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克斯抽了3万支烟写出《百年孤独》，后来呢？

 

马尔克斯抽了3万支烟写出《百年孤独》，后来呢？

 

房子地处墨西哥城的幽静片区，有一个书房，在书房中他感受到了孤独——一种从未体验过、今后也不会再有的孤独。书桌上摆了香烟（他每天抽60根）。唱机里有密纹唱片：德彪西，巴托克，《一夜狂欢》（A Hard Day’s Night）。墙上挂着一幅加勒比小镇（他将它称之为马孔多）的历史图表，和他笔下布恩迪亚家族的宗谱图。屋外正是20世纪60年代；屋内是跨入现代之前美洲大陆上深邃的过往，作家坐在打印机前——他无所不能。

他给马孔多的人们招来一场失眠的瘟疫；他让一个牧师在热巧克力的作用下在半空中悬浮；他卷起一浪的黄蝴蝶。他带领人们长途跋涉，穿过内战、殖民主义和香蕉共和主义；他尾随到他们的寝房之内，目睹了一场又一场骇人听闻、违背常伦的床笫冒险。“在梦里我也在发明文学，”他回忆道。月复一月，打字稿累积起来，预示着那部伟大小说，以及他日后所说的“盛名之下的孤独”将会带给他的压迫。

加布里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半个世纪前动笔创作《百年孤独》，1966年末完成。小说于1967年5月30日刊登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报纸上：人群、相机、感叹号，新纪元似乎正在开启。1970年小说英文版出版，接着是精装版，封面上画着一个燃烧的烈日，它成为那个辉煌十年的图腾。1982年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小说已被认作南半球的《堂吉诃德》，拉美文学实力的象征，而它的作者是“加博（Gabo）”，和他的古巴友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一样，他将以这个名字在大陆上家喻户晓。

多年以后，世界对加博和他伟大的小说兴趣愈涨愈烈。德克萨斯州大学的哈里·兰森中心近日以220万美元高价购得他的文档——包括西班牙语的《百年孤独》打字稿——同年十月，他的家人和学界中人以新的眼光打量着加西亚的遗产，不厌其烦地将《百年孤独》冠为他的最高杰作。

非官方地来说，它是每个人最喜欢的世界文学作品，它对我们当代的小说家——从托尼·莫里森到萨尔曼·拉什迪再到胡诺特·迪亚斯（*译注：美国小说家，下同）——的影响超过了二战以降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电影《唐人街》中有一个场景发生在好莱坞庄园，在片中被称为马孔多公寓。比尔·克林顿总统在第一任期期间让所有人都知道他想和加博在玛撒葡萄岛见面：他们在罗斯·斯泰伦（诗人、小说家）的住所交流阅读福克纳的心得，同时在场的还有卡洛斯·富恩斯特（墨西哥小说家），弗农·乔丹（美国民权运动人士），和哈维·韦恩斯坦（制片人，导演）。

2014年4月，加西亚·马尔克斯逝世之际，奥巴马与克林顿一同为他哀悼，称其为“我年轻时最爱的小说家之一”，并提到他爱惜不已的《百年孤独》签名本。“这本书重新定义的不仅是拉美文学，而是文学本身，”美国拉美文化领域的卓越学者依兰·斯塔文思（Ilan stavans）说他把这本书读了30遍。

这本书怎么就能既性感，又有趣，既创新，又激进，同时还极度畅销呢？它的成功并不是一个定数，而它如何成功的往事则是过去半世纪的文学历史上至关重要却知者甚少的一个篇章。

背井离乡

这个创造出当代小说中最著名村庄的作家生于城市长于城市。马尔克斯出生于1927年哥伦比亚的阿拉卡塔卡，比邻加勒比海岸与波哥大教育良好的城郊内陆。他放弃法律预科学业，在巴兰基利亚的卡塔赫纳当记者（写专栏），在波哥大写影评。随着独裁统治的绳索越收越紧，他奉命赴往欧洲——远离迫害。他在那儿度过了一段拮据的岁月。在巴黎，他穷困潦倒，交不起房租；在罗马，他学习实验电影拍摄；他在伦敦的天气里瑟瑟发抖，从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发回新闻报道。

