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文学创作，我们这些人、以及我们所从事的劳动很特殊，似乎很难找到同样的经验可以借鉴，同时，我们也很难提供给别人有效的建议。不仅因为我们的工作是完全由个人完成的，在写作过程中，谁也帮不了我们，要等到工作结束，才能够涉入合作、互助、管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社会系统。在这个信息革命的时代，我们的劳作明显还停留在古老的手工艺的年头里，效率极低地做着自己的活计，甚至不知道这活计是不是卖得出去！但这不是我今天想要说的，我要说的是一种类似命运的性质，我概括为缓慢和遥远。

    在我说到“缓慢”这个词的时候，想起我的同事孙甘露先生一部作品的题目，就叫作“比缓慢更缓慢”，这可以说是我们的共同处境。去年差不多就是这时候，我的另一位同事王小鹰，在一个会议上有一个发言，题目叫做“非人磨墨墨磨人”，更加具体地描绘了我们的生活。反正不用说，一听声音就知道，我们是同一种人，操同一种营生，有着同一种时空观念，就好像是现代社会中的一个原始部落。那么再来说说我自己，我刚写完一部长篇小说，名叫《天香》，写的是晚明上海有一个出品，就是“顾绣”。还是上世纪70年代末，我在中国福利会《儿童时代》杂志社做编辑，分配我联络的小学校中有一所上海实验小学，坐落在一条旧街上，这条嘈杂拥挤的小街有一个典丽的路名——露香园路。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历史已经悄然浮现在眼前。我浑然不觉地穿行在老城厢，环城电车叮叮当当响着，似乎努力地要唤醒着某种记忆，可是谁听得懂呢？又过了些日子，大约是80年代初，不知因什么驱动，忽然生出好奇，想要了解自己所居住的这座城市。这个夏天，我隔日就到上海图书馆和徐家汇藏书楼查阅书刊，按着一位历史学和索引学老师开出的书单，图书管理员从书库里抱出一摞摞的旧书，纸张黄脆，散发着浓烈的蠹虫的腥臭，令人头晕。面对故纸堆，却无从下手，历史即便就在眼前，你却不能得门而入。就在这瞎撞瞎摸之下，我看见了露香园的记载，这才发现它千真万确就是一座园子，园主姓顾，家中女眷都会绣花，当家道中落、财力不济的时候，就用绣艺维持生计，并且传播天下。这掌故有一种奇异的吸引力，它潜伏在记忆深处，偶尔地会出现一下，好像要走近我，其实呢，更可能是我走近它。直到两年前有一日，我在书桌前坐下，计划要写一部长篇，我与它的关系这才决定下来。事情就是这样缓慢，想快也快不得，有一种秩序隐藏在时间深处，行的时候自然行了，不行就是不行。你似乎很难占它的便宜，你在这里剥削了它，就非得在那里偿还。好比查阅资料，到故纸堆中翻检，固然是缓慢的，许多朋友劝我到“谷歌”搜索，一下子便得。可是翻检的过程里，自会生出一种经历，这种经历就是生活，是写作者的人生。

    再来说说遥远。有一次，我听台湾“纵贯线”音乐会，罗大佑与观众热络的说话很有意味，他说，每一次来到现场都会有一种惊喜，私下里有时侯会想，买我碟片、听我歌的人是谁呢？现在知道了，原来是你呀！我不禁也想，看我的书的人是谁呢？情况却又不能像罗大佑那么单纯，因为无论写作还是阅读，都是不在现场的。参加读者见面会，签售活动，似乎也有机会发现，“原来是你呀！”但实际上又不真正是“你”。近些年，媒体记者对我生出一种命名，称我是“文坛上的王菲”，真是让人特别不好意思，倒不是因为需要借助流行文化来认识自己有什么不好，而是那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我。很幸运，这个遗憾在不期然间得到一点弥补。2009年末，参加上海文广局欧罗巴里亚计划，去往布鲁塞尔，有一天，在书店里举办讲演会，听众里面有一个中国人，讲演进行到提问部分的时候，他请求发言。这名中年男子拿出一本书，是我的小说《长恨歌》，他向大家出示书页上的印章，表明是来自比利时非法移民拘留所的藏书，然后就讲了他与这本书的故事。非法移民拘留所里提供一些书籍，为了让拘刑的人们情绪安稳，其中有两本中文书，一本是《金庸传》，一本就是《长恨歌》，人们都抢着看《金庸传》，完全是出于无聊，他翻开了《长恨歌》，然后就觉得面前打开了一扇窗户，窗外是他所生活的城市的街道房屋和人，他在拘禁时间里，看了两遍《长恨歌》，最后还冒险带它出来，检查行李的时候，也许因为人们都知道他非常喜欢这本书，竟然放过了，从此，这本书就一直在他身边，后来，他还带着它去到巴黎的监狱。他说：今天是我51岁的生日，听说这个作家要作讲演，于是就来这里，算作是生日庆贺。就这样，我想我们的回应就是这样遥远，遥远到一个你从不曾去过、将来也不会去的地方，陪伴一个孤独的、飘零的、有罪的陌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