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克斯不能死！

加西亚·马尔克斯，2014 年 3 月，摄影：范晔​

马尔克斯不能死！

马尔克斯昨天在墨西哥住院了，墨西哥卫生部长第一时间公布了这个消息，紧接着墨西哥总统也发了Twitter为他祈福。马尔克斯今年87岁了，是拉美最重要的文学大师之一。看完单向街高级文学八卦特工搜集的马尔克斯档案，你就能在马尔克斯八卦圈有立足之地。​

1927 年 3 月 6 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出生于哥伦比亚沿海小镇。40 年后他写下令世界震惊的《百年孤独》。​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 1973 年的某次访谈中说：“假使《百年孤独》不是我写的，我也不会去读它。我不看畅销书。”

豆瓣/知乎名流张佳玮曾总结过：老马的父亲加布里埃尔是个药剂师，母亲路易莎是军人家的女儿。他的外祖母会说许多神话，会把房间里描述得满是鬼魂、幽灵和妖魔；而他的外祖父是个……上校。一个保守派、参加过内战的上校，一个被人视为英雄的上校。他曾经带幼儿时的马尔克斯去“联合水果公司”的店铺里去看冰。他曾经对“香蕉公司屠杀事件”沉默不语。他曾对马尔克斯说“你无法想像一个死人有多么重”——这些故事会出现在《百年孤独》、《枯枝败叶》这些小说里。​​

“你那么憎恨军人，跟他们斗了那么久，琢磨了他们那么久，最终却变得和他们一样。人世间没有任何理想值得以这样的沉沦作为代价。”所以《百年孤独》里这段话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说给自己的隐秘读者听的吗？​

《枯枝败叶》是马尔克斯的处女作，他曾说过：“从写《枯枝败叶》的那刻起，我要做的唯一一件事，便是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作家，没有人可以阻拦我。”这是在 1953 年。​

2013 年夏天，土耳其塔克希姆广场上爆发了群众示威。政府决定拆除广场（它曾出现在帕慕克的童年记忆中），人们对此强烈抗议，其中一些通过阅读行为艺术来表达心中的愤怒。这位白发老者当时读的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枯枝败叶》。​

拉美的西班牙语作家，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罗亚·巴斯托斯、卡夫雷拉·因凡特等，都不能只称呼为“马尔克斯”、“巴斯托斯”或“因凡特”，也不能把略萨简称”略萨”，而应该是“巴尔加斯·略萨”、“加西亚·马尔克斯”……他们护照上的名字都是复姓，父姓在前母姓在后。单单叫马尔克斯、略萨，等于只叫了人家一半的姓。​

马尔克斯说（抱歉，我们还是为视觉简洁着想，仍简称他为马尔克斯或老马吧），当年他的西班牙语出版商说打算给《百年孤独》印 8,000 册，他惊得目瞪口呆，因为之前他其他书的销量还从来没有超过700 册。但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 8,000 册一周就卖完了。​

他当时连邮费都没有，只邮了半部书稿过去，后来出版社预支给他稿费才勉强度过，并且因此改善了生活。马尔克斯坦言自己从没有想到《百年孤独》会给他带来这些东西。​

现在这本书红遍世界，光在中国曾经的“非法”译本就有十几个。港版和台版的《百年孤独》，分别名为《一百年的孤独》和《 百年孤寂》。王菲那首歌叫做《百年孤寂》。​

老马的小说里，第二知名&受欢迎的恐怕就是《霍乱时期的爱情》。1985 年该书首版封面为纯黄色，有人两年前在哥伦比亚二手书店淘到了，价格大概为 30 万比索（约合 930 元人民币）。​

马尔克斯有一次坐飞机，旁边的人对他说：“坐在您身旁真是荣幸。您是美洲最了不起的作家，请允许我邀请您喝一杯威士忌。”马尔克斯愉快地接受了他的邀请，喝了几口威士忌。旅行结束机场告别时，那人握着他的手激动地说：“很荣幸认识您，巴尔加斯·略萨先生——再见！”​

