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与诺贝尔的差距不只是运气

村上与诺贝尔的差距不只是运气

文/姜建强

缺少对日本现实的关照，缺乏对现实日本的热情。好像日本发生的一切与他无关。他还是用自己的方式编织着自己的多崎作、青豆、田中卡夫卡、巡礼之年。这是不是就是问题的所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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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每当时序进入到9月底，总有一个非常文学，非常诗性的话题令粉丝们在咖啡馆里争论不休：诺贝尔文学奖会授予村上春树吗？可不，今年的话题又依旧照常。全球最大博彩公司英国立博（Ladbrokes）近日发布诺奖得主的赔率榜单，村上春树又以1赔6（截至9月24日）成为最大热门。

这回村上能如愿吗？没有色彩的多崎能幻变成有色彩的春树吗？巡礼之年能转换成庆贺之年吗？确实需要博彩。确实需要豪赌。但关键问题在于，村上春树真得离诺奖只差运气这一步吗？答案好像又是否定的。

这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因为”可梳理，这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所以”可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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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Q84》中，青豆，这位30多岁，只会在酒吧物色男人上床，然后接受再把一个男人“送上另一个世界”任务的冷面杀手，将稳狠准地踢爆男人的睾丸与毛泽东说过的“集中优势兵力先发制人”相提并论，并说这是“游击队战胜正规军的唯一法宝”。这里暂不提逻辑层面的糟糕和论理层面的粗糙，仅日本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而言，小半数连自己的首相是谁都不太清楚，他们能知道已经离世近40年的毛泽东？套用一句网络俗语就是：别逗了。

在《挪威的森林》中，玲子，这位31多岁的钢琴老师，竟然被一位只有13岁，上门求教钢琴的女孩脱得光光，然后用嘴唇在玲子的“乳头上轻轻地舔撩”，接着这位女孩用“细细软软白白的手指”，在后背，在侧腹，在臀部上“摸来摸去”。最后把“脸也凑上去了。”而玲子则是“禁不住一阵酥麻”，因为这和“男人的粗燥的手不同”。你看，一个13岁的小女孩，在自己老师的家里，与31岁的老师搞同性恋，这样的情节，虽惊世骇俗，但能信服多少人？这样的描写，虽有可看性，但又有多少典型意义？再是情色大国，再是远东不夜城，也不至于到这个地步吧。

毫无疑问，村上是将自己观念中的情色，作为“普遍有效性”写进了小说。然道诺奖需要这样不着边际的虚构？需要这样难以想象的奇异？除了不可思议还是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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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64岁的村上推出新的长篇《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在首发之后的7天内，累计销量就达到100万册来看，名声在外的村上还是继领风骚了。因为他的前部作品《1Q84》BOOK3是在发行12天之后突破100万部的。文艺春秋社为此宣称，这是日本出版史上的“最速”。但即便如此，以研究村上与海外文学而著称的内田树教授认为，今后几年他获诺奖的可能性比较低。而版权代理人大原惠则干脆说：我个人觉得村上春树几乎不可能拿到诺奖。

这是为什么？让我们来看看多崎作就明白了。

这部小说最大问题在哪里？一言以蔽之，就是情节构思过于简单化。一个青年人的烦闷，失落，消沉，无意义，竟然是四位好友突然与他分手造成的。然后在16年后的某一天再度寻找记忆中的过去。要知道这部小说的时间背景是在2010年，在一个高度网络化的现代社会，这有可能吗？虽然美其名曰为“巡礼之年”，但这样的故事情节，若不是出自名人之手，小说的出版恐怕都会有问题。但这是出自村上的手笔，所以全部问题就自然消解了。或者说根本没有消解只是被暂时的掩盖了。

“记忆即便能巧妙的隐藏起来，但是已经发生的历史是无法让其消失的。”村上用这样的对话，将其不太复杂的情节与难解难懂的书名，融合在隐喻与象征，明言与暗示之中，以表示对过去的修复。作者的哲学匠心确实得到了完好的体现。但问题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推卸思想承担，确立幽默才是小说艺术的重要密码。留给小说的任务就是放弃真与善的价值判断，只剩下叙事。因为小说家并不制造种种观念上的重大问题。

