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乡村碰撞中的人道主义书写（一）

城市与乡村碰撞中的人道主义书写（一）

——雪漠的“大漠三部曲”研究

文\瞿萍

【摘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三者并存的社会中，后两者以“现代”自居，并以胜利者的姿态对农耕文明进行着解构与颠覆。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被剥夺了土地这一生存空间，与土地有关的生存技能也被架空，由此产生了内心的极度焦虑与惶恐。处于混沌状态的乡民们被迫放弃那种从未被怀疑过的残酷、原始的生存方式，当他们试图屈服于“现代”，放弃原始的生存惯性时，却又被所谓的工业文明、都市文明抛弃，生存的失意困境凸现出来。雪漠以饱满的热情与强烈的同情心，以强烈的西部地域特色为底蕴，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以现实主义的笔法，书写他们的精神走向与精神欲求。对乡村历史和现状的担忧，对农民命运和前途的关怀始终是雪漠创作的基本价值取向。他将城市与乡村放在物质与精神的两端，排斥物质的同时宣扬精神的力量，肯定了乡土文明中的积极因素，同时，解剖批判了农民灵魂愚昧的一面，揭示了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城市文化对人的异化。

本论文将小说文本的研究放置在时代背景下，通过文本中传达出的价值观与文化选择探寻深藏于其后的悖论式创作心态，寻找“大漠三部曲”在“当下”历史中的意义。“大漠三部曲”是雪漠留恋农耕文明，拒斥现代工业文明的价值选择的体现。论文总共分为四个部分。绪论部分基于对雪漠小说研究的综述，阐明论文选题的缘由。第一章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分析小说中几个具有象征意味的死亡叙事，从而揭示出农村社会“死亡”现象的普遍性和产生的原因。第二章对作品中的几种类型的农民“出路”进行分析，透视创作主体的价值倾向。第三章从时代与环境的角度分析作者产生上述价值取向的深层原因，即对创作主体的悖论式的创作心态进行分析。本论文认为农村作为中国这个农耕文明国度的微缩模型，它与城市的聚拢、对接一定程度上被看成是实现现代化的标志，在具有现代意义的“城市”的对比下，“乡土”才浮出水面。在城乡二元对立结构中，现代工业化进程中的城市和由前现代向现代过度的农村处在一种相互参照、相互影响的关系中。从传统的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的变迁，小农的生活生产方式、价值观念、社会结构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乡土社会从存在形态到内部结构的瓦解是其城镇化、现代化的过程，农民传统的小农意识不断减弱的过程也是其个人现代性获得的过程。

绪论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版图上，东部与西部的落差成为一种鲜明的对比，时间与空间的维度，把东南沿海变成了水泥钢筋铸成的森林大厦，而将西部凝固成白云羊群飞动的田园牧歌。一边是工业文明与后工业文明带来的科技享筵的狂欢与传统道德受到的冲击：另一边是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在夕阳余辉照耀下的生产落后的宁静与传统人伦秩序美的和谐。所有这些，在历史的长河中，是一个稍纵即逝的瞬间，但是，在文学史的历史长河中却是一段凝固了的永恒风景线”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崛起的西部文学以其特有的西部品貌在文坛上独树一帜，恢弘、博大、开阔、原始、雄壮是其基本的美学品格。在工业化、现代化语境下的西部文学不仅仅苑囿于独特的西部地域色彩，更体现着广泛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担当，雪漠“在平静中书写农民的历史” ，作为新世纪初崛起的新一代西部文学代表作家，他的小说创作被称为是“为‘缺钙’的中国当代文坛注入了有‘钙质’” 。他的“大漠三部曲”饱含着深切的同情与深沉的忧患意识。正基于此种意识，研究者们对他的文学创作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细致而全面的论述。

1．从西部乡土文学视角进行的研究

西部文学以其强烈的地域风格在文坛独树一帜，“中国当代文学还是紧贴着生存状态” 的。人作为“地之子”，从来都与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类文明进程的每一个步履都凝结着土地的哀欢。乡土语言的使用、乡土风情的刻画、乡土人生的抒写作为地域文学乡土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雪漠的作品中有着突出的表现。他的“大漠三部曲”作为典型的苦难写作，展现的是西部农村真实的生活画卷，揭示的是西部农村无奈的生存状态，他没有回避农民过重的负担（包括生理的、心理的）和大西北贫困的现状，书写的根基是真实，是一种严峻的真实。“作品的苦难意识、人民的苦难命运以及悲剧生存状态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思维模式与封建观念的束缚。” 韩伟认为《大漠祭》“以生存状态及生存意识与西部精神这两个层面为基点”，“解读了大西北当代生存的普遍状态” 。张明廉将《大漠祭》视为“一部清醒的关照我们农民父老历史的和现实的生存境况和生命状态的书，是一部深刻揭示了他们几乎为人所忽略了的坚韧的生活欲求和复杂的精神走向的生活史、心灵史。”作品关注的是西部底层农民真实的凡俗人生，作品所塑造的是典型的西部乡村环境刻画的是典型西部农民形象，“是一部真正直面生活和历史的书” 。彭岚嘉认为“雪漠不是以乡村审视者的立场出发，而是以乡村反顾者的身份介入乡村生活”。雪漠将眼光投入到封闭状态下的乡村，指出传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依然牢固的主宰着人们的生活。同时，他将传统文化积淀最深厚的乡村作为文化标本去观照、解剖、反思，揭示出“经济困窘的西部乡村普遍存在的历史感和道德感道德矛盾” 。刘朝霞则认为作为西部主导文化的农耕文化以其特有的价值观念对雪漠这一河西作家有着深厚的影响，具体在作品中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追求”、“对家庭本位意识的审视”、“对农本实施现代化的思考” 。何清指出雪漠的小说对西部农村农民生存现状的抒写在“离土的挣扎”与“无奈的回归” 的叙事结构中，从物质、精神双层面上展示农民生存的艰辛。“大漠三部曲”在农民与“环境”（主要是土地）的关系的关注中发现问题。

