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夫是这样炼成的

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心，每一个人都有灵魂，当每一个人都要问一下自己到这个世界上来做什么事的时候，要明白这个“事”要有一个标准，就是你做的这个事是不是能够让这个世界稍微地好一点。这稍微好一点就是我们每一个普通的人要首先做到的。当然，一些伟大的人会贡献一些大东西，比如古代人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要有这种大胸襟。“为天地立心”就是我刚才谈到的那种大善。因为上天有好生之德，上天是厌倦杀戮的。太阳不会因为一棵草是毒草而不去给它阳光，他会把阳光施舍给每一个需要他的生物。它不会因为他是希特勒就不照耀他，上天是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众生的。所以“杀戮”不是天之“心”。

中国文化当中有许许多多因为杀戮而遭到唾弃和恶报的故事，我们不管它的真假，我们只说它的文化性。真的假的不要紧，问题就是中国还有这样一种文化，还有这样一种所谓的杀人者必遭恶报的文化，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东西。一方面这个时代在讴歌杀人的英雄，一方面中国西部有这样一种被现代人称为迷信的文化——“因果报应”，就是杀人的人最终必将偿还命债。这种文化是一种光明，不管它是不是迷信，因为它对人类肯定有好处。责任感就是每个人都要对天地有大“心”，起到善的作用。这一点非常了不起，能够让人对杀戮有一种起码的畏惧。

当然，西部照样有血腥，照样有屠杀。直到今天的西部，依然有血腥。但是问题在于西部的文化并不讴歌这种血腥。西部人同样认为，西部的杀人者必遭恶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杀人后哪怕到了下一辈子都躲不过去，这种罪恶会像附骨之蛆一样追随着你。你的财富会消失，你的肉体会消失，但是你的罪恶不会消失。你必须承担这种罪恶带来的惩罚，这就是西部文化。所以，西部虽然有那么多的血性和罪恶，但是西部文化当中却有这样一种伟大的东西。中国的正史有时却反对这种东西，中国的传统有时也反对这种东西，认为它是迷信，并且把那么多的屠夫供到“民族英雄”的供桌上去，让他们接受了人们千年的顶礼膜拜。鼓励人们去杀我们凉州人――凉州过去叫“匈奴”。这种文化很糟糕，很不好。一个人可以忍受不了诱惑，去犯下一些他不小心犯下的罪。但是人不可以没有羞耻心，人不能没有忏悔心。当一个人不知道忏悔的时候、不知道改过的时候、不明白那是罪恶的时候、当他恬不知耻的时候，他已经不能称之为“人类”。犯了罪恶不要紧，因为除了佛陀和死人不会犯错误之外，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人类最伟大的东西是知耻，犯了错误要知道羞耻，不小心犯错后要明白自己应该改过。如果自己所有的生命、所有的学问、所有的知识都用来为这种罪恶辩护，那么，我们就会像中国历史上大部分的文人那样，去讴歌那种罪恶的文化。

一个小屠夫会在这种文化吹捧当中，一天天地膨胀起来，变成一个暴君，然后把吹捧者也杀了，甚至把吹捧者的一家人都杀了。比如说方孝孺。方孝孺叫一个暴君把他的家族和学生800多口人都杀了。方孝孺是中国正统观念的一个捍卫者、帝王师、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但是有一天燕王朱棣拎着屠刀杀向北京的时候，首先把他杀了。燕王朱棣就是在那样的文化熏陶下，成为一个暴君的。当他很小的时候、什么都不懂的时候，朱元璋就请了方孝孺这样的人去教育他们，教育他们如何当一个暴君，如何去血腥地统治。这些孩子一天一天由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成长为一个暴君。这个暴君不是朱棣就会是别人。因为，这种文化当中只能出现这样的人，朱棣不杀他别人也会杀他，就这么简单。所以，最终由罪恶文化的啦啦队塑造出的暴徒，首先会杀了拉拉队自己。文化大革命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独有的一种罪恶。它是罪恶文化诞生的巨大恶果。整个地球上的许多“文化”都是这样。一个国家的文化当中要是滋养出一种恶的东西，最终受害者就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希特勒是德国人选举的，是德国人通过非常合法的程序选举出来的——他们选举了能体现他们意志的希特勒。所以，他会带着德国人的意志杀向世界，把整个的人类世界变成屠宰场。我的意思是出现这种罪恶东西不要紧，但是，人们同样要明白还有另外一种知耻的、不讴歌罪恶的文化。我们能做到这点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