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匠与知音——托尔斯泰与陀斯妥耶夫斯基

巨匠与知音——托尔斯泰与陀斯妥耶夫斯基

当我立意要写下一段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字时，我倍感不能胜任的心虚，我的双手无力承受两颗伟大心灵的重量，所以我犹豫了、颤抖了。我在阅读罗曼•罗兰所写的《托尔斯泰传》时，能发现他是那么深入托尔斯泰的思想深处，准确把握着托尔斯泰的心路历程，我由衷地钦佩。我没有这种资格来写此二人的文字，但我终于又写了，这是缘于我对他们的爱，对他们广博心灵的爱，对他们深邃思想的爱，对他们天才的爱。

一、失之交臂的遗憾

　　让我们回到一百多年前的俄罗斯，寒冷的一个冬天，一个五十多岁、胡子已开始发白的人，正伏案与一封信，写着写着，不知不觉又泪流满面，他心情非常的激动，他要把内心的遗憾倾诉予友人，他写道：“我多么希望倾诉自己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感想！我从未同他见过面，也从未同他有过任何直接联系，突然他与世长辞，我这才恍然大悟，他是我最亲近、最珍贵、最需要的人。……我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朋友，一直以为我们会见面的，暂时虽尚未见面，终有握手言欢之日。现在噩耗传来，他溘然长逝了！一根支撑我的柱石坍塌了。我如雷轰顶，不知所措，但随即清楚地认识到他对我十分珍贵，不禁潸然泪下，现在也还在落泪。他去世前几天，我读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深为感动。”

这是伟大作家托尔斯泰写给密友斯特拉霍夫的一封信，时间是一八八一年的二月六日，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月二十八溘然长逝，两颗伟大的心，永远失去了交流的机会。我们不知道这两颗最睿智的心一旦碰撞，是否会创造出更大的奇迹。虽然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天空群星灿烂，但他们却感到孤独，因为他们不合时宜的观念，只有在一条独特的道路上孑然独行。他们彼此不认识，但却感到孤独中的一丝暖意，彼此感觉到在远方有一个知音。的确，他们两人是那个时代的知音，也是超越了那个时代的巨匠，虽然从未曾相见，却早就神交已久，在他们的文论、书信、谈话中，无不表示出对对方的崇敬之情，而且是那么的恳切、那么的真诚。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文艺创造上，两人的心灵是那么的贴近。

　　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推崇托尔斯泰，他称托尔斯泰是他最喜欢的作家，在谈到《安娜•卡列尼娜》时，他说：“《安娜•卡列尼娜》是一部白璧无瑕的艺术珍品。……欧洲文坛上任何一部类似的作品都无法与之相媲美。”在书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度评价托尔斯泰：“一个文艺家，除了诗意以外，应该十分确切地了解所描绘的现实，依我看，我们只有一位作家精于此道——列夫•托尔斯泰伯爵。”晚年出版的《作家日记》中这样评价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是空前绝后的艺术大师。”

　　而托尔斯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是推崇备至，在读了《死屋手记》后，托尔斯泰写道：“我不知道包括普希金在内的全部新文学有比这更加优秀的作品。”我们可以从以下的一段话中感受那沉甸甸的份量：“我从来没有想到要同他争一日之雄，从来没有。他写的东西（优秀的、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越多越好。艺术成就高的作品引起我的嫉妒，他的智慧也使我妒忌，但是我心里只有高兴。”（托尔斯泰致斯特拉霍夫）。

　　茨威格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真正不可逾越的高峰，他超越包括托尔斯泰在内的作家；而海明威成名后，认为自己已经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比美，但远不敢同托尔斯泰一较高低。两人的才能孰高孰低，我们何必去分出个高下呢？与他们的才华相比，生命永远是太短暂的，他们的著作将长存，只要地球上还有一天有人类，或人有生命。

　　他们有一个绝佳的相识机会，两人擦肩而过，却注定不能相遇。那是一八七八年三月，托尔斯泰与好友斯特拉霍夫同去盐城听著名哲学家索洛维约夫的演讲，托尔斯泰为避开不必要的麻烦，要斯特拉霍夫不把他介绍给任何人。恰巧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来此听演讲，正好遇上斯特拉霍夫，但斯特拉霍夫没有介绍他认识托尔斯泰，两人错过了这次最好的相识机会。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当时托尔斯泰也在现场时，多次为此次未能相遇而惋惜、遗憾不已。而托尔斯泰直到十一年后才得知此事，那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已去世很多年了，其夫人安娜拜访托尔斯泰，向托尔斯泰提起尘封的往事，托尔斯泰不由得激动万分：“这太令人遗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我敬重的人，很可能也是唯一值得我请教并能够回答我大量问题的人！”

