
我经常有一个比喻，地域性非常像一个池塘，超越性就是池塘里长出的莲花。地域性像大地，超越性像太阳。目前，我们这个时代的地域性也在消失了，超越性也在消失，或者说没有。全球化的浪潮让我们每个地域性文化在飞快地消失和腐朽，而我们的没有信仰，又让我们没有超越性。超越性其实是一种信仰的东西，信仰跟宗教没有关系。一定要注意，信仰就是信仰。像很多战争年代死去的共产党人，包括《红岩》书中的很多人都有信仰。但是很多教徒，他其实没有信仰，他是一个职业。信仰就是向往的东西比你现实的存在更高，你向往它的时候，才能实现超越。所以，地域性让我们的生命出现了一种文化基因，超越性让我们的生命放出光彩。
《一个人的西部》就展示了一种地域性的文化和超越性的追求，结合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奇迹。很多人其实是奇迹，包括春林老师也是奇迹。他从小时候走到今天，现在想来很多人很难复制，但他就能走到今天。其实，他的里面也有一种必然性的东西。很多人都是这样，只是这些人没有把他们必然性的东西像标本一样展示给大家。我做到了这一点，所以这本书很奇怪地受到广泛的欢迎。父亲把这本书买上给孩子，给亲人，给很多人。他就想从书中找到在这个时代可能让自己更优秀的一种智慧。所以，我就想写这么一个东西。首先能够帮助儿子，一些有缘的人，在这样一个容易迷失的世界中，不要再迷失。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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