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很多作家是不好意思出全集的，即使出也是经过筛选的有意“疏漏”的不完全“全集”。不信，请把自己30年前的作品翻检出来重读一下，看看当时的语言、文风如何？文学的质地是否纯粹？是否经得起用现在的眼光重读？这番感慨就来自于我本人。前些日子整理旧书，无意中翻出若干年前“文艺青年”时期发表文章的剪贴簿，仔细一读，羞惭得简直无地自容。第一篇变成铅字的文章是刊登在某省报的评《水浒传》的杂文，那观点显然是从当时最流行的一本时政类杂志《学习与批判》中“借鉴”过来的；在一篇短篇小说中，人物说着这样的话：“加紧锻炼，要把林彪、‘四人帮’丢了的时间夺回来……”生活中的人物会这样说话吗？明显是生编硬造出来的。但用这样的语言写作且能刊发，显然跟当时整个报刊的文风有关。

　　坏的文风特征很容易识别，无非“假大空”而已。而一种优良的文风又有什么鲜明特征呢？其实也就是鲁迅当年在《作文秘诀》中说过的“有真意、去粉饰、勿卖弄”而已。

　　文风问题不是个新鲜的话题，历朝历代几乎都有人谈过。把胡适的那篇文章《文学改良刍议》翻开重读一遍，几乎就是一篇向陈腐的八股文风开刀的宣言书。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即肇始于文风的变革。毛泽东的那篇《反对党八股》，对文风问题有透彻论述。那么，今天我们还来谈文风有其必要吗？一篇毫无新意的谈文风的文章，其本身岂不成了不良文风的标本？答案是不良文风问题为害久矣，不良文风在当下仍然为害甚烈，未得到有力有效的匡正。

　　恶劣文风之所以如过街老鼠，须时时喊而打之，一是因为它如病毒般具有超强的生存能力，往往能通过变更自身的“生成方式和分子结构”，以对抗各种抗生素对它的杀伤。“文革”中“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千报一腔的文风，虽因人们深恶痛绝而早已销声匿迹，但它的实质仍以隐性的方式继续存活着。诸如高层领导一说重视文化软实力建设，则许多官员虽未必明了“文化”的含义，却几乎口不离“文化”，什么玩意儿都往“文化”这个筐子里装。我们做一件事，是什么就是什么，有必要将所有的事情都烙上“文化”的印章吗？举办类似龙虾节、螃蟹节、美食节等等，举办就是了，大可不必都要在后面加上“文化”的后缀。“螃蟹”且“文化”，真有点让人捉摸不透该如何“文化”，是该学螃蟹“横行”的霸气？还是该用葱姜醋来消化它鲜美的蛋白质？我们需要的是拿出有创意的解决问题之道，而不是将一种概念当作时尚标签到处贴。但有的官员，不说“文化”就似乎觉得落实领导要求不力，就显得落后，就好像“没文化”了。这种简单跟风表态式的风气，与当年的“小抄”与“大抄”又有何异？

　　坏的文风又有如病毒般具有超强的复制能力，它往往会渗透到各个需要文字表达的领域。在新闻报道中，则假新闻不绝，“假”得越来越离谱。缺少可靠信息源的传闻，报纸也敢刊登。“疑似”、“可能”、“据传”这类字眼居然频频出现在新闻报道中。为了吸引眼球，不存在的事件也敢凭空编造。在新闻报道中还有一种“假”不易为人所觉察，那就是随意拔高。一件普通寻常事，在记者笔下被妙笔生花到不寻常的思想高度。在学术研究界，则“抄”风肆虐，不仅“抄”观点，连原文也据为己有。抄袭者的脸皮越来越厚，抄而不承认，抄而不道歉，一抄而再抄。在文学艺术创造领域，则表现为跟风复制，什么好卖，什么畅销，就“复制”什么。官场小说热销，则一批官场小说纷纷出笼；一部《明朝那些事儿》受追捧，随后一系列《XX那些事儿》充斥书店、书摊；在各种新书的研讨会上，空话连篇、胡吹乱捧的阿谀溢美之词，从与会者口中滔滔而出；在创作中，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思维方式、语言表达的去个性化。我们在阅读甲作家与乙作家或丙、丁……作家的作品时，发现他们虽然拥有不同的生活经验和经历，写出的作品叙述风格却惊人的相似。曾听到广东女作家张梅说起她参与中英作家联合写作的一次经历：中英两国各有四名作家，同时从北京乘火车去重庆，然后各自写下旅途感受，合成一集交出版社出版。她发现，四位中国作家的构思、叙事角度、文字风格几乎是一个“模子”浇出来的……当一位业余老年人舞蹈团的老人，在电视节目上说出要“通过舞蹈唤醒民众”的豪言壮语时，我发觉一种惯说大话的文风已成为很多人的“集体无意识”。