2．从“现代性”话语出发进行的研究

作为一种趋势，“现代化”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与强制性。商品经济带来了竞争，强化了“钱财利”的观念，利益作为普遍的价值准则左右着还未开化的底层西部农民。陈晓明指出“一方面现代化工业化野蛮的渗透进中国西北贫困地区；另一方面，这里的人们的精神心理还是亘古不变的” ，农村遭受现代化侵蚀，现代商业主义对乡村的瓦解与诱惑，欲望开始蓬勃生长，带来了脱贫道路上新的灾难。李清霞指出雪漠的“大漠三部曲”“真实的还原了西部农民的生存状态，叙写了现代化背景下普通农民痛苦而艰难的精神裂变过程，揭示出西部贫穷的根源在于欲望的膨胀和西部人巨大深厚的精神惰性。” 程国君认为雪漠的小说塑造了真正意义上的西部农民的典型形象，通过对西部乡村生活的逼真描述，“揭示出西部农村在现代化过程中悄悄发生的那些细致而坚硬的变化” 。彭青认为雪漠立足对凉州本土文化的开掘运用，以去知识分子化的立场进行原生态的乡土叙事，叙写了宏大时代背景下西部农民生存的真相，以现实主义的创作笔法关照传统与现代夹缝中艰难求生存的底层农民，并试图救赎与重塑其灵魂。 转型期农民精神状态的重构必然要在乡村历史的重构语境中完成。何清指出“‘城市化’化掉了乡土的精、气、神，市场经济颠覆了传统的乡村世界，农民的精神支柱没了，乡土的文化底蕴没了” 。

3．从宗教角度进行的研究

雪漠的文学创作，从“大漠三部曲”开始，到《西夏的苍狼》再到2010年出版的《西夏咒》，作品的宗教意识愈来愈浓厚。作为一名虔诚的佛教教徒（藏传佛教），雪漠的作品充盈着浓郁的宗教氛围。陈晓明指出“中国作家一旦表达宗教的关切，他的写作就要走向极限，就要僭越。反过来说，他要越界，要抵达极限，就要就用宗教情绪，就要神灵附体。只有附体的写作，可以让他摆脱现有的羁绊，可以飞翔，可以穿越，可以逃离。” 他同时认为雪漠的《西夏咒》“涉及到历史文化思考、生与死的困苦、坚韧与虚无、时间之相对与永恒等，特别是其独具的宗教情怀都对当今小说美学范式提出了严峻挑战。” 陈永有认为雪漠秉持着救世情怀试图以一种独创性的‘自私’的写作方式给热恼的灵魂带去清凉。 张继红认为雪漠的“灵魂三部曲”之一的《西夏咒》有一种“澄明博大的悲悯情怀和高贵的精神主义色彩”。宋洁认为“万法皆空”、“慈悲为怀”、“利他主义”、“澄明之境” 。与对佛法的质疑是雪漠小说中所表现出的佛教文化色彩。同时，宋洁还认为雪漠小说中充斥着道教文化色彩，以“缓解人类心灵与现实之间的冲突” 。李贤和曹永光在《论<白虎关>的三重意蕴》一文中分析了雪漠小说中儒道佛传统的映射，即“以儒治世，以道修身，以佛养心” ，文章指出雪漠小说将儒、释、道三者的追求融为一体。赵春的硕士学位论文以雪漠的“大漠三部曲”中大量的“死亡叙事”与“生存焦虑”为视点，依托大乘佛教教义，抓住作品的“慈悲利众”的中心，探究作品表达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的佛教精神问题。陈彦瑾指出了雪漠作品中的关键词，如“悲悯、超越、以及孤独、灵魂、生命意义、大爱、大善……”、“信仰、永恒、以及寻觅、奶格玛、娑萨朗净土……” ，这些词无一不是与佛教有着密切的联系。宗教情怀，尤其是佛教在雪漠小说的创作中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甚至支配和引导着作家的创作。

