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安分的敦煌人

追求安分的敦煌人

敦煌古称沙州,位于甘肃最西端,以莫高窟和敦煌学闻名于世。

相较于时下追求时尚的人类,敦煌人追求的,是另一种人生价值。

因为祁连前隔,沙漠后绕,敦煌人的生存空间相对封闭,极少有外界的喧嚣扰乱心灵,敦煌人便有时间去思考一些诸如灵魂和信仰之类的事。因为历史文化的深厚,大多的敦煌人都有着哲人的深邃。他们眼中,人的一辈子如同过桥,那“过”便是目的。要是你过于贪婪地想在那桥上做些事或是造房子,是很滑稽的事。我的朋友讲过一个温州人的故事,他身患绝症,却仍是到处买房炒房。当我将这个故事讲给敦煌人时,他们会无一例外地冷笑。他们会说,霸了千贯霸万贯,临亡了霸下四块板。那四块板的意思是棺材。他们认为,那些追逐利润的温州人真是莫名其妙。他们为啥不好好享受呢?难道他们不知道,世上的钱是挣不完的,而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明白了无常的敦煌人总想建立一种岁月毁不了的价值,或信仰宗教,或追求功德,或献身艺术。于是,敦煌才会出现那么多的绘出了敦煌壁画的无名的大师。他们是懒得管那名呀利呀的事的,因为他们明白,那些世人追逐不休的东西,其实是过眼云烟,无论你咋个执著,它总会远去消散的。

自以为“想透了”的敦煌人总爱想一些生命的意义和活着的理由之类。有时,活的理由比“活”的过程更重要。为了这种活着的理由,他们宁可放弃生命。这种理由有时很大,可以承担历史的责任。比如,敦煌莫高窟,就是由那些无名的大师们一代一代开凿并彩绘的。老一代人死了,少一代又接续了,一代一代,不定经历了多少年,才有了今日的格局。这便成了那些人活的理由。这一点,跟我用二十年生命写反映一家农民命运的《大漠祭》、《猎原》、《白虎关》是同样的性质。

敦煌人的人文性格以“安分”为本。十几代务农为生者比比皆是,一抔抔掩埋了一个个安分守己的灵魂。

一代代敦煌人沐浴的,是敦煌文化独有的营养。最具代表性的,是一部叫《吕祖买药》的变文,它以神话故事的形式,从始到终都写了一种和平智慧,吕洞宾向药铺老板——其实是观音所化——买四种药:父慈子孝家祸散、兄宽弟忍顺气丸、妻子贤良消毒因、一切随缘化气丹。那么,如何制造这四种药呢?用本分——为人要本分——四两、孝顺——为子要孝顺——三钱、老石头——做人要实在——做个引子、好肚肠——做事度量要大——放上一条,将此四般药材放到“容人案”上切——意思是要宽容,放到“宽心锅”里炒——还要将火心盖住,放到“三思”箩儿里箩,如此等等。这类制药的过程,就是教化人的一种方式。千年来,渗透了佛道和平理念的文化一直这样教化着,敦煌人的心态就变了,他们就会变得爱好和平,不爱争斗。在敦煌人眼里,所有的罪恶中,杀戮是最缺德的事。

敦煌人从来不欣赏“赵氏孤儿”那样的复仇故事。他们津津乐道的,总是那承载着大善的佛经故事,并将它们以壁画的形式定格了千年。他们总是说:“冤家宜解不宜结”,“得饶人处且饶人。”敦煌人知足常乐,没有侵略性,没有排外性,任何人到敦煌都能生活得很好,他们甚至可以活得比当地人更好,敦煌人不会忌妒他们,反倒对他们有种由衷的同情。也正是因为这一特性,那些盗宝者才每每得逞于一时。

敦煌人讨厌暴力,爱好和平。敦煌文化中渗透了和平理念。被和平理念熏陶了几千年的敦煌人骨子里是看不起那种被称为“智囊”的人,称之为“软蛆”——就是那种在屎尿里乱滚的苍蝇的卵。敦煌人对文化是相当尊重的。他们宁愿用土块擦屁股,也不会把有字的纸当手纸。农民们修建房屋时,都会在庄门上面放上书。他们对文化有一种由衷的敬畏。

所以,敦煌人对于商场的那种血肉混飞很是厌恶。他们想,穷了穷一些过吧,何必像瓶子里的毒蜘蛛那样你咬我,我咬你。他们知道,无论咬出个啥结果,输了的,最后是一个棺材结账;赢了的,同样也是一个棺材结账。你折腾上个“公家”人或当官的,也不过将那棺材变成“骨灰盒”而已。

他们说,争来斗去,真没意思。

                               ——发表于《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