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着一身家常便服，随性、朴实、爽朗。说话时，整个人都会变得抑扬顿挫：时而低眉敛目，柔声细语；时而一板一眼，绘声绘色；说到不平处，横眉怒目，声音也高了八度，仿佛随时会拍案而起。

　　一位有着充沛激情和正义感的女作家——这就是我对霍达的第一印象。

　　故人故事：活在文学中

　　提起霍达，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穆斯林的葬礼》。这部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被冰心老人誉为“奇书”的小说，问世20多年来，数十次重印，达数百万册，至今畅销不衰。在信息多样化时代，显示出纯文学的强盛生命力。

　　《穆斯林的葬礼》中的众多人物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的原型是谁？那位在玉的长河中沉浮一生的韩子奇，那位以短暂生命赢得无数读者的深深怜爱和感叹歔欷的韩新月，那位用文弱书生的双肩撑起爱的天空的楚雁潮……他们和作者有着怎样血肉相连的关系？20多年来，不断有读者向霍达询问这样的问题，有的甚至在信中说：“天儿凉了，代我向韩子奇一家问个好吧！”

　　这些看似“痴情”的问题，让霍达无比欣慰，她却不能满足读者这真诚、朴素的要求。因为对于小说创作而言，虚构不仅难以避免，而且往往是必须的，诚如鲁迅所说，“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看得多了，凑合起来的”。 生活中的原型只是素材，不能等同于艺术形象，如果一切都是现成的，作者只是记录下来，那岂不是太无能了？如果原型、素材比小说更生动、更精彩，还要小说干什么？霍达决心把故人故事留在心底：“韩子奇、梁君璧、梁冰玉、韩新月、楚雁潮……这些人物，都是已经完成了的艺术形象，在读者心中活了起来，就让他们在你们心中继续活下去吧！”

　　在《穆斯林的葬礼》贴吧引起热烈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何时能把这部书搬上荧屏。读者甚至讨论起角色的分配：当下走红的影视明星，谁最适合演韩子奇、韩新月，楚雁潮又非谁莫属？据说，多家拍摄单位都曾找上门来，希望获得拍摄电视连续剧的授权，并且不惜付出天价片酬，却一次次被霍达婉言谢绝。

　　霍达说，她创造了各色人物，也深爱着这些人物。她相信，一千个读者心中就有一千个韩子奇、韩新月、楚雁潮，一旦化为具体的影像，也许难以符合原先的想象。她不忍看到笔下的“生命”被扭曲、异化，与其如此，不如让他们仍然以文学形象留在世间。

　　这个回答似乎让人意外，却也在情理之中，这正是霍达一向对于写作的全情投入与严肃态度的延伸。《穆斯林的葬礼》是霍达销量最大、读者最广的作品，如果拍摄成电视连续剧，受众面必将更加大大扩展，也许会创造一个收视率奇迹，但她并不把销量和票房等同于文学价值。对于文学，她有着独到的理念，并以整个人生践行。

　　报告文学：呐喊生涯

　　1988年11月2日，江苏某县发生了一起由于乡干部催粮引起农民喝农药自杀身亡的事件。霍达从一份文件中得知此事，春节前夕，她与人民日报记者高宁一起赶赴发生此事的县里采访。

　　当地领导千方百计阻挠：“哎呀，路太远，要走十几里山路。车子开不过去……”

　　霍达坚持：“不管路多远，我们一定要去！”

　　一路上，陪同的人一再停车，请两位记者参观糕点厂和雨花石厂，她们哪有这个心思？下午5点钟，那人又说：“县委来电话了，宴会都准备好了，等着你们呢，咱们得往回赶！”

　　霍达说：“人命关天，还吃什么宴会？快走吧！”

　　赶到村子时，天已经黑了。当地干部没让她们进村，在村外一间废弃的空房里，她们终于见到了 死者的妻子，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妇。她的丈夫因为不配合纳粮，遭干部捆绑，不堪受辱，服毒自尽。农妇不擅言辞，只会哭：“我的男人死了，我没得用了！”这哭喊，道出了她的柔弱无助，丈夫(在当地干部的口中只被称为“那个男劳力”)是她的全部，死了男人，她就真的“没得用了”，谁来为她伸冤呢？

　　霍达把这呐喊写进报告文学《民以食为天》。

　　《民以食为天》发表在《中国作家》1989年第4期，《报告文学选刊》1989年第6期转载。文章关注的是粮食问题。1984年我国粮食大丰收，使高层过高地估计了农村的经济形势，过高地估计了“包产到户”的威力，忽视了对农业生产基本条件的继续创造，农业投入逐年减少。此后连续4年，粮食产量徘徊不前。一些地方干部为了完成粮食订购任务，甚至上门抢粮，干群关系紧张。与此同时，许多国家粮食减产，全世界面临粮荒。霍达以沉重的笔写道：“神农氏的子孙在寻找出路，我们已经不再具备‘失误’的资格。”“未来的10年、20年，如果再出现‘失误’，我们连纠正的机会都没有了！”

