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莽：翻译家草婴其人

 

高莽：翻译家草婴其人

高莽画托尔斯泰

高莽在书房

【作者简介】翻译家、作家、画家，翻译了苏联作家冈察尔短篇小说集，帕斯捷尔纳克三问题自传《人与事》，卡达耶夫《团队之子》，葛利古里斯《粘土与瓷器》，卡哈尔《绣花丝巾》，科涅楚克《翅膀》，[苏]马雅可夫斯基《臭虫》、《澡堂》，以及普希金、莱蒙托夫、舍甫琴柯、布宁、叶赛宁、阿赫马托娃、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施坦姆等人的诗歌。2013年11月，高莽凭借译作阿赫玛托娃的叙事诗《安魂曲》，获得了“俄罗斯-新世纪”俄罗斯当代文学作品最佳中文翻译奖。

【原载2002-6《收获》】

草婴先生已年近八旬，是我国当今老一辈杰出的文学翻译家。

我感到很幸运，和他有过几次较长时间的接触，聆听他的心诉，领会他的建议，接受他的启迪。

草婴先生身材清瘦，可是精神抖擞，走路不慌不忙，说话有板有眼，戴着一副茶色眼镜，头发总是梳得光光溜溜，衣着永远利利落落。

有一次，我好奇地问他：“您为什么给自己起了笔名叫‘草婴’?”

他微微笑了笑，说：“草——是最普通的植物，遍地皆是，我想自己就是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子民。”

一个普普通通的子民，在文字领域干了一番不同寻常的大事，完成列夫·托尔斯泰十二卷集和米·肖洛霍夫三卷的译文，实现了自己几十年来的夙愿。如今，他继续过着普普通通子民的生活，享受幸福的晚年和天伦之乐。这就是他非凡的处世哲学与生活方法。

走上翻译之路

草婴先生的童年是在浙江宁波度过的。1937年，日寇大规模入侵我国，那年十四岁的草婴随家一起迁居上海，进中学读书，后来考入农学院，想用农业科学知识拯救贫穷的中国广大农民。

上海是一座各种势力聚集的城市，既有帝国主义的猖獗，也有无产阶级的抗争。封建的、殖民主义的文化泛滥，五四以来的先进文化思想也在这里得到广泛传播。年轻的草婴对俄国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苏联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感到新鲜。他对俄罗斯富有民主主义思想的文学尤为爱好。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种种罪恶行径，在他少年的心灵里产生了学习俄国人民那样争取解放和爱国与抗敌的朦胧思想。

草婴决心学习俄语。他要从俄文报刊上了解更多的真理。他看到俄侨教授俄文的广告，就找上门去。俄侨教师收费很高，每小时一个银元。草婴感到为难。那时他家里每月给他五元零花钱。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求知欲占了上风，他决定每周上课一次，一个小时，拿出四元来作学费。我们从中不难看出这位少年当时决心之大和毅力之强。

那时学习俄文条件很差，我国甚至连俄汉字典一本也没有。草婴顽强刻苦地学习俄语。1941年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苏联人民万众一心展开了伟大的卫国战争，苏联塔斯社上海分社创办一种汉文《时代周刊》杂志。周刊的实际负责人是我党在上海的地下领导人之一姜椿芳。

姜椿芳精通俄文，是位优秀的翻译大师。他通过新文字研究会知道中学生草婴在努力学习俄文，便主动帮助他解决一些学习上的困难。《时代周刊》创刊(1941年8月20日)，他就要草婴为《时代周刊》翻译一些新闻报道。草婴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答应下来。他的初译得到了姜椿芳的指点。草婴先是利用课余时间，后来就全身心地投入了翻译工作。1942年该社又创办《苏联文艺》杂志，草婴便开始为该杂志翻译苏联文学作品。