4．对思想艺术方面进行的研究

白晓霞指出雪漠的小说作为甘肃“凉州小说”的代表，作品中表现了浓郁的凉州民间俗语文化，并体现出特有的人文精神，即“理性的民族意识”、“健康的人性视角”、“和谐的社会理想” 。甄瑞霞的硕士学位论文立足于雷达先生的“钙质说” ，充分阐明作者的“民间立场”。同时，通过小说中表现的生态意识，以及作品的语言细节的分析，揭示作品渗透出的深厚“人民性”及忧患意识。

5．从环境文学角度进行的研究

环境文学是基于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抗，“以探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和倡导生态环境保护为基本主题的文艺思潮” 张玉的文章正是看到了雪漠作品中的生态意识，包括“生态危机的恶化”、丰富多彩的动物形象以及所隐喻的生态内涵，和以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为主的生态人格的刻画与构建 。韩伟则是从雪漠作品《大漠祭》的生态审美角度进行解读，指出“生态美学视域中呈现出沙湾乡民们鲜活的世界，恶劣的生态在动态中趋向平衡，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解”，“生存的诗意是作家生态美学理想的价值指向” 。彭岚嘉则是以“大漠三部曲”中最具生态意识的《猎原》为切入点，指出作品虽然力图揭示生态遭严重破坏背景下的西部的生存困境，但作者一些刻意为之，主观性较强的刻画与描写依然使作品部分程度上失了真。例如将西部人生困境的救赎寄托于土生土长的农民的生态意识，这种超前又过分达观的乐观态度难免使得作品表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发言姿态”，并“阻碍了作家对环境伦理的深入探索”，使“生态智慧被悬置理念所抑制” 。

综上所述，前人对于雪漠系列小说“大漠三部曲”的“批评”角度是多元的，这既是因为作品本身包孕着丰富的“被言说”资源，又是新世纪以来“文学批评在生存形态上日益多元化” 的结果。评论界对雪漠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这五个方面：一、从西部乡土文学视角进行的研究；二、从“现代性”话语出发进行的研究；三、从宗教角度进行的研究；四、对思想艺术方面进行的研究；五、从环境文学角度进行的研究。基于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我发现对雪漠小说的研究还有可开掘的巨大空间。本论文跳出“西部文学”的视域范畴，选择从有关“现代性”的视角继续研究。主要原因在于：大众文化时代的到来使得文化、文学成为消费的对象，知识分子原有的责任担当被架空，文以载道的传统演变成为替颓废、焦虑、茫然的现代个人的精神困惑“立言”。一方面，就目前处在转型期和深刻变革阶段的中国社会来说，现代化不仅带来了都市文明病，同时，伴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扩张，作为“传统”积淀最深厚的乡村也不可避免地成为现代化进程中被抛弃、被解构的对象，乡村中的人也由此产生如都市人一样的生存困境。另一方面，作为愚昧、麻木代名词的乡村人由于其知识体系的浅薄、思维模式的顽固，在城乡冲突、传统与现代的拉扯中，由于生存空间被挤压，生存技能被弱化，作为弱势群体的他们游离在新与旧、城与乡的夹缝中。农民身份的悄然转化伴随着对原始生存方式本身的质疑，也导致了传统伦理价值体系的土崩瓦解。农民对于自己身份的认定是通过对乡土社会传统的道德伦理、风情世故、甚至封建迷信观念的认可形成的，这种经过千百代不断强化聚合而成的顽固的心理结构在初遇现代工业化的挑战时因为准备不足，基本以负面的、毁灭性的结果为代价。同时，城与乡、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似乎也为悲剧的产生提供了合理性。现代工业文明对乡村的冲击（外在环境与内心世界），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乡村被迫卷入工业化进程的无奈，使得农民原有的知识体系、认知结构、道德伦理观念所遭遇的颠覆性挑战。对自身存在的追问，对何以安身立命的器物的追问，在固有公信力突然断裂的情况下，内心的惶恐与焦虑，产生对传统、对土地、对世代因袭下来的生存方式的质疑都是“大漠三部曲”所探讨的主题。

首先，现代化的背景下，农耕文明必将消亡，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必将带来一系列问题。农民生存的艰难状态与渴望摆脱困境的苦苦挣扎的焦灼的心路历程表现了他们在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做着救赎的努力。“‘城市化’化掉了乡土的精、气、神，市场经济颠覆了传统的乡村世界，农民的精神支柱没了，乡土的文化底蕴没了” 。城乡之间人为划定了一条“楚河汉界”成为中国亿万农民无法逾越的鸿沟。身处西北沙漠边缘的农民在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浪潮下被迫卷入现代化进程，伴随而来的是外在生存环境的突变与精神世界风雨飘摇的彷徨之感。社会转型期的农民灵魂深处的痛苦与精神追求、他们困窘的生存境况不仅源于固有认知体系的顽固、愚昧与荒蛮和严酷的自然环境，更在于城乡冲突大背景下，乡土社会世代因袭的既有秩序、伦理道德、习俗风貌、价值体系、认知结构在“现代”面前的土崩瓦解。