　　文章面世，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也有质疑和抵制的声音，说此文是“给社会主义抹黑”。

　　我问“您当时觉得有压力吗？”

　　她答：“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的确，霍达无需害怕，她牢牢把握着行文尺度，大量的采访调查和一手材料，让其作品无懈可击。

　　霍达另一部引起巨大反响的报告文学，是描写中年知识分子生存与死亡状况的《国殇》。促使霍达关注这一问题的人，是与她同住一幢楼的邻居高建民。高建民是北京市科学技术交流中心工程师，他以首创的“负特征角斜轧理论”，一反沿用百年的西方传统，独辟蹊径，设计出新型低成本、高效率的大直径与特大直径的无缝钢管轧机。1986年，高建民的这一创造发明已申请了国内外专利，一旦得以确认，我国在无缝钢管的轧制理论和应用上都将跃居世界领先地位。

　　然而，当他以必胜的信念准备最后的答辩之际，却查出患有脑部胶质瘤，危在旦夕。手术前医生问他：“你是要生存质量，还是要生存期？”高建民面临残酷的自我抉择。选择前者，可以正常工作，但肿瘤随时可能复发。选择后者，生存期或许能够延长，但会丧失工作能力，苦战多年的研究成果将功亏一篑。死神在拷问一个大写的“人”，高建民毫不犹豫地回答：“要生存质量！”

　　这一答案让霍达震动。她亲眼看见手术后的高建民戴着个帽子匆匆奔走，为他的无缝钢管进行最后的冲刺。霍达也在与死神抢时间，对这个视死如归的硬汉进行跟踪采访，写成了《国殇》中这一撕心裂肺却又慷慨悲壮的章节，没等到文章发表，高建民就辞世了，年仅45岁。

　　与高建民接踵而去的，还有著名数学家张广厚、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员王振泰、农大讲师谢以铨、北师大讲师徐志英，一个又一个，英年早逝。很难描述一场场死亡给霍达带来的冲击：“我那时还年轻，如果是现在，不光是体力，恐怕在心理上也受不了那么连续的强烈刺激了。”据当年统计，我国中年知识分子的死亡率远远高于老年人，我国中高级知识分子的寿命比全国人均寿命要短十年。在祖国经济腾飞的时候，中年知识分子群体的生存窘况让她悲愤，她大声疾呼：“为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抢救我们的国宝！”

　　《国殇》发表后，《新华文摘》立即转载，当年88岁高龄的冰心老人用“惊心动魄”来形容这部作品。她在病中含泪写下评论：“《国殇》的作者，听说是一位女作家，没有同她见过面，但我佩服她的勇气，她把半边天撑起来了！我向她致敬！”

　　补天的人：以文学手段再现这段历史，在我之前没有人写

　　1982年，邓小平斩钉截铁地告诉撒切尔夫人“主权问题不容讨论”；1984年，中英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那“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民族自豪感，激起了霍达的创作热情，为香港写史的念头就此萌发。在经过长时间的读书准备之后，1994年，霍达南下香港，开始了历时三年往返京、港两地的采访和调查研究。

　　这是一块很硬的“骨头”。要想在历史框架下创作小说，首先必须将香港的150年殖民史梳理得清清楚楚。而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许多民间资料已散佚流失，要挖掘整理，犹如海底捞针。

　　霍达初到香港时，十分艰苦。她早晨8点起床，有时走访到深夜12点才搭上地铁末班车，回到住处。给家里的电话简短至极：“我今天没事，平安。”然后整理资料，准备次日的工作。全部妥当后，往往已是凌晨两三点，靠四片安眠药才能朦胧睡去。

　　香港有句谚语：“有钱到香港，没钱没话讲。”住在那里，步步要花钱，大把地花钱。一次，丈夫来电：“钱还够吗？”

　　答：“还够一张机票钱，我得回北京了。”

　　那边说：“你箱子旁边的袋子里，我还放了一万块钱。”

　　就这样，又可以多采访几天了。

　　不是没有“借水行舟”的机会。有关部门曾介绍霍达给一位香港富豪写传记，不但可以轻松解决在港的房、车问题，还付给天价稿酬：500万港币，这在当时——即便是现在，也不算少了。

　　霍达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为金钱摧眉折腰，她不屑于做。“我来香港，是为了写百年沧桑史，而不是为了钱，否则，回去何以面对江东父老？”