马尔克斯这样的作家抬高了人们写作的标准，他说：“从真正的事实中去发现可能性，是记者和小说家的工作，也是先知的工作。”他在报馆服苦役，在妓院鬼混，丰富了其对底层社会的阅历。而这些见识就像他当年的潦倒和落魄，后来均成为浩瀚的写作资源。​

在巴兰基亚市有一栋楼房，名叫“摩天大楼”，其实总共只有四层，没有电梯，房里也没有浴室，只有公用洗澡间，楼里住了很多靠色情事业吃饭的姑娘们，那时马尔克斯连洗澡的肥皂都要找他们借。这段经历很有可能催生了后来的《苦妓回忆录》。而“妓院”的说法来自马尔克斯的传记《回归本源》的作者达索·萨尔迪瓦尔。​

马尔克斯是记者出身的作家，他曾经服务哥伦比亚的《观察者报》。当时他“害羞，怕黑暗，老做令我身心俱损的噩梦。每日强制要求自己像木匠那样工作，以拼搏精神和誓当一位杰出作家的强烈愿望，学习如何写作”。​

1957 年春天，28 岁的马尔克斯在巴黎圣米歇尔大街上与妻子散步时，偶遇当时刚满 59 岁、同为记者出身、早已经名满天下的海明威。马尔克斯一眼就认出了他，但内心纠结于是否该上前搭话，以及自己蹩脚的英文。最终马尔克斯并没有上前，而只是隔着马路大喊了一声 “Maestro（大师）！”。海明威意识到是在喊他后，扬起了手臂，用似乎有些孩子气的西班牙语回应道：“Adioooos, amigo（再见，朋友）。”这是两位大师唯一的一次交集。​

马尔克斯写完《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后，在一个没有暖气的房间里，边冻得发抖，边修改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部小说修改过九遍之多。“《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我写了九遍，它是我所有的作品里最无懈可击的，可以面对任何敌人。”​

然后他就形成了如此清淡浪漫的写作价值观——“我要做的不过是每天早早起来，面对白纸或电脑空白的屏幕想办法把它填满，讲一个从未有人讲过的故事，让一位尚未存在的读者感到幸福。”​

而他自己心目中最成功的小说，是绝对自由的小说，“是以其深刻的社会内容和深入现实的力量让读者忧虑不安的小说”。“如果它能够把现实翻转过来，让读者看到另一面的情形，那就更好了。”​​

马尔克斯很重视翻译，据说当年他对《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的英译不大满意。读过 Gregory Rabassa 译的《跳房子》后，他决定请这位在纽约的大学教师来译《百年孤独》。但当时 Rabassa 手头已经有活儿，要等上一年才有档期。“我可以等。”马尔克斯说。后来许多读者认为他的决定是正确的。​

于是 Gregory Rabassa 成了《百年孤独》的英译者，他这样描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西班牙语：“经典，非常明晰。不玩弄句法。对话中出现一些地方色彩的语汇，但并不刻意标新立异。在合适的地方用合适的词。我觉得他的语言可以和塞万提斯相比。”​

对此马尔克斯其实有清醒的认识：“依赖翻译是很不愉快的，就像没牙的人需要别人替他咀嚼食物一样难受。翻译得好是奇迹，翻译得不好是常事，是毁灭。”​

他很幸运地在中国被“毁灭”了好多次。最早的中文版《百年孤独》 是在 1984 年 8 月 1 日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译者黄锦炎、沈国正、陈泉。这部纳入该社“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的小说首印 48500 册，定价 1.60 元。彼时中国尚未加入国际版权公约组织。​

《加西亚·马尔克斯传》的作者陈众议先生从墨西哥国立大学毕业后，成为了一名西班牙语文学专家，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所长。他年轻时曾跟马尔克斯交谈过，即 1989 年马尔克斯 62 岁生日时，他询问马尔克斯对中国的看法。老马说：“就像我一生许多美好的愿望一样，访问中国一直是我向往的事情。”​

马尔克斯的小说里有大量关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描写，包括生活习俗，鞭炮，中草药，瓷器丝绸……当时生活在南美的中国人确实很多。​

