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血厚土》雪漠精语汇编(下)

2011-07-01 06:30 来源:《热血厚土》 作者:雪漠

 

     那些厚颜无耻宣告“我是流氓我怕谁”的人,反而被认为很真诚,还赢得了一片叫好声、理解声、鼓掌声,然后大家一齐堕落,为自己人性中丑陋的那一面、为自己的卑鄙无耻找到了借口,心安理得做流氓。

     对一个人的行为价值的客观评价,不能单单从“小我”、“私我”的小角度来评价,要把他行为的意义和价值,放到更大的范围去看,放到社会、历史、人类的高度去评价。

     一个人、一个企业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他(它)就超越了个体,超越了他(它)本身,成为一个精神符号、一个文化载体。这个符号、这个载体,就是他(它)所处那个社会发展的主流方向,是先进文化的代表。当一种行为得到很多人认可时,社会就会倡导这种行为。

     人们对某个人、某个企业的支持,实质上就是对某种精神、某种文化的肯定和支持。一个人的成功,一个企业的成功,也就是他(它)所代表的那种精神、那种文化的成功。

     我们一定要珍惜身边这些点点滴滴的真、善、美,要珍惜这个“火把”,这个火把之所以传递了几千年,至今仍没有熄灭,这说明我们人类社会都需要她,这就是人心所向,这就是大家的希望和向往。

     我们中国文化,人类文明中,有很多好东西,打碎她,失去她,很容易,重新要找回来,重新建设起来,却是非常艰难、漫长的一个过程。       

     传统观念中一些糟粕应当被淘汰,比如,“棍棒之下出孝子”,家长打孩子,那是对孩子的摧残,家庭暴力是非常糟糕的。实际上,这个世界上好多道理,比如说,抽烟不好,家长也明白,但他控制不住抽烟。

     一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他就是独立的个体,如果没有什么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错误,一般要尊重他。

     理解、尊重孩子与放纵孩子,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我是在这种状态下,让他明白,他必须读书,珍惜时间。我很重视读书。

     我从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体会到,父母对我很宽松、宽容、鼓励,让我养成了比较自由、自信的个性,想象力丰富,豪放不羁,这些个性与家庭的宽容有关,父亲从来没有骂过我、打过我,从来没有否定过我。

     我相信,天才是夸出来的!孩子的引导、教育,以鼓励为主。我儿子现在也很自信,有时候自信得近乎狂妄。在他狂妄的时候,我也会贬低他说,仅有狂妄是远远不够的,要有真功夫。

     根据我几十年来的观察,课堂教育、学校教育只是灌输知识,这固然很重要,但对一个人能否成材起不了关键作用。关键是,一是人格的健全,二是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习方法。还有一点,他要对目标、对理想锲而不舍的坚持。这种坚韧,还是人格上的东西。

     我认为,一个人的人格是最重要的。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当个清洁工,对社会还是有好处的,如果当一个腐败的高级官员,那他对社会的危害性反而更大。我对孩子的成材观,也就是我的文学观、人生观,要看是不是因为他的存在,让社会变得相对更好一点。

     封建糟粕的流毒,文革带来的后遗症,商品经济的冲击,很多人精神殿堂倒塌了,陷入信仰危机,我们的善文化正遭到前所未有的摧毁。很多人已经不思考这些东西,主动把自己降低到动物性的层面,只追求物欲。

     当我们平时谈“善”、讲奉献,有些人还会瞪着吃惊的眼光,像看怪物似的,他还把你当作伪君子或“欺世盗名”之徒。这种心态很可怕,这种倾向已经非常严重了。如果得不到及时纠正,我们全社会都要付出惨痛、不可挽回的代价……

     处于青春期的年轻人,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如果在他们人生的关键阶段,得不到及时正确的帮助、引导,很容易走向歪路与歧途,不但他们个人不能很好地发展,也影响了社会的未来与稳定。

     教师这个职业不能有“打工”心态,教师是一种专业,教育是一项事业,非要有高度的责任心才行。因为,教师工作、服务的对象是“人”,老师不负责,误人子弟,那是不可挽回的损失。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排在第一位。传道的要求很高。传道,也就是传播真理,这个道,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人之道。