　　这是响当当的文人傲骨——公爵有很多，贝多芬只有一个。

　　为了写这部书，霍达让自己成为不折不扣的香港史专家。在中英双方的档案馆、图书馆，她查阅了近千万字的文献资料。她对资料的爱护到了“强迫症”的地步：每份资料都要复印三份，一份传真回家，一份用快递寄回家，还有一份随身携带。“即使我飞机失事了，这些史料也不会丢失。”

　　她靠两只脚踏遍港岛的街头巷尾，走访各界人士数百人次。从港岛穿越海底隧道，登上九龙半岛，翻越大帽山，从吐露港到大埔墟，从林村谷到石头围，从锦田到屏山、厦村，她沿着抗英志士的足迹到山村农舍去挖掘史料，记下的采访笔记无法胜数。

　　她来到抗英义士邓菁士生活过的村庄，她的真诚感动了邓氏家族后裔。村民们捧出邓氏家谱，拿出百年前使用的油灯，找出抗英斗争购买枪炮的账簿……邓氏家族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对霍达说：“霍老师啊，我们是大清国的弃民。我们真没想到，你来写我们来了。”

　　历史的碎片渐渐地拼合。然而，小说家的工作才刚刚起步。要把英占香港长达150年的历史包容在一部小说之中，很难，因为不可能有一个150岁的主人公贯串始终，这是对作家的挑战。

　　一个夜晚，霍达在冥思苦想中突然悟到：英占香港的三个阶段(第一次鸦片战争割占港岛，第二次鸦片战争割占九龙，以及“展拓香港界址”租借新界)之中，发生在1898年的“拓界”是最后的总结，是三次事件的累积，离今天最近，从谈判开始到拓界结束，整整一年。如果在这一年之内作文章，事件紧凑，人物连贯，戏剧性强，符合艺术规律。这一灵感给她带来难以言喻的兴奋，如同找到了“芝麻开门”的钥匙！

　　她把手头的调查研究分为四部分：一是查清香港拓界谈判的来龙去脉，以及谈判代表李鸿章、许应骙、张荫桓，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的“底细”。二是港英政府在拓界前后的行动，有关的文件、信件，总督卜力、辅政司骆克、警察司梅轩利等人物的籍贯、民族、履历、性格、爱好……都要做到了如指掌。三是对当时广东省新安县(现在的新界)领导抗英斗争的五大家族，特别是邓氏家族，对他们的家族史进行调查研究。四是对大清朝廷、两广总督衙门以及戊戌变法等相关事件和人物进行缜密的史实梳理。

　　此外还有一些旁及的领域，比如为了写一位基督教牧师，霍达研究了香港的宗教史；还有香港的商人、佣人、苦力，当时的建筑、车、船、轿子、服饰、饮食，不同阶层人物的生活方式，香港的方言、俗语，等等，都要做到心中有数。

　　还原了历史，她便让她作品中的主人公一一登场了：京师举人易君恕、新界抗英义士邓伯雄、英国牧师林若翰、林若翰的养女倚阑、香港商人迟孟桓，让这些虚构的人物与真实的历史人物一起，参与真实的历史事件。“在历史的缝隙里进行自己的创造，而又让别人看起来浑然一体，这正是作家的乐趣所在”。

　　经历漫长而艰苦的三年，1997年春，《补天裂》终于脱稿。

　　香港回归前夕，《补天裂》在北京和香港同时出版，众多报刊转载、连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并且在7月1日零时之前，播出该书的部分章节，作为直播回归仪式的前奏。此后，这部作品获得第七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的长篇小说和同名电视剧两个奖项，十年后又改编、重拍成电视剧《苍天圣土》。

　　霍达毫不掩饰自己对这部作品的偏爱，因为它记载了中华民族的苦难史——“以文学形式再现这段历史，在我之前没有人写”。

　　她至今记得走访抗英义士故乡锦田的一个细节。那正是清明时节，细雨如烟，她去寻找一处古迹——掩埋着抗英义士遗骨的“义冢”。锦田平原和周围的山间开满了黄白相间的小花，白茫茫一望无际，让远方来客的内心悸动不已。

　　她问当地人：“请问义冢在哪里？”

　　得到却是漫不经心的回答：“唔知呀(不知道)。”

　　“唔知呀”——这是霍达在香港采访初期无数次听到的回答。对殖民记忆的麻木，对爱国志士的淡忘，对血泪历史的懵懂无知，使她惊愕而又痛心。她竭尽心血去做的，就是用手中的笔，把“无知”变为“有知”，用一颗赤子之心，唤醒民族的灵魂，补全残缺的历史。当她终于找到义冢，肃立在冢前三鞠躬的那一刻，长眠地下的抗英义士在她的心中复活了。

