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位老人形象的现实寓意

——从呼天成、夏天义、孟八爷的形象谈起

孔会侠 郑州师范学院

近段时间，阅读与农村现代化进程相伴相映的三部长篇小说——《羊的门》、《秦腔》、《猎原》，我发现一个有趣的关联：三部小说从中原河南写到厚土陕西，再写到边远甘肃，尽管地域不同，文化不同，乡风不同，但都以实景实感深度切入乡村现代化进程中那些关涉长远利弊又难以解决的实际问题，比如基层政治问题、土地危机问题、生态资源问题、乡村文化的流失问题、农民民间精神的代际传承问题等，都让人感到来自现实的重重困难。李佩甫、贾平凹、雪漠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揭示和反省。《羊的门》通过呼天成、呼国庆双线并进的权力叙述，将现代化背景下的政治运行矛盾真实展现；《秦腔》通过夏天义、夏天智兄弟的命运哀挽乡村的土地危机和文化衰败；《猎原》在孟八爷护狼与鹞子等捕狼的较量间，意味深长地感喟着大漠人民生存艰难和生态危机之间的巨大悖论。怎么办？问出后一片空茫。但真诚而清醒的作家在问后，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想答试答的努力，尽管并不一定能对症祛病。这三位作家着力塑造了几位老人，以他们的形象作为供反思的精神参照，启示着国人作必要回望：那曾经的民族气脉、精神持守对当下种种困境有不凡意义与价值。因此，三位老人的逝去就不仅仅是三个肉体生命的从此消逝，更是一股民族气脉的断绝消散，因为他们所体现出的精神生于传统和过往，但却能成为当前构建现代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核。我想，时至今日，在乡土精神依然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主要构成这个事实面前，民间土壤血脉相传而生成的秉性与思想，例如呼天成的王者之气，秦天义的土地之恋，和孟八爷的舍身之豪，却蕴含着良性因子，指向未来，暗弥着单面向现代化建设所撕裂开来的精神裂隙，启示着民族精神构建的合理性民间内核。

呼天成：教父形象的弊与益

与全国其他地方的作家相比，河南作家对乡村权力着墨明显浓重，在河南作家当中，又以李佩甫笔下的村长或村支书为最多。他们无一例外是中原大地上一个小小村落里的“主”。他们官小不在级，却极有威势。呼天成更是如此。他是一个在呼家堡享有威望并主宰别人生活、命运，甚至思想的掌控者，是这类人物的集大成者，是遍长低伏蔓草的“绵羊地”上生长起来的大树，他像个教父，深浸王道思想，深得当世风云变幻的阳光雨露，呼风唤雨无所不能，他要权力最大化，这建立在他对民性本质无知怯弱的认知基础上，建立在他对自我“内圣外王”价值实现的追求上。可是，非常可贵的是：他从不要求个人利益的特殊化，克己律人，建立了一个非乌托邦的富裕集体。呼天成这个人物形象让我很矛盾，一方面每每读来让我憋闷狂躁，他把村民当泥丸，所谓的民主、个人在呼家堡没有任何立足之地，他严格地打造了一个窒郁的铁屋子，为村民们的灵魂上了锁；可另一方面，又时有敬意滋生，他确实实现了一个村庄的物质富裕，实现了农民最渴望的相对一致的分配公平。呼天成是象征性人物，对此形象的简单认识常常会导致错误肤浅的判断，以及对这形象所负载的意义与启示的无视与忽略。实际上，呼天成形象具有有趣的复杂性，一方面，他形象的弊和弊的形成，是现代化政治模式反思来路的指向；另一方面，他形象的益和益的实质，又是继续改革必须深思和汲取的精神资源。

