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乡愁看鲁迅的立人思想

                                绍兴市鲁迅小学教育集团    屠  丹

【摘 要】鲁迅对民族苦难和前途的思索是在对本民族强烈的文化希冀中展开的。他企求以文化透视“铁屋”，以文化助长人性，通过文化唤醒国人的魂灵。鲁迅的超前意识注定了他的孤独和不被理解，于是鲁迅便只能寻找一种属于他自己的“精神乐园”，以慰藉他在群愁广众下的孤傲心灵。

【关键词】文化；立人；乡愁；精神乐园

一、以文化立人呼唤自尊

人活着，总有梦，尽管梦中有痛苦、有恐惧，但毕竟也有希冀、有追求……但“梦醒了无路可走”的痛苦，却是人间情感的真实。鲁迅的一生就是在这种痛苦煎熬中不停地来去徘徊，他不断地解脱、不断地作茧、不断地呐喊、不断地沉默，他的肉体和他的精神生命在与他极不愿目睹的环境中发生了巨大的冲撞。于是，鲁迅便“羽化”为滚滚尘埃中之一丛野草，虽孤弱无助，但却铿锵有声。“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野草》)野草为造化抛入，这是不幸；然而却要在这不幸中寻找生存意义，这又是它的伟大。“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个个夺取它的生存。”(《野草》)野草更是活在地狱的边缘向命运抗争的产物，所以，“野”字在这里更传达出一种反叛性和尊严感。

鲁迅便开始了其“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追寻的艰苦历程，而其中就蕴含着对文化、对故园的与生俱来的无比忧患。

在思潮锐变的20世纪，被称为“思想家”的鲁迅早在日本求学期间就思考着三个相互密切联系的问题：理想的人性是什么?中国的国民性最缺乏的是什么?中国的病根是什么?为了探求这些问题，鲁迅便把眼光投向了本民族悠久的文化层面之中。

鲁迅在中西方文明的大碰撞、相互渗透的过程中，首先注意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文化与人的关系、文化与民族的关系。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文化，文化是人的特征，也是民族的特征，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判断一个国家昌盛的最后依据。鲁迅在考察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中，其角度与视野都与其他知识分子有所不同。鲁迅把西方文化作为一个全部的过程来思考，而把中国文化作为一个全部的过程来研究，而是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强弱对比的问题。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同样是世界上的两大文明体系，为什么西方文化造就了西方国家之强盛，而中国文化造就了中国之怯弱?鲁迅被困扰在这两极之间的对峙中，西方的战斗精神鼓舞着他，而中国的落后却使他痛心疾首。可是，为了中国的前途，他已下定决心用西方的精神与中国的旧有的传统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不管这斗争多么艰苦和残酷，也不管这斗争也许要他付出自己的生命。因此，鲁迅首先关注到西方文化传人中国后中国社会包括中国人民的反响，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现实关系。鲁迅的论断是：“中国人对异族，历来只有两种称呼：一种是禽兽，一种是圣上。从来没有称他朋友，说他和我们一样。”称西方人为“禽兽”就是把别人不当人，是一种“大中华主义”高傲自诩的“闭关主义”。称“异族”为“圣上”，是一种“自我奴役”的民族自卑心理。而鲁迅对这两种心态都有其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警惕性。鲁迅的这种认识体现在这首诗中：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茎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这是一首充满悲愤和英雄气概的诗。诗中的“神矢”指的是罗马神话中爱神丘比特(Jupiter)的箭，大概用以暗示西方的科学和西方的精神，它们过人的力量使鲁迅认识到应该用这种西方的科学和精神去“唤醒”沉睡着的“国人的魂灵”。于是，很快鲁迅便在尼采“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思想的影响下，认识到落后的中华民族在不能和其他民族并驾齐驱的时候，应该引进新鲜的血液，应该形成一种新的伦理学，应该具备新的精神价值标准，从而调整中国社会的新的关系。所以，鲁迅在《摩罗诗力说》的扉页上引用了《查拉图斯特如是说》中的一段话：“求古源尽者将求方来之泉，将求新源。嗟我昆弟新生之作；新泉之涌于渊深，其非远矣。”鲁迅的复兴中华民族的时代使命感和紧迫感不言而喻。如果说在艺术天才上可以和鲁迅媲美的世界文学巨匠有一批人，那么在以光辉的理性参与民族和人民的历史发展上堪与鲁迅相轩辕的世界文学巨匠就寥寥无几了。

