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德威现代华文文学史的困境

论王德威现代华文文学史的困境

[美]　周春塘 文学报

今日推送文章为本周本报《新批评》专刊头条评论王德威教授的现代华文文学史研究，作者为美国华人文学教授，同时为便于从内部学界参照，也找来复旦大学郜元宝教授多年前对王德威著作评论，以及王德威本人撰写的海外中国文学史研究梳理。三文对照，希望能够就此话题提供一个思考维度。——编者注）

　　■出现于二十世纪“新历史主义”的一些问题，早在十九世纪末便存在了。王德威想替中国现代文学书写历史的宏愿，在尼采的新观念下，在记忆和遗忘的夹缝间，无疑会得到许多鼓励，也会面临不少的困境。

　　■王德威最爱引用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但他大为推崇的作品，其简化人性的描写，都与巴赫金多元化的生命观背道而驰。我们的文学应如何跳出此一泥淖，争取新的活力，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王德威对此一问题的缄默，令人诧异。

　　■如果我们的文学史家可以容忍曾阳晴、李昂文字上的缺陷，白薇、蒋光慈艺术上的失败，张大春写作上的懒惰，莫言、阎连科小说结构上的草率，不仅台湾文学的努力将是一场浪费，华文文学向世界进军的梦想，恐怕也将成为“徒然”。

一

　　我无法低估历史的力量。尤其作为一个中国人，在这拥有五千年以上历史的古老国度里，到了二十世纪，更是波涛汹涌，瞬息万变，一如尼采所说，像“一个永不枯竭的源头向他流来，奇怪的片断汇聚在一起，记忆敞开了它所有的大门，却总敞得不够宽”。（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第一个正面接受这种历史挑战的学者便是王德威。他写下的专书和论文不下数十种，把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包括两岸四地，尤其是小说———这个最能反映历史经验的文体———交待得淋漓尽致。在他笔底，从晚清到民国，从1919到1949，从遗民到移民到逸民，从满清弃儿到亚细亚孤儿，从巫言到莫言，从伤痛到猥亵，从荒人到运尸人……说尽了现代海内外华人辛酸的故事和奇幻的漂流。生命对他而言，就是历史，而激情、乡愁，或者暴力、淫乱，不过是腥风血雨年代中不可或缺的插曲罢了。

　　在上面的引文中，尼采把“记忆”当做“历史”的同义词看待，值得我们注意。事实上，从他自称为《不合时宜的观察》的书中，尼采提出了生活就是历史，而历史服务于生活的概念；　在记忆和遗忘之间，造成了历史残缺不全的必然性，无形中也暗示了历史研究的新方向。换句话说，出现于二十世纪“新历史主义”的一些问题，早在十九世纪末便存在了。王德威想替中国现代文学书写历史的宏愿，在尼采的新观念下，在记忆和遗忘的夹缝间，无疑会得到许多鼓励，也会面临不少的困境。

　　在全球化呼声仍在持续中的今天，王德威期望在“西方理论的视野下”，“见证后现代以后小说千回百转的面貌”（王德威，　《当代小说家　II》　编辑前言）,燃起了替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奠基立业的雄心，当然也将有他无可推卸的责任。正如德曼在　《盲目与洞见》　一书中所说，书写文学史而提出现代性的话题，无异于把自己置身于“文学的历史”和“文学的现代性”这两个吊诡问题的夹缝间，最终难免要以意识形态当做武器，并给文学的理论做必要的交代。事实上，从王德威众多的文字著述中，我们知道他重视时代给予文学的冲击，也承担了时代“赋予”他崇高的使命，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在国族主义的大纛下，同声一气的愿景每每遮蔽了历史经验中众声喧哗的事实”。从此和谐与矛盾，本土与世界，传统与创新，这些后现代文学中出现的复杂性，清楚浮上了台面。