一句犹太谚语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上帝笑什么呢？就是笑人类思考万物，而恰恰就把生出万物的上帝给忘记了。言下之意你这样的思考有何意味？2000多年前，柏拉图发现思辨之园不容虚妄，遂将诗人驱逐出了他的理想国。或许出于报复，米兰·昆德拉则宣布在他的诗学王国中，将会放逐思想和德性。这看似是无意味的争吵，但其本质恰恰在于人类文明的母体中，除了哲学和科学，是否还包含小说？所以昆德拉能这样坚定地说：“在我看来，现代新纪元的奠基者不仅包括笛卡儿，还包括塞万提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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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这一意义上来审视村上的新作，一个感觉就是他老了。创作的锐气和才气已大不如前。虽然他也写多崎作在男人的口中射精，但已经是相当勉强了。虽然读完小说，也留下多个迷局，如色彩究竟意味着什么？强奸和绞杀白根柚木的犯人是谁？灰田去了哪里？6根手指想表现什么？赤松庆突然告白自己是同性爱的理由是什么？与沙罗牵手的男人是谁？沙罗最后会选择多崎作吗？但问题是村上还是制造了这样一种观念：灰是全体的集合体。更是赤青白黑的集合体。

推卸思想的承担，他没有做到。宏大的叙事，他更没有做到。虽然他写多崎作不是失去色彩的问题而是根本没有色彩的问题，暗示了他或许是个先天的色盲者。这与《海边的卡夫卡》中的与猫对话的中田老人是个文盲，与《1Q84》中的17岁美少女深绘里是个识字障碍者有其思路上的连贯性，但问题点还是在这里：对生死的彻悟，对信仰的彻悟，对爱的彻悟，在小说中只能让情节说话，而不能让内心独白唱主角。

照理说，一部作品有读者有销量有话题性，在今天不景气的图书市场已是超大成功了，不该再有闲话蜚语了。但问题在于如果畅销书作家这一头衔也适用于村上的话，这不是在赞扬他而是在贬低他。因为当黑格尔坚信自己已经掌握了历史的绝对精神之时，福楼拜却发现了愚昧。如果按照这一标准，我们要问：村上春树在新著中发现了什么？这才是对小说家真正的要求。

日本的读者是世界上最好最善良的读者。他们不想让村上失望。更不想让自己竖起的品牌受伤。所以有了7天100万册的记录。反过来村上也不应该让肯掏钱的读者受伤和失望才是。本来想写个短篇，但不知不觉中拉成了长篇。村上还算坦然的告白表明，这部小说绝不是他的浑身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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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一个难点，也就是说一个悖论在于：说村上小说存有问题，但又何以畅销？“畅销”与“存有问题”能同在吗？畅销是否就是小说的唯一？

在我们的印象中，村上总以一个世界公民的身份，写他的世界小说。用他的透明文体，清新的日本语和还算奇特的构思，构筑他话语的文本。所以他的小说，其背景和人物可以放置于任何地方，只要是处在后现代的国家，一般都能普遍适用。多崎作，这位20多岁的大学生，每天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想到死。这件事本身究竟有多少现实性呢？不必强调说文学必须来源于生活，但文学必须尊重生活，这个要求并不过分。日本的年轻人每天想得就是死吗？如是这样，那AKB48的欢乐呢？她们还整天唱着“IwantyouIneedyouIloveyou”。如是这样，那秋叶原宅男族们的自得其乐呢？他们还整天浸泡在动画动漫的自娱之中。显然，村上并没有川端康成的发现和传播日本古典美的心向和心情，并没有三岛由纪夫为美而死的血性，并没有大江健三郎鞭打昭和国家精神的那么一种自觉，他甚至没有渡边淳一对发掘日本人性爱的那么一种情色之心。