想不到才一年后，马尔克斯就应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的邀请赴日访问，途中在北京和上海停留。正是这次中国之旅令马尔克斯注意到他的书竟然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被广泛盗版。老马大为不悦。​

这个仇老马记了很久。1996 年 4 月 23 日“世界图书与版权日”的时候，马尔克斯参加他新的长篇小说《绑架逸闻》的全球发行式，还当着很多媒体公开批评中国的盗版问题。他称中国为“海盗国家”，而他批评的另一个盗版国家是他的祖国哥伦比亚。 ​

在美剧《Modern Family》里的大胸辣妈 Gloria 红起来之前，我们对哥伦比亚这个国家的想象大多来自马尔克斯的小说。 ​

马尔克斯在演讲时也说过：“加勒比地区灾难重重，但我们有一项决定性的储备，那是一笔足以改变世界的能量。即，危险的国民记忆……我们拥有的是落后的力量。” ​

除了版税的事情，马尔克斯还批评过中国的对越反击战，认为是侵略行为。当时在上海的《文学报》做记者的恺蒂对此事进行了报道，那个访谈马尔克斯的文章后来收录在她的《海天冰谷说书人》中 。​

经过长期“被盗版”、在中国出版人的不懈努力与争取之后，马尔克斯终于对中文世界松口。2011 年 5 月 26 日，获得正式授权的《百年孤独》中文版出版，首印 50 万册，译者是范晔。当年开价 100 万美元的版权费，这次不知道谈到了多少。希望能够早一点解开这个谜。 ​

马尔克斯对中国授权的第二本书，不是《霍乱时期的爱情》，也不是《枯枝败叶》、《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而是一本演讲集——《我不是来演讲的》。“我不是来演讲的。”首次登台演讲时，17 岁的马尔克斯如是说。到 1970 年《百年孤独》已大获成功，他演讲时又说：“对我而言，文学创作和登台演讲一样，都是被逼的。”​

《巴黎评论》还问过马尔克斯，是否有兴趣把《百年孤独》拍成电影？马尔克斯说经纪人开价一百万美金，想要吓退这种提议，但是当他们接近报价的时候，经纪人又提价到三百万美金，“只要我能阻止，就不会发生。我喜欢在读者和作品之间保留一种私人关系”。​

《巴黎评论》之马尔克斯访谈已由浙江大学中文系的许志强老师译出，市面有售。 ​

1976 年 2 月的一天，在墨西哥城的一家电影院里，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一群前来参加研讨会的文化名流中发现了多年未曾见面的好友、同属“拉美文学爆炸”领军人物的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马尔克斯高兴地叫了声“马里奥！”，便伸出双臂向老友奔去。面对迎面而来的马尔克斯，略萨矫健地抡起胳膊，让一记重拳正中对方的面门，马尔克斯应声倒地，鲜血从鼻孔中奔涌而出。略萨的这一拳结束了两位著名作家间的友谊，从此两人反目，30 多年形同陌路。​

据说，两人翻脸与略萨的老婆有关。当年略萨和老婆闹离婚（后来二人重归于好），她曾向马尔克斯寻求安慰，而马尔克斯给她带来的安慰据说超出了略萨可以接受的范围。 ​

略萨 1967 年就和马尔克斯成了好朋友（马的传记上写的），1971 年时他的博士论文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弑神者的历史》。​

两人青年时代都流亡巴黎，都接受过马克思主义学说，都是古巴革命的支持者，从事写作后都签约在同一位版权代理人“卡门大妈”（卡门·巴尔塞伊丝，Carmen Balcels）门下。​

卡门·巴尔塞伊丝几乎代理了整个西班牙语所有著名作家的出版事务，不但包括马尔克斯（1982）的全部版权，还包括阿斯图里亚斯（1967）、聂鲁达（1971）、阿雷克桑德罗（1977）、塞拉（1989）、略萨（2010）共 6 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全部版权。 ​

