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牛津才知道
文\宋浩
谁都知道牛津大学多么伟大:诞生了26个首相,250个世界级的领导人,47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但它和竞争者剑桥之间的锱铢必较,又使我感到了它的渺小。牛津大学很古老,拥有八百年的历史;同时却又那么现代,它有世界上最年轻的商学院,有英国大陆最完美的硅谷式创业园区。它很傲慢,超级傲慢,斩钉截铁地拒绝布莱尔的儿子入学;但当它乞求微软一千万美元赞助的时候,校长彭定康竟然是谄媚地微笑……
看到了如此多的矛盾之后,我的心理也经历了另一种失衡。去牛津之前,我非常自信:我曾经教过20万之多的学生,我的词汇量有5万之巨,我考过注册会计师,我曾经创办过自己的公司,我目睹了“新东方”从中关村二小那个不起眼的角落,飞速发展到今天具有7.8亿营业额的超级培训大鳄。到了牛津,我却逐渐感到自卑。虽然我毕业于中国科学院,虽然我曾经参与过袁隆平先生的水稻克隆,但当我随意翻阅班上同学的简历时,我发现再不能提种水稻的事情了:来自美国的同学不是哈佛耶鲁,就是斯坦福,最差的也是伯克利。
上课的时候,当举止优雅的教授洋洋洒洒说了十分钟,我竟然还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却不幸被其点中回答问题,只好硬着头皮回答。但是才说到第二句,一位美国同学就用无比快的语速来反诘我,那一刻,我引以为荣的英语很受伤。我想我曾经参加过新东方的资本运作,为新东方引入了两亿的投资,什么运作不会?但在小组讨论过程中,当我们模拟收购英国最大的超级水厂时,我却不会用Excel,他们说起术语,我也只有点头的份儿。
在牛津学习的每一天都像绷紧的发条,比如和同学讨论一个方案到晚上吃一个汉堡充饥,再去图书馆,从六点坐到晚上十一点;而后骑着我的山地车回到宿舍,那是三十分钟的一个路程;回去后仍有三篇paper要做,我肯定要写到凌晨两点到两点半。我坚持了两个月,两个月后终于不行了,我第一次病倒了。此前我在中国,尤其在学校,我的外号叫“身体健康”,我有五六年不曾感冒,现在我竟然高烧到39℃。我睡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我发现我其实是累倒了。不但我被累倒了,整个班级里一百四十个人几乎都被累倒过一次。
以前我自认为多才多艺,我会吹横笛,弹吉他,我曾经是新东方足球队的超级前锋。在牛津,我的信心又一次受到伤害,同学中有悉尼奥运会的冠军,在我们微小的一百四十个人的班级里竟然有十三个牛津校队的成员,冰球队、棒球队、摔跤队、足球队,甚至在泰晤士河上与剑桥对峙的划船队。我很无奈,我们学校的校队不收留我,因为我的前锋基础在牛津是不被承认的,我的自信心又被去掉一块。
我和一个来自加拿大的小伙子很谈得来,因为我们可以说中文,他学了三个专业,最后一个专业是中国哲学,学《孙子兵法》。这个小家伙说了这么一句话:“在耶鲁法学院毕业的时候,我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我参与不了的活动,没有我完成不了的课程,但是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我到了牛津大学。”
最后,我们终于熬出来了,顺利毕业,但是我相信自己在牛津得到的绝不仅仅是一纸文凭。
这一年多所感受到的,将使我受益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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