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是艺术的第一把钥匙

真诚是艺术的第一把钥匙 

    重读《傅雷家书》，我辅之以傅雷所著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将两书贯通互参，相为映照，深化了我对一些艺术规律的认识，并使我对文化艺术的审美有了某种领悟。

　　真诚让心灵不被功利世俗蒙垢

　　我强烈地感到，《傅雷家书》从始至终洋溢着对生活、对艺术的真诚信念。比如在1962年4月1目的信里，傅雷欣喜地赞扬儿子傅聪：“读你的信，声音笑貌历历在目；议论口吻所流露的坦率，真诚，朴素，热情，爱憎分明，正和你在琴上表现出来的一致。孩子，你说过我们的信对你有如一面镜子；其实，你的信对我们也是一面镜子。有些地方你我二人太相像了，有些话就像我自己说的。”这不仅仅是一种褒扬，体现了父子间的心心相通，而且充斥着一股真挚追求艺术的信念，从中可以感受到一个艺术家的脉搏。

　　艺术表达绝对不能只看做是个人欲望的本能宣泄，或是带有某种感官刺激功能的消遣。在傅雷看来，只有真诚的灵魂才能对艺术内核有深入的领会：“由此得到一个结论：艺术不但不能限于感性认识，还不能限于理性认识，必须要进行第三步的感情深入。换言之，艺术家最需要的，除了理智以外，还有一个‘爱’字!”对此，他特别做了进一步解释：“所谓赤子之心，不但指纯洁无邪，指清新，而且还指爱!法文里有句话叫做‘伟大的心’，意思就是‘爱’。这‘伟大的心’几个字，真有意义。而且这个爱决不是庸俗的，婆婆妈妈的感情，而是热烈的、真诚的、洁白的、高尚的、如火如荼的、忘我的爱。”

　　傅雷对艺术卓有识见，他指出真诚是打开艺术殿堂之门的第一把钥匙，而艺术殿堂又建立在人的浸满了爱汁的灵魂之上。因此，仅仅把艺术审美认作是感性的愉悦，或者是生存情绪的宣泄与呻吟，甚至以生理快感代替审美愉悦，都是一种肤浅或扭曲的艺术观。而另一种艺术观，仅仅把艺术审美简单地视为某种伦理道德或政治信念的“软化”教育功能，也同样不能真正感悟艺术。艺术家与作家决不应该拒绝理性思维的探索，而只有将自己独有的审美观念与之融合，才能产生出完美的艺术成果。《傅雷家书》中所提到的“伟大的心”，就是一种更博大深邃的人类之爱，它是艺术家必备的品格，是人类真诚的进一步生发，是产生伟大艺术品的真正源泉。

　　《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的第一讲中，论及乔多(Giotto ai Bondomet，1266－1337，文艺复兴早期的意大利画家)与圣法朗梭阿·大西士(《圣经》里有圣法朗梭阿向小鸟说教的故事，乔多画过一幅画作名为《圣法朗梭阿小小鸟》。圣者站在路旁，头微俯，手轻轻地举着，小鸟从树上飞下来，一行一行地蹲在他面前，聆听圣者的训导)：“乔多全部作品，都具有单纯而严肃的美。这种美与其他的美一样，是一种和谐；是艺术的内容与外形的和谐；是传说的天真可爱，与画家的无猜及朴素的和谐……是构图，素描，与合乎壁画的宽大的手法，及取材的严肃的和谐。”这是对乔多的著名画作《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艺术分析。我曾经在法国看到过这幅画的复制品，当时从内心深处滋生出一股生命的感动，恰如傅雷所引用的现代美术史评论家贝朗逊的评价，“热情的流露”，“生命的自由”，“与神明之皈依”，“这一切是文艺复兴绘画所共有的精神”。

　　我们身处在一个灯红酒绿、明星如云的时代，无聊情绪与虚无主义弥漫在人们心头，《傅雷家书》中的艺术观念似乎已经是过时陈旧、迂腐可笑的了，文学艺术的审美观念再不可能以“伟大的心”作为认识基础，社会生活的粗鄙化与欲望化，必然导致艺术观念的娱乐化成为时尚文化的主流观念。

　　在后现代主义甚嚣尘上的西方世界，很多抱有艺术真诚感的学者对此也是忧心忡忡。有一些学者提出了“文学终结论”的主张，认为在这个普遍思想贫乏的时代，人们已经不再喜欢阅读，电视肥皂剧代替了小说、戏剧，而思想也成了某种奢侈品。一些“伪思想”代替了真正的思想学术研究，时不时冒出一批“酷评家”，目光盯住了名利，危言耸听，比周谩侮，尖酸刻薄，哗众取宠，如闻一多先生所讥言：“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这些“逆取者”转眼又可成为“顺取者”，“酷评”很快转为“热评”，胡乱吹捧，装腔作势，爆炒包装，废话连篇，甚至也端出“大学者”的架子，让人作呕。

