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一篇文章摸清中国历史脉络（三）

 

通过一篇文章摸清中国历史脉络（三）

国家的财政危机

宋朝梁柱逐渐被腐蚀。欧阳修写有《原弊》一文，警告只知贪图安逸的官僚们。当时的有识之士感到的弊害之一是国家的财政危机。其原因大致有三。

其一是军队。宋朝采用常备军体制，国境沿线和首都开封驻屯有超过一百万的军队。这些军人平时什么事儿都没有。况且，把他们都解雇了，又没有能安排的工作，这么多闲杂人员进入社会，将给社会带来动荡不安。正像后来的谚语所说：“好铁不做钉，好人不当兵”。宋朝兵卒的素质实在够呛。《水浒传》的头目中落魄军人很多，可说反映了时代的真实现象。不论是将校还是士兵，没有一个能当正经八百的良民。仁宗时代，因拖欠军饷和待遇恶化暴动的地方驻军，比因饥馑和恶政暴动的农民起义军还多。在当年忠实于毛泽东思想，无论如何都要找出农民“起义”的那个时期，把这些也说成是当时阶级矛盾的表现，现在看来相当勉强。

其二是官僚组织。为了抑制节度使的跋扈而确立的文官优势的政治体制，通过太宗扩大科举得以完成。但是，并没有静态地“完成”而止，而是发展到过剩。官僚的位子是有限的，科举中举的官僚候补年年产生，所以就出现了大量虽然中举却没有官僚位子坐的人员。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宋朝扩大和复杂化了权力机构，结果只能是增加国库没有必要的负担。官僚机构只要建立，就会自我繁殖，增势难挡。为了建立中央集权，在没有任何长远规划的情况下设立的宋朝官僚机构，在产生了许多优秀士大夫的同时，也陷入了一种极端危险的状态。

其三是节税。资产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等钻法律的空子，名义上放弃自己所有的资产和土地，以逃避赋税和徭役。典型例子就是把资产或土地在名义上捐给享受税金减免待遇的寺院、道观，以及赠送给官僚特权阶级。当然，名义上接受赠送的一方肯定要拿回扣了。这个行为其实就是把本来应该上缴国库的税金私下瓜分了。该缴的不缴，所以没有后门的普通百姓的赋税就加重了。这是一种典型的不论什么时代什么国度都存在的那种"老实人吃亏"的构图。

庆历改革，开始是着手整顿官僚的纲纪，可是不久就终止。后来二十余年，到仁宗时代后期，又进入了因循守旧的时期。本来仁宗就是一个无能的人，连真宗那样积极强化皇权的兴趣也没有。不知道与他没有后继者有无关系。到了生理上生孩子不太容易的年龄时，他还不选定接班人。这种时候有关皇位继承的问题，本来臣下们是忌惮不说的，但是欧阳修等几个高官实在是忍不住了，建议从皇族中选一个男子作为养子。仁宗也许觉得自己还行，或者是后宫的女人们为了生个能继承皇位的太子而阻碍此事，反正这件事一直没有着落。等到自己病倒后，仁宗才终于同意选一个皇族的男子进宫作为养子养育。但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如果自己以后有孩子了，这个养子应该出宫回自己家。后来选上的，是仁宗堂兄濮安懿王赵允让的儿子赵宗实，后改名叫赵曙。

君主像的变化

比如，被人们津津乐道的象征事例就是有关《尚书·洪范》中“帝”字的解释。《尚书》被称作《书经》，是尧舜以来圣人们的政治记录。"洪范"是殷周革命后，殷朝王族 的箕子对武王说的话，当然实际上是战国时代的创作。这里把政治的要诀分成九个范畴，世称“洪范九畴”。其 实“洪范”这个词本身，就是为了翻译英语category，把“洪范九畴”缩短编造出来的。

洪范篇开头提到“帝”赐大禹九鼎。从来的解释认为这 个“帝”为天帝，九畴的意思是洛水（流经洛阳市内的河） 出现的神秘现象。但是胡瑗否定了这些，他认为“帝”就是大禹臣事的帝尧。也就是说，到唐为止的一直以来的儒教认为是表现天帝赐王天命的句子，被解释称从尧到舜，从舜到禹的王者之间的王权转让（禅让）。如此一来，谶纬思想所说的易姓革命理论，被转化成赞美有德者统治天下的意思。