　　以小说作为文学史的重心，确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新向度。吾人无需钻入尘封的史籍，摩挲历史的丰碑，透过文本的阅读，便能见证时代的兴替，目睹暴力和创伤的消长。这些王德威称之为“嬉笑怒骂”、“感时忧国”、“风花雪月”或者“众声喧哗以后”书写而成的“虚构小说”，纵然偏而不全，仍是活生生的史页。这种文学语言，跟任何历史学家的语言相比，都有全然不同的意义和价值，而小说不再是“虚实不分”的语言游戏，或者《宋史·艺文志》所取笑的“虚诞怪妄”的“小说家流”。王德威致力于小说“新视角的开拓”，和“小说怎样来见证及介入历史”的研究，在此也得到了全盘合理的支持。

　　事实上，把小说扩充为“大说”的企图，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便已出现。王德威一再提到梁启超治群功用的“新小说”，和鲁迅借小说“不可思议之力”拯救中国的言论，可知梗概。他后来居上，藉西方文学理论的他山之助，甩开了这种狭隘的文学实用论，引领中国现代文学走向一个全新的维度。他在《小说中国》一书序言中说：

　　小说作者见贤思齐，要将小说化为大说的努力，从五四到当代也所在多有。但站在世纪末的边缘上，我们也许要说：大家听多了，来段小说吧。小说夹处各种历史大叙述的缝隙，铭刻历史不该遗忘的与原该记得的，琐屑的与尘俗的。英雄美人原来还是得从穿衣吃饭作起，市井恩怨其实何曾小于感世忧国？梁启超与鲁迅一辈曾希望借小说“不可思议之力”拯救中国。我却以为小说之为小说，正是因为它不能，也不必担当救中国的大任。小说不建构中国，小说虚构中国。（王德威，《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台北麦田出版，2012）

　　他知道小说是虚构。但他承认“虚构总以生命及生活经验为前提”（王德威，《台湾：从文学看历史》，台北麦田出版，2011），也是时代精神的表现。它的功能足以与“中国现实的如何实践”发生息息相关的联系。然而最重要的是，这种内在的联系，随着外在因素的起伏，已不见了它们惯有的统一性和连续性，而福柯断裂、极限，和转变的历史系谱学（genealogy），遂成为他观察历史以及意识形态的视野和方法。他庞大而良莠不齐的《台湾:从文学看历史》的诗文选集，从书名上看，便知重点不在文学,而在历史，亦即在“历史大叙述的缝隙”和“繁琐与尘俗”的生活经验之间，做了一个重建现实中国的尝试。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他另一著作《小说中国》　的英文名称是　Narrating China，他用　narrating(叙事)一词直接翻译“小说”二字，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后现代主义思潮中不断出现的narrative（叙事）,和grandnarrative（大叙事）的用语。他虽然早已告别了梁启超、鲁迅等人文以载道的文学观，也不接受小说有救国责任的大话，但自别于“大人先生”而谦称“我生小辈”的他，在这里却俨然有追循西方叙事或大叙事的模样，再度展现了替中国现代文学开辟新天地的抱负，而他　《小说中国》　的架构也隐然具备了“大说中国”的庄严。事实上,他的《历史与怪兽》　一书的副标题“历史·暴力·叙事”也透明地证实了这个猜想。不过严格说来，把西方文学理论生吞活剥，不加修饰，依样画葫芦嫁移到中国，未免有声东击西，向声背实之讥；纵然满足了不少国人崇洋的心理，它与我们的国族主义有多少抵牾，在中国土地上能产生多少现实的意义，以及它可能得到的负面效应，王德威则未予深究，不免是他事业上一个致命的打击。

二

　　然而什么是后现代主义的叙事和大叙事呢？大陆学者郑祥福用李欧塔（利奥塔）的话说：相对于科学而言,“叙事”的语言不需要任何外在合法性的支持,可以把无知、野蛮、偏见、迷信或任何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而“大叙事”则包含了当代因政治和哲学的推动而获得的新知。（郑祥福，《李欧塔》，台北生智出版，1995）依照李欧塔本人的解释，后现代主义是“人道思想的解放”，和“冥想知识的融汇”；当美学或抽象意识介入时，不论是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还是哲学的，现实知识的话语，不再是如镜照影的复制，而是产生更多的话语，发现更多的知识。换句话说，就是透过文本，“从未知中求新知”。在讲求后现代精神的氛围中，没有比这样的陈述更具体有力了。如果说王德威在他历史的构想中有把小说变为大说，或者让小说接近叙事和大叙事的希冀，以便发现历史更多“千回百转”的面貌，确是明智之举。事实上经过这番努力，借重西方的文学知识，他扩大了中国文学的视野，而在我们历史和地理双重背景快速改变中，加上“华文”或“汉语”的新框架，把中国现代文学置身于世界文学之林，他功不可没，早已与“梁启超与鲁迅一辈”分道扬镳了。