     我们通常忽略了知识的这个“识”,这个识,就是见地、思想、境界等等,指一个人通过学习、思考、实践而得来的智慧。

     什么叫惑?惑,就是痛苦与迷惑。惑有两种,一种是烦恼之惑,人体欲望带来的烦恼之惑,贪婪、愚痴、仇恨所带来的惑。另一种是知识之惑,一个人的生存环境、所学知识,以及他许许多多的人生经历,构成另外一种认知障碍而造成的惑。

     解惑,就是破解、消除这个惑。老师必须先明白,自己做到无惑了,才能帮助学生解惑。如果老师本身都未解惑,整天追求物欲,贪图享受,每天都被自己的感观所困扰,被物欲所奴役,眼睛追求美色,耳朵追求美声,口中追求美食,六根不清净,本身就处在一团惑中,连最基本的烦恼没有破除,他怎么能为学生“解惑”,当好老师呢?

     这社会需要科学家,需要精英,但主要的组成部分,社会的基础,还是普通老百姓。因为这个社会上普通人占了大多数,让大多数人的整体素质提高了一个层次,这对我们社会发展多么有意义!

     这个爱,不仅指一种小爱,更是一种大爱。每个人心中都要播种大爱,每个人都能传播大爱。

     爱是人类永恒的主旋律。真爱很稀缺,人人都需要、都渴望真爱,但大多数人都只想得到,只想索取,不愿付出,或者希望自己投入少,得到多。生活是很公平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抱着这种心态,他是无法得到他所向往的美好结果的。

     心灵的田地里,只要种满了善的庄稼,恶就进不来。土地荒芜的时候,杂草肯定丛生,恶就会进来,怎么除都除不净。一定要把真善美的种子,把爱的种子,播种到每个人的心田里。

     无论社会、时代怎么变化,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具有独立人格,具有独立思想。他的使命,第一就是传承文明、传承文化,承载某一种精神,与世俗、时尚、流行的东西,保持一定距离,能跳出某一种现实环境,站到很高的上空审视社会现状,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批判,这才可能是知识分子。

     我们称“知识分子”,前者“知”,后者“识”,有“知”有“识”,才是知识分子,这个“识”指的是一种见识,一种思想境界,一种洞察万象的深刻见地,一种引领发展的文化,它能够站在时代的前沿承担某种使命、承载某种精神品格与境界。

     按我的标准,有文凭不等于有文化,即使有的人硕士、博士毕业了,也不一定算得上是知识分子,如果他没有独创的“识”,那他还只是“书橱”——读了很多别人的书,肚子里装了好多别人的东西,脑子记下了好多别人的东西,就是没有他自己独创的东西。那不是知识分子,是“书橱”……

     真正的知识分子,一定是社会的精英、时代的精英、民族的精英,数量不会太多的。否则,如果他也像大部分混混那样,浑浑噩噩地活着,人云亦云,哪还算什么知识分子?!

     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从本质上说,他不是“融入”,而是平等“对话”。或者说,他不仅仅只融入这个社会,还要能跳出这个环境来看问题,思考问题。他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对话关系。

     知识分子自身就是一个独立、丰富的世界,他自身就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当他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应当作出一种评价,甚至,一种批判。这种批判,可以帮助社会看得更远。

     知识的“识”,就是一种大见识,一种超越世俗的某种心灵和视角,一种超然世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种不被世俗同化的独立精神,不随波逐流的独立人格,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这样。

     知识的“知”,就是继承,继承前人,继承传统。“识”,就是开拓,创新,创建他自己独有的思想、文化、哲学体系。否则的话,他就是书橱,就是机器,一种异化了的人类。这种人还具有严重的“所知障”,也就是说,他背下、记下的那点知识,很可能会成为他进步最大的障碍、束缚、禁锢。

     一个大学,如果只靠那些“知道分子”,靠“书橱”,靠“背书机器”,那一定培养不出社会需要的知识分子,他只能培养跟他差不多的“知道分子”、“书橱”和“背书机器”。

     我认为,我们当前真正的知识分子少,跟原有教育体系中不合理的那部分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很大关系。因为,有识有知者,未必有高文凭、高学历、高职称。