后现代的日本社会问题成堆，日本人精神底色从昭和到平成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异，但村上的笔触并没有深入进去。只有一回，1995年奥姆真理教徒操演了地下铁杀人事件后，他投入了他的专业精神，在短时间内写出了厚厚的纪实作品《地下铁事件》。书中也暗示了地铁沙林事件的象征意义在于对战争事实和历史问题没有彻底清算的日本，暴力通过一种另外的方式被沿承了下来。这是一名作家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但我们发现自1995年以后，村上又放弃了这种可贵的责任，又进入了他非常在行的青春小说的创造。

可能，这不碰撞任何层面，不触痛任何人，只要一杯咖啡，一盏红酒，听着古典音乐，哪怕身在异国他乡，也能将故事编得有声有色。于是有了用长针杀人的妄想情节。《1Q84》中的青豆是位职业杀手，她最擅长用长针（10厘米）插进人的后脖颈，因为那是人最危险的部位。若是被针扎到的话，受害者会当初毙命。一查，这个情节还是抄袭了《杀手藤枝梅安》小说。据日本文艺评论家黑古一夫在文章中披露：作家池波正太郎小说中的梅安，平日里做按摩师，看起来像个盲人，实际上却不是。一旦有“活”送上门，他就成了用针尖杀人的凶手。村上春树把这个“杀手”形象用在了自己的作品中。若是平常人，这会被看作剽窃行为而被大家鄙夷。但由于他是村上春树，大家都默不作声了。他本人也装聋作哑。

缺少对日本现实的关照，缺乏对现实日本的热情。好像日本发生的一切与他无关。他还是用自己的方式编织着自己的多崎作，编织着自己的青豆，编织着自己的田中卡夫卡，编织着自己的巡礼之年。这是不是就是问题的所在呢？司马辽太郎的《坂上之云》，描写了近代日本的“青春”，被誉为“不灭的国民文学”。这样的待遇，村上恐怕这辈子都难以企及。因为很显然，一个用日语写作，但不喜欢日本文学，一个把自己的故乡并不看成是文化意义上的花园，而是某一个狭义的地理区域的作家，怎会有国民文学之称呢？

几乎得到过日本文学所有大奖的村上，就是没有得到过日本文学的最高奖芥川奖。《且听风吟》和《1973年的弹子球》虽然二次入围，但二次落空。《为什么芥川奖没有能授予村上春树》？有人以这个题目写过一本书。文学评论家市川真人在2010年幻冬舍出版的这本书中写道，芥川奖的评委们对村上作品有个整体性的评价：外国翻译小说读得太多。读得太多的一个结果是在村上的笔下，日本人等同成美国人。从《且听风吟》中的“我”们的视角来看，美国并不是一个“屈辱”（村上龙的笔下，美国对日本来说，是个屈辱的存在。）的存在，并不是一个“依赖”（田中康夫的笔下，美国对日本来说，是个依赖的存在。）存在，而是一个模仿的存在，一个非常自然的模仿的存在。

外国翻译小说读得太多，也能成为不能受奖的一个理由。是选考会员们脑子进水了还是指责得太一针见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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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不能忘记日本批评界最高知性的代表者，东京大学前校长莲实重彦。他多少年前对村上小说有一个定论：“村上春树的作品俨然是一种骗婚”。“骗婚”？这一结论虽然令人费解令人不安，但何以能得出这一看似不雅的结论？是这位批评家的妄言诳语，还是这位批评家僭越了尺度？恐怕都不是。

实际上老资格的莲实重彦还是点出了村上小说的死穴：将小说作为容器，将语言作为装置，将人物作为符号，将读者作为消费群。而且还是前现代的消费模式：“物”一旦卖出去，离柜概不负责。无法“返修”，更无法“退货”。

