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牛虻》的快活

读《牛虻》的快活

亚瑟给琼玛信中替代签名的那首诗，《牛虻》最早的中译本是这样译的：“不管我活着/还是死掉/我都是一只/快活的大苍蝇。”我特别喜欢“大苍蝇”这个词。

　　我拿了本今年新出的全译本《牛虻》进电梯。一同事瞥见，说：“你们这些人看这种书。我是不看的。”我一怔，有点难为情，心忖：年岁让人“背时”。他时尚，因为他年轻（其实也是四十好几的人了）。正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也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书。可是，如果我拿的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或者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他会这样说吗？

　　所谓“代沟”，我认为就是两代人的视角、兴趣、价值观不同形成的隔膜。那么，是否“旧”事物注定要被淘汰、摒弃，注定要被“新”事物所替代？如此，传统根本不存在了，又怎么常说要“继承传统”呢？屈原时代的人读《离骚》，曹雪芹时代的人读《红楼梦》，托尔斯泰时代的人读《复活》，卡夫卡时代的人读《城堡》……时代一变迁一切化为乌有？那何来什么经典、传世之说！

“经典”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受到一代又一代的人共同接受、赞赏、信仰之故。“经典”的拥趸中包含不同年龄的人。这说明，“代沟”不一定是由年龄差异造成的，而主要是基于观念的不同。试想，同是鲁迅的忠诚粉丝，估计不会冷漠相视格格不入吧。

那位“年轻”同事有自己的价值观和阅读倾向，但我相信他不会否定“经典”一词。他之所以鄙夷牛虻恐怕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观点而是代表了他那一代人的一种相当普遍的思潮？这是一代在“泛革命”运动中旧信仰破灭新理想未立而不知所从的失落群体。“革命”，在他们看来是个十分厌恶的词。恰恰，《牛虻》被拉入了“红色经典”的行列，一直来被当做“革命”与“革命者”的象征。所以被嗤之以鼻。

　　但从《牛虻》1953年7月由李假民翻译、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至今（2013年）整整六十年来，陆续再版重印，共发行了两百多万册（不算其他出版社的译本）。这说明读者不在少数。而思想水平绝对高于我那位同事的一些学者、作家对此书的评价是——

　　周国平：17岁那年，我进北大读书……看到《牛虻》，一看就放不下了。

　　王蒙：如果你能写出一部《牛虻》，底下可以什么都不写。

　　史铁生：我最早喜欢起小说来，是因为《牛虻》。（抄自《牛虻》封底）

　　顺便插一句，《洛丽塔》（描述一个老男人跟一个12岁小女孩的畸形恋情）可以摆脱道德评价成为越来越红的世界名著，那么《牛虻》的主人公为什么不可以脱离意识形态的羁绊成为文学长廊中一个不朽的艺术形象？

　　我是比电梯里遇见的那位同事年轻二十多岁时阅读《牛虻》的。那时我也混充时尚。读时我激动得要命；读后我长时间沉浸在“牛虻世界”里。可是很抱歉，让我最最感动的倒不是牛虻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而是他跟亲生父亲蒙太尼里的父子之情和跟琼玛相互在迷茫中探索的生死之恋。那是一种揪心揪肝的情感纠结，诗化了的苦难书写。后来成为我恩师妻子的我的一位同学“骂”我：一股老气横秋的样子好像经过了多少苦难似的！——这就是当时牛虻一列瓦雷士影响我的。试想，如果没有对牛虻在这种种苦难中磨砺的描写，牛虻的形象是无法树立的。

　　当年不论苏联还是中国，推介《牛虻》出于其政治宣传的目的。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出品、斯特里席诺夫主演的电影《牛虻》，外在形象颇佳，但很让我失望。我们从银幕上看到的只是一个单色调的不怕死的革命英雄，原著中那种多色彩多层次的人生况味、深邃的人性挖掘、忧伤的情感描摹荡然无存。即使这样，这部小说（当年是经过删节和改写的）和电影在“文革”中被定为毒草而遭禁。吊诡的是，恰恰在这个时期，《牛虻》被暗中在知识青年中频繁传阅，而且偏离原先主流话语的“指针”从中开始尝试对人生的思考，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如今，拿《牛虻》做硕士、博士论文的人也不在少数。

　　所以我说，《牛虻》堪称经典，但不必硬将它列入“红色”。中国读者六十年来对亚瑟一列瓦雷士一牛虻的热诚拥抱，就是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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