1945年5月草婴正式到塔斯社上海分社上班，从此开始了他终生不悔的翻译生涯。

新中国成立时，草婴已是具有一定成就的翻译家了。五十年代上海成立华东作家协会，他是该协会最早的一位专业会员。从此，他的译文不断出现在报刊上。

1955年，草婴译的苏联女作家尼古拉耶娃的长篇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在《世界文学》上发表，接着《中国青年》杂志予以转载。当时团中央号召全国青年向女主人公娜斯嘉学习。那是一部反对官僚主义的小说。但过了不久，我国反右斗争开始，小说被视为毒草。1955—1959年间，《世界文学》杂志又载出草婴译的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该作后来出单行本时改名《新垦地》。1957年《世界文学》杂志上还发表了他译的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的译文。这篇译作给他带来了更大的灾难。

黑色的十年

和草婴先生的接触中，我发现他很少提及黑色十年浩劫的“文革”岁月，可能当时他的处境太悲惨了。

那个时期，苏联的文学作品几乎都被扣上了修正主义帽子，连高尔基的某些作品也受到了怀疑，更不用说肖洛霍夫了。草婴是翻译苏联文学作品主要人物之一，又以很大精力翻译过肖洛霍夫的著作，岂能逍遥自在?

江青把肖洛霍夫定为“苏联修正主义文艺鼻祖”时，草婴的厄运便跟踪而至。他被定为这个鼻祖在中国的“吹鼓手”、“代理人”。他被隔离审查，成为重点批判对象。他的全家为此遭了殃，他们被纷纷赶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甚至是劳动改造。

草婴精神上受到巨大的摧残，肉体上又两次面临死亡。

草婴的体质自幼不佳，他在学生时代患过肺结核，曾不得不辍学养病。所幸草婴的父亲是位医生，为他制订了严格的治疗方案。更主要的是草婴本人刚强的意志使自己几度战胜病魔。

1969年他在农田超负荷劳动，加上营养不良，终于引起胃大出血。吐血，便血，五天五夜滴水不进。于是动手术，胃被割去四分之三。这是生死关头的又一次。但他奇迹般地康复了。

另一次是六年后的1975年。那时他已从五七干校回到上海，在出版社接受批判和劳动。有一天，他参加搬运水泥包。体重一百斤的他，去扛一百斤的水泥包，他那羸弱干瘦的身体怎能承担得了?结果被水泥包压倒在地，他甚至听到自己身上咔吧响了一声。经医生检查，是第十二节胸椎压缩性骨折一公分多。医生警告说：只能躺在木板上，一动不动，让胸椎自己恢复，如不听忠告，轻则下肢瘫痪，重则生命难保。那时，能够照顾他、体贴他、安慰他的只有相濡以沫的妻子盛天民。他在木板上老老实实地躺了差不多一年。那一年他的夫人给予他的是永远说不尽的深情和挚爱。

草婴没有被病魔压垮。他活过来了。

黑色的十年过去了，他的名誉得到了恢复。1977年重新恢复工作时，有关领导安排他担任出版社总编辑职务。草婴谢绝了。他认为人各有志，他已选定自己终生的目标，便不再随意改变方向。他暗下决心，把自己的全部余生放在翻译托尔斯泰和肖洛霍夫的著作的浩大工程上。