一八八零年六月，机缘似乎又降临了，莫斯科举行普希金纪念碑开幕典礼，这是极为盛大的集会，几乎所有文学名流都应邀参加了，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理所当然在被邀请的行列。为请出文坛泰斗，屠格涅夫亲临托尔斯泰家乡雅斯纳雅•波良纳，此刻的托尔斯泰正沉浸于宗教思想与宗教著作中，他觉得参加集会与他研究的问题相比，简直就不屑一顾，所以他一口回绝了屠格涅夫的邀请。文学界大为震惊，最盛大的文学集会怎能缺少这位文坛泰斗呢？陀思妥耶夫斯基本想亲自去雅斯纳雅•波良纳劝说托尔斯泰，也是想完了他与托尔斯泰见面的心愿，但屠格涅夫说，托尔斯泰正埋头于宗教研究，对什么也不感兴趣了，劝陀思妥耶夫斯基打消去雅斯纳雅•波良纳的主意。虽然托尔斯泰没有参加这次文坛盛典，但人们很快从这个缺憾中走出，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次盛典中赢得了他一生最高的荣耀，他无可挑剔的演讲博得全场听众的激动、疯狂，人群拥上前，拥抱着他，亲吻着他，把他高高抬起在空中，他成了全场乃至全民族崇拜的英雄。

　　这次盛会也许只是给陀思妥耶夫斯基苦难一生的回报与安慰而已，荣誉的光辉尚未消失，但命运之神似乎无情，第二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去世了，他与托尔斯泰见面的心愿只能留下无尽的遗憾。

　　二、寻找人生的共同点

　　我在书中翻阅着两人的人生历程，试图寻找他们共同思想的来源，试图从他们的生活内容去理解他们深奥的内心世界。从表面上看，他们的人生道路迥异，托尔斯泰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住在雅斯纳雅•波良纳，过着半隐居的生活他在这里完成他最重要的一些著作；与托尔斯泰相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生历程则要苦难得多，监禁、死刑、苦役、贫困、癫痫症等，终生折磨这个意志坚强的人。但他们在生活内容上还有一些共同点，研究这些共同点也许有助于帮助我们更好了了解为什么他们的个性、思想哲学以及文学艺术观点上的诸多相同点。

　　（一）军旅生涯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于一八二一年，托尔斯泰出生于一八二八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比托尔斯泰正好年长七岁。在成为作家以前，两人均有过数年的军旅生涯。一八三八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考入彼得堡高等军事工程学校，在校学习期间，曾留级一年，因而直到一八四三年才毕业，分配到彼得堡工程兵分队军事工程绘图处工作，第二年从军队中退职，在军校与军队中呆了六年。托尔斯泰则是一八五一年入伍，并一直战斗在前线，前两年他多在高加索地区与契钦人作战，一八五五年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中著名的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托尔斯泰在此役中英勇善战，屡建战功。一八五六年退伍，他入伍时间正好五年。这段军旅生涯对两人影响都非常大，他们在这里扩大了生活视野，增长见识，度过数年的青春岁月；他们磨练了意志，变得坚强而勇敢，这使他们能够在以后的生活中，正视内心酷旅，忍耐孤独与寂寞，去顽强地完成伟大的事业；在军营中他们开始了他们的文学生涯，观察社会与众生，深入思考了人生与社会的诸多问题，这种思考陪伴了他们一生，从未停止。

（二）一鸣惊人

一八四五年，名不见经传的二十四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了他的第一部小说《穷人》，立即引起轰动，受到涅克拉索夫与别林斯基的高度称赞，别林斯基满怀激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您自己知道吗？您写出了一部了不起的作品！……请珍视您的天赋，永远忠诚，做一个伟大的作家吧。”别林斯基的鼓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终生铭记的，他曾犹豫过、怀疑过自己的才华，之后，他全身心地投入文学创造上。