马尔克斯跟聂鲁达也是好朋友，他是这样描述好朋友的：“内心深处，他是个孩子。一个慷慨大方的好孩子。他是这样孩子气，以至买了很多玩具，如电动火车等，当他想得到一样东西时——例如要求其他朋友去看他——他会在电话里抽泣，好像要痛哭流涕一样，这样，朋友就会乘坐第一班飞机赶去看他……” ​

阿花的伊萨卡岛讲过一个关于马尔克斯和聂鲁达的段子：当聂鲁达被记者问对于《百年孤独》的看法时，聂鲁达从容不迫地说：“这是继堂吉诃德之后，写得最好的西班牙语小说。”但是他当时根本没有看过《百年孤独》。回到宾馆后，聂鲁达对妻子说：“你得给我把这本书找出来，我刚才惹大事了！”读完之后，聂鲁达没有修正对《百年孤独》的看法。 ​

马尔克斯 1982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授奖词是这样撰写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用他的故事创造了一个他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微观的世界。在其喧嚣纷乱、令人困惑但却令人信服的确定的现实中，它反映了一个大陆及其人们的财富与贫困。”​

据说 1982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本来是要给略萨和马尔克斯共同颁奖，因为俩人闹出了众所周知的矛盾，委员会担心一个都不出席引发尴尬，就给了马尔克斯…… 28 年后，诺贝尔奖才回到略萨。 ​

结果宣布后，马尔克斯特意发布了一条推特说：”cuentas iguales,” 类似于用西语说的”now we’re equals” ——“现在我们打平了！” ​

可耐人寻味的是，略萨的著作在中国，是以每本不到 1 万美元的版权价格成交的。 ​

马尔克斯在推特上有 115 万粉丝，他把自己的所在地设置为“马孔多”（Macondo），没错就是《百年孤独》里那个灵魂小镇，曾经没有人见过冰、大雨却连着下了四年十一个月零两天的小镇马孔多。​

同样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莫言深受拉美作家尤其是马尔克斯的影响：“对于中国作家来说，马尔克斯和略萨就像两座灼热的高炉，我们都是冰块，一旦靠近就会蒸发掉。当年我们惟一的办法是要逃离它，找到自己的写作道路。”​

在西班牙语作家之外，马尔克斯最喜欢的作家是库切和富恩特斯。前者著有“印度三部曲”、《青春》、《耻》等，后者 1962 年出版《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后即享誉世界，成为与略萨、科塔萨尔、马尔克斯比肩的“拉美文学四大主将”。有一次在出版商牵线下，富恩特斯得以跟马尔克斯通电话。当时老马人在古巴，他俩就用法语交谈，老马不时回到西班牙语，而富恩特斯不时回到英语。​

英国作家阿瑟·库斯勒 的《中午的黑暗》（译林出版社）断版多年炒到高价，被几代文青引为经典，它启蒙马尔克斯写作了《百年孤独》。​

马尔克斯最近的小说《苦妓回忆录》（2004 ）的灵感，则来自于川端康成的《睡美人》。蒋方舟评论说：同样的故事，同样是“老年、性、死亡”的主题，同样潮湿的写法，《睡美人》是一股唾液的味道，《苦妓回忆录》则是一股汗液的味道。​

马尔克斯曾为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撰写序言，中文读者可以购买 2007 年后的译林社新版，即可读到。​

据说老马还可以背诵全书。“那天晚上，我将书(《佩德罗·巴拉莫》)读了两遍才睡下。自从大约十年前的那个奇妙夜晚，我在波哥大一间阴森的学生公寓里读了卡夫卡的《变形记》后，我再没有这么激动过。” ​

尽管取得了世界级的声誉，加西亚·马尔克斯仍自视为拉美作家群中的一员：“我们大家都在写同一本拉丁美洲小说：我写哥伦比亚的一章，富恩特斯写墨西哥的一章，胡里奥·科塔萨尔写阿根廷的一章，何塞·多诺索写智利的一章，阿烈霍·卡彭铁尔写古巴的一章……”​