　　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在上世纪80年代，曾尖锐地指出“一场瘟疫已传染了人类最特殊的天赋——对文字的使用。这是一场祸害语言的瘟疫，它体现于丧失认知能力和直接性；变成某种自动性，往往把一切表达都简化为最通用、划一和抽象的陈套，把意义稀释，把表达力的棱角抹去，把文字与新环境碰撞所引发的火花熄掉”。他批评“人们总是随意、粗率、马虎地使用语言，而这使我痛苦得难以忍受”。他把改变文风的使命交给了文学，“文学，也许只有文学，才能创造抗体，去抑制这场语言瘟疫。”(伊塔洛·卡尔维诺《新千年文学备忘录》)

　　当下中国文学能够承担起匡正文风的使命吗？形成优良的文风显然需要从方方面面着手，对症下药，拿出根治痼疾的良方来。但无疑，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作为语言的艺术，有其特殊的功能和作用。我们有必要把文学领域营造成践行优良文风的“圣地”。如果连这样一块“圣地”也无法抵御恶劣文风的侵蚀、污染，那么我们到何处去寻觅“山清水秀”之地呢？

　　我知道，鲁迅倡导的“有真意、去粉饰、勿卖弄”，并不是很容易能做到。尤其是“有真意”这一条，包含着多重含义，我将之理解为：讲真话、道真情、有真见。如果真正做到了这些，文章自然就会有血肉、有勃勃生气乃至有动人心魄的感染力、有启迪新智的思想冲击力了。

　　在“情”与“文”的关系上，刘勰也早有其精辟的论述：“为情而造文”，才能达到“要约而写真”的境界，反之，必成为“淫丽而烦滥”的花拳绣腿。(刘勰《文心雕龙·情采》)虽然“文如其人”是一句老生常谈了，“文”与“人”也常常无法画等号。但第一等的好文妙文，无不与作者的人格修炼有关。“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刘勰《文心雕龙·原道》)“功名之士，决不能为泉石淡泊之音；轻浮之子，必不能为敦庞大雅之响。”(叶燮《原诗》外篇)讲真话需要正义感和勇气；道真情需要自然喷发的热血和激情；而真知灼见的迸发，则需淡泊明志、戒浮戒躁，潜心钻研，广为吸纳，以养浩然之气，以蓄积思想、知识与智慧的能量。一颗充沛滋润的心灵、一副博大宽阔的襟怀、一双睿智清澈的眼睛，需要从多方面滋养构建。

　　近读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随笔集中《李尔、托尔斯泰与弄人》一文，心生颇多感慨。托尔斯泰撰文激烈抨击莎士比亚，空享“伟大天才作家的光环”，认为“这一光环迫使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去模仿他，迫使读者和观众在他的作品中寻找根本就不存在的优点——从而扭曲了他们的审美和道德理解力——跟所有不真实的东西一样，是一大恶”。其言辞够犀利尖刻的。而奥威尔在文中又对托氏的观点，逐条进行了反批评，不是简单地去维护莎士比亚的“光环”，而是通过深层次思想、心理分析，驳斥托氏提出的各种指控“自相矛盾”，“全是无稽之谈”。(乔治·奥威尔《政治与文学》)我们不必对他们各自观点的正误作任何评说，但我们应倡导这样一种真诚而富有个性的自由表达的精神。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奥威尔，都是世界文学星空中璀璨的明星，批评和思想交锋并不会使他们因此而星光黯淡。这样一种精神品格，中国当代作家难道不该借鉴一下？

　　因此，文风痼疾之难治，不仅仅在于文风自身，还须更多赘言吗？(陈歆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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