　　在这样卑琐鄙俗的文化氛围中，无论是艺术家、作家，还是批评家，又有何真诚可言?西方学者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不无忧虑地认为，在如此的时代氛围中，人们的精神文化毁灭的可能不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监狱”，倒是我们一往情深的赫胥黎式的“美丽新世界”了。在这个世界，所有严肃、神圣的事物最终都会被娱乐化，形同杂耍，整个人类文化灭亡的命运也在劫难逃。

　　真诚使心灵不被华美形式所惑

　　这是一个提倡个性发展、跨文化写作的时代，文学艺术的基本形式与面貌呈现多元化。西方的现代主义艺术与后现代主义艺术蓬勃发展，使得文学艺术界对审美的认识与标准产生了分歧。而对审美标准的分歧，又使得很多艺术家与作家对创造美、欣赏美的客观规律产生了怀疑，内心充满了迷惘与困惑。特别是这些年来，实用主义哲学在意识形态领域愈来愈占主流地位，工具理性压倒了价值理性，因此，他们对艺术的理解也越来越趋于褊狭，多元化反而使他们迷失于一条又一条迷网似的死胡同、窄胡同里。

　　在《傅雷家书》里，1956年2月29日的信中有一段精辟的话：“大多数从事艺术的人，缺少真诚。因为不够真诚，一切都在嘴里随便说说，当作唬人的幌子，装自己的门面，实际只是拾人牙慧，并非真有所感。所以他们对作家决不能深入体会，先是对自己就没有深入分析过。”傅雷痛切地说，“建筑在了解自己了解别人上面的爱，才不是盲目的爱。”

　　拾人牙慧的形式主义是中国当代文学与艺术的痼疾之一。在文学作品中，有“无主题”、“无情节”、“无性格”的“三无”小说，它们打着先锋、前卫的旗帜进入当代文学史，却与娱乐化文艺的虚无主义思潮相结合，最终以“无”领先，仅仅可怜地残存下来的一点儿形式主义就成了这些作品的最主要立意。在当下，甚至国内的一批优秀作家和艺术家都存在着同样的缺陷，即如何真正把握艺术形式以及深化、蕴藉自己的思想内涵。

　　傅雷在1954年11月23日给傅聪的信中，颇为深刻地谈起过这个问题。他说：“现在我深信这是一个魔障，凡是一天到晚闹技巧的，就是艺术工匠而不是艺术家。一个人跳不出这一关，一辈子也休想梦见艺术!艺术是目的，技巧是手段：老是只注意手段的人，必然会忘了他的目的。”这些话是如此切中时弊!当然，一位艺术工匠也会对艺术有热爱之情，但他永远也达不到真正的艺术境界，这一切都因为他不是用心灵去感受、去探索，缺少作者的创造性思维或“伟大的心”。

　　前卫或先锋艺术家、作家可能会说，傅雷是一个古典主义者，他的艺术观念与我们大相径庭，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真诚，我们的“无深度概念”，拒绝一切创造性和超越性的模式，甚至对精神、价值、真善美等都不抱兴趣，我们的规则仅是游戏规则，是从意义的追寻走向浅层次语言的狂欢，因此，文本的翻新——也就是形式主义，或曰艺术技巧及艺术手段，就是我们替代思想内涵的根本意义。这些话说起来，颇为绕口也颇为雄壮，但这实际是后现代主义者的悖论，他们被自己所创造的游戏规则所“游戏”了：由于注重手段，而忘记了目的；又由于没有了目的；而寻找不到手段。

　　《傅雷家书》中1960年12月t日的信是傅雷夫人代写的，并附有几篇音乐笔记。其中一篇《什么叫做古典的?》写道：“艺术家要提防两个方面：一是僵死的学院主义，一是低级趣味的刺激感官。”傅雷认为：“真正的古典精神是富有朝气的、快乐的、天真的、活生生的，像行云流水一般自由自在，像清冽的空气一般新鲜；学院派却是枯索的，僵硬的，矫揉造作，空洞无物，停滞不前，纯属形式主义的，死气沉沉，闭塞不堪的。分不清这种区别，对任何艺术的领会与欣赏都要入于歧途，更不必说表达或创作了。”在当今时代中，傅雷所要求提防的“两个方面”，竟然奇异地结合到了一起，这是由于后者的拙劣表现使大众厌烦之后，就要从前者借鉴理念或形式，用以继续蒙骗大众。对此，傅雷先生认为“只有真正纯洁的心灵才能保持艺术的纯洁”，意思就是，只有真诚的心才能真正识别二者所制造的歧途，才能创造出真正的艺术。

　　在《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的第十七讲“波生”里，傅雷强调了那些伟大艺术家的想法：“他认为艺术的目的应当是极崇高的。他认为除了美的创造是艺术的天然使命以外，还有使灵魂升化。”也就是拥有一颗“伟大的心”，“这是一切伟大的古典派作家的共同理想，他们不能容忍一种以取悦为务的艺术”。这种看法绝不是书生之见，如果否定了这些观点，抽出了最根本的价值观，在我们的文学艺术里，还能留下真正具有美感的作品吗?