民族的怯弱性与国民性的弱点成为鲁迅关注的焦点，而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在他看来，“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呐喊·自序》)通过文学以“立人”而后“立国”便成为鲁迅作为一个思想探索者的最光辉的亮点。他始终紧紧抓住了“人”这个轴心，他最关心的是“人”在中国社会结构与中国历史中所处的地位与真实处境。他在《灯下漫笔》这篇文章里，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论断为两个时代：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另一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在这里，“奴隶”只不过是一种“不悟自己为奴”的麻木与愚昧心态，如阿Q。而如果从“奴隶”变成“奴才”便是一种“自甘为奴”的自我奴役和自我陶醉。“奴隶”尚且“救药”，而“奴才”却是完全的“奴颜与媚骨”。所以，鲁迅说：“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对于国人的“奴役他人”和“自我奴役”，鲁迅有了严肃的深思，他深深地知道在其所处的历史中，他的“立人”呐喊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但他决不会因此而退缩，因为他知道，“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一种怎样的幸福啊!所以鲁迅悲怆而又豪壮地发出“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

    很快，鲁迅便以其忧愤深广、沉郁宏达的笔调，画出了一系列“这样的沉默的国人的魂灵”来，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对于人的精神悲剧，鲁迅的揭示恐怕是最深刻的了。他已触及到人类历史文化很深层的东西，并且进行了严酷的灵魂拷问：人如何造就了自己，又如何这般造就了自己?从狂人、七斤、阿Q等一系列形象中，鲁迅都在探询和表现这种悲剧的深层原因。在当时国人“倚徒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的麻醉心态中，也许只有鲁迅是那么深刻而不倦地把民族的病根、国民的痼疾彻底地揭发出来。鲁迅的行为刺痛了相当一部分人，有的人说这是一种悲观，有人甚至是指责这是一种无聊、卑劣。无须讳言，在鲁迅的作品中是有一些悲观的情绪宣泄，但这决不是绝望，因为他太爱中国了，太爱中国的人民了，更因为他认识到文化“立人”只不过是药剂，而善于改变中国人民命运的，必须依靠人民自己的力量。因此，鲁迅的文化剖析表达的是他对文化形而上的本体精神，而不是形而下的由政治、法律、科技等构成的知识性文化范畴。

鲁迅对文化的本体层面的关注，追寻文化的创造性活力，其依据和意义可以在鲁迅“立人”的启蒙式语境中得到解读。

从历史文化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后来，已成了放逐本体精神的文化，其创造力已极端匮缺，所以，以文化“立人”便面临着对传统文化的本根进行“大手术”，若非如此，“立人”是空，“立国”便无从说起。到那时，也许整个中华民族真的就“万劫不复”了。因此，在《狂人日记》中，鲁迅描述了中国人的两种大恐惧：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这种恐惧的来源就在于文化的桎梏和消解，于是从鲁迅的“立人”启蒙式语境来理解，他的文化忧患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即中国文化的解放和现代化，最根本的无疑是需要激活文化的哲学精神，重铸文化的创造性活力。

由于对现实斗争的失望，由于对其所寄托的年轻一代的失望，鲁迅便更加感到孤独和痛苦。“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路在何方?