根植于本土的羁绊，应该说是小说的生命力所在，但在村上那里这种羁绊被强行地切断，嗅不到泥土和血腥的气息。虽然在讲述超越国境的“根源性故事”，虽然文字非常精妙，但所谓文学的第一要义就是这等之物吗？再联想到另一位重镇批评家小森阳一对村上《海边的卡夫卡》的批判，他将这部小说定性为是一部隐含了抹杀历史的“处刑小说”，是一部破了弑父与母亲，姐姐交媾的禁忌小说。这就很显然是将自己的身体嫁接在他人的大脑上，在一片嘈杂声响中编织的一个非日本式的故事。虽然情节构思不坏，可读性也强，但这绝非是日本式的。你看，能听懂猫语的老人中田，在寻猫过程中杀死了拟似少年卡夫卡的父亲田村浩一的琼尼-沃克，并在星野青年的陪同下寻找到“入口石”后安然死去。我们真的搞不懂了，这样的情节究竟是东洋式的还是西洋式的？

我们当然还记得，在诺奖的领奖台上，川端康成《美丽的日本和我》的讲演，从道元禅师的“春花夏杜鹃，秋月冬雪寒”开白，讲68岁的垂垂老矣的良宽，邂逅29岁的尼姑的纯真之心；讲一休和尚的逢佛杀佛，逢祖杀祖的禅学精神；讲茶道的和敬清寂。大江健三郎《我在暧昧的日本》的讲演，从灾难性的二战开白，讲自己在四国的一片森林里度过了孩童时代；讲孤立的亚洲；讲川端的演讲是美丽的，但同时也是暧昧的；讲日本改宪军就是一种背叛行为。

一个讲日本美，一个讲暧昧的日本。其根源性都在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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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小说家不是光环，而是一种职业。不是荣誉，而是一种职责。既然是一种职业，那尽职就是对小说家的基本要求。那什么是小说家的尽职呢？什么是每年入围诺奖的小说家的尽职呢？在我看来那至少应该像战地记者那样出生入死才是。再说白点，遭遇砍首与流血的不应该仅仅是记者，而应该也有小说家才是。不必说在阿富汗，不必说在伊拉克，不必说在利比亚，不必说在叙利亚，我们没有看到过有关村上在这些国家取材和体验生活的报道。问题是在自己的本国，在核泄漏的“死亡之地”——福岛，在海啸最严重的岩手县，我们也没有看到过村上活动的身影。大地震的二年后，村上没有交出这场天灾与人祸，毁灭与新生的全景式的纪实文学，而是交出了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这就令人哭笑不得了。

缺乏对社会事件和公共事务关注的一个结果，就是在小说创作上也少有突破。“没有色彩”这部小说实际上采用的仍是“我”之前的一贯写法。至于孤独啦，苦闷啦，重生啦，以及所透出的生存理念，甚至那些梦魇，那些做爱场面，都是曾相识的段子。这种还是凭借年轻时一泻千里的写作方法，在激情与体力大不如前的今天就难以支撑。其实这里的一个样板是宫崎骏，快近80岁了他还在突破。如《风起》这部动画影视就将“零式战机”与少年梦相连，与战争相连。虽然引发争议，但争议的本身也是衡量一个作家、艺术家是否敢于突破以及良知界点的指数。

一个将自己前辈作家的作品，将自己国家的文化视为“很无趣，很无聊”的人，他再1Q84，再卡夫卡，再舞舞舞，再是编出“坦率的，优美的，优雅的，有说服力的句子”，又能改变什么震撼什么警示什么？与世与人与己又有何义？最多只能满足消费时代的消费心理而已，就象女孩都喜欢拥有一只LV一样。甚至更像灯红酒绿的性消费：“多崎作一边默默地缀着淡淡的掺水威士忌，脑海中悄悄地回想起把沙罗身着的连衣裙脱去的情景。解开搭扣，轻轻滑下拉链。虽然只试过一次，但与沙罗的做爱舒服而满足。”确实我们读村上的小说，也有这样的“舒服而满足”。