     有知有识者会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生活与实践中,探索、求证、创造,他更加注重体验人生、调研社会、追求真理、历炼心灵,他是通过内心而不是外求,通过实践求证而不是人云亦云,发现他想发现的真理,证悟他所认为的真理,探索未知和未来的真理。

     大师的话语权不一定在当下,但他有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历史话语权。目前,所谓的“知道分子”掌握的话语权,那不是真正的话语权,更多的是鹦鹉学舌。

     翻开中国的思想史,很多都是在演绎诸子百家什么的。有些人仅仅靠诠释,甚至剽窃,剽窃别人的思想、别人的东西,他也获得了成功。现在社会上很多所谓的大师,他还远远没有超过儒释道、诸子百家那些水准。

     时下,一切都浮燥。我觉得,最浮躁的还是文人,还是知识分子。浮躁,其实是不自信的标志。浮躁的人最注重别人的评价和看法,爱表现自己,甚至哗众取宠。取得一点儿小成绩唯恐别人不知道,不是沾沾自喜,便是自吹自擂,唯恐别人把他遗忘。

     浮躁的人永远是活给别人看的。他永远耐不得寂寞。耐不得寂寞者,充其量只是市侩文人,而成不了真正的大家、大师。

     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知识分子中存在一种“文人相轻”的现象,他们因为缺乏了解、理解,有意无意地,对别人的领域、别人的专业、别人的工作等等,总是采取简单化的拒绝、排斥、否定。

     真正成熟的作家,写作就是他的生活方式,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如同渴而饮、饥而食,他不想靠写作去换取什么,他只是想说出自己想说和该说的话,他在乎发表,但不发表也没什么。

     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所必须的清高,他的内心必须与世俗世界保持一定距离,这是一种清醒的、有益的自律行为,这是一种成熟智慧的体现。因为,人的生命、时间、精力有限,如果没有节制、不加区分,很可能会占去了大量的生命时空,而不能抵达他希望自己达到的高度。

     生命就那么长,浪费一段,就少一段,生命也要注重效益和质量,好多人生的悲剧,就是因为不珍惜生命的原因。一位优秀的知识分子,一位真正的文人、大师、大家,他要有孤独的自信,清醒的寂寞,同时他还要有一颗平常心。

     大师、大家的成长,除了自身努力,他需要土壤,他是一种必然与偶然的结晶。这不仅仅是政治气候和环境的问题,这里面还有一个民族的人文性格的构建问题。

     中国社会,历来是士、农、工、商,把当官的,排在第一位。中国文人,潜意识中学而优则士的成分居多,即使自己当不了官,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他也将个人的悲喜荣辱,甚至命运,寄托在当权者、当官的身上。

     大作家的诞生,自然与文化土壤、文学传统有关。当15岁的少年赫尔岑,把自己的理想告诉那时还看不起他的老师时,他得到的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鼓励。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流放途中最美的景致,是一位少女送上的那束鲜花。俄罗斯肥沃的文化土壤为文化巨人们提供了最丰富的养分。

     为什么大师非常少?我们对终极真理,对真善美追求的精神,缺少特别强劲、持久的动力。很多人上学、读书,是为了考大学,为了找一个好工作,为了当官,一旦达到了一点小目标,他就失去了持续追求的原动力了。不少人把读书、求知、求学,片面地理解为考试成绩、文凭、学历,等等,而不是为了完善自我、充实生命、追求真理。

     直到今天,并不是说我们不去追求真理,而是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真理,这是最糟糕的。

     现在,有好多伪善、谬误、虚假的东西打着真理的旗号占领了市场,搅得混乱不堪,人们分不清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貌似真理的假冒真理?这就是前面我们谈到过的,我们文化中那种价值评判出了问题,发生了错乱,才导致一片混乱。

     直到今天,人们所谓的立功、立言、立德,好多东西是不究竟的,不是终极真理。比如说,立功,什么是功德?我们宣扬的立功者,很多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都是侵略兄弟部落,侵犯他人利益的掠夺性的行为,这算立功吗?