二、以文化乡愁慰藉孤独

作为一个正常的人，鲁迅深爱着自己的故乡、家园，以至于中年的鲁迅曾不止一次地在梦中回归家园。正如他自己总结了自己借助回忆少年时代的生活重归精神故乡的心理体验：“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我思乡的蛊惑。后来，在我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可是，无论如何他却再也找不到曾经的欢歌笑语，故乡不过是梦园，而他也不是从前的调皮儿郎。鲁迅只能把回归故乡当作消除在大都市里谋生和战斗所带来的疲劳的治疗方式。他已被童年和故乡永远的疏离，而成为四处漂泊的“无家可归者”。鲁迅成为人世间的永世流浪儿和四方漂泊的精神探索者。也正因为如此，鲁迅才能把这份爱恨交加的感情隐讳在他的作品中，从而造就了鲁迅作品的

一种说不完、道不尽的文化思想底蕴和乡愁情感氛围。这是一种普通的儿女思乡之愁，更是一种深重的文化乡愁。

这种文化乡愁就是一个地方的特殊的生活风貌，而其中或有农村乡镇的生活破败，或点缀着冷酷的野蛮习俗，或在悲壮的背景上加上一丝美丽，而或又时时在伤感的故乡风中隐显着层层忧愁。它不但强烈、火热，而且更加浓郁和持久、更加普遍和辽远。从《孔乙已》《故乡》到《风波》《祝福》《离婚》，每一部作品都满溢着中国的乡气，都可以感触到鲁迅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愁情结。在这乡愁、乡恋中，深深地蕴涵着一种渴求的情感，一种寻找的意象，其实鲁迅就是在寻找一种故乡独有的难以替代的东西——那就是他的“精神家园”!

然而，鲁迅的“真声音”却遇到了一些“含糊不清”的“无物之阵”，他的“呐喊”在现实之中依然苍白无力。鲁迅由于对希望感到失望而陷入极大的痛苦与孤独之中，“我的心分外的寂寞。然而我的心很平安：没有憎爱，没有哀乐，也没有颜色和声音。我大概老了。我的头发已经苍白，不是很明白的事么?我的手颤抖着，不是很明白的事么?那么，我的灵魂的手一定也颤抖着，头发也一定苍白了。”(《希望》)

曾经在一度的时间里，鲁迅被现实的黑暗压得喘不过气来，几乎要窒息。他说：“我是一个破落户，我的灵魂有毒气和鬼气。”鲁迅为实现理想，几度南下北上辗转漂泊，四处奔逃。鲁迅着实疲劳不堪，他想寻求一种慰藉，而童年的乐园便成了他的“空中楼阁”。然而当他真正面对现实中的故乡时，鲁迅有一种陌生感和疏离感，甚至有一种永远难以重归故乡的失落感。事实上，当鲁迅以野草拟人生，便寓意不幸和悲苦于小草，而一个“野”字更传达出一种放逐感、孤苦感。鲁迅的超越性使他在他所处的环境中找不到自己的“家”!

鲁迅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他虽悲哀但却没有绝望。他真诚地生活，真诚地面对他的所有生存困境，对他而言，不管新旧与否，不管欢乐与痛苦，都应该欢天喜地向前走，“走”是一种过程，更是一种存在，它是一种以内发于己的“前面的声音”为导引的，这个导引不是别的，而是人的一种良知欲动状态。“过客”的全部使命就在于此。“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虽然他不知道前面是“花园”还是“坟”。即使是一座荒坟地，又怎样呢?每个人都会离开这个世界，而鲁迅对生命的意义价值的理解与体验与众不同。鲁迅在无比深刻的文化乡愁的痛苦中已超脱出来，所以，他看穿了一切，包括生与死。他说：“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从此到那的道路。”这虽然是一种悲，但又何尝不是一种壮!

鲁迅在超越生死、超越忧伤中获得了人生的真正价值意义。以野草般的坚毅对文化乡愁的追求和呐喊成为鲁迅此生永无休止的痛苦和幸福!没有文化乡愁的心井注定是一口枯井。而鲁迅满蕴着文化乡愁的灵魂在寂寞而丰富的精神世界中寻找到了与自身相契合的精神追求—— “生命，就是斗争、创造、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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