萨义德在《埃里希·奥尔巴赫<模仿>导论》里引用了马尔克斯：“人们并非在他们母亲分娩的那一天就降生了，而是生活迫使他们赋予自己生命。”​

台湾作家杨照曾在“诚品讲堂”演讲，其录音辑录而成了一本不到200页的小册子《马尔克斯与他的百年孤独》，不拘泥于分析小说的技巧，而是告诉你这部小说妙在何处并指导你自己发现。 ​

三毛除了爱荷西写荷西，还写过一篇《我所知所爱的马尔克斯》，介绍了两个不被一般西语译者引介的小短篇：《星期二晌午》和《鸟笼》。​

音乐人高晓松因酒驾入狱后，翻译了马尔克斯的晚年小说《昔年种柳》，后在互联网世界里分享。国内还没有这本书的版权，高晓松是从英译本转译过来的。他与出版方向老马申请版权，老马碍于语言多层转译的障碍，没有授权。​

后来蒋方舟同学也翻译了这本书，叫做《苦妓回忆录》，后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的书评文章中更名为《我那些苦难的婊子的回忆录》。​

著名作家们在《纽约客》发表的小说里贡献了不少脏话字眼儿。比如索尔·贝娄贡献了 titties（乳头），Ian Frazier 第一次写下 motherfucker （操你妈），马尔克斯则贡献了 shit （去屎）和 testicle（睾丸）。 ​

马尔克斯在《番石榴飘香》中跟门多萨提到，他正在写的一部小说受到波莱罗舞曲的影响：“Se parece a un bolero。” （看上去就像一首波莱罗）。波莱罗舞是一种典型的拉丁舞，音乐三拍子，有固定的节奏，曲调一般比较伤感。​

他在《番石榴瓢香》里还说：妇女能支撑世界而男人们只知一味推倒历史。​

众所周知，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卡斯特罗的好友，其实他跟查韦斯的关系也还不错。​

1999 年查韦斯就任委内瑞拉总统后，马尔克斯陪他从古巴哈瓦那飞往委内瑞拉加拉加斯，他感觉这位政治人物有点分裂，是个双面人物：“其中一个人获得了天赐良机，要改变命运而拯救他的国家于危难之中；而另一个妄想狂，则注定在历史上留下独裁暴君之名。”（I was overwhelmed by the feeling that I had just been travelling and chatting pleasantly with two opposing men. One to whom the caprices of fate had given an opportunity to save his country. The other, an illusionist who could pass into the history books as just another despot.）​

虽然结交了如许政客名流，但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自己其实并不爱抛头露面：“我非常讨厌自己变成众目睽睽的对象，讨厌电视、大会、报告会、座谈会……采访也讨厌。我不想跟任何人争名夺利。”​

他也曾经嘲讽评论家：评论家和小说家完全相反，他们在小说家的作品里找到的不是他们能够找到的东西，而是乐意找到的东西。​

马尔克斯说，我必须从一种已沉溺已久、并毫无喘息机会的写作模式中摆脱出来。儿童故事的简单风格是对过去消化不良的良好疗药。我以“有巨大翅膀的老先生”开头，读给我的孩子听，他们说：“你不要以为孩子都这么傻的。”​

马尔克斯说，到那时，任何人无权决定他人的生活或者死亡的方式；到那时，爱情将成为千真万确的现实，幸福将成为可能；到那时，那些命中注定成为百年孤独的家族，将最终得到在地球上永远生存的第二次机会。（诺奖演说词《拉丁美洲的孤独》） ​

马尔克斯说，长猪尾巴的奥雷良诺是布恩地亚家族在整整一个世纪中唯一由爱情孕育而生的后代。​

马尔克斯说，大多数的爱情故事都是凄凉的，总是来个悲剧收场。而我所写的这部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里，那一对情侣是事事顺遂，他们是完完全全的快乐。在我看来，快乐是目前已经不时兴的感情。我却要尝试把快乐重新推动起来，使之风行起来，成为人类的一个典范。​

马尔克斯说，我对死亡感到的唯一痛苦是没能为爱而死。于是他安排《霍乱》的阿里萨在结尾说，“永生永世！” 已经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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