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要点：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谈到，读了《白虎关》，有一种感动；读了《西夏咒》，则让他意识到，雪漠不但是一个被低估了的作家，而且是被严重低估了的作家。在他看来，能不能自由处理文本，能不能跃出现在文学的规范，是一个作家在这个时代有没有才华、有没有想象力，有没有思想含量，有没有气魄的标准。《西夏咒》很难读，但喜欢它的人读下去是会着迷，是会被感动、被震撼的。这是一部有强大的智力、智慧和思想驱动力支撑的作品，对他的文学观念和理论批评构成一种挑战，给了他批评的动力。为此，他已特别撰文《附体的写作与文本的自由——从<西夏咒>谈起》。

陈晓明说，读了《西夏咒》，他觉得雪漠是个大作家。之前谈雪漠总离不开西部地域文化，《西夏咒》出来后，地域文化已不足以表达作品内在的灵动，他更愿意将它称之为灵魂附体的小说——雪漠把自己变成一个幽灵，附体在西部的土地上，附体在文本上。这和莫言的《生死疲劳》、阎连科的《受活》、张炜的《忆阿雅》有相似之处，都是附体的写作。而恰恰通过附体的写作，使文本获得了一种自由，有一种超越和解放。此外，陈晓明还特别强调：雪漠是有写实功力的，《西夏咒》中舅舅要杀雪羽儿那一段，写得令人触目惊心，其写实功力令人震撼。

谈雪漠的写作，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其实，我们的研讨会都是一种形式、一种构架、一种仪式，但是我觉得，我们谈雪漠的作品会感动、会激动、会有想法。

我也同意刚才孟繁华说的，雪漠是一个被低估的作家，我还要再加上两个字，被“严重”低估的作家。其实，我们很多当代作家是严重被高估的，但雪漠确实被严重低估了。

两年前，我写了《白虎关》的评论。那时读《白虎关》，确实有一种感动，觉得西部能出这样一部作品，非常不容易。看得出雪漠的写作非常认真，非常下功夫。他是在怀着整个的生命和心智的体验在写作。

最近我又看了《西夏咒》，最早是去年看了《中国作家》刊登的《豺狗子》，当时看了之后很喜欢，因为我比较喜欢看能“胡说八道”的小说。我觉得“一本正经”的小说已经写不出名堂了，还在用那种方式写小说，是不可能有出息的。看看现在这些大作家，莫言也好，贾平凹也好，阎连科也好都是能“胡说”的。“胡说”是一个过去的说法，事实上就是你有没有想像力？能不能非常自由地处理文本？能不能越出现在文学的规范？在这个时代，是一个作家有没有才华、有没有思想、有没有想像力、有没有气魄的一种标志。

刚才孟繁华提的意见很好，不能抓得太紧，我同意他的看法，但我觉得《西夏咒》已经很放开了。读了《西夏咒》，我觉得雪漠是个大作家。我很喜欢读《西夏咒》，这跟很多人不太一样。《西夏咒》读起来确实很难，没有多少个读者能读下去，我不知道这本书的销量怎么样？但是我想，喜欢《西夏咒》的人读下去，是会着迷的、会被感动、会被震撼的。我觉得写这本书需要强大的智慧、强大的思想驱动力，它不是平平之作。所以，《西夏咒》确实是雪漠把自己抬上了一个台阶，这样的作品也是让我们很欣慰的。

我正在写一篇文章，名为《附体的写作与文本的自由》，也就是《西夏咒》对我现在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提出了一个挑战，雪漠给我提供了一种动力，这是一个作家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所在。作为研究学者，这是基础，是提供的范本，是要负责的。我为什么用附体的写作呢？《西夏咒》让我把莫言、贾平凹、阎连科、刘振云、张炜等作品连在一起了，我觉得这些作家的写作有一种自由出现。

原来读雪漠的作品，我会用西部的地域文化去叙述它，但我发现用地域文化还不足以表达他的灵动和力量，所以我用“灵魂的附体”。在《白虎关》的后记里有一段话，雪漠在“朝圣”，我相信他写的都是发自内心的一种体会。他是在“朝圣”的途中，当他看到一些寺院的时候又转身离去。他觉得朝圣的不是那些寺院，是一种本质化的东西。从这个意义来说，是一个灵魂附体的写作，而他把自己变成一个魂、一个幽灵附体在西部的土地上、附体在他的文本上。

所以，你会发现，读莫言的《生死疲劳》，变来变去，会发现他自己在变，比如《檀香刑》里的侩子手坐在家里的板凳上，目露凶光，但凶光背后又是一种空洞，一种虚无，你发现这完全是莫言在看，是附体；又如阎连科的《受活》，柳鹰雀到密室里跟十大元帅对话，那也是附体，柳鹰雀跟着附体了；你再读张炜的《忆阿雅》，也有相似之处。