回到南方——委内瑞拉——他差一点在一次随机扫荡中被军方逮捕。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掌权后，加西亚·马尔克斯与新共产主义政府支持创办的拉美新闻社（Prensa Latina）签约，1961年，合同期满后，他与妻子梅赛德斯和儿子罗德里格从哈瓦那迁居纽约。

他日后坦言，“城市正在散发出腐臭的气息，但它同时也在新生，就像丛林一样。我为之着迷。”马尔克斯一家先住在45街和第五大道交汇处的韦伯斯特旅馆，日后又与友人在皇后区合住，但加博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洛克菲勒中心附近的报社办公室里度过，房间里一扇孤零零的窗户，窗外空地上老鼠横行。电话铃响个不停，怒气冲冲的古巴流亡者将报社看作他们所憎恶的卡斯特罗政权的根据地，加博身边准备了一根铁棍，防范攻击。

他随时都在写小说。他在波哥大完成了《枯枝败叶》，在巴黎完成了《恶时辰》和《没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在卡拉卡斯完成了《大妈的葬礼》。当强硬派的共产主义分子接受报社管理并将主编赶下台后，加西亚·马尔克斯为表示支持也递交了辞呈。他将搬到墨西哥城；他将专注于小说创作。但首先他会先看到威廉·福克纳笔下的南方，他还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时，读到了福克纳作品的译本。

搭乘灰狗大巴时，一家人被视为“脏墨西哥佬”般的对待，他回忆道——旅店拒绝提供房间，餐馆谢绝他们就餐。“完好无缺的棉花地里，农民们在路边小旅馆的檐下午睡，黑人的小屋破败不堪摇摇欲坠……”约克纳帕塔法镇那个可怕的世界在我们的车窗前退去，”他日后会回忆，“而它正和巨匠小说中描绘的一样真实，一样充满人性。”

加西亚·马尔克斯苦苦挣扎着。他写剧本，替一本浮夸的女性杂志《家庭》和一本丑闻犯罪杂志做编辑。他替智威汤逊广告公司写文案。在墨西哥城左岸的玫瑰区，人们说他乖戾阴沉，郁郁寡欢。

然后他的人生发生了变化。一位来自巴塞罗那的文学代理人注意到了他的作品，1965年，在纽约开了一周会议后，她南下去拜访作家。

一纸合约

“这个采访是冒牌货，”卡门·巴尔塞斯斩钉截铁地断言。我们在她位于巴塞罗那市中心的卡门·巴尔塞斯代理所办公室楼上的公寓里。她用手推着轮椅在电梯口接我，然后前进到一张垒满手稿和红色档案盒（其中一个上面标着“巴尔加斯·略萨”，另一个标着“怀利代理公司”）、尺寸惊人的桌边。她今年85岁，一头粗硬的白发，体型庞大，气度憾人，被称之为“大妈妈”当之无愧。她穿着一件宽松的白裙，看上去像个女教主。

“冒牌货，”她用英语说，声音又尖又细，“当一个名人，或者一个艺术家去世了，再也无法回答许多事情了，第一件事就是去采访他的记者、理发师、医生、妻子、孩子、裁缝。我不是艺术家。此刻我是一个曾在加布里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人生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但这——并不是真的。真正令人惊叹的艺术家已经缺席了。”

巴尔塞斯正在为她将缺席的未来做准备。将她的代理所转卖给纽约文学代理商安德鲁·怀利的交易刚刚落空。（后文将有详细说明）。现在其他有意收购人正在竞标，而巴尔塞斯要决定谁来照管她的三百多名客户，其中伫立着加西亚·马尔克斯首领。她不无疲惫地告诉我，采访结束后她还要和律师们开会——“一笔脏活儿”，她说。

