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漠小说创作中的民间“音符”

文\张瑞娟

摘要: 随着“民间”概念的日益深入人心，雪漠作为一个有着多年民间生活经验的作家，下沉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并全心全意地投入民间文学创作，始终置身于淳朴的民间文化中，坚守自己的民间岗位，忠实地记录“一代人”生活的艰辛与困顿。他以民间方言、歌谣等作为承载者建构了一个真实、苍凉、悠远的西部大漠民间世界，营造了一个蓬勃生机的现实文化空间。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民间”的概念进入作家的视野，“作家把民间作为理想的生存状态。民间是自由自在无法无天的所在，民间是生机盎然热情奔放的状态，民间是辉煌壮阔温柔淳厚的精神，这些都是人所憧憬的自由自在的魅力”。作家们以不同的方式进入“民间”，民间写作蔚然成风。民间写作以民间社会为载体，以文化心理为表现对象，在融入作家自我的情感、价值及理想的基础上，重新生成审美理想空间。陈思和认为“民间文化是在国家权利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的”，而民间文化所表现出的自由自在、行侠仗义、乐观幽默、反抗强暴的精神气质极易引起知识分子的共鸣，他们与民间找到了心灵上的契合，两种文化形态进而结合产生一种蓬勃的生命力，知识分子在民间边缘化的文化形态中获取了自由言说的文化空间。他们真诚而理性地传达民间的声音和意义，还原底层社会的生存形态，努力在民间世界中寻找和建立新的精神家园与归宿。知识分子深入民间并不只是一个单纯地探寻的过程，这些年民间丰厚的资源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可观的营养，开垦了全新且不同于以往的审美空间，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审美体验。进入 21 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思想成熟的作家，纷纷深入民间，书写民间，这种有意识的民间书写也让他们逐渐形成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民间立场。当然，触及民间的深度以及身在民间体验的时间并不能作为评判作家民间审美高度的唯一标准，作家对民间文化内涵理解的深度以及取向也同样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审美感受。

甘肃作家雪漠出生在中国西北腾格里沙漠边缘凉州的一个小村庄里，幼年时期家中非常贫困。后来尽管进了凉州城，但由于凉州城也是一座农业城市，他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巨大的改变。然而，多年民间生活经验的积累使得雪漠拥有了别人所不曾拥有的“财富”。凉州是他最熟悉的家乡，民间百态、世事人情就发生在他的身边，雪漠在其创作中从未依仗自己知识分子的身份并通过主流文化的视角对他笔下的农民看似“愚昧”的行径进行批判，反而下沉自己的身份深入民间，将这一切都自觉转化为个人民间立场，力拨主流文化对民间文化的遮蔽，真实地再现了民间生生不息、顽强生存的精神状态，同时也毫不保留地展现出民间“藏污纳垢”的文化形态。深入民间作为老百姓写作，既是对家乡文化的宣扬与怀念，又能找到“落叶归根”的归属感，这样一处安宁之地足以让他潜心创作。在他的“大漠三部曲“中，原始沙漠边缘上的清奇荒漠奇景与淳朴厚重的乡间生活贯穿了整部小说。他的创作几乎未受当下“浮夸”文风的浸染，他只是想老老实实地给世人讲述“在某个历史时期，有一群西部农民曾这样的活着，曾经很艰辛，很无奈却很坦然地活着”，讲述活着背后既平凡又不简单的故事。雪漠在《大漠祭》的序言中也曾谈到，他从没有把自己划到现今这个时代的作家行列里去，他认为有些作家的作品实属无病呻吟，莫名其妙，更不知所谓。对于老百姓生活的艰辛不易几乎未曾关心，甚至未曾想过或者体验过真正的百姓生活。正是这种朴实执着的写作态度令雪漠在众多青年作家中展露锋芒，他通过对民间方言、民间歌谣等民间文化的具体形态的书写，为读者真实地再现了西部民间文化的特殊地域色彩和深刻蕴意。