黄山夜谈

那是1983年6月22日。我们四个人：草婴、文学翻译家力冈、浙江文艺出版社编辑刘微亮和我冒着纷纷小雨从黄山脚下开始登山。山很陡，路很滑，翻过黄山第三高峰光明顶之后，到达了玉屏楼。我们那次攀山用了四个多小时。那天晚上我们下榻于玉屏楼宾馆。夜色已黑，宾馆人声嘈杂，我们都是初访这座天下闻名的黄山，大家很兴奋，一时无法入睡，便在昏暗的灯光下神聊起来。从黄山的雄伟到译文的俊美，从游人的熙熙攘攘到译者的甘于寂寞的工作，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很多事情都忘记了，而草婴先生那晚关于自己从事翻译的几个过程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草婴贫于开口，但，一旦谈到他常日思考的事，话就有些止不住。他说，他翻译一部作品要经过很多个步骤。他掂量了一下语句的分量，“第一步是反反复复阅读原作，首先要把原作读懂，这是关键的关键。”他说：“托翁写作《战争与和平》时，前后用了六年的时间，修改了七遍。译者怎么也得读上十遍二十遍吧?”“读懂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在自己的头脑里清晰了，译时才能得心应手。”我在静静地听。他接着说：“第二步是动笔翻译，也就是逐字逐句地忠实地把原著译成汉文。翻译家不是机器，文学翻译要有感情色彩……”“您平时用字典吗?”我问道。他说：“离不开字典，离不开各种工具书和参考书。”他有所思忖，然后一字一句地说：“你试想，《战争与和平》有那么多纷纭的历史事件，表现了那么广阔的社会生活，牵涉到那么多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作为译者就必须跟随作者了解天文地理的广泛知识，特别是俄国的哲学、宗教、政治、经济、军事、风俗人情、生活习惯等等。我们哪能有那么多的知识?”草婴缓了一口气，“下一步是仔细核对译文。检查一下有没有漏译，有没有误解的地方。仔仔细细一句一句地核对。再下一步就是摆脱原作，单纯从译文角度来审阅译稿。”他说他尽量努力做到译文流畅易读。说到这里时他狡黠地笑了笑，“有时还请演员朋友帮助朗诵译稿，改动拗口的句子。”“再下一步就是把完成的译稿交给出版社编辑审读了。负责的编辑能提出宝贵的意见。然后我再根据编辑的意见认真考虑，作必要的修改。”草婴沉思了一刻说，“在校样出来后，我坚持自己至少通读一遍。这是我经手的最后一关。再以后得听读者的意见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对他的话又想了很久。想到一位真正的翻译家，为了出色地完成自己的天职，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呀!

我曾问过他，为什么不把这些经验写成文章?他腼腆地笑了笑，没有回答。我也不便再深究。

那几天，黄山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那几天，与草婴先生的同游，也让我牢牢记在心中。

苏联之行

草婴先生两次访问苏联，其中一次我也去了。

第一次是1985年。那时苏联正值戈尔巴乔夫当政时代。他在苏联漫游了不少地方：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亚美尼亚，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明斯克，埃里温。他目睹了他早在俄苏文学作品中所熟悉的地方与事件。但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是遍布各地的长明火。在苏联，凡是经历过战火浩劫的城市都有烈士陵园、卫国战争纪念馆、纪念群雕、纪念碑，而在那些地方也总有悠悠燃烧的长明火。长明火就是在一座雕塑物上留出一个孔，利用天然气，点上火。火焰日夜熊熊燃烧，常年不熄，象征烈士永生不死的精神。

那次访苏最大的收获是参观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庄园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亲眼看到伟大文豪的生平、创作与生活环境，增加了他的感性知识。他不无感慨地说：“托尔斯泰的庄园很大，占地三百八十公顷，合五千七百亩土地。以这样的财富来供人享受是一辈子也用不尽的。但是一个贵族少爷，却放弃了生活享乐而投身于文学的道路，去关怀下层人民的苦难，探索生活的真理，是难能可贵的。我深深感到要发扬托翁这种伟大的精神也就是人道主义精神。”也许他心中感受到托翁点燃起这股精神的长明火。

第二次是1987年。

那一年的6月，应苏联作家协会之邀，草婴先生率领三名翻译工作者黄伟经、白嗣宏和我，前往莫斯科出席第七届苏联文学翻译国际会议。那次出席会议的有近六十个国家的代表。

几次大会都是在苏联作家协会礼堂举行的。草婴先生在会上作了报告，谈了自己从事翻译工作的经历，着重谈到他如何翻译托尔斯泰与肖洛霍夫的巨著。他的话朴实无华，有根有据，实实在在，颇受各国翻译家的欢迎。

他说，他是从六十年代初开始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他计划翻译托翁十二卷作品，包括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他说他为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所感动，为托尔斯泰作品的艺术魅力所感染。他认为人类发展到今天，除了物质上高度发展外，更需要推广人道主义思想，需要和谐，需要心灵的美。