　　然而王德威给人的印象还不止于此。跟后现代主义的叙事和大叙事遥相呼应的，还有上世纪30年代出现的“大传统”。那是当年煊赫一时的“新批评”（NewCriticism）学派大师利维斯的创造。利维斯根据文学的模式，力排众议，替英国小说制定了一个从简·奥斯汀到D.H.劳伦斯的大传统，取舍之间,排斥了狄更斯、斯特恩、哈代这些卓具声望的作家，虽然一时惹起不少争议，却为当时正在耶鲁大学求学的夏志清拳拳服膺，希望在现代中国文学的圈内做一点类似的回响。他毁誉参半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便是在这种氛围下完成的。王德威师承夏志清，十分理解其师追踪大西洋彼岸利维斯的心意：

　　利维斯认为，“他所选择的”这些作家既能发挥对生命的好奇，又能将其付诸坚实的文字表征。在《小说史》一书中，夏也本着类似精神，筛选能够结合文字与生命的作家，他此举无疑是要为中国建立现代文学的“大传统”。（王德威，《重读夏志清教授　〈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

　　夏志清的“大传统”肇始于他的“筛选”，这是人人皆知的故事了：他贬低鲁迅，而对新文学的名家如茅盾、巴金、丁玲等，“也吝于给予过高的评价”。在　《小说史》的结论里，“他列举张爱玲、张天翼、钱钟书、沈从文四人为其中佼佼者，因为他们的作品显现‘特有的性格和对道德问题的热情，创造出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尽管张爱玲和钱钟书“在五十年代的文学史里，皆是默默无闻之辈”。

　　王德威对夏志清“开路工夫”的辩护，和“批评精神与信念”的推崇，尤其在夏辞世不及旬日的今天看来，慎终追远，是公允而适宜的；而他认为当今“许多年轻的批评者其实与夏颇有契合之处”，应当也包含了他自己，因为他们都“为现代文学批评传统的变与不变写下新章”，而他们所揭橥的大传统不过是“在在要引起我们的思辨”而已。王德威的努力，正是此一理念的薪传，值得褒扬。只是处于后现代思想全球化的新时代里，他接受了比夏志清更多的西方理论，淡化了他自己所提出“国族主义的大纛下”、“同声一气”的本土文化和民族意识———这些与西方社会截然不同的“喧哗”，难免要遭到“文化拼盘”和“挟洋以自重”（王德威，《西方理论视野下的现代中文小说研究》用语）的低贬了。事实上，在他的论述中，他于意识形态和文学现代性的认识，用力甚勤，然而忽略了台湾许地山、王祯和这一系列的乡土文人，或者大陆新生一代向历史告别、走出悲情的张炜等人，诚有沧海遗珠之憾。

　　文学创作的变与不变，不同于文学的批评，总是以人的感性为前提，没有历史系谱学的时间表，没有客观事实作为背景，也用不着批评家官用的印记。

　　然而说到文学的传统，不论是利维斯、艾略特，还是夏志清，重点都在历史，或者透过诠释而获得的历史再评估。过往并非单一的事件，而是生命与经验的总和。如果把小说扩充为大说，把大叙事扩充为大传统，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历史，我们欣然回到了文本的怀抱。文本主义者最爱用的一句话，“语言之外，别无世界”,道破了文本和历史之间微妙的关系。的确，在嬉笑怒骂、感时忧国……等等的喧哗之后，虚构而成的小说，或者说出于记忆得来的书写，纵然支离破碎，仍然是血淋淋的历史。王德威在这种目的下广事搜罗，补苴罅漏，思考小说怎样见证和介入历史的问题，不斤斤计较于作品的良窳，不事杀伐臧否，确是后现代思想的精神，不应当有推石登山的困境。