其次，“人类社会及其文明是不断发展的，其终极目标是向自由王国的迈进，在这样的历史性迈进中，人越来越自由于自然，越来越自由于社会” 。在普遍的现代性语境下，乡村与传统联系，是封建、落后、愚昧的代名词；而城市则与现代相连接，是现代、富有、进步的代名词。城市工业文明向农耕文明的扩展，从表面上看就是现代、富有、进步的文明取代封建、落后、愚昧的文明。城市是现代文明的代表，确切的来说它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化的表现。中国的城市化的过程就是摆脱物质匮乏的状态，扬弃传统文化，建立以“人”为一切行为核心的现代化过程。“城市与乡村曾经代表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两种方式正合二为一，正像所有的阶级都在进入中产阶级一样。给人真实的总印象是：国家正在变为城市，这不只是在城市正向外扩展这个意义上说的，而且是在生活方式正变得千篇一律的城市城市化这更深层的社会意义上说的。” 城市化作为一种趋势，具有一种不可回避性，农村的城镇化是为国家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大漠三部曲”作为典型的乡土叙事，城市\农村、传统\现代是其逃不开的文化语境。尽管当下的社会已经明显不同于雪漠创作的那个年代，但是在现代化、现代性作为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主流、在改革开放已经深入的今天，依然具有重要意义和重新被发觉的空间。小说中展现的那种西部农村生存的“诗意”对当下高度发达的商业文明中的个体来说，不仅是一种回忆，更是一种警醒。基于上述的背景交代，本论文选择“大漠三部曲”作为论题。

第一章 生命的终极表达：对死亡的书写

农民是中国人口基数最大的群体，对于农民来说，生存是根本目的，农民对“活着”的态度更多的表现在“活着”本身，也就是说，“活着”既是动力也是目的。在西部农村，传统的小农经济依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乡村的硬壳远没有被现代文明冲破” ，严酷的自然环境某种程度上依然具有决定性作用。对于农民来说，最大的自然环境就是土地。农民的一切都要从土地中来，对土地的经营是他们唯一的经济来源，这一生产活动不仅维持着个体农民的生存，更保证了农民群体的延续。因此，可以说土地的极强的制约力影响着他们“活着”的状态，某种意义上，土地决定了农民的生也决定了他们的死。从“死亡”的角度切入，分析他们对死亡的态度，及造成死亡的原因，更能揭示出生存、“活着”对农民的意义。死的问题弄明白了，“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 。相对于“活着”的迫切性来说，“死亡”带给农民的更多的是感性体验中的悲伤。一方面，由于农民的关注重点在于“生”而非“死”，两相权衡之下，重功利又善忘的农民更愿意将一切的精力、努力放在如何活着上，尽管死亡会带给他们哀伤，但这个哀伤是有时效期限的，对活人的重视限制了对逝者的过分哀思。另一方面，农民的知识水平使他们没有从美学、存在的角度观照死亡的能力，对于生命的陨落，他们更多的是本能反应，同时这种本能的悲伤可能会由于新生命的诞生而被冲淡甚至遗忘。死亡作为人生必经的过程本无可非议，尤其在乡村这一特别又典型的环境中，“死亡”成为了常态，农民对此也已经习以为常。但是，就“死亡”本身来说，它作为一个“事件”，在其辐射范围内，我们分明能够感受到它所带来的足以使人窒息的压迫感，这种压迫感不仅是对生命逝去的慨叹，更是促使我们去思考掠夺生命的各种强大的力量。

“大漠三部曲”中有大量的死亡书写，如憨头之死、五子之死、莹儿之死、引弟之死等等。值得关注的一点是所有死去的人物都不是应该寿终正寝的老人，而是一些青年甚至儿童。相反的，孟八爷、老顺、瘸五爷等父辈农民固然承受着生存的艰辛，但是，在雪漠的笔下他们至少还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从时间的坐标来看，青年与儿童更多的寓意着未来，而年长者更多的代表着过去。从呈现的状态分析，青年与儿童的存在更多的隐含着一种可变性、一种新的生存模式、或者说是不同于原来的可能性，而老年人的存在则更多的言说着一种基于经验的、一成不变又保守的稳固状态。这种明显的创作倾向呈现出雪漠对过去的留恋与对未来可能性的拒斥。“人类生活在死亡与未知世界笼罩的阴影中” ，“死亡”作为一种生命的呈现方式，在作家的笔下具有着不同的象征意味。

第一节  死于贫困现实的长子悲剧

“青年是神圣的存在，它需要形而上的思考，还需要形而下的感悟；它既是一个神话和象征，又是一种鲜活、灵动的实在场景。” “死亡”作为一种叙事方式在雪漠的作品中承担着不同的功能，也就是说，不同的死亡书写呈现着不同的农村现实，隐喻着作者不同的价值观并带给读者不同的审美感受。青年的逝去带给我们的不仅是生命消逝的惋惜，更是审美意义上的震撼，由此也渲染了作品浓重的悲剧氛围。