　　一八五二年，另一个仅二十四岁的默默无闻的高加索前线军人以“列•尼”为名发表了小说《童年》，又一次得到文学界的赞赏，人们惊异于这个作者无比的才华，屠格涅夫致信涅克拉索夫：“这肯定是个才气纵横的人，……我向他问候，鞠躬并且拍手欢迎。”当时远在流放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读到这本书时，不禁请求一个朋友必务查明“这个隐姓埋名的列•尼究竟是什么人”。我们现在都知道这就是列夫•托尔斯泰的第一部杰作。两个作家的才华一崭露头角，便获得文坛权威的认同，如获得一张通行证，使他们昂然迈入作家的大门，但人的命运有时又是那么不可猜测，这注定两个伟大的人要走不同的路了。

　　（三）死刑台：心灵的炼狱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死的体验，大概是比其他人要深刻得多的。一八四九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参予彼特拉谢夫斯基小组，受牵连而被判死刑，十二月二十二日，他经历了生命中最漫长的一天，“我们起先被押到谢妙诺夫练兵场，在那儿，有人向我们宣读了死刑判决书，命令我们吻了十字架，在我们头顶上折断了我们的宝剑，最后换了尸衣。接着有三个人被捆在刑柱上准备行刑，我是第六名，每次叫三个人，因此我在第二批，最多只有一分钟活了。……后来，忽然吹起了回营号，绑在刑柱上的人都被押回来了，有人向我们宣布，说皇帝陛下赦免了我们一死。”（陀思妥耶夫斯基致其兄书），在这经历由生到死，又由死到生的全过程之后的十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寒冷的西伯利亚度过了苦役与流放的人间地狱的生活，使他一生充满了苦难，也更使他冷峻而严酷地剖析人的灵魂深处，“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黑暗，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鲁迅语）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这次死的经历，无异于是上帝的一次考验，他从小最喜欢读《圣经•约伯记》，上帝制造许多苦难来考验约伯，难道他的苦难也是上帝的考验么？否则，这种在死刑台逃生的奇迹怎么解释呢？此次经历，不仅加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心理，也使他确信他是要实现伟大事业的人。

托尔斯泰的生活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幸运许多，但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终生对杀人的刑场抱着极端厌恶的态度。一八五七年，托尔斯泰游历欧洲，在巴黎他目睹了一次死刑的执行，这天给他留下终生不忘的记忆，也使他对死刑的看法永远确定了。他在日记中记到：“粗大、白皙、健康的颈脖和胸膛。他吻过福音书，接着便接受死刑。不可思议！……断头台使我辗转不能入睡，左思右想。”后来托尔斯泰还回忆到此事：“行刑的惨状暴露出对现代文明的迷信是站不住脚的。目睹身首分离，头颅和尸体砰然一声落进棺材，不光是我的大脑，而且整个身心都领悟到，任何鼓吹现代文明的合理性的学说，都不能为这种行为辩护。”“我所听到的关于死刑的一切议论，全是恶毒的空谈，不管有多少人聚在一起杀人，不管他们如何自我标榜，杀人终究是杀人，而且这种罪恶就发生在我眼前。我到场，没有进行干预，就是支持和参与了这一罪行。”这个事件对托尔斯泰的影响是终生的，在此后，托尔斯泰便致力于完善他的非暴力学说，并且更坚定了他的基督教信仰——一种爱与仁慈的信仰。在托尔斯泰生命的后期，他撰写了许多反对死刑与屠杀的文章，包括《我不能沉默》、《不许杀人》，还有他去世前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有效的方法》，也是反死死刑的。

（四）《福音书》：心灵的归宿

有一本书，对他们两人都起着终生的影响，而且是他们精神上的共同支柱，这就是《福音书》。一八五零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押往鄂木斯克监狱服刑，途中在托博尔斯克，遇到几位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赠给他一本《福音书》，这也是服苦役期间唯一可以随身携带的书，从这个时候起，这本《福音书》成为他生活中的指导，陪着他走过三十一年的人生旅程，直到他离世。每每遇到生活中的疑惑，他便翻开这本《福音书》，认真思考、阅读，从中寻找答案，《福音书》也激发了他完成伟大事业的信念，象书中耶稣所说：“不要拦我，因为我们必须去实现伟大的真理了。”

　　在托尔斯泰晚年，他曾说：“我一生受到两个重大有益的影响：一是卢梭的影响，一是《福音书》的影响。”托尔斯泰经历了一个对宗教从怀疑到坚信的过程，当他完成《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之后，他却陷入了思想的极度混乱，他迷惘，不知方向，正是《福音书》给他指引了他的探索之路，他沉醉于《福音书》的研究，并开始重新翻译，甚至拒绝参加盛大的普希金纪念像开幕大典。从此，托尔斯泰开始了他人生历程的第二个春天，他关注着人类全体的命运，也试图去寻找人类前途的方向。