     有时候,很多立德恰好是伪善性的东西,好多立德实际上非常恶心,它是扼杀人类天性的一些道学家的伪善的东西,但被人们认为是立德。立的这个“德”,它正好不是德。

     立言,立言中的人正好把这种罪恶当作真理来吹捧。比如,岳飞,他这种立德,他所谓的忠义,就是带着一群老百姓去杀另一群老百姓,他所谓的立功,杀人越多越是立功,他所谓的立言,就是“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按现在的地域来看,他就是拉着一群东部老百姓,想屠杀我们凉州人,吃我们的肉,喝我们的血……

     作为知识分子、文化人、思想家、哲学家,在掌握着所谓历史话语权、文化话语权的人群当中,一定要自觉地警惕这种思想、这种文化、这种评价体系、这种评价标准,警惕它会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深远影响。

     强权和那些靠暴力取得胜利的人,其目的就是为了最大可能地满足他的私欲、物欲、贪欲。他掠夺美女,满足他的淫欲;他掠夺美食,满足他的食欲;他掠夺大量的金银财宝,满足他对物质的贪欲。

     比如说,刘邦看到秦始皇耀武扬威的时候,就说,大丈夫当如此!这种贪婪的欲望,如果被那些没有操守、没有智慧的文人,用那支笔记载下来、流传下来,一代一代传递下来,每传到一代,就毒害了一代人。

     每一代人,又把这种讴歌暴力、屠杀、血腥的“拉拉队”的规模又扩大了,就这样一代一代地,这种“拉拉队”的声音就充满人类的历史、文化的时空。

     比如,宋襄公约好过了河再打,宋襄公的信守承诺,却被中国文人嘲笑了多少年?这种诚信,被那帮人讥为“妇人之仁”,被嘲笑为傻瓜。那种残暴、奸诈的人,却在历史上被人们当作英雄来崇拜,被文人歌颂,渐渐地,这种东西也就成了人类中的集体无意识。

     一些文人,没有大智慧。比如,李白,他也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在唐朝,这已成为集体无意识。人类历史上,如果出现了第一个讴歌罪恶的人,那他就会影响别人,就会传给第二个,第三个,第一百个,第一千个,四处传播,最后成为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了。

     占优势地位的善文化不一定能进入雅文化,不能占据主导地位,慢慢慢慢就弱下来了,慢慢慢慢就退到俗文化、亚文化、隐文化了。这里当然也有统治阶级的盅惑。坐龙椅的人,怕人家来抢他的龙椅,就号召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去学岳飞,进行盅惑性地宣传。

     人类中动物性贪欲的驱使,还有一些狭隘的种族主义者,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狭隘的地方主义者,这些综合性的因素,导致了人类中间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就是在这样一种人文环境里,导致了一种被毒化、被扭曲、被异化了的教育体系,这种教育体系下培养出来的人,又进一步恶化了这种人文环境。

     恶性循环到了现在,那就更严重了,我们给孩子们制造的游戏,拿着机关枪,突突突杀人,杀人越多,越是英雄。很多游戏,很流行的文化产品,因为它迎合了人性中的暴力倾向和动物性欲望,从而大获成功。

     试想一下,如果长期在这种游戏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当他有机会拿到真枪时,难道他会不杀人?!

     将来有一天,我们要是能通过某种更强势的载体,来研究、揭示我们人类集体无意识中的罪恶倾向,然后帮助更多人明白这个道理,明白节制、理性、自律的必要性,这个世界也许会更和平,这就是大善。

     世界上曾经也有很多和平主义者。比如:甘地、爱因斯坦、罗素,这些伟人非常优秀,但他们的声音非常微弱,喊破了嗓门,也喊不过那些被毒害了的规模庞大的“拉拉队”。

     孔子之后的思想家非常委琐,很少出现真正的大思想家,能站在全人类的高度上发出声音。有很多不错的思想家仍然非常狭隘,比如,持“反清复明”那些观点的思想家,他就根本没有看到康乾盛世中非常鲜活的生命力、创造力,而是用非常狭隘的眼光看这些东西,这不是大智者。

