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凉州”,不仅仅是今天的甘肃凉州区。自汉朝建郡以来,“凉州”的名字换了多次,有时叫“武威”,有时叫“姑臧”,有时叫“西凉”,有时叫“前凉”……,其疆域,也时大时小。最大时,把大半个甘肃都占了,还扩延到周围几省,史称“凉州大马,横行天下”。不过,凉州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能以其地盘的大小来衡量。要研究中国文化,你不可能绕过凉州。比如:佛教传入中原时,凉州是最关键的一站,佛光西来,自此扩散,才有后来的格局;中国四大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就在凉州住过十多年,他对中国汉文化的了解,就是在凉州完成的。至今,他那个著名的焚不烂的舌头还埋在凉州,接受着历代过客的朝拜;要是你研究中国的建筑,那就更绕不开凉州了,北京西安等旧都城的模式,最初的源头,就是凉州。……总之,中国文化的许多方面,其发祥地就在凉州。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论稿》里,有许多相应的证据。 凉州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东接兰州,西通新疆,山脉前隔,沙漠后绕,“通一线于广漠,控五郡之咽喉”。古浪峡被称为中国西部的“金关银锁”,最窄处宽仅数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于是,就留下了许多故事,比如:宋代的杨门女将,征西夏时,到古浪峡,走投无路,跳崖自尽,留下了“十二寡妇滴泪崖”的传说。西路军也在古浪峡跟马家军打过一战,死伤惨重。上次,我带上海文化出版社的编辑吴金海和黄韬去我家,路过古浪峡时,他们不由得惊叹:难怪西路军受挫,这儿,只要架挺机枪,就很难过去。的确,那是条狭长的走廊,峭壁千仞,势若蜂腰,中有小道,蜿蜒西窜。整个凉州,西边是祁连山,东边是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中间便是地理书上的“河西走廊”。扼住了凉州,就等于扼住了丝绸之路的咽喉。 因为地理位置的重要,凉州便成为丝路重镇和经济交流的都会,同时也决定了其深厚的文化积淀。凉州自古多安定。古谣云:“秦川中,血没腕,唯有凉州倚柱观。”凉州百姓爱好和平,从不排外,能忍辱负重,讲究“吃亏是福”,商贾往来,从不欺凌,渐成经济文化重镇,在唐代,就有“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之说。 凉州历史悠久,据考证,原始氏族公社时期,人类就在这儿活动。四千多年前,这儿就开始使用铜器。春秋时,为西戎属地。当周幽王宠幸褒姒,烽火戏诸侯后,攻入酆镐之地的西戎兵中,就有凉州人的祖先。战国后,凉州为月氏住地,后为匈奴休屠王所占。汉时,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军袭击匈奴,取得胜利,河西走廊哭声动天:“亡我祁连山,使我牲畜无繁息;亡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此后,汉武帝设河西四郡,凉州始名为“武威”,归属中央版图。 凉州人爱好和平。几千年来,这块土地上,没爆发过一次农民起义。仅有的一次所谓“暴动”,是清末的抗清义士齐飞卿发动的。当时,官府对百姓的压榨已到极点,据凉州小调的唱词称:“娃娃要的爬爬钱,老汉要的拐棍钱。”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当时,据说与孙中山先生有联系的齐飞卿等人,便以哥老会为基础,鸡毛传贴,发动百姓,反抗官府。这次行动,被志书上称为“暴动”,但老百姓却叫“打巡警”。这一称谓,很有意思。前者融入了民族大义,后者仅是泄愤而己。凉州百姓可不管朝廷叫“清”,还是叫“明”。他们只管对方是否欺负了自己。有个凉州小曲儿,专唱这事:数千百姓,涌上街头,把巡警楼砸了个稀烂,群情激愤,气焰嚣天,但官兵一到,便作鸟兽散了。齐飞卿外逃,后来又潜回凉州,再次举事,却被堂兄弟告密,叫官府逮去,砍了脑袋。这便是凉州历史上最有阳刚气的一次行动了,一哄而起,一哄而散,既无波及四方之势,亦乏其应有的坚韧顽强。这不是偶然现象,了解此理者,便了解凉州。 相对于战乱频繁的中国历史,凉州实在是个安定的角落。便是在元初,成吉思汗的铁骑如热汤泼雪一样,把世界上许多名城夷为平地、生灵们的血泪黄河般流淌时,凉州仍是个安定的港湾。同属河西走廊的酒泉,就被蒙古兵屠城,血如河海,头似滚沙,据说死了四十万人。那个叫西夏的王朝,更是被蒙古人的大笔,从历史上涂抹得一干二净,连文书也成了稀罕物品。可是,当时做为西夏陪都的凉州却神奇地活了下来,并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盟——由蒙古王子阔端和西藏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参加的“凉州会盟”。