一、凉州方言的文学运用

自古以来，人民大众所使用的日常话语，如方言、谚语、俚语等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它们虽然简约却不简单，不需要一些富丽堂皇的词藻修饰。在小说中，雪漠经常在叙述中巧妙地运用一些上口的民间谚语和俗语，包括家庭成员之间和乡邻之间各种的嬉笑怒骂的言语，比如“吃饭没醋，歇阴凉没树”“早上舔，中午拌，晚上吃得糊糊面”“精肚子上勒草要子”“老天是个溜沟子货，肥筵上贴膘，瘦骨上刮肉”“小鬼受不了大祭祀”“娶个媳妇套了个罐，生个娃娃上了个绊”“三亩薄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等等。作者通过运用这些大众语言使文本产生“陌生化”效应，在增强文本可读性的同时也加深了读者自主阅读的兴趣，使小说在通俗易懂的同时也不乏深刻的精神内涵。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民间谚语和俗语实则是多年来凉州人生活智慧的结晶，其中包含着许多人生哲理。而民间方言惟妙惟肖地勾勒出凉州人的基本生活方式、生活理想和生存智慧的缤纷画卷，它的价值是无可替代的。或许口语化的用辞稍显粗糙，但所蕴含的生活哲理却不简单。著名作家汪曾祺说过: “语言写到生时，才不会有味，语言要流畅，但不能‘熟’。援笔即来，就会‘大陆话’。”雪漠以老百姓生动丰富的本土化语言表现着西北农民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文本中凉州方言的贯穿和覆盖构成了作者独特的个人色彩和叙述语言的基调，同时赋予了文本浓厚的乡土色彩。雪漠对民间方言等多样化的展示极大地增添了文本的可读性和审美趣味性。不得不说，雪漠在小说中对方言的选用和表述是非常成功的，这与他多年的民间生活经验以及对民间资源的自觉积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二、贤孝的文本融入

雪漠小说创作中另外一种特殊的具有代表性的“音符”便是歌谣。他主要以两种歌谣为素材，一种是贤孝，另一种是花儿。凉州文化的重要载体是贤孝，它是典型的“百姓艺术”，忠实地记录着老百姓的生活，多少年来百姓的苦难、生存、喜怒哀乐都由它传承下来。贤孝言说的并非是正儿八经的官史，而是与老百姓息息相关、血肉相连的民间历史。无论是其传唱形式还是传唱内容以及试图表现的精神立场都是完全以老百姓为出发点的。贤孝虽然演唱形式内容较为简单固定，但是其内含的精神却十分繁杂。贤孝顾名思义就是贤德和孝道，尊崇儒家思想，所以贤孝的内容多是歌颂传统礼教思想与观念，以口口相传的方式达到教育的目的。雪漠在一次采访中谈道: “我很小的时候，就能大段大段地吼唱贤孝内容。贤孝对我的影响已融入了血液。写作时，我耳边常响着贤孝的旋律，我总能从其中读出灵魂的苦苦挣扎。那种苍凉和悠远里蕴含的智慧，更成为我幼年最好的灵魂养分。”凉州贤孝虽谈不上精深，却十分博大。它对雪漠的影响是长久而深远的，如果童年未曾接触贤孝，雪漠认为他的人生轨迹可能与现在完全不同。贤孝同情弱者、关注基层穷苦大众的精神培养了雪漠关注底层的民间立场。在贤孝里读出的深深的挣扎与无奈为雪漠的创作提供了无穷无尽的灵感。毋庸置疑，雪漠小说中民间歌谣的引入是深入老百姓的生活、思想直至灵魂深处的书写，不论是对生命的体悟还是民间立场的确立，凉州贤孝都给予他极大的艺术启示。在其长篇小说《大漠祭》中，雪漠曾在多处引用著名的贤孝《王哥放羊》，与花儿不同的是，《大漠祭》里贤孝的吟唱者大多为男性，这也重新赋予贤孝独特的艺术魅力。灵官跟随孟八爷去沙窝打狐子的途中，或是想到了嫂子莹儿，或是想到了哥哥憨头，又或者仅仅是因为这漫天的黄沙。他站在沙洼上，内心躁动不已，黄色的沙就好像流淌的水一般撩动着这个少年的心，在旷野荒漠的深处，灵官大声吼唱出《王哥放羊》里的一段，作者借由贤孝的歌词韵律巧妙精准地表现出灵官复杂纠结的内心情感。除灵官外，北柱、毛旦以及瘸五爷等人物都在兴致高昂时大段地吼唱着贤孝，贤孝深入凉州人民灵魂，对他们生活的巨大影响可见一斑。贤孝于凉州人民甚至于雪漠来说就像是一个情感宣泄的出口，这些由自己讲不出道不明的心绪在贤孝的衬托下，似白描一般展示在读者面前。同样，雪漠在其新长篇小说《野狐岭》中也引用了大量的贤孝，其中差不多都是出自《鞭杆记》。这首贤孝比较长，主要讲述了一个故事——凉州历史上唯一一次农民(齐飞卿) 起义的故事。整篇小说的氛围通过这一故事的贯穿得到了渲染。经瞎贤独特的西部口音言说出的贤孝更能让听者产生心灵的共振，感受到西部文化丰富的地域色彩以及西部民间底层的生存样态。