三、思想

　　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两人各自在自己的道路上苦苦寻觅着，各自走着一条孑然孤立的独特的道路，在思想的求索中，他们却常常殊途同归，在同时代的作家、思想家群中，他们走得最近。

　　（一）基督精神

　　在他们所有的思想中，最一致的观点莫过于对基督教的理解。他们试着重新诠释古老的基督精神，对于他们，基督精神不仅解答了人生的种种疑惑，更是指明了人类社会的方向。对两位精神巨匠来说，基督教乃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的宗教，而不是作为国家或教会控制下的宗教。基督精神有别于教会的教义，教会已不是拯救苍生的希望，而是参于对人民的迫害。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拯救将来自人民，因为他们保持着信仰和谦恭。神父和师傅们，你们应当珍重人民的信仰。”托尔斯泰甚至被东正教最高当局革出教门，但托尔斯泰只是投以蔑视的眼光，他早就对教会有诸多不满，教会早就背离基督教义，只是沦为国家统治、迫害人民的先锋。托尔斯泰回顾道：“起初我爱东正教甚于自己的安宁，后来我爱基督教甚于教会，现在我爱真理远甚于世界的一切，真理与我所理解的基督教是相吻合的。”什么是托尔斯泰所理解的基督教？就是上帝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上帝的意志是使人相爱，并由此而走向真正的幸福，

　　基督精神体现于爱与忍从，从中诞生中无尽的精神伟力，所以爱与忍从是人类伟大的品格。“忍耐吧！”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普希金纪念碑开幕式上演说道。“自我完善！”这则是托尔斯泰的说法，又补充一句道：“勿以暴力抵抗邪恶！”他们把人类的希望寄托于自身心灵的净化，用爱心对待一切众生，包括敌人，就要《福音书》的“登山训众”所言：“要爱你们的仇敌”。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从基督精神中寻找人生与社会的答案，是源于他们对西方现代文明梦的破灭。

　　（二）对西方文明的否定

　　十九世纪席卷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风暴，给封建色彩浓厚的俄罗斯予强烈的震动，一时间，西方文明成为俄罗斯文化人所热心追逐的样板。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在游历欧洲后，对这种文明提出质疑，乃至否定。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游历了欧洲后，对西欧个人主义思潮的兴起大感忧虑，在他看来，个人主义与基督教的平等、博爱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他们只是在强调自我保护、自我追求、自我自决的原则。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在这种自我中不可能产生出博爱来。为什么呢？因为在博爱中，在真正的博爱中，不是单独的人，不是仅从自我来考虑自己和其余的人是否有相当的价值、相等的权利。”在此基础上，陀思妥耶夫斯基进一步批判了西方所谓的“自由”的概念：“什么是自由？什么样的自由？大家在法律范围内有权为所欲为的自由。什么时候能够为所欲为？当你有百万钱财的时候。自由是否能给每个人百万钱财？不能。什么是没有百万钱财的人的自由，不能为所欲为，却只能任人所为。”西方所鼓吹的自由，不过是富人们的自由，贫穷的人只有为富人们提供享乐的自由而已。

　　托尔斯泰也曾醉心于西方文明的进步，但随着他两次的西欧之行，他对西方文明的进步彻底失望了。一八五七年托尔斯泰在巴黎目睹死刑的惨状时，他感到全身心的震憾：“对于进步的迷信亦是空虚的……可以决定善事或恶的，不是一般人所说的和所做的，而是我的心。”他还看到了一个英国富翁不愿对一个流浪的歌者施舍，“为他们，文明是善，野蛮是恶；自由是善，奴役是恶……而谁将和我确言何谓自由，何谓奴役，何谓文明，何谓野蛮？”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敏锐地发现，自由只是一个充满泡沫的幻象，外表美丽诱人，实则是徒有其名！人类向善之路不能以自由、文明为路标，“我们只有一个可靠的指引者，便是鼓励我们互相亲近的普在的神灵。”