　　但事实却不然。如果历史真的可以重建，尼采早已指出记忆的不足,历史残缺不全的必然性，以及被理解而归纳成知识后的历史往往是一个“死去了的”历史。他甚至指出当生活痛苦或不如意时，有人宁愿选择遗忘。在另一书中，他甚至相信人类在某些情况下，会为了需要和欲望而虚构现实。在这里，我们也不宜漠视蒙田更早的警告：人在折磨中所做的“坦白”，是不足为凭的。我无意指陈在动乱和政治干扰频繁年代中出现的作品，会有虚伪不实或者过分夸张之虞，但历史学家具备一点哲学家的慎思明辨和怀疑的精神，是有利而无弊的。伽达默尔同意人文大师狄尔泰对历史诠释学的看法，认为理念不应当做成历史哲学的核心，但他们仍然相信历史的研究终会“无可避免地”回到理念。既然如此，那么，一个人自身理解的有限性就是实在、矛盾、荒谬和不可理解的，谁认真地看待这种有限性，他就必须认真地看待历史的实在。

　　不同于夏志清对美学的青睐，王德威对这里所谓“历史的实在”有相当的掌握。他不担心历史的片面性；他不以文学的“美学质素”做优先考虑；他接受生命中出现的一切现象，包含“现实、矛盾、荒谬和不可理解的东西”。他的谴责小说、风月小说、政治小说、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等等，无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他给读者的印象，是中国文坛在这风雨飘摇、颠沛流离的苦难岁月中，却意外进入了一个繁华似锦，百花齐放，类似文艺复兴的大时代。然而事实上，小说在今天早已失去了时代的魅力，而有识之士，包括他自己，也都明白“这不再是一个阅读至上的时代”；且在后现代主义的视野中，启蒙运动以来西方哲人赋予“人”的浪漫形象，早已破坏无余，取而代之的是经济权力的支配，和政治因素的夸张。这种西方文化的没落，和西方人无可奈何的失落感，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中国不能幸免，只是王德威在我们历史千变万化的的震撼中，把它搁置在一旁，别有用心地做了他认为更为重要的选择。

三

　　事实上，在国族主义的大纛下，最受到他瞩目的，不是全球性的颓丧，而是世纪末的乱象。这些在中国，不，根据他的定义，应当是两岸四地天天上演，日日登场的悲喜剧，例如疯狂与叛逆，革命与淫乱，寻根与乡愁，罪与罚……等等这些令人“目眩神迷”、不可掩饰的现代和后现代的喧哗。

　　严格说来，他所强调的乱象，是人性丑陋一面的流露，可以随时随地在任何社会发生。他最爱引用的巴赫金式的狂欢，事实上跟我们的社会有着很大的差距。巴氏的理论，见于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他认为陀氏的小说有四大特色，其中之二，便是人物的“无定论性”（unfinalizability），和“狂欢”（carnival）的介入。陀氏的人物，在巴赫金的眼中，是一场与外在世界连绵不断的对话，一如我们哲学观念中阴阳二元无休止的交叉与组合，永无定论之时；人戴上了未知的面纱，故事的发展也布下了未知的疑云。至于我们两岸四地的小说，感谢我们伟大历史传统阴魂不散的力量，不论欧阳予倩的《潘金莲》，白薇的《打出幽灵塔》，还是阎连科的《受活》，这些在一出出“血泪”悲剧里出现的人物，从一登场，便挂上了黑白分明的脸谱，不容读者太多的幻想。这种简化人性的描写，与巴赫金多元化的生命观背道而驰；而在人道主义解放的今天，不唯失去了小说的深度，且不再有取信于人的力量。我们的文学应如何跳出此一泥淖，争取新的活力，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但作为一个有宏观意识、也以文学前途为己任的文论家，王德威对此一问题的缄默，令人诧异。