他说他翻译的另一个重点是肖洛霍夫。肖洛霍夫是苏联作家中继承托尔斯泰的传统、发扬他的人道主义精神的佼佼者。在同时代的苏联作家中肖洛霍夫有胆有识，敢于在作品中反映生活的真实，较少受教条主义的影响。他翻译了肖洛霍夫的《顿河故事》、《新垦地》第一部和第二部、《他们为祖国而战》(章节)、《一个人的遭遇》(小说和电影文学本)等。

那一天，草婴先生把自己翻译出版的俄苏文学作品呈献给大会主席团，几十部译作令人赞叹不已。外国同行们用热烈的掌声表示了祝贺。7月3日闭幕会上，苏联作家协会授予草婴先生“高尔基文学奖”，并颁发了奖状和奖金。

我一直纳闷，草婴访苏时为何未去维辛斯卡镇访问肖洛霍夫的故居。他简简单单说：“没有机会。”草婴就是这么一位本本分分的人。集体活动时他从不提出个人要求。没有机会时他绝不硬性要求。如果他能前往肖洛霍夫的故乡，能亲眼看一看顿河哥萨克的生活与劳动，对他翻译肖洛霍夫的作品该有多大益处啊!是译者之幸，也是译界之幸!

艺术追求没有止境

我们在列宁格勒一同访问时，正是白夜时节。玉带般的涅瓦河，习习的夏风，金煌煌的教堂屋顶和各种塔尖，众多的雕像和喷泉。郁郁葱葱的树木，优美别致的铁艺栏杆，还有那彻夜不眠的青年男女在马路上的身影和不消逝的歌声，在不明不暗的夜色中，显得格外迷人与神秘。

那几天，我和草婴先生在一起，面对着美的世界，话题常常扯到文学翻译的艺术美上，艺术的追求上。

我想到《被开垦的处女地》作为书名已在我国流传几十年，可是草婴将这部长篇小说重译之后，毅然把书名改为《新垦地》。他不仅要改变已习惯了的语法，而且在汉文词组上也做了突破。“新垦地”从理解的意义上来讲，比“处女地”更为汉化。这是草婴在翻译上的一种艺术上的追求。

我也想到他译的《一个人的遭遇》，他不仅严谨地遵守了原文，而且用优美的汉文作了表达。每句话都可有不同的译法，但我觉得草婴的译文实在高明。

我虽然也从事文学翻译，但没有章法，没有固定的标准，没有一致的要求，翻译每一篇作品时，可能有不同的意向与兴趣，特别是译诗。我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草婴先生。他总是笑眯眯地听我陈述，透过茶色的镜片，用深邃的目光注视我，然后讲起自己的体会与感受。

他说从事文学翻译就是为原作者和译文读者搭架一座桥。搭桥——要对双方负责任。“文学创作是一种艺术工作。作家在创作一个人物形象时，他要费尽心血。文学翻译也是一种艺术工作，也要费尽心血，他的工作还必须忠于原作，因此是一种艺术再创作。再创作之苦是一般人所难以理解的。”他想了一下说，“我认为一部好的文学翻译作品应该是译文读者的感受相当于原文读者读后的感受。”他住了口，看我的反应，然后接着说道：“当然，要达到这个要求极不容易。翻译家确实要花大功夫，下大力气，使译文读者也能尽量欣赏到原作的艺术魅力。……翻译的艺术追求是没有止境的。”他的话像是没有说完，但让我遐思无穷。

翻译家的画家女儿

草婴的女儿盛姗姗，是位画家，玻璃雕塑家。她的成长受过父母的影响，但在这变幻无穷的时代光折下，有过变化。

姗姗曾在上海戏剧学院美术系进修班学习过。想起我初次见到她时，她正在上海《萌芽》杂志编辑部任美编。那时，我有机会在她家中欣赏了她的单幅水墨画和插图作品。我感受到她作品中的美。我把自己的想法讲了出来。没有想到她回答我说，她正在追求另外一种美，使我为之一愣。