     这些低档次的思想者控制着话语权,他们甚至会根据统治阶级的某种需要,进行所谓的立功、立德、立言。立功就是什么,杀人。立言就是什么,歌颂杀人。很多时候,我们讴歌的是这种非常血腥、暴力、自相残杀的文化,这样的立德、立功、立言,对人类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意义。

     狼文化中“狼”的意象,如果用来激励人们自强不息,这是对的。如果用来对付世界,对付别人,那是错的。狼,可以有非常强悍的力量,可以用来战胜自己,征服心灵,但不需要用来对付别人。

     很多时候,文学连其载体之一的作家也救不了。比如:文学救不了文革中的老舍,救不了困境中的海明威,救不了陷入心灵危机时的托尔斯泰,更救不了那些视文学如生命、却饥肠辘辘的文学青年。文学能改变的,也许只有自己。

     改变自己,难道不是在改变世界吗?我们每个人如果都能做到改变自己、完善自己,这个世界就不错了。

     实际上,文学真正的作用不是为了照亮世界,而是为了照亮自己,但许多时候,照亮自己也就等于照亮了世界。当每一个人照亮自己的时候,这个世界也就光明一片了。

     我认为,做人的明白、心灵的明白就是真理。明白了以后的利众思想和利众行为,就是终极真理。这个众,不仅指国家,民族,而是指整个人类、生命,这是一个终极性的指向。那么,我理解大善中的“善”,正好是为这个终极真理摇旗呐喊的,传播这种终极真理。

     每个人都有表达的权利。一些人为了某种需要,为了更好地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或者,为了宣传也好,包装也好,这样做都很正常。但要是一个人的所有心思,都用来怎样让自己出名,那他就没有多少时间静心读书、思考、研究和实证。

     一些名人,20多年前讲这点东西,20年后还是讲这些。好多名人肚子里没有多少好货色,就好像一个人,他很会玩花拳绣腿,但没有练好内功。当然,死去的名人例外。死去的名人,往往有好东西,因为它传下来了,说明它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我在与当代一些名人接触的时候,发现其中不乏混混,他们东游西逛,整天做一些自以为是,但没有多大意义的事。他的生命,也没有什么主题思想。

     我有一个辨别真假大师的很简单的办法:大师若童。有童心者未必是大师,但大师必定有童心。而且,他一定有一种别人没有的平常心。他的行道如春风化雨,跟他接触的人,不知不觉间提升了自己。

     真大师的语言,不是吃了诸多食物后消化不良吐出的秽物,而一定是从他心底流出的真善美的清泉,像大自然的泉水那么自然和甘甜。

     大师与普通人的区别就是,大师是集大成者,他应当是吸收了他所在的那块土地、文化、行业领域的精华之后,再以毕生的心血哺育而成,跨越时空、地域、语言以及自身个性局限等各种障碍,而获得的一种经典、永恒的文化奇葩。

     为什么大师少?我认为,我们传统文化中有个缺陷,那就是主体意识的缺失。这与封建统治时间过长有关,养成了集体的无主体意识。在这个过程中,有个别人的主体意识觉醒时,在那种大的氛围下,他会遭到扼杀,不能形成气候。

     现在呢,我们的教育制度、高考制度、社会上的评价与选拔制度,等等,对人的主体意识的要求,实质上往往也是缺失的。现代文明中一个非常精华的部分,那就是主体意识的觉醒。

     现代人当中,特别是年轻一代,他们主体意识很强,但不全面。比如,他们个性张扬,以自我为中心,但同时,他又没有充分认识到,他在自强、自主、自由的同时,必定伴随着自担风险与责任。他们更多的,只要自由、权利,不要风险、责任。这种冲突形成了种种迷茫。

     现在的大师是怎样产生的呢?就是学院派的知识通过填充,让他读了大量的书,大量的阅读,大量的所谓的积累,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所形成的程式化的一种东西,形成某种模式,达到符合那些大“书橱”们设立的某种价值评判标准时,就被称为大师。但这不是大师,这还是“书橱”。