首先，憨头的死一定意义上可以归结为“长子的悲哀”。中国的历史经验表明中国历来就有重视儿子，尤其是长子的传统，相对于次子和幼子来说，长子所承担的家庭责任更多。一般情况下，长子是作为这样一种形象出现的，他们稳重、保守、而又沉默。由于他们在家庭中承担着儿子、兄长、丈夫甚至父亲的角色，强烈的角色意识使他们将不同角色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内化为自己行为的指令和衡量标准。这种“身份意识”也叫做“全角色化意识” ，就是将个人隐藏在各种角色背后，人作为个体的存在意义被抽离。传统的家族本位意识使得长子们自觉弱化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淡化自身的感知能力，在各种角色之间的相互转换过程中，长子们唯有将“自我”完全抛弃，才能扮演好各种角色，平衡家庭中的各种力量并维持家庭的稳定与和谐，因此他们最大的性格特征也在于隐忍，将自我完全牺牲于家庭的事物之中。第一，作为儿子，“孝”与“不违”是他们与父辈处事的行为准则，在父辈绝对权威的统摄下，可供他们活动的范围极其有限，毫无置疑的遵从是他们的唯一的选择。然而，外在的行为选择并不完全表征内在的实体感受，作为个体的人，无论其已将自我麻痹到了何种程度，都不能完全杜绝“我”的意识、“我”的感受。一般情况下，父辈的传统与“我”的感受是相互矛盾的，也正是在这种两难的煎熬中，长子们的生存悲剧被凸显了出来。第二，作为兄长，他们是父辈传统在子辈中的继续。一方面，兄长的身份使他们将自己放置在道德的高度，以楷模的标准要求自己。另一方面，长兄如父的责任感使他们自觉地担当起教化弟妹的重任，并在此过程中得到心理的满足。作为一种补偿机制，变相的父亲角色的扮演补偿了其作为儿子被压抑的现实。实际上，他们成为了新老之间的过渡地带，对于父辈来说他们算“新”，对于弟妹而言，他们又代表着绝对的权威，在父辈的守旧与年轻的弟妹还未定型的各种可能的创造性之间，他们架起了一座桥梁，也深刻地体会着新旧撕扯时的痛感。第三，在夫妻关系中，要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并自觉担负起家庭的经济责任。作为丈夫，他们在两性关系中被置于主导地位，外在表现为其雄强的男性气质。在整个家族中，多重身份意味着多种责任，长子们正是在对各种义务的不断履行中磨损、牺牲着自己，并最终表现为对疼痛的钝感反应。

“大漠三部曲”中的憨头即是如此这般的一个典型形象。首先，从作品中看，他的死亡表现为长子生存模式的悖论。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病态的形象。生理上的缺陷（阳痿）直接的表现为人格的阳痿。作为儿子，他对父母安排的换亲毫无异议；作为大哥，他既可以牺牲自己来帮助弟弟完成学业，又可以以牺牲妹妹的婚姻为代价来完成自己的人生大事，上帝与魔鬼在他身上同时显现；然而作为丈夫，性功能的丧失使他从前两个角色中得到的所有补偿瞬间化为泡影，并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他对事物的判断。其一，他将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生理缺陷视为耻辱，并因之抹杀了以前的一切“骄傲”与“光荣”。其二，因为生理的缺陷，他提早为自己在精神上判了死刑，并带来其在两性关系中的自卑心理。就憨头这一形象来说，其作为丈夫所暗含的意义明显强于其作为儿子与兄长的意义。性功能的丧失意味着无法传宗接代，无法传宗接代在农村的社会舆论中足以将一个人“置之死地”，所谓“不肖有三，无后为大”，从某种程度上说，也许死亡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农村作为典型的传统社会，其耻感文化 表现得异常突出，个人都是在他人的评价中选择着自我的行为方式。对憨头来说，身体上的阳痿逐渐发展为精神上阳痿，首先在精神的领域导致了憨头的死亡。

