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基本表达方式是判断，面对良莠不齐、取向各异的文艺作品，当几乎所有判断都沦为表扬的时候，批评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更遑论批评的力量。

　　对当前的文艺批评而言，任何推脱、逃避、埋怨都没有意义，当务之急是通过自身踏踏实实的努力，让文艺批评重获尊严，展示出应有的力量。

　　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关键时期的现实需要

　　在文化建设中，文艺批评担负着引导文艺创作、培养受众鉴赏能力、提升人民群众审美趣味的光荣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当前我国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文艺批评勇担重任，发出强有力的声音，担负起应有的责任和义务，促进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惟其如此，文艺批评自身也才能够走出困境，摆脱目前绵软乏力的困顿状态，重获生机与尊严。

　　文学艺术的发展能否保持健康良性的态势，文艺创作和生产能否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文艺批评攸关系之。正确而有力量的文艺批评，往往观点鲜明、立场坚定、是非明确，它犹如迷雾中的一盏明灯，给作家艺术家和读者以正确的指引，甚至决定着一个时期文艺发展的走向。勃兰兑斯的批评就是如此。

　　19世纪上半叶，脱离现实的浪漫主义占据着北欧文学创作的主潮，文学的发展处于停滞状态。针对当时的文坛现状，1871年，丹麦批评家勃兰兑斯在哥本哈根大学发表激烈的演说，尖锐地指出包括丹麦在内北欧各国文学远远落后于西欧文学发展的现实，并倡导文学变革，要求终结对社会进步有害的“非常抽象的理想主义”，倡导当时的作家发挥个人的自由意志和独立思考能力，在文学上造成一个“近代的突破”，为北欧文学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勃兰兑斯的影响下，雅科布森、易卜生、比昂逊、加尔伯利、基兰德等作家纷纷响应，在创作中密切关注社会现实，对中小资产阶级社会进行暴露和批判，从而使北欧文学完成了由浪漫主义向批判现实主义的跃进。

　　一个伟大文学时代的生成，不仅需要广大作家的努力，更离不开广大批评家的积极参与和坚守。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同样不乏这样的例子。在批评的召唤和指引下，当代文坛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家和作品，成为上个世纪80年代蔚为壮观的文学现象，并对其后文学创作表现领域的转移以及审美空间的拓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与之相比，今天的文艺批评则显得过于绵软乏力，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文艺批评的作用力、影响力日渐萎缩，甚至沦落到自说自话、少人问津的地步，与历史上曾经的辉煌形成强烈反差。是这个时代不需要文艺批评了吗？不是。我们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加迫切地需要文艺批评。

　　今天的文艺创作与生产所呈现出来的活跃状态及其纷繁复杂程度是空前的，涌现出来的新现象、新问题更是全新的，这些都亟须文艺批评给予理论上的阐释和清理，予以规范和引导。同时，面对五花八门、琳琅满目、形态各异的文艺产品，人民群众如何甄别、选择？如何抵御各种不良诱惑？如何给自己补充健康的精神食粮？这也需要文艺批评因势利导、指点迷津。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事关文化建设的旗帜和灵魂，体现着文化建设的思想内涵和精神价值，决定着文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

　　如何加强思想引导，推动文艺作品推陈出新、不断进步，比较好的办法就是推动文艺界运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好文艺评论和文艺批评。由此可见，时代已经赋予了文艺批评更加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文艺批评如何不辱使命，摆脱当前的无力状态，真正成为引导文艺创作生产的重要力量，切实推动文化产业振兴，展示出它独特的学科优势和社会功能，这是摆在所有文艺批评家面前的重大课题。

　　建构清醒理性的认识和话语

　　当然，我们对文艺批评“力量”的呼唤，并不是要制造文艺批评的“话语霸权”，对批评力量的建构必须具有清醒而理性的认识。

　　总体而言，真正有力量的批评，应该表现为对文坛正义的维护、对偏离文艺发展正确方向的错误取向的匡正，能够真正为人民群众的文艺接受和文化消费服务。这是对文艺批评基本功能和效用的坚守。否则，文艺批评无论表现得多么强大，其力量都只能是“伪力量”。