那天下午，她把这些杂务推到一边，以恢弘的气势追忆起那天她第一次感受到自己与“一个令人惊叹的艺术家”近在咫尺的情景。

她和丈夫路易斯喜欢在床上读书。“我正在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某本早期作品，然后我对路易斯说，‘这本书太棒了，路易斯，我们得一起读它。’于是我复印了一本。我们都对它赞不绝口：如此鲜活，如此新颖，如此激动人心。每一个读者都会在脑海中想起某本书，‘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书’。当越来越多的人、全世界的人都持有同样的看法，这就是一本杰作。加布里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正是如此。”

1965年7月，巴尔塞斯和路易斯到达墨西哥城，站在加西亚·马尔克斯面前的不仅仅是他未来的文学代理，而是两个对他的作品熟谙于心的人。白天，他带领他们在城里餐馆；晚上，他们和当地作家共进晚餐。他们吃了又喝，吃了又喝。当加西亚·马尔克斯向他的客人完全敞开心扉了，他拿出一张纸，在路易斯的见证下他和巴尔塞斯签署了一份合同，将她指定为接下来150年内他在全球范围内的代理人。

“不是150年——我记得是120年，”巴尔塞斯微笑着对我说。“这是个玩笑，一个所谓的恶作剧合约。”

但在此之前还有一份合约，并且它不是个玩笑。一周前在纽约，巴尔塞斯找到了一家愿意出版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的美国出版商，哈珀与罗出版社。她将马尔克斯的四本书的英文本卖给了它。而酬金呢？一千美元。她带来了合约，交给马尔克斯签名。

条约看上去不仅繁重，甚至贪婪。合约还允许哈珀与罗出版社享有优先竞拍马尔克斯下一部小说作品（无论写的是什么）的权利。“这合约狗屁不如，”他对她说。可他还是签了。

巴尔塞斯回到了巴塞罗那；加西亚·马尔克斯开车带家人去阿卡波克的海滩度假，从墨西哥城到海滩只需开一天的车，他开的是一辆1962年产的白色欧宝，里面是红色的。路上他停了下来，开始往回开。他的下一部小说突然之间闪现了。二十年来他一直在捉摸一个关于小村里一个大家族的故事。现在他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男人站在行刑队面前，在一个瞬间瞥到了他的整个人生。“它在我心中如此成熟饱满，”他日后回忆，“我几乎可以一字一句地向打字员背诵出来。”

他在书房的打字机前坐定，“一坐就是十八个月”。就像小说的男主角奥利雷亚诺·布恩迪亚上校躲在马孔多的作坊里打造宝石眼睛的小金鱼一样，马尔克斯全心全意地创作着。他给打好的稿子标上页码，再将它们交给打字员重新打印出来。他叫来朋友，大声朗读。梅赛德斯撑起整个家。她在壁橱里里装满了苏格兰威士忌，以便工作结束后马尔克斯畅饮。她与催账人对峙。她把家里的东西，“电话、冰箱、收音机、珠宝”一一典当，据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传记作者杰拉尔德·马丁记载。他卖掉了欧宝。小说完成后，加博和梅赛德斯去邮局寄打字稿给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苏达梅里卡纳编辑出版社（Editorial Sudamericana），他们身上甚至连82比索的邮费都没有。他们先寄了前半部分，去了一次当铺，才寄出了后半部分。

他一共抽了3万支烟，花了12万比索。梅赛德斯曾经问过：“如果，这么折腾之后，写出来的小说不好怎么办？”

灵光闪烁

“过去未曾消逝，它们还留在心中，”福克纳曾说道。而在《百年孤独》中，加西亚·马尔克斯让过去成为马孔多生活的一部分，就像贫穷，不公正一样。在过去七代传承之中，何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和他的后代们彼此成为凶猛的“现在时”：他们继承姓名，共有易怒善妒的波动情绪，酿就夙怨与纷争，共享噩梦，乱伦的宿命贯穿其中——一股力量让家庭成员的相似变成一个诅咒，让两性间的吸引力变成一股应当抵制的冲动，否则你和你的爱人（同时也是你的表亲）将诞下长有猪尾的后裔。