这是宋代新兴儒教各流派共有的思想，特别是出现了甚至可以称之为泛滥的尧舜赞美现象。不论是王安石还是程颐，都拼命向自己效忠的皇帝进言，要以尧舜为榜样治国。他们找出汉朝和唐朝皇帝的各种缺点，指出他们已经不是值得效仿的模范。他们强调经书中所要求的诚意、正心、修身等德目，是皇帝和士大夫都应该具备的。换言之，皇帝成为与士大夫同样的存在，被要求具有同样的伦理道德。直到唐代，严格地说是直到宋真宗为止的神圣王权论失去市场，哲人王成为时代的要求。科举官僚们希望自己的上司不是高高在上的君临下界的君主，而是一个与自己具有相同的人间本性、服从相同的伦理规范、遵守相同的行动准则的君主。对王安石来说，皇帝也不过就是一个构成国家官僚组织体系中的一员而已。有人指出，其实这个构想早在欧阳修的时候就已经出现。

那么，作为君主，与一般的官僚的区别又在哪儿呢？这，就是与以往稍有不同的天命论。

农村的阶级分化和乡村秩序的建立

到了南宋时期，农村阶级分化更加深刻。有钱人投资开发新田，并且积蓄财产，而贫穷人因为贫穷，失去劳动积极性，借钱生活，越来越穷，最后只好变卖土地。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的增加，从社会治安的角度来看，对富裕阶层来说也不是好事。因此，为了社会安定，他们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财富再分配。但是这次行动的主体已经不是中央政府, 而是地方的豪族们。他们没收没有土地的农民作为劳动力， 耕种新开垦的土地，并在这些地方建构新的乡村秩序。第六章介绍的乡约，能被朱熹关注，说明还是有一定的真知灼见。当然这个活动直到明代才被广泛推行，但是当时的社会状况其实已经达到了发生质变。

人口增加与依据，可以说是宋代农村的特征。虽然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这两个现象，但是其表现形式以唐宋变革为界产生的巨大的变化。汉唐时代总人口一直徘徊在六千万人左右，但是到了徽宗时代，终于突破了一亿，并且往后一直持续增长。这些数据虽然确实只不过是统计上的数字，但是正因此才具有重要意义。

另外还有一个现象:直到唐代为止，穷民一直都被称作贱民或奴婢，是一种私民现象，可是到了宋代，基本上全部作为佃户良民登记。这个统计数据具有多么高的可信度我们先不去管，但是进入统计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问题。有观点认为，这表明单婚家庭的小农经济取代了大规模的庄园经济，表明政府在政策上根据传统的齐民思想想要保护取得自立的农民家庭。

国家并不总是只考虑如何掠夺无辜的民众，为政者有时更想积极支援民众自立。虽然有全部没收断绝香火家庭的财产上缴国库的规定，但是大部分地方官们不但很少实行断绝香火的政策，反而大力推行过继政策，以图达到维持家庭(户）的存续。这个问题当然也不能单纯化，如果管内的户数大幅下降势必会影响政绩这个现实问题也起着作用——这也许就是上述诡名析户被默认的理由之一——但是不管怎么说，增加经济实体，也就是作为纳税单位的户数，成为为政者的一个重要职责。这点也就是我们从第五章以来一直指出的，宋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可以说庶民终于成为政治关心的对象。这与唐代被任命地方官就意味着左迁，意味着事实上的流放大为不同，时代的风向已经大大转变了。

中国的存在感

所谓“中国”是指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恐怕会有各种不同的回答。一般来说，简称为“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1世纪初的今天，以其被评价为“世界工厂”、“巨大市场”这一经济上的独特态势或对这一点的重视作为主要动力，使其在国际政治领域等方面的影响力逐年得到加强。

中国拥有廉价且大量的劳动力、手巧且上进心强的人民，只要不出现动乱等国家危机，今后会越发膨胀，发展成为超级大市场：在20世纪的一百年间，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因为对立、相争之特性而导致不幸的局外人，转化为共存、协作、竞争之国际社会中强有力的一员。这无论对于世界还是对于“中国”，都可以说是文明史意义上的变化。

或许会有种种议论，然而单纯以现在的“中国”而论，让世界其他国家对其产生别样的存在感的原因，首先在于它拥有庞大的人口和辽阔的领土，这一点恐怕任何人都难以否认。

总之，这是一个拥有13亿国民的国家，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样的情形。但是如果仔细观察其内部和现实，就会发现在这个“国民国家”中，有着太多各种各样的人群和存在方式，而且还夹杂着各种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和立场。对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犄角旮旯里易于孳生的某些肮脏杂乱、不可理喻之事以及不安定性，人们或许会心生些许恐惧感，即便如此也是一种无奈吧。