　　至于陀氏的狂欢，无论王把它译为嘉年华，还是众声喧哗，也不同于我们传统的想象，绝非大义灭亲、革命加恋爱、“我以我血荐轩辕”这一类大声镗嗒的呐喊可以相提并论。相反地,陀氏的狂欢，在巴赫金的认识中，是一个更偏向于个人内在的行为。人都有想从生命的约束或禁忌中解放出来的冲动，最好的例子便是《罪与罚》的主角拉斯科尔尼科夫梦想成为拿破仑的一天。这种冲动不会锣鼓喧天，只是心灵中的鼓舞和默祷。王把这种观念运用在现代中国小说家的身上，未免离谱太远了。至于王德威和陈思和等人在阎连科《坚硬如水》一类“文革”小说中见到“革命加恋爱”那种魔鬼式的狂欢，应当溯源于巴赫金的另一著作，即论法国拉伯雷的荒谬现实一书。在这里，拉伯雷戏称为“吃喝玩乐”的嘉年华会，是名符其实的狂欢，是群众聚合在一起，饮酒纵欲，飞扬跋扈，而罔顾一切的时刻。这跟中国大陆“文革”时期的疯癫确有近似之处。不过细观东西方生活和思想的差异，我们不难发现，拉伯雷的狂欢与我们的行为也并不沆瀣一气：西方人在节庆大典中戴上面具，穿上奇装异服，根据巴赫金的解释，是掩盖自己的脸孔、年龄、职业，以及社会地位，而以集体形态为幌子，忘记高贵与低下，道德与荒淫的悬殊，让自己在忘我和堕落中获得重生。反观我们“文革”时代的举动，以少数的特权阶级，利用政治势力的庇护，荒淫无度，作威作福，不可同日而语。不论王德威如何欣赏巴赫金的哲学，把巴赫金的哲学放在我们的社会里，显然方柄圆凿，格格不入。

　　事实上，王德威也感觉到这种张冠李戴的不当。他在《革命时代的爱与死———论阎连科的小说》（收录于阎连科，《为人民服务》，台北麦田出版，2006）一文中舍弃了巴赫金，却换来了巴塔耶，一个解构主义运动中的法国小说家。他相信巴塔耶的理论更接近他的需求。的确，对巴塔耶而言，不唯色欲和境界可以彻底消融，在他的世界中，理性已全盘瓦解，剩下的只是属于生理上的肉体经验。他最著名的《眼睛的故事》是一部难以想象的情欲小说：一对热恋中的少年男女，杀害了教堂的神父，挖出他的眼睛后，把眼睛塞进少女的肛门和阴户里，藉以取乐。阎连科《坚硬如水》里的高爱军和夏红梅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在炸死岳父之前，给绑在椅子上、封住了嘴巴的岳父，从容不迫地做了一场猥亵的春宫表演。在中国小说圈内，在中国人伦关系似断实存的社会中，这是一桩匪夷所思的大事。用理性来解释这种现象是不可能的；阎连科自己“发明”的“神实主义”也派不上用场。一部当初人人都以为是低贱的“黄色小说”，奇迹似地跳出了它卑微的身影，在文学的天地里，取得崇高的地位。这正是文学不可思议的地方。

　　如果黄色小说的目的只在刺激人们的感官，并非难事；这类的商品从来便汗牛充栋，数不胜数，不必浪费评论家宝贵的时间。然而在意识形态和理论兼顾的　《如何现代，怎样文学？》这部严肃书中，王德威为当代情色小说花费了偌大的篇幅，真是洋洋洒洒，几乎打出了推销色情的招牌。其实如果他只想突显“小说怎样见证及介入历史”，他说得够多了。从文学的角度谈到文学作品时，像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叶兆言的《花影》，他从不涉及艺术的优劣，境界的高下，只着眼于读者阅读时“爽与不爽”的感受，或者作者在书写疯狂的爱欲时，是否有“夸张”和“过瘾”的享受。至于台湾的作者更可笑了。例如自许为性学大师的曾阳晴，奇想连篇，幻想走进自己的肛门，经过肠胃，再从嘴巴出来，仿真大便回到肛门，而从嘴里吐出食物的过程，令人恶心。这个两百年前《格列佛游记》的作者斯威夫特说过的笑话，放在他的手中，除了证明恋秽癖外，别无新意。