　　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我们的批评似乎也很有力量，甚至掌握着文坛的生杀大权，可谓一言九鼎。一篇批评文章将一个作家打入冷宫，甚至锒铛入狱者并不罕见。但是，这样的批评所倚仗的并不是批评本身的力量，而是来自特殊时期的政治外力。今天，凭借“扣帽子”和“打棍子”建立批评威仪的时代早已一去不返。但是，我们也看到，当前某些“酷评家”的笔下仍然留有这股遗风，行文夹枪带棒，虎虎生风，甚至用谩骂和攻击代替了理性分析。这样的批评当然不会为文艺家所接受，人民群众也不屑视之。当然，一味无原则的表扬称颂也不是批评的要义，也成就不了有力量的批评。某些批评家为了讨文艺家欢心，极尽能事地唱赞歌，甘做文艺家的“吹鼓手”，批评家变成了表扬家，这同样不足取。

　　批评的基本表达方式是判断，面对良莠不齐、取向各异的文艺作品，当几乎所有判断都沦为表扬的时候，批评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更遑论批评的力量。在某些批评家看来，也许只有唱赞歌的批评才能为文艺家所接受，殊不知，这恰恰是对批评价值的解构。真正有理想、有抱负的文艺家，不但善于接受表扬，更应该善于接受批评，因为唯有批评，唯有“逆耳忠言”才会帮助他突破既往，取得更大进步。对文艺创作而言，批评的力量不在于表扬还是批评，而在于能否直击要害，能否切中肯綮地指出作品的成就和不足、优长和缺失，推动文艺创作向前发展。

　　强化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如何重建文艺批评的尊严，打造有力量的文艺批评？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可以得出不同的答案。但是，最核心的一点当是强化当下文艺批评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只有能够敏感地随时捕捉到文艺发展中的新气息，发现新问题，做出理性的判断和预测，并最终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文艺批评才具备真正的力量。而我们当前的文艺批评却明显滞后于文艺发展现状。

　　面对近年来涌现出来的一些新问题，比如网络文学问题、大众文化问题、文艺创作的市场化倾向等问题，文艺批评的反应是迟钝的，声音是微弱的。如果将这种局面的形成完全归咎于批评家的懒惰是有失公允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截至目前，我们还没有建立一套从本土语境出发、能够有效处理“中国经验”的富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艺批评理论体系。与物质资料的生产相比，文学艺术的生产具有更加鲜明、更加强烈的民族特色，其中熔铸着一个民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那么，文艺批评的发展无论其视野多么开阔，无论它借鉴吸纳了哪些异域的“营养”，其出发点和最终的皈依必须是本民族的文艺现实。

　　30多年来，中国文艺理论界的目光始终是投向西方的，西方的文艺批评理论在中国获得了过于持久的掌声与欢呼声，以至于一些批评家患上了西方话语“依恋症”，只会移植与套用。这样建构起来的文艺批评，面对中国的文艺现状，只能是要么不知所措，集体“失语”，要么隔靴搔痒，毫无力量。民族化的理论体系是文艺批评的灵魂，只有有灵魂的批评才是有力量的批评。

　　这些年来，文艺批评遭遇了各种各样的非议和指责，无论文艺家还是普通民众，都对文艺批评的现状不满。认为在当前文化发展空前活跃、各种文化观念交融碰撞的时代，文艺批评没有坚守住自己的立场，发出坚强有力的声音。某些批评家将此归因于时代的因素，声称批评的浮躁化、功利化、低俗化是时代造就的。无疑，作为一种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学科，文艺批评当然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社会文化语境的裹挟和影响，但是，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文艺批评的价值和意义很大程度上也恰恰就在于坚守和抵御，披沙拣金，激浊扬清，弘扬社会主旋律。

　　从历史上看，任何伟大的批评都不是在理想的真空状态下产生的，伏尔泰的批评如此，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批评如此，鲁迅的批评也如此。对当前的文艺批评而言，任何推脱、逃避、埋怨都没有意义，当务之急是通过自身踏踏实实的努力，让文艺批评重获尊严，展示出应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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