呼天成有大弊。在他统治呼家堡的几十年，呼家堡只存在他一个人的声音和意志，任何其他生命个体的意志与愿望，都被他蛮横抹杀或冷漠不睬。他把呼家堡当做一个人的王国，而他则是这里的主，他主宰人们的生活，甚至意志和精神，他规定了限制人们日常生活的“十法则”，他用斗私法和精神奖励法清洗了人们的大脑。在现代文明背景前看，真是可怕，人的精神自由、话语权都被合法化地取缔，人们的日常行动被规定，意念情感也被规定，作为个体生命的“人”的自我发现与成长，在这里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也就是说，这是中国历史中那部分政治文化水到渠成的自然延续，传统社会几千年的专制历来如此，尽管有鲁迅先生“历来如此，就是对吗”的质疑，可在农民的惯性思维中，“历来如此，就是对的”，“个人”在他们“个人”的心里，几乎没有被意识到有存在和发展的权利。呼天成的生成有其历史制约的必然，他的治理思想几乎是农业中国政治文化的世袭选择，他的实际做法和实际工具，又是文革遗脉的直接体现。再继续追究恐怕就要涉及一个更广阔而辽远的问题了：为什么这些都还能在当下存在且生命力旺盛？代表现代社会政治文明的民主与法制的空间在那里？他经营村子外场域的成功点不过是深谙中国人场关系学的经营。熟人社会的“人情关系”仍是现代中国实现机会公平的强大桎梏。《羊的门》以实写虚，“是对当代生活的一种整体的全面的抽象的虚构”①。李佩甫写人是为了分析土壤成分，人是环境的产物。呼天成在这片土地上为什么茁壮地长成这样？他的大弊有立于现实的反讽张力和反省实指。

但，呼天成有大益，有其正面价值。他把治理好一个村当成自己的终身事业，有超越自我的奉献精神。他用心经营，首先解决了一个村庄的物质贫困，带领整个村庄在享受物质富裕。呼天成体现出两点重要的精神价值：一是他的公。呼天成处事总是站在呼家堡的集体利益上，要求于人，要求于己，他在日常生活中不搞特权，不谋私利，自己信主的寡母去世，他坚决按照统一的殡葬规则执行。他掌管财权却没有利用来满足自己的奢靡欲望或者财富聚敛。在双线互衬中，饶有趣味的是那些县里市里的领导，呼国庆、王华欣、李相义，他们把私怨私惠渗透在公权竞争中，谁能比呼天成站得堂正行得公义？在当前金钱刺激和侵袭下的群体性欲望膨胀中，这一颗“公心”是公共事业中弥足珍贵的执政品性。二是他对社会中“私”性泛滥有认识与控制。呼天成年轻时就从一窝贼里认识到“私”存在的普遍和造成的干扰，他常常斗私，让人们晒晒灵魂，把全村人的心拢到了村庄这个集体的发展事业中。他对“私”的警醒、痛恨和整治，对当下民族精神沦入沼泽的状况起到了以镜为示的作用。看眼下发展中的无良现象，哪个跟灵魂里的“私”没有瓜葛？如何在国民素质提高的基础上有效限制“私心”的泛滥，深刻认识“私”的危害性，如何“去私”或者“弱私”，用制度规则加以有力限制与严格惩治，呼天成的认识有其正面意义。

呼天成这个形象，李佩甫是用写意的，寄托着他对土地成分与人世现状间隐秘关联的深忧。但让人遗憾的是：李佩甫写人物，一旦赋予其象征意味就将之凌空高举，就让他们自觉杜绝了一切人间俗乐，甚至俗苦。比如呼天成，比如刘汉香，他们被用来负载他的主观思想认识，自身在日常油盐酱醋中可能产生的喜怒哀乐，都被强行摒弃了。以实写虚、以轻写重，如何写，对他一直是没有解决的难题。

夏天义：守地守德者的双重危机

从中原到秦地，现代化进程中的村庄，又有着怎样的深度景观和发展悖谬？我想，把《废都》和《秦腔》进行互证式辨析，会发现这是民族灵魂迷失的由城再乡。而迷失的原因仍是两种：一是外因的诱扰，利益激起了欲望，欲望导向了迷失；二是本土文化涸失，这长期渗透在民性生活和思维中的精神源被迫断流，促成民性改变的新源处又混沌可疑。在这种集体迷失与顺流而下中，作家以其敏锐的观察与深警的思考，在民众的前进中做着孤独的反向追溯，在狂欢化的迷醉中又向遥远的来路张望。因此，作家总不能和所处的时代贴面合欢，总在与之不入的摩擦或批判中书写着真言，其味虽苦，“却绝没企图和恶意。”②由此来看《秦腔》，他重大的社会性意义不容质疑。许多论者对《秦腔》的理解都限定在对旧有生活方式深情不舍的唱挽上，确实，句句舒缓可字字忐忑，贾平凹在对农村现状鸡零狗碎的描写中充满着内在不安的“惊恐”。这“惊恐”从何而来？是有对正在清晰逝去的土地生活和土地文明的疼痛，令人“在《秦腔》所出示的巨大的‘实’中，却触摸到了贾平凹心里那同样巨大的失落和空洞。”③但我认为：《秦腔》更是面对未来的，只是作家和大众一样惶惑，清晰照见去的在去，却难以清晰看见来的在来。因此是对未来的忧患，主要集中对农民与大地关系、农民与乡土文化关系的忧患上。夏天义、夏天智形象的负载即在于此。