     真正的大师,必须经过严格的灵魂修炼、精神修炼、心灵修炼、人格修炼,从心灵着手的灵魂重塑,汲取外部世界的营养,通过心灵的发酵,然后,从他内心深处爆发出充满人类大爱的大智慧、大见识、大境界,那就是真正的大师所创造的无可超越、无可复制的好东西。

     很多知识分子因为他的心智模式、思维模式、实践途径、世界观、方法论等等一系列的综合问题,才导致他出不来高质量的成果。如果没有这种修证、实践上的突破,他思考的东西还只是理念性、概念性的东西。

     真理的实证性,这种要求,近乎于让一个人脱胎换骨。这种修证,它需要拒绝世界上一切诱惑,让心灵达到高度的宁静和专注,不受任何干扰的,让自己心灵的光明焕发出来,照亮这个世界,这就是终极意义上的大师。

     真正的大师,他能把外部所有的东西都变成淤泥,然后在这片淤泥中,培育出他自己的莲花来。这就是一个人自主意识觉醒后,他所产生的一种非常自立的创造、创新,那才是他独有的东西。

     目前大学培养的,大部分只能被称为学者、容器、书橱,因为他无论怎么思考,那都是向外求到的那些东西,不是他独有的、独创的东西。

     我强调的思考,是指向一种终极意义、本质意义。比如,对生命的终极意义上的思考,就变成修身、养性、调心了。我们平时有些思考是情绪化的思考,情绪化的思考没有多大作用。

     思考包括两种,一种是“止”,就是定力,第二是“观”,就是智慧。因为有定力,他就有了非常独立的主体意识,不受外界诱惑;因为有智慧,他就会非常仔细地体察世界,体察自我。这时候,他能证得一种属于他自己的东西,别人无法替代。

     现在很多人正好学问过多,脑子里盛满了别人的东西,很多还是垃圾,这些东西,我们不能让它占据自己的心灵,要把它化成营养。中国目前缺大师的原因,仅从个体而言,很多时候,不在他学问不够,而是他的自省、智性和修炼不够。更多的时候,他没有身体力行地去做,而始终向外围寻求知识。

     对于一个人来说,首先,他要有心灵的明白、心灵的自由、心灵的自主,明白而不愚痴,他就不会寄希望于一些物欲性的东西,更不会被物欲、被身外的世界所困缚。

     知识分子应当比普通人有更大的责任和担当。鲁迅先生笔下的“黑屋子”,改得了吗?不一定改得了,但他不能不说,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良知、责任。因为,你有文化,你先明白了,懂了,所以,你就有责任先说出来,告诉大家,告诉社会,唤醒更多的积极力量,“说”也是行动。

     当真善美不愿意与假恶丑同台竞争、不愿意把自己降下来与假恶丑计较的时候,它为了保持一种高贵和距离,往往会率先退出这个游戏圈,当它退出来的时候,这个时空、市场、平台、资源,就会被更多的假恶丑所占领。翻开文化史,这种现象比比皆是。

     我评价一家公司、一个企业家,不在于他挣了多少钱,挣了很多钱固然很了不起,但仍然很容易被岁月毁掉。衡量一种东西的价值不外乎两种:一种是能毁掉的,形而下的物质价值;另一种是岁月毁不掉的,形而上的精神价值、文化价值。建立无形的价值,要比创造有形的物质价值更难。

     我是农民的儿子。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很苦,我长大了,父母依然很苦。千百万农民父母依然很苦。父母生我养我,供我念书,要是我不为他们说几句话,活着还有啥意义?我将每一个农民都当成父母那样看待。

     我将每一个农民都当成父母那样看待。许多时候,我陪着他们苦和乐。只有将所有农民都看成父母时,你才能真正了解农民,才不会因为有了一点小小的权力,就变了嘴脸,就欺负农民。