“魔幻现实主义”成为加西亚·马尔克斯通过艺术冲破自然法则的术语。然而至始至终，小说的魔力便在于它让布恩迪亚家族和他们的邻人成为读者的“现在时”。翻开小说，你就感受到：他们是活生生的，这些曾经发生过。

出版首周，《百年孤独》单在阿根廷便售出八千本，作为一本文学小说，这在南美史无前例。劳动者读它，管家和教授读它——妓女也读它——弗朗西斯科·戈德曼（美国小说家、记者）说他曾在沿海一家妓院的床头柜上看到这本小说。加西亚·马尔克斯作为这本小说的作者去了阿根廷，去了秘鲁，去了委内瑞拉。在卡拉卡斯，他和他的主人们立上一个手写的告示：禁止交谈《百年孤独》。女人们向他投怀送抱，或寄来相片。

为了躲避杂念，马尔克斯带着全家搬到了巴塞罗那。巴勃罗·聂鲁达（智利诗人）在那里见到他，以他为题写了一首诗。在马德里大学，已经凭借小说《绿房子》成名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就《百年孤独》写了一篇博士论文。它还博得意大利、法国文学大奖的头筹。它被看作统一西语文学文化的第一书，串起了长久以来隔离分裂的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城市与村庄，殖民者和被殖民者。

格雷戈里·拉巴萨把这本书带到了曼哈顿，拉通读毕，心醉神迷。这位罗曼语族教授在纽约城市大学女王学院任教，凭借最近翻译的胡里奥·科塔萨尔的《跳房子》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他曾在战时作为密码员服役于战略情报局。他曾在玛琳·黛德丽慰问军队时与她共舞。他知道什么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

“读它的时候我压根没来得及动翻译的念头，”他坐在位于72街东的公寓里坦言。拉巴萨如今93岁高龄，身形瘦弱但思维敏捷，仍在参加战略情报局在世特工聚会。“我知道什么事经得起考验的叙事手段。嗯……我翻译了胡里奥。我知道博尔赫斯。把二者放在一起你就得到了不一样的效果：你就有了加布里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哈珀与罗的主编凯斯·坎菲尔德二世在以1000美元购得加西亚前四本小说版权后，以5000美元竞得新书版权，这笔酬金将分期支付给巴尔塞斯代理所。加西亚·马尔克斯向好友胡里奥·科塔萨尔征求好的译者。“去找拉巴萨。” 科塔萨尔告诉他。

1969年，在汉普顿贝斯的住所里，拉巴萨开始翻译《百年孤独》，从那个让人难以忘怀、三个时态共存的第一句开始：“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里雷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范晔译）他设定了几条规矩：“我要确保族长始终是何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而不是什么简称，就好像在《花生》漫画里面查理·布朗永远被叫做查理·布朗。”

1968年，编辑理查德·洛克在蒙大拿造访小说家托马斯·麦古安（Thomas Mcuane）时第一次从后者口中听说《百年孤独》。“汤姆涉猎极广，”洛克说。“他说如今人人都在谈论这家伙。”等到了1970年初，哈珀与罗寄出试读本时，洛克已经成为《纽约时报·书评版》的一名签约编辑。“当这本小说送到我手里时，我意识到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作品，”洛克回忆道，“它的作家与众不同，它的形式前所未闻。我立即写了一篇赞不绝口的评论。”

与此同时，坎菲尔德说服《纽约时报》刊载了一篇关于新拉美文学闯入英文世界的报道，也就是“所谓的拉美文学爆炸”——以加西亚·马尔克斯为首。“我们深信不疑加西亚·马尔克斯将像二战后法国及德国作家震撼美国文坛一样给这里造成轰动。”坎菲尔德如是预言。