夏天义的形象一直与土地紧密联系，这形象的主要意义就是他在忧虑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危机，这危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可耕地危机。现代城市发展的标志就是四处蔓延的面积扩大化，代价就是对土地的占有以及这占有导致的农民与土地的相离。清风街也是这样，大量土地被圈占来开发，另外的庄稼地很多被荒弃。土地真得不再重要了吗？良田真可以荒芜下去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夏天义知道“天底下最不亏人的就是土地”，他内心感受到了当前汹汹逼来的民族发展大患：可耕地危机。所以他坚决制止村里拿七里沟换鱼塘的做法，坚持淤地七里沟，风里来雨里去，任由别人不理解，以老迈之躯辛苦劳作，希望尽早淤出几百亩良田，积福子孙。因为十几亿庞大人口的生存，能有粮食安全保障下的生存，与可耕地面积的多寡始终息息相关。二是土地情感、土地信仰的危机。几千年来，乡村生存是按照人在自身与天地的关系定位（天地为大人为小）中来延续的，人依赖天地，敬仰天地，感恩天地，形成了深厚的土地情感和土地信仰的民族文化。但这朴素的土地情感和土地信仰的民族文化根基却被东南西北风吹得连根拔起，后代农民的心理构成中，金钱情感、金钱信仰已经夯下了牢实根基。但夏天义的子孙们已经背弃父亲的精神，他们不敬土地，不惜土地，不恋土地。人与土地的疏离实质上象征着人对自我与天地关系的颠倒与昏昧，膨大的欲望意识消泯着人对天地和自然的本源之情，人不再敬仰天地，不再懂得感恩，这让夏天义焦灼崩溃，这个老人后来竟然如入魔怔，吃起了泥土，“夏天义在吃了一疙瘩干土后竟然觉得干土疙瘩吃起来那样香，像炒的黄豆，他就从那时喜欢起吃土了。”④吃土的夏天义像个孩子，深恋着大地母亲的乳香，可也跟淤地一样，激起了无知的误解与愚蠢的诠释，依然不能召唤后辈们知返，更不能重构人要尊天地从天地的正确理念。

夏天义形象的第二重危机是他身上负载的正面道德遭遇了“皮之不存，毛之焉附”的悲剧。夏天义一生秉行公事为重、公义为大的朴素道德准则，这老干部的作风里虽然和呼天成一样，有文革遗风成分，但其现实意义不减。夏天义曾经是村支书，在村里威望很高，这只是背景，重要的是他不再是支书了，仍是公事大于私事、公理重于私利的行事原则。儿子庆玉盖房，把墙根往外多盖了一点，他用脚一丈量就发现不对，立即要求把墙根往里挪，并将之踹倒。对此，儿子们非常不满，口出怨言。这里，新旧两代的价值观念、行事原则悄悄发生了颠覆性改变。夏天义认为绝不能多占公家一分一厘，可儿子们觉得公家的地，大家都在占，不占白不占；夏天义认为孩子上课事大，不能自家盖房子把孩子的教育耽搁了，庆玉心里却是自家盖房事大，学生上课的事，糊弄过去就是了。顾念集体、顾念他人，在清风街，这是正被逐渐背弃的做人道德了，所以他后边就跟着一个哑巴一个傻瓜一条狗，可这个哑巴这个傻瓜这条狗却也不能真正理解他的良苦用心，不是发于同感地自觉追随。这朴素的道德自律真消失了的话，会怎样？贾平凹问出了很多，像声音消失在巨大的虚茫，问后，一片空渺。

在《秦腔》中，夏天智是夏天义形象的补充，他们共同反映了贾平凹对当代农村的整体把握与思考。在夏天义象征的土地危机、道德危机外，夏天智象征的是乡村文化危机的命运走向。各个地域的戏剧是这方土地上人们精神性格的最好写照，是人们辛苦艰难的慰藉和宣泄，也是人们困惑时的指引和劝诫。“秦腔”这一地域文化的标志，在涵养出它也被它涵养过的土地上难以生存。是的，乡土文化与农民生活和农民精神的相互关系正在断裂，即便乡土文化不消失，作为文化遗产继续存在，可跟农民不再骨血相溶，在后代人的生活和灵魂中就将不再有体现和传承。戏剧——那曾经可贵的一种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方式甚至道德方式的终结，是一种民间精神的气脉断绝。可用来滋养农民魂灵的新艺术种类仍不见踪影，流行歌曲吗？恐怕远远不够。农民就任由心田成为废墟，成为荒地，杂草丛生了？