　　真诚能不自作解人或强作解人

　　傅雷在1956年2月29日深夜的信里讲得很明白：“真诚是第一把艺术的钥匙。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真诚的‘不懂’，比不真诚的‘懂’，还叫人好受些。最可厌的莫如自以为是，自作解人。有了真诚，才会有虚心，有了虚心，才肯丢开自己去了解别人，才能放下虚伪的自尊心去了解自己。”大概谁也不会公然反对这些道理，可是又有谁愿意身体力行实现这些真诚的信念呢?

　　所谓“自作解人”或“强作解人”(均指不明真意而乱发议论的人)，恰恰又是搞文学艺术的人的通病。真诚地承认自己“不懂”，已经不只是一个艺术品格问题，它既会损伤某些大腕“虚伪的自尊心”，更会损害他们的巨大利益。以至于在现今的世界，讲真诚，讲品格，讲爱，甚至讲真正的艺术，都会被看成是迂腐可笑的。但是，那些自以为是的所谓艺术家却忽略了一个事实，人们的敏感心灵是最容易分辨出真实与虚伪的。或许，他们在短暂时间内会被蒙蔽，可大多数人终究会辨别出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之间的本质区别。

　　朱光潜在《谈美书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中曾经谈到一件事。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年印行了《罗丹艺术论》，在正文之后附载了一篇“读后记”，使得朱先生很不满意。他批评那篇“读后记”的作者用千篇一律的公式来“强作解人”，感叹“任何评论员用不着对文艺作品有任何感性认识，就可以大笔一挥，洋洋万言”。他特别指出：“作者还挑剔罗丹不该把现实主义说成‘诚挚是唯一的法则’，理由是‘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超阶级的诚挚’，试问过去公认的一些阶级成分并不怎么好的现实主义大师，例如莎士比亚、费尔丁、巴尔扎克、易卜生、托尔斯泰等等，都不‘诚挚’，都以说谎骗人为业吗?”朱光潜的批评一针见血，头脑僵化的教条主义者丢弃了“诚挚”这一唯一法则，把求真看成了“不过是‘写真实’的别名”，用自己的一套僵化与教条的政治法典来看艺术，就闹出种种文盲般的笑话。实质上，这些“强作解人”与今日的所谓“艺术家”们的“自作解人”有共通之处，他们都故意地抛弃“真诚”这把钥匙，以伪善来蒙蔽人们，又怎么可能达到美的境界呢?

　　傅雷在1956年2月29日深夜的那封信中还说：“而真诚是需要长时期从小培养的。社会上，家庭里，太多的教训使我们不敢真诚，真诚是需要很大勇气作后盾的。”讲真诚容易，而要做到很难，傅雷先生多次告诫自己的儿子傅聪要有自知之明，要放下“虚伪的自尊心”。这不仅仅是教会他做人的态度，更是要求他通过这种品格来深刻认识自己、反省自己，如此才能在艺术求索的漫长道路上不懈怠、不自满，跨越一个又一个艺术标杆。

　　读《傅雷家书》的最后一封信，也就是1966年4月13日的那封信时，可以看出字里行间浸透出作者的爱，这不仅仅是对儿子傅聪的爱，更多的是对生活的爱，对人类的爱。信中有一股淡淡的忧伤：“明知浮生如寄的念头是违反时代的，无奈越老越是不期然而然的有此想法。”如果我们能够设身处地重新感受作者所处的历史氛围，大概就可以从中嗅出一场政治风暴将要到来的雨腥味。这不仅仅是对生命白驹过隙的慨叹，而是对自己一生艺术追求的反思。傅雷说：“我们从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上辈，多少是怀疑主义者，正如文艺复兴时代和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前的人一样。可是怀疑主义又是现社会的思想敌人，怪不得我无论怎样也改造不了多少。”他是纯粹的知识分子，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直至临辞世之际，他仍然怀揣“真诚”这个“第一把钥匙”。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面对一个又一个思想迷圈，在其中徘徊、迷惘而又充满痛苦，有多少人不得不丢弃这把珍贵的“钥匙”，也有人为了这把“钥匙”而献身。

　　在《傅雷家书》的前言里，楼适夷写道：“在这些书信中，我们不是看到傅雷为儿子呕心沥血而留下的斑斑血痕吗？其实，这些血痕不是傅雷先生为其子傅聪一人留下的，而是给历史留下的，是给我们这个具有古老文明传统的民族留下的，也是给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们留下的一份很丰富的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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