我觉得中国汉语小说有一种本土的经验，有中国的经验，这确实是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浓缩成了某种经历，他们能够附体，能够变得鬼鬼怪怪、神神道道。其实最早的写作、最早的文字，它是巫术，或是文化的起源，或是劳动。艺术的起源之一就是在把劳动和巫术作一个处理。在艺术起源论上起源于巫术，是一个占最主导的观点，后来马克思主义观点要把它改变为劳动，劳动是一个提供的过程，提供的一个行动，它和巫术并不矛盾，后来一定要把它划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字写作及所有艺术的根源都在于附体。巫术只是附体了，才有语言的出现。许多语言的创造都源自于那个时刻。我觉得汉语文学会出一种东西，在《西夏咒》里让我看到了很惊叹的东西。

其实，我好几次谈到巴斯，六十年代说文学枯萎了，八十年代说文学又补充了，他当时提出一个观点，一个是踩在宇宙通灵论上，另一个是拉美的博尔赫斯、马尔克斯，要不要通灵论，从卡尔维诺，从巴斯，都是实验小说，都想通灵，也就是都想附体，但是没有附成。我们说早期的作品，二十世纪上半叶最好的作品是乔伊斯《尤利西斯》，那下半叶最好的作品是《我的名字叫红》，基本上是胡说八道的东西，但美国的小说史家基本上是公认的，群众投票也好，专家投票也好，认为是最好的作品，但现在我读不下去了。我想巴斯想附体，但是没有附成，巴斯是深深扎根于十九世纪浪漫主义，后来是后现代主义，他是存在哲学，从萨特那里来的，所以他附不了体，他思考的还是存在本质的问题。

我为什么会对汉语文学有信心呢？因为它扎根的文化，土得掉渣，极端落后，都回到西北这样的洞穴里去了，都变成某种动物，我认为这种写作会找到中国的，找到能够超越的，找到六十年代美国后现代实验主义作家们想追求的东西。后来卡尔唯诺的作品为什么让西方震惊呢？他也是有附体的东西，但能不能附体？这些东西怎么处理？这是一种通灵论的东西。

在文学中，在后现代的文学中，它确实是能够超越的，在网络上最明显的小说是穿越小说，它也是附体，而且附体随着后现代是最基础的经验。但我们当代中国文学离这种经验，只有几个作家才悟到这一点，我想雪漠完全凭借自己在西北修炼的体验才悟道的。

网络上全部是穿越，变成网络书写的第一方，能不能穿越？能不能写作？变成后现代经验，是最基本的行动，确实对传统文学和穿越的经验，信仰和宗教的一种沟通，我觉得灵魂写作它要调动的因素，会更为厚道，会处理地更为精致。

刚才孟繁华也提到，《西夏咒》放出去了，还是怎么收的问题，当然里面几个人物还是有关系的，那个琼和雪羽儿之间的关系，不断地在换关系，还有那个谝子，好像还是琼的父亲，在这个关系中建立起来。

雪漠是有写实功力的，有几个片段写得非常好，那个舅舅因为太饥饿了要杀雪羽儿，那一段写得非常好，写得怵目惊心，那几个小家伙把她勒住，那个舅母去杀她，舅舅在那边装睡，哎呀，写得又美，又惨烈，但又悲痛。我觉得他写实的功力太令人震撼了。还有那个琼，穿过那个老房子，看了起鸡皮疙瘩，完全是一个痛感写作，一个新的写作，完全是对这种经验的撕裂。

在灵魂写作意义上，在西北大地这种文化写作把握上，在我们中国经验的开卷上，在信仰的那种绝对性上，这几个层面，我觉得雪漠的写作提出了强大的挑战，而且做出了自己非常出色的一种表达。

《西夏咒》是值得我们非常看重的一部作品，需要花很多时间去阅读它，去诠释它，为什么我说这是一种附体的写作和文本的自由，恰恰在这种附体写作中，文本获得了一种解放。

这两年，一些作家的写作，特别是上岁数的作家，四五十岁的作家，很自由，有一种超脱，我用晚期写作这一概念来阅读中国的小说，发展到今天，小说的写作它有一种自由，有一种超越，有一种解放。

这一点，雪漠的《西夏咒》做到了。他内在的处理还是有他的特点，比如把其中的人物勾连起来，还有写实的片段，等等，写得非常从容，非常有功力，我觉得这是他可贵的地方。

——在中国作协《白虎关》、《西夏咒》研讨会上的发言

（本文由古之草根据现场录音整理，要点部分由陈彦瑾归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