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的正义

国学的正义

《楚辞》是继《诗经》之后中国的又一部伟大诗集，收集了十来位诗人的六十七首诗，其中屈原二十五首、宋玉两首、景差一首、作者不详两首、东方朔八首、王忌一首、王褒十首、刘向九首、王逸九首。

《楚辞》入四部之集部。后人称这些诗为骚体诗，以与《诗经》的古体诗相区别。《楚辞》虽不是经书，价值却并不比《诗经》小，与《诗经》、《庄子》一起别。《楚辞》虽不是经书，价值却并不比《诗经》小，与《诗经》、《庄子》一起并称中国古典文学三大营养库。特别是屈原的诗对后世影响甚大。

《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提出许多极有意义的命题，如离俗、高义、上德、上农、务本、贵当、审时、贵信、知化、悔过、劝学、尊师、慎行、谨听、贵直、有度……其中上农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尤大。《吕氏春秋?上农》：“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徙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处而无二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由于该书由许多人合写，包括了各学派的风格，读起来引人入胜。

《春秋繁露》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是儒家的一部重要著作，虽然未进入十三经，但其作用却不容小觑。董仲舒以治学刻苦著称，为写《春秋繁露》“三年不窥园”。《春秋繁露》一书糟粕不少，比如试图神话孔子，将大量迷信糅入孔子学说。即使如此，对《春秋繁露》仍不能低估，因为这部书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包括：

（1） 指出秦始皇之所以迅速覆灭是因为行申不害、商鞅、韩非之法，“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一针见血地宣告用法制这一招治国是行不通的。这对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 提出的天人感应中有合理的因素，那就是“人副天数”、“同类相动”。董仲舒说：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告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虽然后世多有批评天人感应的，直至龚自珍仍不放过，予以痛斥，然而董仲舒道出的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理念，“君权神授，君权神夺”就是从天人感应派生出来的。董仲舒将这个紧箍紧紧地系在君主的头上。如果摆脱人们惯常的习惯，用直觉的方法考察，天人感应是成立的。绝大多数昏君、暴君都受到过天人感应的惩罚，比较有名的是元顺帝与崇祯皇帝。

元顺帝昏庸无道，奢靡无度，不理朝政，偏信佞臣，导致天怒人怨，旱灾、水灾、地震、血雨、陨石雨等奇异天象频出，终于官逼民反，造就出一支新生政治力量——红巾军。比起元顺帝来，崇祯皇帝更具有戏剧性。崇祯即位之前，天佑大明，连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然而，自从朱由检即位，定年号崇祯以后，老天开始发脾气，先是小灾，继而大灾。袁崇焕冤死之后，年景一年不如一年，旱灾、水灾交替，后来又增加了一个蝗灾，造成许多地方颗粒无收，百姓揭竿而起，对朝廷形成巨大威胁。出于无奈，崇祯皇帝这才命工部尚书范景文起草罪己诏。可是为时已晚，百姓没有认可这个罪己诏书，大明终于被李自成消灭。

事实雄辩地证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符合历史实际情况，尽管从这个理论中找不出一丝科学道理。

（3） 这部书赋予天以人格：“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原因是天能生养万物，这是最大的德行。（4） 这部书提出了“阳尊阴卑”的理论，传承了《易经》的阴阳观，使这个观念贯彻到中国人的生活中，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

司马迁的“汉兴，唯董生明于《春秋》”之说不失为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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