　　（三）对“普在的神灵”的进一步探讨

　　“普在的神灵”，换而言之，就是上帝。不能理解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两人关于“普在神灵”或“上帝”的概念，就无法认识他们的思想。对于他们而言，上帝不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或者远在天边的神灵，不是的，上帝无所不在，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是善与爱的法则的化身。天堂之路不是遥不可及，而是存在于我们的内心，“只要我们愿意明白，天堂会立即美丽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就将互相拥抱，放声痛哭。”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描绘着天堂，同样，他也把地狱称为是“由于不能再爱而受到的痛苦。”可见，选择天堂与地狱，只在于人内心是否充满着爱。

　　“天国在我们心中！”托尔斯泰的观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如出一辙，对于上帝，托尔斯泰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论述：“神于我是灵，是爱，是一切的要素，我相信他在我心中存在，正如我在他心中存在一样……我相信神的意志是要一切人爱他的同类，永远为他们服务……我相信生命的意义，对于我们中每个人，只是助长人生的爱，我相信在这人生中，发展出我们的爱的力量，不啻是一种与日俱增的幸福……我相信这爱的生长，比任何其他的力量，更能助人在尘世建立起天国。”

　　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以至善、至爱的基督精神为指导，对社会及人类的去向进行深入的思考，他们不合时宜，在党派云起的时代里，他们无疑只能是孤独地探索，面对内心与现实的矛盾。

　　（四）良心对抗暴力？

　　忍从与爱从理论上说是容易的，但一旦受到暴力的欺凌，人要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正如耶稣在“登山训众”中所说的：“你们若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两人毕生深受《福音书》的影响，所以极力维护以良心对抗暴力的理论。除去基督教的信仰外，实际上更深层次上，是两人对人类内心深处“良知”的认同，人类不可能在暴力中实现和平，而是能是在以“良知”的基础上，走出人类具有的兽性的残忍的一面，为实现良心的抵抗，则必须随时走上历代先知所走的道路：殉道。人们可以苟同这种对抗暴力的方式，但你却不能不对他们的勇气和人道的精神所感染。所以托尔斯泰的后半生虽过着半隐居式的生活，但他的影响力却日益加大，他无意充当精神的领袖，但事实上他的言行成为日后印度圣雄甘地理论的先导，也对日后美国著名的黑人英雄马丁•路德•金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冠之以“非暴力运动”先锋并不为过。

　　与托尔斯泰相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则复杂得多，他反对暴力，与其说来自理性的思考，不如说是带有一种宗教的强制约束，他死刑台的经历与十年的流放生涯，使他对这个腐败不堪的政府和教会已没有一丝的好感，苦难加剧他信仰的力量，使他负有强烈的使命感，但我们从他后期的生活和著作中，已经可以看到他的这种“忍耐”学说表现出不坚定的动摇。1878年，女英雄薇拉行刺彼得堡市长，陀斯妥耶夫斯基聆听法庭上的辩论，他意味深长地记录下薇拉的话：“举起手来向一个人开枪，这是可怕的，但我必须这样做。”

四、杂记

　　有些作家，无须别人的评论，只要你接触到他的著作，你马上可以感到他不同凡响，超越众人，你会忘记他的国籍，他的民族，因为他在思考着全人类命运，他洞悉着芸芸众生，这也是为什么诸如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全世界的人所按受，而不单单是俄国或中国。托尔斯泰带给我震憾的不是他那史诗般恢宏的巨作，而是他博大的思想和他一生对真理的不断而坚定的探求。我看了两厚册的其女儿所写的《托尔斯泰传》，托尔斯泰的年青时代，除了他才华横溢外，其品行有着十分恶劣的一面，然而对真理的求索使他不断地超越自己的极限，不断地完善自己的品格，最终能以脱胎换骨的姿态，跨入人类史上圣哲的行列。

　　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初给我的感觉是冷漠而阴郁，他所解剖的人物其心理之复杂、之深刻，都是其他作家所难以相比的，但这并不是陀氏的全部，他实际是解剖的是一个全人类何去何从的问题，苦难使他具备了基督耶稣的宽容与博大的胸怀。他一生都怀有某种神秘的使命感，像是上帝在冥冥中召唤着他，使他在最艰苦的时刻，也不曾失却希望与信心，他可能感到自己就是约伯的化身，所以他不去抱怨命运，而是当作一种考验，“不要拦我，因为我们要去实现伟大的真理了。”

　　当我翻阅的两位伟大者的资料越多时，就越为自己学识的鄙薄而自惭，知道自己其实是井底之蛙在议论着苍穹的浩大，多写亦只是制造些文字垃圾而已，不如就此搁笔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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