1982年，姗姗告别父母和上海，去了美国。1983年在美国麻省蒙赫利·约克学院获杰出艺术证书，1986年获美国麻省大学艺术硕士学位。从1984年开始她在美国、荷兰、比利时、日本、印度、新加坡等地举行过几十次个展和群展。

姗姗的油画越画越大，已经到了一般楼房容纳不下的地步。在上海香格里拉波特曼酒店、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底层大厅、上海金茂大厦天庭都有她的作品，面积最大的超过一百平米。

我很欣赏作家王小鹰对姗姗的评价，说她的画是“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具象走向抽象，从轻巧走向豪放，从典雅走向炽烈”。

二十几年过去了。2001年5月19日我在中央电视台第一频道“美术星空”节目里看到了姗姗。她已经不是个亭亭玉立的少女，而是身手矫健、动作挥洒、大胆豪放的女性。那天的节目，介绍她如何与意大利玻璃艺术工匠们共同制造玻璃艺术品。她挽着袖子，扎着头发，在炉前火光中指挥工匠翻转熔烧的玻璃艺术品，活像一名统帅在指挥千军万马。

姗姗还在探索，还在追求，说明她的艺术还在成长。我觉得她继承了父母在事业方面顽强不息的精神基因，又比父母多了些内容。草婴先生没有用自己的艺术观点去影响自己女儿的艺术事业，任其发展，这也许促进了她个人特长的发挥。毕竟是又一代新人了。

老翻译家的心声

草婴先生做了一辈子文学翻译工作。他担任过上海译协会长、上海作协副主席，现任全国译协副会长，还是华东师大和厦门大学的兼职教授。他参加过《辞海》等大型辞书的编辑修订工作。他受过阳光雨露的滋润，也遭过暴风骤雨的袭击。但他从来没有骄傲，更没有气馁，他坚持了自己的生活与工作的道路。面对现实，回首往事，无论是做人还是从文，他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产生过无限的感慨。每当我们谈及这方面的问题时，他总是平和地说：

“我生平只追求一点，那就是：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

草婴先生是专业翻译家，生活只靠文学翻译的收入，这样的人在我国人数极少。生活中经常遇到各种困难，业务上同样困难重重。他常谦虚地说：他的俄文水平不够，中文水平也不够，翻译时不能运用自如。这是一种困难。他还常说他知识面不广，文学素养不足，同样造成翻译工作上的困难。他说自己只能凭中国的一句俗话“勤能补拙”坚持艰苦的文学翻译工作。只要多花功夫，不怕麻烦，总能克服各种困难。另外一点，是更为重要的：“凭良知”。

他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曾专门谈到过知识分子的良知问题。他说：良知是什么?是心，是脑，是眼，是脊梁骨，是胆。“心就是良心。做人做事都要凭良心。要是没有良心，什么卑鄙无耻的事都可以做。”“脑就是头脑。不论什么事，什么问题，都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分析、判断，也就是遇事都要独立思考，不能人云亦云。”“第三，是眼睛。经常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社会，观察人民的生活，不能只听媒体的介绍，也就是要随时分清是非，尤其是大是大非。”“第四是脊梁骨。人活在世上总要挺直脊梁，不能见到权贵，受到压迫，就弯腰曲背，遇到大风就随风摇摆。”“第五是胆，也就是勇气，人如没有胆量，往往什么话也不敢说，什么事也不敢做。当然，我并不是提倡蛮勇，但我认为人活在世上一定的胆量还是需要的，如果胆小如鼠，也就一事无成。”

他告诉我，他的这些想法，并非一时的随感，而是长期思索的结果。他在信中说：中央电视台于1996年9月30日联合国规定的翻译节那一天的东方之子节目中播出了他。“我谈的知识分子良知五点都播出了。事后也得到一些朋友的肯定。”

草婴先生正是在六十年的文学翻译生涯中经过风风雨雨，积累这一堆宝贵的精神财富，所以他才能在人品和文品上达到如此境界。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我似乎更深地听到了这位老翻译家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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