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络化时代里，静心读书似乎成了一件日益困难的事情。并非有谁不允许你读书，而是整个时代氛围是喧嚣的、纷乱的、浮躁的，五颜六色、眼花缭乱的蛊惑充斥弥漫于生活的角角落落，长期被裹挟在这种氛围中，使人在不自觉之际便陷入某种目眩神迷状态。这种状态是极不正常的，然而有时我悲哀地感觉到，它似乎已经成为某种常态。

这样的情势下，某些“挣脱了”浮躁的沉静时光就显得弥足珍贵。前不久，我幸运地体验到了这种久违的幸福状态：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我重新阅读了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在宁静的阅读时光里，慢慢进入和逐渐浸沉于伟大艺术家创造的艺术世界和艺术氛围，注视着作品中人物的悲欢离合，观察着他们的沉浮与挣扎，体味着他们灵魂深处的悸动和波澜，心灵恍如经历了一次深刻的洗涤和净化，那种温暖而充实的感受真是难以言喻。

在《复活》中，托尔斯泰塑造了一个为自己既往的过失而忏悔和赎罪的人物——聂赫留朵夫。这部作品的原始素材来自托尔斯泰从一个法官那里得知的真人真事：一个贵族青年引诱了姑母家的婢女，婢女怀孕后被赶出家门，后来当了妓女，因被指控偷窃而受到审判。这个贵族以陪审员的身份出席法庭，见到从前被他引诱过的女子，深受良心的谴责。他向法官申请准许同她结婚，以赎回自己的罪过。得知了这个忏悔和自我救赎的故事后，托尔斯泰立即意识到它所包含的内在价值，对这个素材一直萦绕于心。经过近十年的反复构思写作，六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这部他一生中最后的重要作品。

作品展示了18世纪后半叶，俄罗斯刚刚开始资本主义过程的社会情状，展示了资本主义的急遽发展给俄国农民带来的痛苦，以及古老的俄罗斯社会受到的巨大冲击。托尔斯泰将历史事实与艺术虚构完美地加以融合，他善于洞察、挖掘人的内心奥秘，寻求以最大的艺术表现力，揭示人物内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尽管作品描写的年代与我们相隔了100多年时间，但是作品中人物的许多感慨，那个时代社会人心的剧烈激荡，今天读来丝毫都不感到遥远和隔膜，甚至有着强烈的感同身受。其中的不少段落，我每每感到，简直也是在写100多年后的中国。它令人折服地显示了真正艺术作品超越时空的永恒力量。

这次重读使我惭愧地发现，自己年轻时读书太浮光掠影了。书中有许多段落是那么精到，精妙，令人击节慨叹，甚至“舍不得”往后面继续翻阅，然而我过去都并没有在意。也许是因为进入那种“中年心境”了，其中记叙聂赫留朵夫返回姑母的乡下庄园时，回忆年轻时光的一段文字让我深深沉浸，它所勾起的惆怅情绪久久难以消释——

聂赫留朵夫在窗口旁坐下，瞧着花园，听着。春天的新鲜空气和新耕过的土地的气息从小小的、开着两扇窗的窗口飘进来，微微吹动他出汗的额头上的头发，吹动布满刀痕的窗台上放着的一叠纸张。河边响起“特啦啪达、特啦啪达”的声音，那是农妇们在用洗衣棒捶打衣服，这些声音此起彼落，融成一片，在迎着太阳而闪闪发光的河面上飘荡。磨坊那边，流水从高处落下来，发出均匀的响声。一只苍蝇惊恐而响亮地嗡嗡叫着，从他耳旁飞过。

忽然，聂赫留朵夫想起很久以前他还很年轻纯洁的时候，他也是在这儿，在磨坊的均匀的流水声中，听着河边那些洗衣棒捶打湿衣服的响声，春风也是照这样吹动他湿润的额头上的头发，吹动那布满刀痕的窗台上放着的一叠纸张，恰好也有一只苍蝇像这样惊恐地从他耳旁飞过。他不光是想起了当初他是个十八岁的青年的那种样子，而且感觉到他现在仍旧像那时候那么朝气蓬勃、心地纯洁，有无可限量的前途。可是同时，如同梦中常有的情形那样，他知道这些都已经不复存在，他心里顿时感到无比惆怅凄凉。

我知道，这是因为如同聂赫留朵夫一样，在我这里，许多纯洁美好的东西也永逝难再了，那种朝气蓬勃的韶华时光一去不复返了。

在作品中，托尔斯泰将批判锋芒直指他所从属的贵族阶级，对贵族阶级的贪婪、伪善乃至凶残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揭露，表现出伟大艺术家的博大心胸和高洁情怀。为什么托尔斯泰会这样做、有这样一种感情立场？是什么事情强烈地触发了他？