1970年3月，《百年孤独》英译版问世，碧绿的书封和低调的版面设计将小说的激情掩于其内。同现在一样，当时左右图书销量和奖项的关键评论仍然来自《纽约时报》。它的书评版将《百年孤独》说成为“一部南美的《创世纪》，一部直截了当的迷人之作。”《纽约时报》的约翰·雷纳德毫无保留地说：“你从这本绝妙的小说中抬起头，如梦初醒，灵光闪烁。”他总结道，“加布里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单凭轻轻一跃，就跳上君特·格拉斯和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舞台，他的胃口和他的想象力同等惊人，他的宿命论甚至比前两者有过之而无不及。五体投地。”

在一份“狗屁不如”的合约的基础上以5000美元签约，《百年孤独》将在全球范围内售出五千万本，年复一年地重印。格雷戈里·拉巴萨带着骄傲与不安看着他的作品（以一次付清“大概一千多美元”的译酬）像花匠“在城郊草地上施肥”一样扩散，眨眼间便成为最获好评、销量最高的翻译作品。加西亚·马尔克斯读罢哈珀与罗的《百年孤独》后宣称它超越了他的西班牙语原本。他将拉巴萨誉为“用英语写作的一流拉美作家”。

口角之争

不止一人动过念头，想把《百年孤独》拍成电影。无一人得偿所愿。有时作家和代理人把版权标出一个天文数字的价格。有时加西亚·马尔克斯提出异想天开的条件：加博曾对哈维·韦恩斯坦说他愿意给他和吉赛贝·托纳多雷授权，条件是电影照他所说的去拍。韦恩斯坦回忆道：“我们必须把整本书拍出来，但每年只发行一章的内容——两分钟——如此持续一百年。”

于是，除了翻拍，其他小说家纷纷向《百年孤独》致敬——有的一目了然（奥斯卡·希胡罗斯高度扩展的古巴小说），有的含蓄隐晦（威廉·肯尼迪的《紫菀草》，一个死去的孩子从坟墓里向父亲说话）。艾丽斯·沃克在《紫色》中拧弯了“可信度”的铁栅栏，小说以向上帝致信的方式抛出真实的答案。被暗杀的智利总统的亲戚伊莎贝拉·艾伦德（她本人也是巴尔塞斯的客户）在《幽灵之家》里通过一个家族长篇讲述了现代智利的风雨往事。

“我坐在兰登书屋的办公室里，”托尼·莫里森说。当时她担任编辑，已经出版了两本小说，“我正在翻阅《百年孤独》。突然我辨认出这本小说的某样东西，它让我感到无比亲切。它是某种自由，结构上的自由，一种关于开头、过程和结尾的（不一样的）观念。在文化上，我和马尔克斯很亲近，因为他也乐于将生者与死者带到一起。他的人物总是对迷信世界很亲近，我们家也是这么讲故事的。”

莫里森的父亲过世后，她在头脑中酝酿一部新小说，主人公将会是男人们——这对她来说是一种突破。“我对写这些男人们有些犹豫不决。但现在，因为我读过了《百年孤独》，我不再犹豫了。我已经从加西亚·马尔克斯那里获得了许可”——可以去写她大胆的大部头小说系列的第一部——《所罗门之歌》了。（多年之后，莫里森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同时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硕士班。那是1988年，“伟哥刚刚面世，”莫里森回忆道，“早上我到马尔克斯和梅赛德斯下榻的旅店去接他，然后他说，‘那药丸儿，那药丸儿不是给我们男人用的。这是给你的，你们女人的。我们不需要它，但我们想让你们高兴！”）