2009年2月，村上获得“耶路撒冷奖文学奖”。好不容易有一个参与国际事务的机会，但村上的处理也是够糟糕的。他一边拿着以色列官方颁发的大奖，一边骂着以色列政府对待巴勒斯坦人的方式，并发出了非常私人的讯息：“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蛋至一边”。他说这句话将刻在他“心灵深处的墙上”。这就令人想起已经久远的“高大全”的形象了。村上似乎也一下子“高大全”起来了。但问题是，如果人人都站在鸡蛋这边，鸡蛋不也就成了高大且坚硬的“墙”？再说，鸡蛋也不都是个个清爽，粒粒分明的。不就是有臭鸡蛋吗？臭鸡蛋袭人，有时比橡皮子弹还厉害。看来，村上也有文人的误区：总以为万事都有个等着你的逻辑。殊不知逻辑也像河川一样，也是可以倒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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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从转换角度来看，村上春树恐怕写情色写不过渡边淳一，写推理写不过东野圭吾，写反战写不过大江健三郎，写日本美写不过川端康成，写自虐写不过三岛由纪夫，写宗教迫害写不过远藤周作，写婚外恋的细腻程度甚至不及林真理子。而要论及写社会题材，那就更远离山崎丰子了。

山崎丰子这位日本社会的“良心”，在1963年发表《白色巨塔》，揭露日本医院的黑幕；1973年发表《华丽一族》，写日本金融界人欲和金钱的纠结；1999年发表《不沉的太阳》，揭露日本航空界的秘辛。到了84高龄她还在写《命运之人》（2009年），以冲绳归还和日美密约为背景，展现新闻人对真相的追求和对社会正义的坚持。

如此说来，村上的特色何在？问题就在这里。他的庞大的作品群能一言以敝之吗？很困难。有人说写青春村上无敌手，他是青春的旗手。是吗？就是写找寻不到精神归宿而彷徨的而忧郁的青年？这是村上的特长？遗憾的是这又没有超越青春小说的祖始，属于战前的森鸥外的《舞女》，也没有超越属于战后的野间宏的《阴暗的图画》。甚至也很难超越与村上春树同时代的，同样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的作家立松和平的作品《光雨》，《远雷》等。这就令人困惑了。凭什么日本第三位诺贝尔文学奖就一定就是村上呢？拼发行数量？拼畅销与流行？哈哈，正是在发行量的问题上，村上也不是一定占优。

如东野圭吾的《疾风圆舞曲》在2012年11月发行，仅1个半月之后便译成韩文并上市，这比村上的任何作品都要快。这本围绕埋藏在滑雪场里的生化武器展开的推理小说，在日本的发行量超过100万册。当然，根据日本出版贩卖株式会社的数据，2013年毫无悬念的头号畅销书是村上春树的《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销量达105万册。但这是单行本(精装本)的销量，如果看文库榜单(平装口袋本)，百田尚树其实远超村上，《永远的零》卖到了350万册。第二名是东野圭吾，第三名是池井户润（半泽直树的小说）。而2011年日本文库作家畅销榜，第一位是东野圭吾6,239,514册。村上春树是第十位，1,070,200册。刚进前十。再往前看，山崎丰子在1999年发表《不沉的太阳》，销量超过650万册。再看夏目漱石的《心》和太宰治的《人间失格》，自从新潮社在1952年发行文库本到2005年为止，印刷量都超过了600万部。

当然还有傲人的村上文体。所谓村上文体，就是指文字与构思轻盈流畅，少有战后日本阴翳沉重的文字气息。但这实际上也是现代日本作家们共同的一个趋向。如东野圭吾的文体，林真理子的文体，山田詠美的文体，村上龙的文体，也都轻快随意，很是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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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自己也直言大多数日本书评人和作家都不喜欢他，“我就像永远的丑小鸭，绝对变不了天鹅。”当然这是他的问题意识。日本人最在意的就是周遭投来的眼光，从这点来说村上也并没有脱俗。致命的是村上不作回廊式的反省，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么多专业人士都不喜欢自己呢？自己的问题究竟在哪里？他反而将这种“抛弃”和“排斥”理解为是自己与日本文坛在玩“不同的游戏”，“两者非常相似，但规则不同、工具不同、场地不同，就像网球和壁球一样。”实际上这就是托词了，用日本语来说是“言い訳”（为自己作辩白）了。