其次，导致憨头死亡的直接原因在于身体的疾病，因为家庭的贫困，他只能忍受病痛的折磨，因为讳疾忌医的心理，他只能通过心理的自我麻痹方式来减缓身体的疼痛。在疾病的初始阶段，经济上的捉襟见肘使他无法支付高昂的检查费与治疗费，只能任由疾病向前发展。第一，生病对于农民来说是非常常见的现象，因此在他们的意识中并没有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农民对疾病的态度经历着这种变化：只要痛苦还在可承受的范围内，不会妨碍正常的生产活动，并且症状不是十分明显时，一般视若无睹，具体表现为对病痛的极强的忍耐力。同时，乡土社会遵循着人类“分工合作的经济原” ，个人的生存离不开家庭，个人也为家族的绵延发展承担着自己的责任。因此，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不会选择看病就医（何况，许多农民到城里求医的目的只是为了讨个“说法”）。只有当痛苦已经明显的影响了其所从事的农业劳动时，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可是一般的结果都是“亡羊补牢，为时晚矣”。这里就产生了一对悖论，为了生存而从事的艰辛劳动使他们无暇顾及身体的病痛。对于病痛的漠视乃是基于生存的紧迫，但事实上对疾病的放任自流必然导致死亡，这就从根本上消解了为了生存而忽视治疗的意义。因此，这种悲剧意义已不仅仅是表面的对生命逝去的哀婉，更上升为一种对生命存在价值的探寻。第二，高昂的检查及治疗费无疑扮演了帮凶的角色，实际生活的贫苦使“憨头们”没有经济能力应对。贫穷是其生活的常态，他们不但要面临严峻的自然条件，更要负担名目繁多的税收，他们的贫困是自然和社会双重作用的结果。其对生活的要求仅停留在温饱水平，当“活着”都成为问题时，遑论看病就医。即便到了新世纪，农民（特指经济社会落后的西部农民）的生存现状依然没有本质的改观，他们依然要像世世代代的父辈那样，从田里讨生活。第三，冰冷的医患关系无疑加剧了憨头走向死亡的步伐。医生本是悬壶济世的典范，医学科技的不断进步本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人，现代化的医疗手段与医学器具作为一种工具，其目的是促进人们更好地生活，然而，没有收到好处就不给打麻药，将人命视为草芥，生命的价值与金钱划上了等号等等一系列现实终于使农民深刻地体会到，先进的医疗手段不是代表着疾病被治愈的希望，而是成为了医生谋取利益的手段，隐藏在这“现代化”背后的，是医生的道德沦丧与金钱意识。综上所述，保守封建意识的顽固、贫困的现实以及商品经济时代淡漠的人情与金钱至上观念共同导致了憨头的死亡。

憨头的死承担了作者太多的叙述目的，传达了作者太多的审美感受。在对憨头生命逝去过程的书写中，对于导致他最终死亡的各种外在力量雪漠给予的批判大于认同。无论是其精神自杀，还是外在生存环境的压迫，亦或是现代化对人的吞噬，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封建痼疾的沉渣泛起与现代文明对人的异化共同遏制了人的生存，尤其是那些偏远村庄的无知又可怜的农民。

第二节  死于伦理道德的生命原力

五子是小说农民群像中的一个异类，其首次现身便是“望着火堆拍手大笑” ，“听到女人声兴奋起来，扑上来，搂住一个女人，嘴里嗷嗷乱叫” 。第二次出现是在白福的草驴与魏没手子的儿马交配的时候，他先是大叫一声，然后“痴痴地盯着工作的儿马，脸涨得通红，鼻孔大张，出气声很大，很促。眼里充血似的，泛出骇人的红。忽然，他再次大叫，用尽全力，不似人声，仿佛要把胸腔中激荡的某种东西吼泄出来。他扭曲的脸上显出痛苦至极或是快乐至极的表情，充血的眼里射出被激怒的野兽才有的光。”紧接着，他扑向兰兰，咬着她的嘴唇并将她拥向墙上，屁股一下下拱着。 第三次出现被绑在车上，满身酒气的他在混沌中走向了死亡 。不难发现，雪漠在五子身上只赋予了三件事——放火、扑女人、死亡。首先，“可怕又猛烈的火是伟大的破坏者。”“它象征战争及混乱，有着活跃及雄性的特质” 。放火意味着破坏。其次，扑女人这一行为是欲望被压抑后直接的实践行动，带有着明显的性欲表现的成分。某种程度上说，五子放的这把火不仅是要烧掉一切，反叛一切的象征，更是性欲之火。性欲作为人的原始冲动，具有本能的意义。弗洛伊德认为压抑是潜意识的原型 ，在五子这个“弱智”的懵懂世界中，没有生老病死的概念，只有本能的原始表现。最后，五子这一形象是雪漠在生命的非理性精神因素驱使下对生命原初状态的追寻，其悲剧性，也就是他所暗含的真正的象征意味在于“在权利制度与民间同构的正常社会秩序里，无法容忍民间世界的真正生命力的自由生长” ，这也成为导致他死亡的真正原因。