萨尔曼·拉什迪第一次读到这本书时生活在伦敦，正在思考他童年时居住的故土。多年后他写道：“我认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上校和将军，或者说我至少认识他们的印度裔、巴基斯坦裔的同类；他的主教是我的毛拉（讲授伊斯兰教神学和宗教法律教师），他的集市街是我的巴扎市集。他的世界也是我的世界，一个西语的译本。无怪乎我爱上了它——不是因为它的魔幻……而是因为它的现实主义。”

在替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写评论时，拉什迪总结了小说家的盛名与控制有度的夸张手法（这是他和加博的相同点）之间的关系：“马尔克斯新书的消息席卷了西语美洲的报刊头条。推着手推车的报童沿街叫卖。批评家因为词穷而自取性命。”拉什迪将马尔科成为“加布里尔天使”，这个不经意的行为暗示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撒旦诗篇》的影响，后者的主人公名叫天使吉百列。

那时加博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在美国有了一个新的出版商，克诺夫出版社。《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罕见地以全文刊载在1983年重振旗鼓的《名利场》的创刊号上，此时理查德·洛克担任主编。洛克和康泰纳仕的编务总监亚历山大·利伯曼请来哥伦比亚肖像画家费尔南多·博特罗担纲创作。全世界的人都崇拜马尔克斯。他成为人人都爱的桂冠得主。

除了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他们曾经是多年好友：侨居在巴塞罗那的拉美流放者，拉美文学爆炸涌现的杰出作家，卡门·巴尔塞斯的客户。他们的妻子——梅赛德斯和帕特里夏——交往甚密。然后他们吵了一架。1976年在墨西哥城，加西亚·马尔克斯参加了略萨担任编剧的电影《安德斯的圣餐》（La Odisea De Los Andes）的放映会。看到老友的马尔克斯走上前去拥抱他。略萨朝他脸上打了一拳，将他击倒在地，打出一只乌眼圈。

“然后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你把我打到地上了，你干嘛不告诉我是为了什么，’”巴尔塞斯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自那之后，拉美的文学界一直在猜测原因。其中一个版本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他和略萨共同的一个朋友说他觉得帕特里夏不漂亮。另一个版本是帕特里夏怀疑略萨有外遇，询问加博她该怎么办，而加博告诉她应该离开略萨。巴尔加斯·略萨只说这起因于“一个私人问题”。

“另外一个作家对马里奥说，‘当心，’”巴尔塞斯说，“‘你可不想被记成‘那个打了《百年孤独》作者的家伙’。”

四十年间，巴尔加斯·略萨坚决拒绝讨论这件事，并且称他和加博达成了“君子协定”，要把这件事带到坟墓里去。不过最近谈起他的这位老友和敌人时，如今也已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略萨满怀深情地谈及马尔克斯对他的意义，他（在巴黎）第一次读到加博小说（法文版）时的情景，他们1967年在卡拉卡斯机场的第一次碰面，他们在巴塞罗那共同寻欢作乐的日子，他们计划合作创作一本关于1828年秘鲁和哥伦比亚之战的小说。他谈到《百年孤独》（西语版）出版数周后寄到他在北伦敦克里克伍德的住所，他“立刻，立刻”开始阅读，并且写了评论。“凭借它清晰透明的风格，这本书把西语读者群从知识分子拓展到了普通大众。

同时它又是极具代表性的一本书：拉美内战，拉美的不平等问题，拉美的想象力，拉美对音乐和色彩的热爱——这一切都包含在这一本小说中，现实与狂想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至于二人的争吵略萨始终缄口不言，只是说，“就让它成为未来传记者的谜题吧。”

完美联姻

卡门·巴尔塞斯将永远被铭记为《百年孤独》作者的文学代理。她在巴塞罗那接见了我，深知她将成为那个“活着就是为了讲述”的人，正如加博自传体回忆录的题名所示。

不曾想我们的碰面也带了点马尔克斯式的曲折。我们坐在一张（公园大道常见的六人）大桌前，一面墙上挂着巴尔塞斯许多年前的一幅画像，同样敏锐的双眼，同样坚韧的下巴，就仿佛年轻的巴尔塞斯也在我们中间，见证着这个代理与她的作家之间的情谊。他们之间的合作被誉为“一场美满的婚姻”（un matrimonio perfecto）。