     当我看到许多发迹了的农民子弟欺负农民时,心中总有一种难言的痛楚。我相信,他们的父母当初供他上学时,是希望他们长大后为农民、为老百姓办事,而不是去欺负农民。

     我首先把自己当成老百姓,更没有优越感,我只有一颗平常心,经常以一个老百姓的身份和心态参与老百姓的活动。在创作上,我更注重体验,更注重参与,这时,我是老百姓。

     当我在理性上上升到老百姓的代言人时,我就是作家。但这个“作家”,仍是老百姓的一员。我关注老百姓,写老百姓,也希望老百姓能喜欢我的书。如果让我在专家鼓掌、官方奖励和老百姓认可,这三者之间选择的话,我最想选择后者。

     只要老百姓喜欢,我就觉得自己没白活。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自己是个会写书的老百姓,而不是什么作家。我不喜欢参与作家们和文人们的活动,宁愿泡在老百姓中间。

     《大漠祭》灵官的出走有一定象征意义。走出历史文化的阴影,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西部有太丰富的文化,复杂而沉重,造成了西部人同样复杂而沉重的人格。许多人都被历史文化阉割了,失去了作为个体生命应有的活力。

     对西部的开发,首先应该是文化的开发和心灵的开发。灵官的出走,不仅仅是身体的出走,更是观念的走出和心灵的求索。它不仅仅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

     说实话,仅仅一两个出走的灵官,或是一个出走后再回来的灵官,很难改变西部固有的现状。西部要完成文化上新的构建和灵魂的重塑,需要一代又一代西部人的努力。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西部作家,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对生我养我的土地,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我老说,要是一个作家不爱家乡,他能写出啥好东西?智慧是源于爱的。我就是要立足于这片沃土,为老百姓写作。

     我在《大漠祭》里也写到这一问题,灵官出走了,《白虎关》中月儿也要出走,但她被碰得头破血流。城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城市人自身有优越感,对农村人从骨子里有一种岐视,这实际上是一种“侵略”――富有对贫穷的侵略,所谓的文化文明对古朴野性的侵略。

     农村青年乃至整个农民生活命运及境遇的改变,最终要靠自身的心灵的改变,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我在《猎原》里写到了这一点,人之优劣,最主要的是心,心明了,路才开了,才能摆脱人生的困惑。

     当一个人的精神、文化、视野,达到一种新的境界时,有了见解,就很容易发现商机。

     我的小说《白虎关》,就写了一个农民企业家,拿出10多万元修建小学,又在银行为贫困学生设立了奖学金,而猛子、北柱等人却掘了他的祖坟。这种心态非常可怕。它体现了传统文化心理中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

     改造灵魂就是要消除这种落后的、惰性的心理。所以,老百姓最需要心灵的开发。最终能改变一个人命运的,是智慧。心变了,命才会变。眼下要紧的,我们要改造人文环境,完成西部农民灵魂的重铸,从改变农民的心性、观念着手,完成灵魂的重铸。

     农业文明终究会被工业文明取代。中国的城市化和农业的越来越缩小,是一种必然趋势,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是谁能左右或是靠某个政策就能阻止的,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但不管农业文明也罢,工业文明也罢,最主要的,还是人的心灵。

     人的优秀与否,与物质的东西关系不大,而取决于心灵。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不在于他是不是富翁和大官,而在于他的心灵。他的心灵决定了他的行动,他的行动又构成了他的命运。

     小人损人利己,君子舍己为人,全在于他的心灵。所以,重要的,是如何走出历史文化的阴影,叫自己的心灵放出光来。《猎原》中的牧人为了争草场,不惜以命相搏,上演了许多悲剧。现时的世界亦然。心灵的扭曲决定了行为的可恶。

     当我感觉到现代化的上海和我的家乡差距之大,特别是想到农民父老,我甚至有种负罪感。于是我开始思考,西部究竟缺的是什么?我认为,缺乏观念的更新。

     西部的开发,最主要的是心灵的开发,也可称之为观念的转变。我的创作中,在这方面费力最多,引起了一些人的误解。但有识之士,还是能从我的文字后面,读出我对家乡发自内心的爱来。

     抢救西部本有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这是第一。抢救的目的是为了更多人汲取它的营养。西部文化是中国文化很重要的根系,抢救工作迫在眉睫。

     观念的开发,心灵的开发,这是真正的西部大开发。整个农民生活命运及境遇的改变,最终要靠灵魂的改变,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心变了,命才能变;心明了,路才能开。所以,要紧的是要改造人文环境,完成其灵魂的重铸。

     许多人踩了千里马,却翘足远望,呼唤良马。韩愈于是感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只是这千古之叹,只对了一半。那另一半是,那伯乐,明知你是千里马,偏当个毛驴使唤,你能奈老子何?

