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蒋公的面子》观后​

文/李静睿​

我在清华大学看的《蒋公的面子》，新清华学堂大剧院三层楼几乎满座，我们的座位在二楼，可以清楚听见夏小山苦苦回忆，自己到底有没有在蒋介石的宴席上吃过火腿烧豆腐。

这是它第一百四十九场演出，编剧温方伊写这出话剧的时候只有21岁，她把自己的作品送给南京大学建校110周年。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的时候我正在那里读书，只记得余光中来学校里和大家谈诗。那时候我喜欢他写的李白：“酒入愁肠，七分酿成月光，余下的三分呼为剑气，绣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

还记得中文系有个老师从浦口校区步行到鼓楼校区，耗时七八个小时，沿途要走过荒凉的高新区和没有行人道的长江大桥。十二年后我在一所大学里看了送给另外一所大学的生日礼物，一个同样发生在大学的故事，没有比这更好的生日礼物。​

《蒋公的面子》里三个国立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很容易以立场划分站队：时任道左倾反蒋；卞从周右倾亲蒋；夏小山中庸守道。1943年蒋介石兼任中央大学校长，请三个人吃年夜饭，卞从周想去，又担心自己孤身赴宴被人说成失节谄媚；时任道不想去，又希望借蒋介石的面子能拿回自己在桂林珍贵藏书；夏小山不承认蒋介石是大学校长，却一方面惦记火腿烧豆腐，一方面又觉得时任道脸皮太薄，自己可以为他的藏书说上两句话。因此一直纠缠于能不能让蒋介石把请柬上的落款从“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改为“行政院院长”。​

说蒋校长的笑话是南大传统，话剧里“若是蒋校长处理校务，也是要由中大校长蒋中正呈请教育部长陈立夫审批，陈立夫转呈行政院长蒋中正再批”——就是一个流传甚广的经典段子。我总觉得这就像在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里一本正经地写正德皇帝先封自己为“威武大将军朱寿”；再封自己为镇国公，岁支俸米五千石；最后再次加封自己为太师，就此自己成为自己手下最高级的文官，位居大学士之上。​

知识分子当然应该永远开政治的玩笑，但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又永远不可能仅仅以玩笑待之。《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是马克·里拉的经典著作，里面关于海德格尔那一篇详细描写了知识分子如何被当下政治所诱惑，更让人觉得可悲的是，这种诱惑并非都是被权力胁迫。“现已明了的是，海德格尔至少从1931年年末起就公开表示对纳粹的支持，校长职位也是他积极争取来的，获得认命之后，他即不遗余力地投入了对大学的‘改革’并在德国各地举办宣传性的讲座，讲座结束之际总不忘高呼‘希特勒万岁！’”​

雅斯贝尔斯在1949年2月给海德格尔的信中也表示，当得知海德格尔向纳粹秘密告发自己的学生鲍姆加藤时，“那是我生命中至关重要的经历”。哲人王的叙拉古诱惑从来存在，据说海德格尔在1954年恢复大学教职时，就有同事当面质问：“君从叙拉古来？”​

当然，在更平常的日子里，不是每个身处大学的知识分子都会像海德格尔那样，被政治卷入得如此之深，但大部分人都会面临夏小山们的疑问：当蒋公手握政客权力，却身兼学术头衔，那我们到底要不要给蒋公面子？更何况，有时候和蒋公的面子对应的，并非仅仅是自己的书自己的面子，而关乎自己的生活可能会被权力所摧毁。​

给，是否对得起自己？不给，是否会害了自己？在现实尊严和未知恐惧之间，知识分子不管怎样选择，都已经不会令人意外。​

话剧中三人有一长段关于哲学理论的对话，从冯友兰的“贞元三书”谈到黑格尔再谈到马克思。现场演出中这一段因为涉及专业知识太多，又是辩证法又是唯物论，气氛略显冷场，一直到夏小山绕回幺鸡四条才又获得笑声。卞从周在批判时任道对“贞元三书”的批判时，说他不过是把冯友兰的每个词都和马克思相对应。在我看来，这句话触及了话剧中没能展现的部分，即1949年后的中国，知识分子面临“马公的面子”时，其境况远比1943年时残酷。​

去年我在台北胡适纪念馆里看馆内记录短片，中间多次引用蒋介石在日记中对胡适的评价，所用词语包括但不限于“狂妄、愚劣成性、荒谬、心理病态、狐仙、蟊贼、可怜实甚、无法理喻”，“此等书生之思想言行，安得不为共匪所侮辱残杀”。更引人发笑的是蒋介石称其为“无耻政客”，让人疑心说话的人和被说的人是不是站错了位置。但即使如此，蒋介石依然在明面上给足胡适面子。​

在《蒋公的面子》中，1949年后知识分子的生活被简单浓缩为在红卫兵批斗之下互相检举揭发，三人对于自己到底有没有赴宴甚至到底有没有收到过蒋介石的请柬都各执一词，也许是因为健忘，也许是因为恐惧让自己健忘。​

1953年陈寅恪说，自己早在宣统三年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他反对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认为不能先存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这一观点其实早在1929年他为王国维碑所拟的碑文中已经存在，简言之，是今天为人所熟知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然而当沉默的自由也被剥夺，在《蒋公的面子》里，夏小山们尚且可以说“国事你不可问，我辈且打麻将”。然而时间推后，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们惶惶不可终日，痛苦于不知何以表达忠心方能换取自身安全，连沉默的勇气和可能性都已经失去，又谈何面子。​

马克·里拉几年前写过一篇文章，提起在八十年代中期，波兰团结工会正处于最低潮。那个时候他所遇到的人们，都急于讨论柏拉图和黑格尔而不是当前的事态，“并且这样做也并非要逃避现实。对他们来说，经典作品恰恰是黑暗时代所要求之物”。而当他来到中国，知识分子们热衷于阅读的是施特劳斯与施密特，是的，就是那个曾经声称希特勒的行为“自身就是最高的正义”的施密特。​

不知道为什么，《蒋公的面子》让我又想到这篇文章，走出剧院，王国维碑不过两百米之遥，我疑惑于知识分子们在这个时代如何按照陈寅恪那十个字生活，是谈论当下，还是阅读经典。​

也许所有的路都是死路，但也许只有在走往那些死路的途中，我们才还能拥有最底线的尊严，最起码的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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