五子的死亡是瘸五爷直接造成的。首先，“经验告诉我们，个人的原始冲动并不全都那么美妙” ，五子的放火与扑女人的行为，客观上对他人造成了影响甚至伤害。野性是个人的一部分，文化具有与之对着干的成分。瘸五爷作为对于五子来说的“文化”的存在，二者之间必然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我们将瘸五爷和五子抽象成两个概念即是人的社会性和自然性的冲突。社会性是由道德约束的特性，而自然性是出自人的本能的表现，因此，某种意义上说，瘸五爷对五子的处决是人的社会性对自然性的压制。其次，生活的贫困本就使瘸五爷不堪其受，在名目繁多的税收加之五子看病的负担所导致的严酷的现实面前，瘸五爷将自己放置在受害者的位置上，甚至在他看来，五子无形中成为了使他陷于此种窘境的帮凶甚至罪魁祸首。再次，“一个群体显然被某种力量结合在一起”，“群体中的个体通过群体的影响而在他的心理活动方面发生常常是深刻的变化。他的情感倾向会变得格外强烈，而他的智力显著降低，这两个过程显然是以接近该群体其他成员的方向发展的。”“当我们意识到别人的情绪信号时，我们身上所存在的东西往往使我们陷入同样的情绪。” 周围人对五子的评价实质上造成了瘸五爷的心理负担，在众人眼中五子是个专门制造麻烦的异类。“可靠的村民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自然村共同应对外部世界，也共同约束内部人的基础。对内部人的约束大多数时候是舆论和道德约束” ，农民对外在于自身的一切人、物的评价是以生存为基础，道德为准绳的。五子的行为（放火）极可能危及他们的生存，更严重的触犯了农民的道德底线（扑女人）。在共有的道德规范面前，瘸五爷自觉地靠向众人的价值判断，众人的态度不但强化了瘸五爷要“解决”五子的决心，众人的沉默更在无形中默许了瘸五爷的这种行为，甚至起到一种鼓动的作用。可以这么说，由于五子在村里“为害”，大家对五子的态度看在瘸五爷眼中变成了对五子的无奈与厌恶。生活的窘境与众人的舆论共同构成了瘸五爷的心里底线，而五子作为那个“行凶者”，一次次冲击着瘸五爷脆弱的心理防线，并使他选择以结束五子生命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悲剧。实际上，是严酷的生存现实、以伦理道德为评价基础的封建舆论环境（众人的冷漠观望心态）以及瘸五爷的受害者心理共同对五子动了死刑。

五子的死无疑是个悲剧，在封建保守的西部农村，五子事件的发生也许不具有典型性，因为在那样恶劣与严酷的自然、社会环境中是容易产生“疯子”的，二者的互证使疯子的存在具有了合理性。疯子在生理理由的掩护之下随心所欲的发挥着自己的“疯”劲，并且，“疯”劲的表现程度是与受道德的惩罚程度成正比的。封建伦理道德对原始本性的遏制造成了人的异化。在五子的悲剧中，众人的沉默无形中审判了五子，使得瘸五爷这一酷刑的实施者不可避免地染上悲情的色彩。我们同情于他贫苦的生活和不幸的命运，震惊于他麻木的灵魂，在他“吃”了五子的瞬间也被沉默的大多数“吃”了，在他处决象征着兽性的五子的同时，其人性中的兽性也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子不自觉地成为了一面镜子，从里面照出来的是封建主义伦理观中的人性之恶。

第三节  死于愚昧无知的道德象征

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命名有着双重的叙事功能，它首先是作者给予人物的，用来表达作者本人的创作意图，或是对叙述对象的情感、认识等。其次，它是作品中人物的家长施加的，是家长通过命名的手段施加于人物的某种期望，它不仅影响着人物的生活，或说是生存状态，更影响着人物的思想和认知，家长对孩子的命名包含着极强的目的性与功利性。名字是人物自己的，但意义却是作者、小说中的家长、甚至读者赋予的，“这个新造或者新用的姓名象征性的代表被命名者进入社会结构” 。一方面，作品中引弟的名是作者赋予的，雪漠虽然是全知全能的叙述者，但他表达出的也只是他对农村中小女孩（专指那些没有兄弟的家庭中的女孩）命运的理解，却并不能够决定她的命运。另一方面，引弟的名是其作品中的父母兰兰、白福赋予的。白福和兰兰因为生不出儿子而将唯一的女儿取名为“引弟”，这种取名的方式在农村非常常见。显而易见，他们通过命名的方式在引弟身上表达了一种希冀，也就是说，“引弟”是具有象征意味的。因为父母为其取名的根源是封建的子嗣观念在作怪，因此，引弟的出生甚至存在都是带有使命感的，那就是“引”弟。同时，其短暂的一生也是在努力实现这种“名实”的一致，而最终导致她死亡的原因正源于“名实不符”的后果。她存在的全部目的是为了“帮助”父母最终生下一个儿子。父母的这种意愿的表达既决定了引弟的生活状态，更决定了她的命运。在保守的西部农村，“引弟式”的悲剧时常发生。

首先，导致引弟死亡的罪魁祸首是白福。在父亲白福眼中引弟不仅没有如她的名字一样完成她的“使命”，相反的，还成为了实现生儿子这一目的的障碍。小说中能给人算命燎病、通神的齐神婆，利用人们对鬼、神的恐惧心态搞封建迷信，她的引弟“克人说”（通过身上的“煞气”去“克”人，“小着克弟，大了克夫” ）和白福自己打伤白狐未救助的行为共同作用于白福，使他将始终生不了儿子的原因归咎于引弟。一方面，传统的“克”的观念具有着巨大的统摄力，并成为吃人的口实。齐神婆作为封建迷信的代言人，是她给白福灌输了引弟“克弟”的观念，并无形中加速了引弟成为封建观念牺牲品的步伐。另一方面，农民对于神更多的是“怕”和“利用”，确切的说是因为无知造成的对未知的恐惧心态，白福的愚昧无知不断的强化着引弟“克弟”这一观念。因此，正是愚昧无知和根深蒂固的封建迷信意识扼杀了引弟，虽然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白福扮演了刽子手一角，但同时齐神婆等人也为白福杀死引弟提供了借口。