　　王德威对男性作家的失望，或许可从女性作家身上取得补偿。他开出一系列女性小说家的名单，例如袁琼琼，钟玲，萧飒，她们把性视为生命的一部分，给予尊重，的确胜过只求“爽到”的须眉多多。再如朱天文、朱天心姐妹，不标榜情色，而情色自见，把感官和幻想结合为一，把欲望和绝望呵成一气，展现人们在生活中不同的心境，高下之分，不可同日而语。不过我们也不能忘记另外一批作家，趁台湾解严后社会高度开放的自由，深入禁忌，语不惊人死不休，而跃登畅销书的榜首。例如1997年的　《北港香炉人人插》，“引来人人奔走相告”的轰动，确是情色小说罕见的高峰，不唯震撼了作者李昂，还让王德威感慨地想到“小说到底是怎么写的”问题。（王德威，《性，丑闻，与美学政治》，见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序论，台北九歌出版）如果一部小说的本身受到质疑，小说家的身份还能成立吗？但这显然不是李昂个人的问题；王德威一再提到现代作家文字修养和技巧的欠缺，却从未做过严肃的批判，有违其师夏志清的教诲。他对“色胆包天”、“花样最怪”，而“文字装备不够精良”的曾阳晴，竟寄望有一天“写出二十一世纪的《肉蒲团》”（王德威，《如何现代，怎样文学？》），令人大惑不解。王以《肉蒲团》为情色小说的高标，或许只是对传统小说口头上的尊敬，不足为怪，但《肉蒲团》文字的造诣和幽默感，自有它的长处，不是人人“好生将养”，一夕之间便可登其堂奥的。

　　如果我们无法把《肉蒲团》当做“觉后禅”看待，至少可以一笑置之。中国人对“爽”其实有优美的传统；“美酒饮将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越分和泛滥，从来不是上选。福柯在《性史》中推崇中国的“性艺术”,批判西方的“性科学”,让我们不禁有“礼失而求诸野”的感叹！

　　然而好的小说，不论情色还是政治，严肃还是诙谐，都不是一蹴可就的。作家的涵养，作品的水平，在在需要经营和提升；文学史家眼中的“现代”或“后现代”这些历史性的名词，对作家并不重要。中国人对生命有自己的看法，对历史也有一向的尊敬。然而这二事是不容混淆的。王德威对现代华文文学史的关心，遍及两岸四地，任重而道远；而他奖掖后进，兼包并蓄，不事攻伐，亦不可多得。然而他的可议处，在虽然掌握了文学的历史，却疏忽了它的明天，也就是作为文学第一生命的“美学质素”。没有它，我们没有希望攀登艺术的高峰，成为世界文学有力的竞争者，甚至我们的写作，除了消遣，将别无意义。

　　王德威在言及台湾小说的创作时，提到一位“年轻的文化人詹宏志”，他感叹台湾文学如果频频处于政治、文化的干扰之间，它的努力“是否将成为一场‘徒然’的浪费”。撇开政治文化的议题不说，如果我们的文学史家可以容忍曾阳晴、李昂文字上的缺陷，白薇、蒋光慈艺术上的失败，张大春写作上的懒惰，莫言、阎连科小说结构上的草率，而无不安之色，不仅台湾文学的努力将是一场浪费，华文文学向世界进军的梦想，恐怕也将成为“徒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文学可以如此疵瑕百出，漫无准则，而评论家却处之泰然，视若无睹的。

　　王德威在《重读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文中曾说：

　　文学史家的首要任务是发掘、品评杰作。如果他仅视文学为一个时代文化、政治的反映，他其实已放弃了对文学及其他领域的学者的任务。

　　这句语重心长的话，希望也是他《如何现代，怎样文学？》一书“大哉问”的严肃回答。文学的历史，是菁英历史，不是时代的流水账，更不是个人好恶的备忘录。如果文学史家能出入当代，放眼未来，发掘不朽的作品，辨别良窳，让玉石攸分，高卑有序，则我们华文文学走入世界的梦想，可计日而待了。​

　　（作者系文学教授，曾执教于美国爱荷华大学、康奈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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