此前,西藏是“浪迹天涯的游子”,此后,它正式归属中国版图。萨迦班智达圆寂后,就埋在凉州的白塔寺里。那灵塔,遂成西藏归属祖国的重要物证了。 在和平的港湾里打着酣美呼噜的凉州成了中原士人的避难所。每遇战乱,他们便来凉州避难,像胡三省在《通鉴》注示称 :“永嘉之乱,中州之士避地河西,张氏(轨)礼而用之,子孙相继,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荟萃于凉州的士人们,留下了一笔可观的文化财富。“其文化上续汉魏两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继后,继绝扶衰”(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论稿》)。 这笔文化财富的归宿有二:一是显文化,除成为敦煌学主要来源的那部分外,还有许多以手抄本形式流传下来的古籍,其完整,其原始,其价值,不在敦煌出土的之下,有的完整程度,似乎超过了出土古籍。出土古籍中有的,这儿大多有相应抄本,而许多东西,却是凉州独有,如贤孝、宝卷等;二是隐文化,如民俗风情、民众心态、人们的群体性格等。时下,最应该研究的,正是后者。 熟悉凉州的外籍人都说凉州很“怪”,是难以捉摸的“怪”。——当然,本地人是见怪不怪的,千年了,也没人诧异过这“怪”。倒是觉出了“怪”味的外地人不久便被这“怪”腌透了,进而也情不自禁地繁衍出“怪”味,染上地道的凉州气了。 汉唐以来,许多外来民族就这样被同化了。他们可以异常强悍地挥动金戈,驱驰铁马,纵横中原大地;但一入凉州,便无声无息地消融于凉州文化的大池塘里,连个水珠儿也没有溅起。 他们都成为地道的凉州人。 也许,他们也曾觉出过凉州的“怪”,但甚至来不及叹息,自身便成为“怪”味的来源。 这是一个既异常封闭又能大度包容的怪圈,其丰富和独特举世罕见。一日本汉学家故称:欲了解敦煌学,不了解凉州不成;欲了解丝绸之路,不了解凉州不成;欲了解中国,不了解凉州不成。 相对的安定,导致了人文荟萃,而荟集的佛道文化,又成为安定的一个文化基因。久之,凉州遂形成一个文化怪圈。这个怪圈文化既有封闭性,又有包容性。其封闭性使其地域文化完全异于别处,即使佛道两教也打上了鲜明的凉州烙印;其包容性又促使了民族的大融合。秦汉以来,这块土地上先后有戎、翟、大胝、乌孙、羌、匈奴、鲜卑、吐蕃、回鹘,党项、蒙古、满、回等民族,但久而久之,连一些本来独立性很强的民族也被同化了。 在这个文化圈中,既能孕育天才的唐钟汉简铜奔马,亦不乏巫婆神汉师公子,高雅的西凉乐舞,通俗的贤孝宝卷,阳刚的攻鼓子,阴柔的民间小调,皆能各得其位,各具其妙。 由于凉州文化之丰富且封闭,不少学者对凉州知之甚少,即使对西域十分熟悉的日本作家井上靖先生,在写到凉州时也只能一笔带过。他可以写敦煌,写楼兰,写长安,但他写不了凉州。因为进不了凉州文化圈子,即使是天才的构想,也显得十分虚假。 千百年来,主流文化的车轮可以在中原大地甚至边陲异域巨雷般滚动,但凉州文化怪圈却一次次将它拒于门外。面对外来文化的一浪浪冲击,怪圈坦然笑道:“你不可改变我。”有时,这个怪圈也会慷慨地敞开大门,但其目的不在于吸收,而在于同化。它可以开门揖“盗”,诱敌深入,而后同化你。 吸收与同化的区别在于前者取其精华,剔其糟粕;同化则是“腌”,像凉州人腌菜一样,把白菜、萝卜、芹菜等混在一起,撒上调料,直腌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彼此,一团和气。其时,优点与劣势并存,糟粕和精华共在,诸味相串,叫你很难用好坏来衡量。 在这个怪圈中,一切都被异化了,连“以戒为师”的佛教,也难幸免。你见过汉地有饮酒茹肉娶妻生子却被命之为“和尚”的吗?凉州有。在凉州洪祥乡,就有这种祖传的行业,可娶妻生子,可茹肉饮酒,平时是俗人,发丧成和尚,诵佛经,行佛事,并没人觉得大逆不道,老百姓只要认你,你就有生存的价值,就能以“和尚”命之。这虽是个别现象,其象征意义却很重大。 在凉州,你几乎找不到纯粹“拿来主义”的圈外理论。这儿决不可能如南方诸地忽尔这个主义流行,忽尔那个主义吃香,张口闭口,多夹生的外来名词。 翻开历史,每次时代浪潮在中国大地拍响时,带给凉州的,也许仅仅是涟漪。怪圈外山洪勃发,怪圈内死水微澜。时代的呼唤总很遥远,唤不醒沉睡的凉州人。偶有清醒者,也想震聋发聩地吼几声,但也许连个回音也听不到的。不久,他定然也会在连天呵欠的感染下昏昏欲睡了。我的长篇小说《大漠祭》写的就是这种生存状态。凉州是块奇异的文化活化石,很有了解和研究的必要。 可以说,明清之后,凉州人的群体性格便成为历史进程的凝滞点。这一点,可以用流传数百年之久的贤孝、宝卷、民间小调来证明。他们可能是绞去辫子的清朝人,甚至可在任何朝代发现他们的影子,独唯不能安在他们头上的,是“现代人”这个词。 --选自《收获》2003年第2期 --《新华文摘》2003年第6期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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