何谓不同的游戏？何谓像网球和壁球一样？以小说作游戏来消遣，那读者掏钱买书就是买你的消遣？那这与花钱在扒金库打弹珠消遣有何不同？网球也好，壁球也好，但首先是可以击打的球，这是它们共性。那小说的共性是什么呢？是不是就如康德所言的美学上的悲凉与崇高。在悲凉与崇高的先验框架中，将日常将人性将善恶将美丑，总之将周遭的一切用文学的语言加以描述，这是不是就是小说的最基本功用？康德的“头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是不是就是小说创造的魂与灵？可惜，村上在小说中明显地丢弃了这个魂与灵，或者干脆说魂与灵从一开始就没有在村上身上附体。这是村上的致命伤。他的同僚们显然看出了这点，所以与他渐行渐远。

三岛由纪夫说自己既当死囚徒，又当刽子手。作家不能摆脱作品世界而存活，所以他的切腹也是与追求毁灭，男性，美等关键词相连。川端康成说一切艺术的奥秘就在“临终之眼”。入佛界易，进魔界难。在生——死——生这个问题上，企图通过魔界达到佛界。所以他的自杀，就是对艺术奥秘的一个清算。而这些倾向我们在村上身上难以寻觅。歌德说过主宰世界要有三个要素：智慧，光辉和力量。但我们在村上的小说中看不到这三要素。我们看到的留下印象的只是青豆和环在同一张床上。在夏季的傍晚，二人脱去衣服，凝视，抚摸，亲吻，舔砥。环的乳房大，青豆的乳房小。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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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不可绕过的一个问题依然是：村上春树最终能如愿吗？

我看最终能如愿。或许就在今年，或许再等若干年。

但是，这里要留意的是，这个如愿并不是从小说本体论出发，而是从因为年年入围，年年超热，年年擦肩而过，搞得诺委们也有点不好意思的心向出发的。为了给东亚那么多的粉丝不至于降低对诺奖的关注度，为了给为数不多的英语国家的粉丝一个惊喜，从这个意义上说诺奖也要给村上一次。这也就是说不是内在的而是外在的原因，不是村上的原因而是诺奖本身的原因，村上将能如愿一次。粉丝们也能如愿一次。博彩公司也能如愿一次。年年期望，年年守候，那么诺委们能做的就是不得不接受一个乖巧的“上帝”。况且这些年来诺奖也确实在外部打压和内部再均衡中，变得市侩，圆滑和狡黠。但不管结局如何，对村上作品一贯持批评态度的小森阳一，在去年说过这样一句话：正是在村上春树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结果中，我看到了对于文学的良知和正常的感受性依然是存在的。

去年10月诺奖揭晓后，新宿的一家书店在店堂里打出条幅，上面写着：“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与村上春树相对应的文学奖。”这是在安慰村上的粉丝还是在安慰村上本人？如果是在安慰村上的粉丝，那就是阅读的天灾。如果是在安慰村上本人，那就是创作的人祸。那么今年10月，这家书店将怎样打条幅呢？是不是还会再出现“天灾”与“人祸”的雷语？但不管怎么说，笔者也算是个村上粉丝，也几乎每本书必读。可不，今年４月出版的村上短篇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也刚读毕。尽管六篇中只有三篇还具可读性，但我也知道有限性本身并不是罪，因为它是一切存在物的构成要素。问题在于如果将有限性人为地扩展成无限性，那就是文化的灾难了。说得再大一点就是文明史的灾难了。

关于作者

姜建强，曾大学任教，研究哲学，20世纪90年代留学日本，后在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担任客员研究员，致力于日本哲学和文化的研究，积极书写、介绍日本及其文化，已出版有《另类日本史》《另类日本天皇史》《另类日本文化史》《大皇宫》《山樱花与岛国魂：日本人情绪省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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