其次，从引弟自身来说，一方面，过分完美的人性竟是出于如此愚蠢的目的，引弟的懂事表现在毫无是非分辨力的、盲目的“孝”。她天真地认为自己可以改变家庭的境况，在她看来母亲的不幸是因为父亲的不幸，父亲的不幸就是没有足够的钱赌博，所以她的使命就是使父亲有钱继续赌博，并不再虐打母亲。毫无疑问，单从引弟思维的出发点来说是典型的传统文化熏陶下的自我牺牲意识。引弟这一形象是作者对愚昧中的人类精神和旧有价值做了诗一般的赞美，着重表现的是愚昧中的伟大，人的善良、纯真的人格，是伟大的精神在愚昧荒唐的事件和行动中闪出的亮光。当伟大与愚昧联系在一起，伟大也具有了戏谑的成分，这种强烈的反讽意味无形中遮蔽了伟大的光芒。同时，伟大的动力是源自愚昧的目的，这就使得为之做出的一切牺牲失去了意义，因此引弟的这种崇高的道德上的自我牺牲也就失去了意义，同时也动摇了她存在的意义。雪漠的这种基于对原始农耕文明的留恋而想象出的道德楷模在当下的时代背景中是必定要被淘汰的。因此，引弟的死是文化自然选择的结果。她的死作为一种愚昧道德走到末路的表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另一方面，就作者的叙述目的来说，我们必须追问，这一过分完美的形象于雪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一个具有如此成熟心智的儿童在那么保守、落后的环境中出现本来就不具有说服力。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家庭环境无疑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然而我们从雪漠的叙述中似乎只感受到形象的不可信、叙述的“不可信” 。封闭落后的西部农村的大环境造就了其父母的愚昧落后，兰兰的一味隐忍与憨头的懒惰愚蠢实际上不仅不可能成为产生出如引弟一般的理想人格的土壤，甚至还会成为阻碍的因素；同时，就引弟的年龄来说（作品中没有明确说明），作为儿童其心智还不足以达到她所呈现的水平。基于上述的原因，我们只能作如下的判断：这样一个不可能存在于现实乡土社会中的“灵丝丝的丫头”实际上是作者在主观意识中建构的一个模型。作为一种理想的人格，现实并不具备使其生长的土壤，这就注定了她的结局。

综上所述，对引弟之死要从两个方面考虑，不能一概论之。感性方面，她的死是幼小生命陨落的巨大悲剧，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我们批判的是封建迷信思想对人的控制，同情的是人失去价值判断之后“非我” 的兽性表现。在封建迷信思想束缚下，人性以愚昧无知为借口进行了恶的集体爆发。理性方面，引弟这一形象本身是具有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的，她的死亡是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

大量的死亡书写增加了作品的悲剧性。憨头、五子、引弟都是农村这个封闭落后的环境中的弱势群体，他们时刻处在一种任人宰割的状态。他们的悲剧是“由于社会或他人的不公、恶意、或愚昧造成的” 。他们的死不仅源于各自无法克服的“缺陷”，更有外在环境因素作用的结果。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自虐还是他虐，死对于农民来说都带有着极大的无奈，并从反面衬托出了他们生的艰辛。如何死被视为是如何活的另一种诠释，是如何活的一种意义上的延伸，关怀死，归根结底也是关怀生。生存于农民来说本就不是一件易事，更充满了悲剧色彩。作为个体存在的农民，不同的人呈现着各自不同而又具体的生存困境，其不同主要表现在外在的各种伦理道德的制约，不同的个体面对的束缚是不同的，这些束缚潜移默化为性格的积习，影响着他们的行为选择与价值判断，他们既生活在他人的评判中，又为他人的生存制造困境。同时，对土地极强的依附力容易使他们陷入生存的艰辛，当他们唯一的生存技能不能使其继续从土地中获得回报时，死亡的威胁便产生了。由于土地对农民生存的决定性作用，使得农民保有着同几千年前相差无几的土地意识。首先，如五子之死，作为一种原始本能和生命力的象征，传统的乡土社会没有其生存的土壤；其次，如憨头之死，以理性作为指导，尽管不断牺牲自我，依然没有出路；再次，如引弟之死，高扬的道德精神不仅没有得到理解与同情，相反的却被歪曲成了毁灭自我的口实。无论是象征“本我”的“五子们”，还是牺牲“自我”的“憨头们”，亦或是代表着道德上的“超我”境界的“引弟们”，三种不同的生存方式都遭遇了严峻的挑战，并最终以死亡的方式结尾。由此可见，农民的生存困境依然严峻，惨烈的死亡背后凸显的是生存的悲剧，这种悲剧是严肃的，更是诗意的。严峻的生存现实、保守的社会环境氛围、迷信的意识共同将生活在其中的人逼迫成了魔鬼，作为人性构成的重要部分的兽性得到了集中的呈现，麻木、守旧、残忍、“非我”症等国民劣根性集中爆发。在如此严峻的生存现实之下，雪漠本着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立场尝试着为农民寻找“出路”。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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