据托尔斯泰传记记载，晚年所遭遇的“利亚平之夜”，是他阶级立场和人生态度发生重大转变的转捩点。1883年12月，一个寒冷的下午，托尔斯泰走到莫斯科的城市贫民中心希特罗夫市场，他发现许多乞丐都在向同一个方向走去，于是也尾随而行，来到一个叫做“利亚平客栈”的地方。这是莫斯科市政府为乞丐开设的收容站，好几百名男女等在门口，他们衣衫褴褛，神色凄惶。托尔斯泰站在男人队伍的末尾，那些穷人们都打量着他，目光中流露着不解和仇视。托尔斯泰试着与其中几个人交谈起来，他们都有着几乎一样的生活遭遇：农村生活不下去，到城里做工，同样得不到温饱。其中有人试探着向托尔斯泰要钱，他给了他。第二个、第三个也伸手要，立刻，一大群人把托尔斯泰包围了。现场一片混乱和拥挤，管理人员想把托尔斯泰保护起来，把他从拥挤的人堆里拉出来，可是他被更多围拢过来的人挤得更紧了。所有的人都伸出手，眼巴巴地看着他，托尔斯泰注意到他们的脸一张比一张更可怜、更疲惫、更屈辱。他把自己身上的钱全都分光了，人群才散去。

托尔斯泰怀着一种犯了罪的感觉离开利亚平客栈，步行回家。他踩着楼梯上铺的毡毯走进前厅，前厅的地板上铺着一层呢子，他脱下皮大衣，坐下来吃了一顿有五道菜的饭，由两个仆人服侍。突然，二十多年前（1857年）在巴黎街头观看断头机行刑时的感觉袭上心头：“看见成千的人在挨饿、挨冻、受辱，我不是用头脑，不是用心灵，而是用我的整个生命懂得了，当莫斯科有几万个这样的人存在的时候，我和另外成千上万的人却在大吃牛排和鲟鱼肉，用呢绒毡毯盖马匹和铺地板，无论世界上一切有学问的人怎样告诉我说，这样的事是多么必要，我还是懂了，这就是犯罪，并且不是一次性的犯罪，而是经常不断地犯罪。”——这就是在托尔斯泰精神历程中有着重大影响的“利亚平之夜”。

“利亚平之夜”犹如九级地震，深刻而持久地震动着托尔斯泰，从此之后，对于自己所属阶级的反省、批判就成为托尔斯泰的基本人生立场，他严苛地剖析和批判自己：“由于种种我参与了的暴力、勒索和形形色色的诡计，劳动人民的必需品正在遭到掠夺，而包括我在内的不劳动的人却绰绰有余地享受着别人的劳动。”“我们用种种诡计掠夺着劳动人民的必需品，用这些诡计给自己牟取了那些不断诱惑着这些不幸者的、有魔力的、用不尽的卢布。我想帮助他们，因此很清楚，首先我应该一方面不去掠夺他们，而我正是在掠夺他们；另一方面不去诱惑他们，可我却用些最复杂、最狡猾、最恶毒的世世代代积累起来的诡计给我自己弄到了一个用不尽的卢布的所有者的地位……”多么严厉的、毫不留情的自我审判！《复活》正写出了这种令人灵魂震颤的自我审判。在作品中，聂赫留朵夫通过为卡秋莎（玛丝洛娃）奔走申诉，越来越清楚分明地认识到贵族阶级的丑陋肮脏，也越来越坚定了他与贵族阶级决裂的态度。最终，在聂赫留朵夫的灵魂中，完成了一场全新的升华——他实现了精神上的重新复活。显然，聂赫留朵夫这个形象，倾注和凝结了托尔斯泰一生特别是晚年对人生、社会的许多重大探索和思考。

忏悔，在托尔斯泰的晚年生活中，成为一种“可怕的逻辑”。他毫不苟且地弃绝自己的阶级，对自己进行极度苛刻的“灵魂的清洗”，努力达到经过净罪的复活。在《复活》中，托尔斯泰曾经提及这种“灵魂的清洗”：“聂赫留朵夫生平已经不止一次地发生过他称之为‘灵魂的清洗’这类事情。他所谓的灵魂的清洗，指的是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往往经过很长一段时期的间隔以后，忽然，他感到他的内心生活疲沓了，有时甚至停顿了，就着手把堆积在他灵魂里而成为这种停顿的原因的垃圾统统清除出去。”阅读《复活》时我反复在想，这样的“灵魂的清洗”，我们是否需要？

不能不坦荡承认，在托尔斯泰—聂赫留朵夫身上体现出的这种精神忏悔的人格品质，是中国文学和中国知识分子所普遍匮乏的。这些年来，随着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我们的社会生活以及个人生活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作为这种变化的“享有者”，我们都深知，并非所有的变化都是积极的、健康的、合理的，但是我们很少能唤起像托尔斯泰那种严苛的自我审视乃至自我审判。我们坦然接受生活所发生的一切变化，认为它们即使不合理，也是自己无力阻止的，于是就心安理得地适应它、顺从它。在日积月累之中，许多随变化而来的尘埃和污垢已经层层淤积在我们的内心，使我们习焉不察了。我们更绝少醒悟，它们需要进行毫不留情的清洗、清扫。阅读《复活》，使我从内心深处感悟到，我们极其需要建立这种对自己心志的“清洗机制”。——如果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能够经常保持这样的“清洗”，那意味着我们拥有了一种极其可贵的禀赋。

托尔斯泰说过：我们只有返回自己的内心，坚守自己的精神本性，才能够足够强大，不容易被其他人和环境所熏染、裹挟，才能够避免接受错误的生命观而不能自拔。我想，葆有这种“清洗能力”也是一桩幸运和幸福的事情吧。

转载：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xxsb/54383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