我告诉她我曾经在法拉，斯特劳斯和吉洛克斯出版社当编辑。“啊哈！”她欢呼道。“我对人脸过目不忘，我肯定在去找罗杰（出版人罗杰·斯特劳斯）的时候见过你。你的样子一点儿没变！”

“因为我已经见过你，你可以想问什么就问什么，”她继续说，我们聊了一个半小时。出于代理人的习惯，她对我们的对话添加了一个附加条件。她告诉我（“但是不要写在你的文章里”）究竟是什么让略萨在1976年打了加博一拳。她还解释了（“但是你必须向我保证要在我去世之后再发表”）她如何一次次以《百年孤独》为筹码和世界范围内的出版商“签订秘密条约”，他们在获得新书出版权前必须修改加博著作的个别买卖契约，以确保版权最终能回到代理人手里。

对于目前代理所的情况她并未施加禁口令。“我2000年退休，”她说，“事业留给了三个合伙人：我儿子，拟定合约的人，（和另一个人）。但为了处理债务和亏损我不得不重归江湖。”她描述了与英语世界最强大的代理公司运筹帷幄的经过：“有几个人想买我的代理所想了二十年，安德鲁·怀利是其中的一个。这本来在六个月前就能成交的了。安德鲁和他的副手萨拉·查尔方特到我这儿来，带了一个刚成为文学代理的出版人……”她摇摇头，想不出那个人是叫克里斯托波尔·佩拉（Cristobal·Pera），在8月加入怀利之前是企鹅兰登书屋旗下位于墨西哥的克拉波编辑出版社。

2014年5月，卡门·巴尔塞斯代理所与怀利代理公司的最终成交的协议已经提上日程，《纽约时报》对此进行了报道，称之为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能走到这一步，巴尔塞斯显然足够信任怀利。那么为什么最后却功亏一篑了呢？巴尔塞斯说，因为她揣测怀利计划关掉代理所在巴塞罗那对角线区（the Diagonal）的办公室，将巴尔塞斯代理所合并到它在纽约和伦敦的分部。对此她坚决反对。因此她开始重新考虑其他收购人：来自伦敦的文学代理安德鲁·纳伯格公司，旗下作家从哈珀·李到塔里克·阿里（英国作家、制片人）（以及过世的杰基·柯林斯），和里卡多·卡瓦列罗出版商，它之前在意大利和西班牙运营出版公司蒙达多利。

“三份收购提案，都很有意思，”她说。“但是陷入僵局了，因为他们任何一个都还不够好。”过不了多久律师们就要来了，她和他们要一起讨论清楚。她道出心中最大的担忧：万一新的代理伙伴将自己的利益放在单个作家之上，那么这意味着对作者的背叛。“文学代理是个不起眼的职业，”她说，“但这对作家来说很重要。在这个位置上你要替你的顾客做出正确的决定。问题在于（代理人的）’自我’会成为阻碍。代理公司必须是一个人，这很重要。这不是钱的问题。”

那么这又是什么的问题呢？安德鲁·怀利不愿意透露他们之间的谈判内容。因此我们将只听到巴尔塞斯的一家之言。对她来说，这关乎别的东西——关乎代理人在她的作家们生命中占据的位置，关乎她在“了不起的艺术家”缺席之后，代理人将站在这方空白中。

巴尔塞斯优雅地旋转着轮椅，将我带到电梯口。她在分别时吻了吻我的手。七周之后，她在巴塞罗那那间公寓里心脏病发作，与世长辞。尽管年事已高，她的离世对出版界来说仍然太过突然。伴随着她的离世，她将和她了不起的作家一样永远成为“现在时”，成为一个为她的遗产——为加博的遗产而斗争的幽灵。

采访/撰稿 保罗·伊利 翻译/钟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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