　　创作谈：正直与诚实最重要

　　霍达在青年时代师从著名史学家马非百研究中国历史，最终并未走专门治史的路，而进了文学之门。这是不是一个误会？霍达说，她至今感谢恩师马非百，甚至觉得，如果不先下一番功夫读史，几乎无以为文。

　　霍达最喜爱司马迁的《史记》。她后来写历史剧，写小说，写报告文学，可以说，无一不是受了太史公的影响和启发。她也热爱古典文学，尤爱苏东坡和辛弃疾。苏词豪放，辛词悲壮，二者均影响了霍达作品的精神气质。

　　在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中，霍达喜欢《水浒传》的张扬个性，喜欢《三国演义》的斗智斗勇，喜欢《西游记》前半部美猴王率性天然的反叛精神，却不喜欢孙悟空被紧箍咒逼着去遭受九九八十一难，也不大喜欢《红楼梦》的脂粉气。

　　这样的阅读偏好，使霍达的作品结构宏大、视野开阔、激情充沛。在她的字里行间，流露着一般女性作家作品中极为少见的侠义色彩和强烈的社会担当感。常常有读者发出这样的感慨：“真没想到，霍达先生是位女作家！”

　　小说、报告文学、影视和话剧剧本，霍达均有涉猎，且屡屡获奖，偶有余兴还喜欢赋诗填词。她用钱锺书先生的一句诗形容自己的创作体会：“寻诗争似诗寻我。”这个“寻”，就是寻找最佳表述方式。一件作品总会有一种最佳表述方式，好像已经完成了，埋在地下，你把它找出来。你找它，它也在找你，等待你把它发掘出来。这个寻找的过程很折磨人，也很诱惑人。“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是创作的最佳境界，是使作家惊喜和陶醉的时刻。

　　什么是作家必备的品质？霍达说：“第一条，天赋，包括与生俱来的感悟事物的能力和正直、诚实的人格。第二条，智慧，指的是丰厚的学养和表达技巧。第三条，韧性，就是持之以恒的追求和刻苦自砺。”

　　最重要的还是第一条，“作家的赤诚与否是瞒不过任何人的眼睛的，有着卑劣灵魂的人写不出真善美的好文字。”

　　作家定位：做社会的良心、时代的秘书

　　霍达以十年为界，把人生划分成不同的阶段。

　　上世纪八十年代，她接连发表多部报告文学和长、中、短篇小说，包括《穆斯林的葬礼》。九十年代，她完成了长篇小说《未穿的红嫁衣》和长篇报告文学《海魂》，苦心研究、采访、创作三年，拿出了见证时代的历史小说《补天裂》。

　　新世纪，她带来了什么呢？

　　在这个“以人为本”的时代，她关注的是民生。从2008年起，霍达把目光投向涉及千家万户的住房问题。京城房贵，居大不易。当代中国再没有一个词汇，比“房子”更能牵动人心！在拔地而起的楼群前，昔日的胡同宅院已是断垣残壁，三三两两的“钉子户”们，怀着焦虑也怀着梦想，在窃窃私语。霍达以“老街坊”的身份加入其中，倾听他们的苦衷：几辈子的老北京，凭什么搬到五环外头去？开发商卖楼赚钱，凭什么让我们给他腾地儿？她还以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到拆迁现场调查研究，和有关人员座谈，了解真实情况，探讨政策得失。这一切，都浓缩、升华为沉甸甸的三幕话剧《海棠胡同》，2010年9月在北京公演。

　　贴近生活是《海棠胡同》的最大特色。舞台上，四合院和新楼盘的争夺，“钉子户”和开发商的博弈，社会公平和市场杠杆的较量，一切仿佛都发生在我们身边。该剧由霍达之子王剑男导演，荟集了宋春丽、郭冬临、郭达、杨立新等明星大腕联袂主演，观众反响热烈，现场极其火爆。当演到梁德宝迫不得已在拆迁协议上签字时，观众发出喊声：“不能签！”当著名诗人萧穆的故居即将被摧毁之际，由宋春丽扮演的萧穆遗孀、鼓书艺人苏宛君击鼓而歌，为这座老宅子和二百多年树龄的名贵海棠献上一曲挽歌，气氛达到高潮。

　　霍达说：“无论社会怎么变迁，作为知识分子，都不可能也不应该放弃对祖国和民族命运的忧思，对时代走向的认知把握，对人生和人类前途的关注，这就是‘士’的本质。无论到了什么时代，写作毕竟不只是一个谋生手段，你生产的是精神食粮，总应该弘扬真善美，鞭笞假恶丑。古今中外，凡是优秀的作家，优秀的作品，都必然是民族形象的写照，时代精神的代言。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给自己的定位应该是：社会的良心，时代的秘书。”

　　(本版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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