当然，以上所说仅为所谓大陆方面的情况。假如附加台湾的话，情况会怎样呢？关于台湾是台湾、台湾史与中国史是两回事的主张和观点，自然存在。尤其近年来在台湾，这种倾向更加明显。基于此种了解，如果将台湾也视为中华文明体系中的一分子，即视为广义“中国”传统的继承者来调整思路的话，那么久不得不说，大陆和台湾其整体对现代世界所具有的影响力，超越不时的表面化动向和正负局面，在自身和势力的总量上都是一种巨大的存在。

契丹研究之苦涩

契丹帝国以及对其历史、文化的研究，应该说走过了相当独特的路程，而且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首先是作为原始资料的文献史料严重不足。这是最根本的制约。成为基本史料的，就只有所谓中国正史之一的《辽史》。说是一百一十六卷，乍一看以为是大部头的书，但是实际上没卷的分量很少，记载的内容也往往是不完整的，所以令人着急的时候也不少。因此，即使设定一些研究题目或课题，打算从表面的现象哪怕稍微深入地去开展适当的研究和考证，一般情况下也都会立刻在史料面前碰壁。

反过来，如果说每一个单独的记载才是珍贵的，那么在某个方面可能如此，但是即使把零碎的记载串联起来，仍然无法克服质量和数量上的绝对欠缺。例如，假如一位感觉和能力超群的特定的一个研究者，就算他能把整部《辽史》运用自如，然而不论是细节还是总体上，能进行相应的分析解释和重构，恐怕也只能停留在某种程度吧。

《辽史》之外，并不是没有其他文献史料。不过大多是出自战争对手的北宋方面的记载。除了《契丹国志》，大多为有关初期两国之间战争的记载、和平共处关系达成以后外交使节往来的情形以及当时的游记等。记载的总量，照实说非常少。契丹黄帝陵出土的哀册、王陵和墓葬出土的墓志铭、各种碑刻等，每一件都很重要，但是其数量至今仍然有限。

总之，与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岁月的洗礼以及与东起日本海沿岸西至中亚拥有辽阔“帝国”疆域的契丹帝国的历史相比，不得不承认它的相关史料少得惊人。除了必然的、较重要的个别情况，研究的界限已经清楚到了令人伤心的程度。与其说缺失的链条多，不如说了解的情况少。历史研究，更具体地说是文献史学方面的历史研究，实在是令人憋闷。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交流

蒙古时代大量徙居中华本土的穆斯林，据说人数达到了一百万或更多，他们成了今天八百万至一千万中国回族人的直接族源。另外，在中华本土的东南沿海地区穆斯林聚居区也繁荣起来，成为通往印度洋航线的东西贸易活动的基地。这一结果使得很多汉族也皈依了伊斯兰教，成为走向东南亚的最早的华侨。这种人类群体的迁移、转型，在中亚以西的各蒙古政权的领域内也是允许的。各地的蒙古统治者们相互提供人才、信息、技术，补充自己的不足，使其为自己的统治服务。欧亚大陆各地被引向多种族、多文化并存的社会，这一结局不容忽视。

从13世纪的最后三十年到14世纪后半叶，整个欧亚大陆呈现出一派异常活跃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气象。例如世上所说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就是在威尼斯、热那亚、比萨等海上贸易城市繁荣的背景下，东方贸易所带来的财富和自由博爱的时代精神得以发扬的结果。难以否认的是，只有在蒙古时代这一切才能实现。将那个时代的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难能可贵的长途旅行和活动留传给今世的一些人物，广为人知。马可·波罗的故事，被认为是出自多人之手的合成作品。而真实存在的伊本·拔图塔的见闻录，在相当程度上很可能也具有不少合成作品的成分。但是不管怎么说，毕竟留下了记载。也许，留下记忆的人们只是在通风良好的蒙古时代往来于欧亚大陆东西方为数众多的佚名旅行者中的一少部分而已吧。

朝贡与外交

如果外国人与官员直接交涉，朝贡体系就会马上启动。为了避开这一环节直接贸易，外国人和官僚之间安置一个有特权的商人，由他们充当外国人的保证人。这是互市体系的一种形态。

但是要求改善广东体系则超越了互市范畴。1792年，英国的全权大使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乘坐“狮子”号从英国朴茨茅斯（Portsmouth）军港附近的斯彼特海德（Spithead）出发，绕过非洲南部的好望角，横跨太平洋，未在广东停留，直接于次年1793年到达渤海港口大沽。不经过广东的理由是逃避广东体系，直接与清朝的中央政府进行谈判。