三、花儿的文本融入

花儿起源于古称河州的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被誉为大西北之魂。河州花儿由老百姓口头创作，它们或是表达对爱情的憧憬，或是男女之间涌动的情愫，亦或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娱乐方式，真实地表现河州人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状态，这也是花儿最显珍贵之处。凉州地处沙漠边缘，与外界的沟通不便，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相对都比较闭塞，人们已经对这种现状习以为常，匮乏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让老百姓之间的交流日渐淡漠，除了睡觉，便是吃饭，农忙时去地里干活，农闲时竟无吃睡之外的事可做，好像在他们眼中能够活着便是最好的生活了。这一切导致他们只能甘于平庸，再无鸿鹄之志。这时，“花儿”便成为他们单一贫困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剂了。但花儿的价值也不仅仅限于此，它继承了旧文化的精粹，同时更是新文化的载体。雪漠在小说《白虎关》中评论道: “有了这质朴的心，才能唱出‘花儿’应有的原汤原汁，任何矫情都会叫‘花儿’变味。变了味的‘花儿’，也许叫‘歌儿’。或者，称啥也成，但不是‘花儿’。”对于雪漠来说，花儿仿佛已经与他融为一体了，是他生命中不能分割的一部分。在文章中运用起来也是信手拈来，酣畅淋漓，只要情感到了那一步，花儿的灵感便涌动着，争相喷薄而出。在《白虎关》这部作品中，花儿好像成了这部小说真正的主人公。就连三十六章的名字都由花儿来命名。他说: “‘花儿’能说出我想说而说不出的话。苦难意识在民歌‘花儿’中体现得最为淋滴尽致。无论其曲调，还是内容，都有种撕心裂肺般的痛楚。”生存是西部最为沉重的主题，生存的苦难皆由贫穷而起，在深切体会了这样的处境之后情不自禁唱出的花儿，才能够真实地反映一代人的心声。雪漠在长篇小说《白虎关》中通过莹儿道出了他对花儿的看法: “一曲曲回肠荡气的花儿，勾起了一次次刻骨铭心的记忆。那唱音，有种动人心旌的魅力。那是带泪的倾诉，含笑的哭泣，顿悟时的超然，惨痛后的微笑。唱不了几首，莹儿眼里便溢满了泪。都不用解释，月儿也能感受到莹儿心里的那份真情。这便是“花儿”的魅力。它仿佛是只神奇的手，从心里抓出那份生命的感觉，全部地放到了听者的心中，勾起她灵魂的共振。”接着，作家列举了一首花儿，而这首花儿唱的便是唱花儿人的心境。“绳子拿来背绑下，柱子根儿里跪下。刀子拿来头割下，不死是这么个做法。”雪漠认为，唱这类“花儿”时，莹儿便成了世上最坚强的女人。在《白虎关》中，有两个人经常唱花儿，一个是莹儿，一个是月儿。这两个女人虽为农村妇女但却不甘裹挟于现实的洪流中，莹儿认为，只要有“爱”，“花儿”就自然流出口了。一曲“花儿”过后虽然眼泪止不住地流，但是那种悲凉艰辛无奈也随着“花儿”飘到心儿之外，缓解了内心的悲苦无告。这便是“花儿”的作用。“花儿”的历史也是女人们的青春史。莹儿经历了丧父之痛，心爱的“灵官”又远走他乡甚至于后来母亲逼迫她再次嫁人。她挣扎过，反抗过，但最终还是未能逃过残酷生活的无情追击。而苦命的月儿则在“向往”的都市漂泊中患上“杨梅大疮”，之后遇上真爱的孟子，她恨命运的不公平，拼尽全力不向病魔屈服，却依然难逃命运的魔掌，到最后涅槃一般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让死亡成为自己最美的定格。月儿的最后一首花儿为《白虎关》画上了一个悲怆的句号。在《白虎关》里，她们的人生结束了，但却不知在大西北，还有多少像她们一样为生存苦苦挣扎着的人们。这种独特的地方性的书写，无法取代的民间人文精神成为令人难以割舍的文学魅力。

雪漠作品中所阐释的民间“音符”并不仅限于此，每一个人物在他笔下都仿佛变成了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音符，谱写出震撼心灵的乐章。在他看来，民间文化并不是愚昧的标志，而是一代人生存的智慧以及对抗命运的武器。雪漠对于大西北的了解和包容是常人所不能及的。他的笔端那远方的家、一代人平凡却如此动人心魄的生活以及西部沙漠的旷野奇观，开拓了人们更为广阔独特的阅读和想象空间。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第27卷第1 期201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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