《秦腔》是贾平凹的心血凝结，写出了一代农村在转型期新旧交替间的混乱芜杂，也写出了知识分子对这种势不可挡的变化的惊恐和忧虑。尽管很多论者认为他采用引生这个疯子的叙述视角，使这部写实的作品有了些魔幻或者超验的色彩，但我以为，引生这个叙述视角恰恰是这部作品的硬伤所在。一是这部小说的原生态朴素写实，本不必有多此一举的画蛇添足；二是贾平凹所赋予引生的本能状态下的思想能力和感知能力，对他想通过引生视角达到的出离、反思现实的间距效果，无法提供实现可能性。引生这个人，充其量也就是农村带点痞气，带点愚，顺便有点通灵的光棍汉罢了。他自身没有超出一般人认识和判断的能力，他的形象能力，担不起作者所赋予的重要角色的重要职能。

孟八爷：活命与活义的抉择间

由陕西到大漠，那遥远偏僻处的荒凉地域在大时代的发展中经历着什么？甘肃作家雪漠的几部长篇小说《大漠祭》、《猎原》、《白虎关》都是对此主题的表现。读来让人心酸，广大的大漠人民没能享受到发展带来的正面——物质富裕，却因为地理因素的制约，不可避免地承受了发展的负面，而且发生了巨大裂变——外在生活层面和人们的精神层面。雪漠以他不倦而深情的写作、辽远而切近的思索填补着中国乡土文学的空白地带，让大漠农民的命运和痛苦在当代文学中得以鲜活呈现，也以他独有的修行者的体悟丰富着当前文学的精神疆域和信念经验。西部人，在全民族的现代化过程中，遭逢着怎样的艰辛与痛苦？西部环境，承受着怎样严峻的考验和伤痛？而同时，西部人，又表现出与其他地域百姓怎样不同的气度和豪情？我想，雪漠的《猎原》和《猎原》中的孟八爷，说明着这些。

《猎原》是平和而深邃的，文字描述从容徐缓，而内在紧张却严迫逼人。它带着新鲜而绵厚的气息冲进人的阅读心野，“浩瀚而苍凉，剽悍而腥膻，遥远而亲切，粗犷而缠绵，凉州的，西域的，大漠的，猎原的，只是在地球上这一片生存的环境中才有的。”⑤就在猎原这片生存环境中，孟八爷这个打了一辈子狼的老猎人转而开始了他艰难的护狼行动，以生命为代价，不悔不退。在活命与活义间，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可是，那绝大多数的大漠人呢？他们因生存限制无奈地选择了前者。在活命与活义间惊心动魄的争斗中，人—狼—羊—大漠的关系链在失衡中动荡摇晃。

鹞子、张五选择活命，他们四处打狼。尽管有政府下文件保了，他们毫不收敛。鹞子家交不起税款，被政府拆了房，张五几个儿子的媳妇都要靠一张张狼皮来换，自己有病也不去看，没得绝症也只能选择躺在床上等死。牧人们选择活命，猪肚井的水越来越少，他们争夺水井，大打出手。羊们渴得绿了眼睛，见到血就一拥而上，变了本性。羊群的异变是牧人心性异变的象征。就连乡镇政府也出资请人打狼，经济增长的政治任务迫使他们悬置了自己的清醒认识。他们顾得只能是眼前，眼前活命的压力汹汹逼来，贫穷背景下他们处境凄惶，打不来狼皮换不来钱，打不死狼就命丧了羊，一家人的基本生活就没了保障，牧民的羊群遭受损失，镇里的经济收入就得不到保证，上级规定的增长任务就完不成，官帽子就有被拿掉的危险。理由充分而坚实，环环相扣，这使人们抉择艰难。那么，打狼的后果呢？狼少了，狐子就多了，狐子多了，大漠就受到破坏，绿洲就少了，水就少了；狼少了，羊就多了，它们啃坏的荒地就多了。长远那再发展的空间就更狭窄了，简直是死路一条。地荒草没，人们将赖何生存？羊和人没有了生存依靠的资源，经济增长哪里来？非常悖论。实质上，这就是短视眼前与长视未来的思维方式的较量。可悲的是，短视的往往是大多数，因为未来是不关己的，虽然关乎后世子孙，那就管不了了，不在眼前的就不在考虑范围之内。用不可见的未来利益限制可见的眼前利益，把手边的利益作为代价舍出去，跟割肉一样疼。