马嘎尔尼经北京，越过万里长城，于9月份来到皇帝夏天的避暑地热河，也就是今天的承德，去谒见当时的皇帝爱新觉罗·弘历（高宗，乾隆帝）。如何行礼成为当时的一大问题。英国人刚跨过互市的体系，就撞上了朝贡的壁垒。

中国拜见皇帝的时候，要行“三跪九叩”之礼，也就是跪三次，每次磕三个头，是最敬重的行礼方式。但是若行此礼，英国就被列为清朝的朝贡国。马嘎尔尼的使命不是朝贡而是一种对等的外交。马嘎尔尼谈判的窗口是弘历的宠臣满族人和珅。马嘎尔尼坚持与和珅反复交涉，最终被允许按照欧洲形势行单膝下跪之礼。欧洲最高的行礼是亲吻国王伸出的手背。中国希望能够免去此礼。和珅借皇帝之威聚敛私产，成为清朝第一号贪官留名史册。

马嘎尔尼提出的要求是开放宁波、天津等地作为贸易口岸；在北京安置管理贸易的人等。但是这些要求都遭到拒绝。马嘎尔尼最大的希望是在北京设立常设使馆，为加强英国人的立场从事外交谈判。但实际情况距离目标的实现太过遥远。

清朝皇帝向英国国王提出的是皇上颁给朝贡国的告谕。其中写着“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言许多国家仰慕清朝前来朝贡，所以没有特别需要从英国进口。

马嘎尔尼虽然没能达成目的，但从广东北上时一路测量航线，从热河经大运河穿越整个中国出广东返回途中，收集各种情报，并留下了详细的记录。他收集到的这些情报对日后英国的政策产生了影响。

11月18日的日记中，马嘎尔尼记载了从杭州沿浙江的河流顺流而上途中与从福州到北京的琉球使节团会面的情形。

他们一方面能够说流利的中文，一方面拥有自己国家的语言。但是我不知道他们的语言是接近日语还是朝鲜语。据他们说，还没有欧洲的船只在琉球群岛漂泊，如果来航必定欢迎。他们对与外国的交流没有禁令……他们都是英俊的男子，润泽的脸比较白皙。言谈举止典雅大方，说话有趣，也不多话。从地理位置上而言，这一群岛理应属于中国或者日本，但是他们选择了前者（清朝）……如果情况允许，前往此琉球群岛探访应该会有所收获。（马嘎尔尼著，坂野正高译注，《中国访问使节日记》，平凡社东洋文库，1975年）

或许是根据这一情报，19世纪英国为了寻找外交交涉的突破口派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中国使节团时，当英国海军狮子号把阿美士德送到中国后于1816年访问琉球。

英国的这一举动，预示着东欧亚的海上即将吹进新鲜的空气。

太平天国运动的遗产

太平天国是近代中国经历的第一股“南来之风”。这一运动源于遭受歧视的客家人为寻求出路，流落边地，这些底层移民以他们的力量尝试建设理想的乌托邦，希图借此复兴疲敝的中国社会。他们接受异国宗教这一周边世界所带来的冲击，并吸纳之，从而对经历鸦片战争却仍然顽固的清王朝统治予以沉重打击。

如果说20世纪的中国吸收马克思主义，并使之中国化后衍生为毛泽东思想，那么拜上帝会同样是耶和华和耶稣降临这一超自然主义的中国化产物。拜上帝会的理念中蕴含了中国固有的复古主义内容，即恢复正统的传统王朝。但太平天国刚刚步入正轨便发生内部分裂，这决定了该运动的必然失败，而其后的国民革命和国共两党内战中的种种权力斗争亦与这段历史惊人地相似。

另一方面，太平天国提出的《天朝田亩制度》与《资政新篇》作为两个乌托邦理想，对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前者“大同”的乌托邦理想先由清末维新变法派所继承，后在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中得到实践。而后者的近代化路线，是之后中国人一直追求的理想，不仅为洋务运动所尝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路线也是这一理想的体现。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太平天国对列强的抵抗，虽然在列强的干涉之下最终失败，但太平天国的抵抗揭开了其后中国抵抗列强入侵的序幕。太平天国的战乱与清政府和列强的血腥镇压造成了无以计数的牺牲者，但这不过才是近代中国所经历之苦难的序曲而已。

在太平天国余波未尽的1866年，辛亥革命领袖孙中山在广东出生。他在同为客家人的洪秀全身上找到了共鸣，立志于革命事业。而据说共产党将领朱德、彭德怀也在童年时代就受到过太平天国传说的影响。后来共产党军队在各地转战时，被迎接他们的农民称为“天兵”，农民认为是太平军又回来了。虽然太平天国运动以失败告终，但其所传播的种子已然在之后的历史中牢牢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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