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浩特
文\杨盛龙
早先知晓了呼和浩特的蒙古语意为青色的城,一直以来以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叫浩特。这次到锡林郭勒草原才知道,一个苏木(蒙古语意为乡)包括多个嘎查(蒙古语意为行政村),一个嘎查包括十几个自然浩特,“浩特”最初的意思是居民点、村落,浩特有小有大,小到只有三五户的居民点,大到上百万人口的城市。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从采集、渔猎到牧业,到农业社会,再到工业化、城市化社会。蒙古族历史上游牧在草原,牧人骑着马牧羊,蓝蓝的天空白云悠悠,辽阔的草原河流涌动,羊群舒缓,如夜空的星群,不停地运转,又恒定不动。牧民冬天在冬牧场,春天赶着勒勒车,驮负起蒙古包以及生产生活用具,转场到夏牧场,逐水草而居,游牧四野,居无定所。后来逐渐有牧民开始定居。行走在茫茫草原,看到三五家牧户定居在山窝里,那就是一个浩特。
悠悠历史长河,大草原过着传统的游牧生活,每过一个世纪,有多少牧户定居下来成为一个个浩特?
历史的车轮行进在20世纪的车辙,我们将城市居民疏散到农村牧区,试图让他们退回为农民牧民,化整为零,让浩特分散灵动?北京、天津知识青年下放到内蒙古草原,多年与牧民一起生活,住蒙古包,骑马游牧,接羔,挤奶,说蒙古话,成为时代的牧民。内地省份一些农民看到草原上地广人稀,迁移到草原上垦荒种植,城市居民到草原上开荒种粮。本来适宜放牧的草场,转为种植,庄稼长不好,沦为沙丘。人口膨胀,超载过牧,草原难以承载。随着全球气候变化,草原生态环境不堪重负,土地沙化严重,风吹沙尘,对京津华北地区沙尘天气影响很大。
进入新世纪,国家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草原上实行生态移民,城市化进程加快。控制牲畜数量,实行禁牧或限制放牧,让草原休养生息,恢复生态。经过十来年,原来的牧民十之八九不再直接从事牧业生产,有的转为产业工人,有的从事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从事牧业的牧民,改变传统的放牧方式,改牧放为圈养,主要养奶牛,不养或少量养羊,转为现代畜牧业。
锡林浩特,这个紧傍锡林河九曲弯的草原新兴城市,清代乾隆年间建成贝子庙,庙前汇集三五十牧户,直到20世纪70年代牧户才有所增加,80年代初才有了商业街,才有了现代意义的交换贸易等城市活动。今天的城市周围完全是牧场,没有一块庄稼地,是真正意义的草原城市。城市广阔,坦坦荡荡。锡林大街、察哈尔大街、那达慕大街等纵横多条宽阔的街道,一眼望不到头。一座十几万人口的城市,就有贝子庙广场、蒙元文化广场、休闲广场等三个大广场,面积之和超过天安门广场。来到这草原浩特,才体会到什么叫“广阔”。
我们走进贝子庙大街斯日古楞的宝力根塔拉蒙古服饰店。她家6口人,在原居住地有草场8000亩。转移到锡林浩特市区后,她家聘请7个牧民工,制作各式蒙古袍、舞蹈服等十数种服饰,年收入4万元。3个孩子到深圳旅游区开设蒙古族旅游服务项目,传承蒙元文化,扩大蒙古族文化的影响。
来到正蓝旗元上都遗址,让人感慨不已。上都河缓缓流过,金莲花开遍原野,城外四周山头的烽火台依稀可见。元上都分为宫城、皇城和外城三重城垣,有13个城门,周长8800米,四周置护城河。城内有喇嘛庙以及孔庙、清真寺等寺庙108座,多民族多元文化交融。元上都是元朝的夏都。每到春末夏初,元朝皇帝从大都(北京)转移到上都上朝办公,元上都和元大都共同构成元朝的首都。元大都这座大浩特,是当时全球首屈一指的大城市,是当时世界经济、文化、军事、政治中心。
正蓝旗上都镇蒙元文化一条街建有41套商住房,来自5个苏木几十个浩特的40户牧户入住,从事第三产业,以经营蒙餐和奶食业为主。斯琴格日勒家的金莲川蒙餐店面积160平方米,两层楼6个包间。我们进入一个包间就餐。墙上挂着草原风光、那达慕大会、好来宝说书等图片,餐桌上摆满奶茶、奶豆腐、奶片、炒米、血肠等蒙古特色食品,热气腾腾的手把肉端上桌,我们品尝着草原的丰厚和富饶。酒过三巡,小歌队进来敬酒。小伙子拉起悠扬的马头琴,另一个小伙子和两个姑娘唱起高亢抒情的蒙古族长调。“马头琴拉响的时候/百灵鸟唱起来/亲人们欢聚的时候/诉说我们久别的情怀……”唱到高潮,双手献上哈达,捧上酒碗。我双手接过美酒,尚未饮酒,心先醉了……
锡林浩特市“牧民欣苑”,是一个为牧民进城转产创业规划的集住宅和商用于一体的园区,二十几幢楼房错落有致,有百十平方米左右不同户型的住宅近千套。往年以百万亩草场牧放牲畜的牧民搬进“牧民欣苑”,转而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有的成为矿工,有的从事畜牧产品加工,有的经营餐饮业,有的从事文化产业,世代游牧的牧民转而成为城市居民。
锡林郭勒盟20万牧民,已有18万人不再直接从事牧业生产。曾经是草原遍布、牛羊遍野的内蒙古自治区,城镇化率51.7%,城市化步伐大大加快。传统的游牧民族从游牧到定居,从一个个牧民定居点增扩为具有相当规模的城市,从规模不等的小浩特迈向国际化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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