但——孟八爷选择了活义。这个西北大漠的老人，以他爽直的性格，不屈的精神，挺立起一个民间明理识义的英雄形象。他是猎人，所以他知道生物间的相生相克，他清楚不保护动物的后果——生态失衡。选择活义的前提是他清楚了，他知道“最大的威胁不是狼，不是水，而是那颗蒙昧的心。心变了，命才能变，心明了，路才能开。”⑥但心明了，揣着明白会不会照办糊涂事呢？大有可能。这小说中的明白人不止孟八爷一个，但拿生命去护狼，苦口婆心劝人们从此后注重保护环境的，舍他其谁？最关键的一步还是：腿跟心，心里清楚了就坚决按照清楚后的道理来做，这直，这正，这牺牲，哪里是谁都能交付的呢？孟八爷为护狼，做出了很大牺牲，隐忍了误解甚至讽骂，孤身一人穿行大漠，差点被沙尘暴埋掉，被鹞子追踪伤了脚筋，硬是拖着伤腿来到蒙古，寻找那药狼的药，希望用这种不伤狼命的暂缓方法实现牧人利益和护狼大任间的协调。孟八爷是一盏灯，不知能照亮几颗沙漠中仍在昏聩中的心。谁说无知者无罪？这话说得不负责任。无知何以无罪？无知任由那不良风气滋长，做了罪孽进袭的坦途，无知混同欲望和私心，簇拥出了多少遍地发芽的恶之花？是不是还有希望呢？尽管是漆黑中的一抹晕黄，单薄得有被淹没的危险。孟八爷身后有追随的年轻人猛子，身边还有能听他讲道理的个别人，比如老顺。雪漠心里真有希望吗？孟八爷是《猎原》中最虚的人物，他无家无口，这样写是想给他的行为奠定一个不需犹豫矛盾的基本条件，还是在暗示一种自我消解？如果他跟另外一个好猎人张五一样，有几个儿子等钱用，眼睁睁看着狰狞逼来的生存压力带着狂傲的不可一世，碾压着他清醒的认知，继续作抉择，他还会这么毫不犹豫毫不退缩吗？况且，那跟随者，那听从者，有，却是寥寥。那读过书识得理的乡镇干部还没办法明知故犯呢。何况，还有那么多不跟随不听从的绝大多数？真保得了吗？保不了怎么办？鹞子打狼，狼咬死了他全家，结下深仇。人坏了生态，伤了生命，报应一定会来。而且，不在遥远的未来，就在不远的将来。所以，我想，雪漠一定是希望着唤醒，希望着警示，也立了榜样，但他不由己地心陷在大寂灭的虚空中，就像小说结尾所说的那样：“该死的，就叫它死吧，哪怕是希望。死了的希望，就不再是希望，仅仅是一片废墟，一点记忆，一抹伤感的印痕，一晕无奈的痛楚。”⑦雪漠的小说，以西部现状呼应着全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反思，并提出了两个严肃的命题：生存与生态的关系；现代化发展与心灵滋养的关系。而这两个问题在片面模式中的失衡，以及之后随之而来的后果，雪漠亦给出不够乐观的暗喻。

从中到西的三位老人，他们代表着一代前辈的文化生成和精神气血，其逝去的命运“鲜明地表露出来的是传统价值体系的没落与崩溃”。中原呼天成是豫地官文化的生成物，陕西秦天义是秦地厚朴正道的承载者，大漠孟八爷是大漠粗豪民风的发扬人。但他们是三块大地的三棵树，树旁那无边无际的各色杂草却早褪去了地域深层养分的区别，显示出承受时代风雨的同质性：无知盲从，唯利纷争，被物质欲望烧了心。从中到西，地域精神气质的独特性正在消失，统一性正在达成，已呈现出外在风潮下的表象一致与内在蛊惑中的灵魂一致，而这，将是滋养新一代人成长的具体环境。植物对于土壤，空气，水分，和风向，没有选择。年轻人必将在当日这样的环境与风气中成长，营养也罢，毒素也罢，统统要被摄入体内。

注释：

①张宇：<《打开羊的门》>，《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3期，第26页。

②④贾平凹：<《秦腔》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546页，第533页。

③谢有顺：<尊生命，叹灵魂——贾平凹、《秦腔》及其写作伦理>，《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5期，第12页。

⑤⑥⑦雪漠：《猎原》，敦煌文艺出版社，2009年7月，第9页，第396页，第3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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