     就像一个孩子长大了,我们需要换上更大的衣裤、鞋子,才能让他继续健康地长大。所以,我们对话、讨论的目的,决不是为了揭短、揭丑,而在于如何以发展的、全局的眼光,一起来寻找最适合这个“孩子”现阶段需要的,并且预见他的发展方向、速度的,与之相适应、配套的东西。

     怎样理解现代化?高楼大厦、高速公路、水泥森林就是现代化吗?我认为,现代化,更重要的仍然是一种心灵的东西,精神上的与时俱进,物质上的与时俱进,这种与时俱进必须是符合人类发展的主流方向,这才是现代化。

     有些看起来像现代化的东西,恰恰是一种伪现代,是一种负面的东西。物质、利益的驱动,暴力电视剧,不是真正以人为本的现代化。商业文明、城市文明更加以人为本,在实现基本生存的物质条件后,应当更加关注人的心灵与精神,这才是最重要的以人为本。

     物质上一定要知足常乐。大多数人如果都能知足常乐,那么这个世界必然和平多了。人类社会中很多不安定因素,比如:动乱,战争,仇恨,愚昧,就是因为不知足,人心太贪婪引起的。

     一个人,流落街头,装疯卖傻,装聋作哑,放弃了所有的人格尊严,只为了向你讨几个硬币,特别是那些白发老人,你认为他们不可怜吗?你认为他们向这个世界要得多吗?哪怕当中有人是欺骗的,但欺骗永远扼杀不了善良!

     任何一种文化到了某种时候,就会像近亲繁殖那样,产生残疾、羸弱、无力的东西,自己发现不了,需要新的撞击与融合。

     如果我们以主动放弃人格尊严,放弃自我的一切,放弃自己的所有,放弃本有的文化,而融入所谓的主流,恰恰反而更站不住脚,更会被所谓的主流所鄙视,所抛弃,最后就找不到根了,永远没有归宿感。

     根据人类对文物的偏爱,对古老文化的一种敬畏和偏爱,我们发现,越是稀缺的,或者,曾经是被埋没的文化,越可能是文化化石,越有价值。现在越是流行的,越可能是垃圾。

     这个世界是一个平衡的世界。非常有钱的那部分人,不一定很快乐,不一定很幸福,他可能很痛苦、焦虑、不知足、贪婪、担忧。而很穷的,像我们西部老百姓这样贫困地活着,也不一定痛苦,他们也可能快乐、知足、安详。

     满足生活基本必须的物质条件之后,金钱对于人的幸福感并无太大影响,我觉得,幸福感取决于心灵的明白和智慧。穷的人必须“明白”才快乐,有智慧的穷人他很快乐,比如说:颜回就很快乐,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但单纯的贫穷不一定快乐,仍然有好多罪恶和痛苦。富裕也不一定多么痛苦,物质富裕了,心也“明白”了,那也是很快乐的,像比尔·盖茨他们,把那么多钱捐出去,他也很快乐。快乐与钱的多少关系不大,与一个人心灵的关系最大。生存的问题解决之后,这个快乐与幸福决定于心灵。

     人类,未来无论怎么发展,心灵中都需要一个心灵家园。心灵家园迷失了之后,他一定会去寻找,寻找之后,也许还会迷失,那还会继续寻找,就这样,就这么循环着,推动社会发展……

     因为那种质朴的东西,就是人类最美好的一种情感。这个如果也迷失掉了,人类就变成了纯粹的动物,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因为民心就是天意,这个英雄人物就是民心的选择,因为这个英雄,他代表着人民认可、向往的某种东西,因而人民支持他,追随他,他才成为英雄人物。所以,这个英雄人物是人民意愿、某种精神的载体、象征、符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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