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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文献泰斗 湘学复兴导师(二)

2014-02-12 06:55 来源:网络 作者:邓志林 浏览:52177588
内容提要:研究邓显鹤的成就,及其对湖湘文化的贡献,整理、刊刻他的著作,对当代文化建设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百年文献泰斗 湘学复兴导师——邓显鹤对湖湘文化的贡献和影响(二)

三、提携乡邦后学,光大湖湘文化

邓显鹤作为一代鸿儒,一生致力于搜集乡邦文献,精研诗文,孜孜不倦,为湖湘文化的积累和传承,立下了汗马功劳。特别是提携后学英才方面,也是不遗余力,体现了作为一个教育家的高尚情操。曾国藩在《邓湘皋先生墓表》中评价他:“阐扬先达,奖宠后进,知之惟恐不尽,传播之惟恐不博且久。”三湘三杰魏源、何绍基和邹汉勋,都得到过邓显鹤的赏识和器重,受到过他的精心教诲,而曾国藩、谭嗣同、陈天华等等,也无不受其影响。这里不可能一一介绍,只选择直接受其熏陶的几位略作评价,从中可见一斑。

  (一)邓瑶

  邓显鹤一生勤奋好学,勤于著述,其行为对他的家人影响极大。“自先生以名儒笃行昌其家,群从子姓,皆孝友力学”[25]。其中成就最高的当数其兄显昌之子侄儿邓瑶。邓瑶(18121866),字伯昭,号小芸。道光十七年(1837)丁酉科拨贡,曾任麻阳县教谕一职。咸丰元年(1851),邓显鹤逝世后补其空缺,主讲宝庆濂溪书院,后入安徽布政使江忠浚幕下。著有《双梧山馆文钞》等。邓显鹤“内行修,事其兄白首无间,抚其子勤于己子”[26]。邓瑶自幼受其叔父教养,酷爱读书,尤善古文。显鹤增辑《楚宝》时,邓瑶十三岁,每天待立左右,协助搜集资料,有时亦自抒己见,颇得显鹤赏识。邓显鹤与文士交游,赋诗论学,他亦常在旁边间与酬答。后来邓瑶在麻阳教谕任上,悉心整理古书,以治学之道教育学生,颇具其叔父风范。曾国藩、骆秉章极其赏识他的才华,曾多次举荐。邓瑶之所学,“固不逮显鹤之醇实,然其才思骏发,或又过之”[27]。其为文,持论明快剖切,通达事理,尤能自抒己见,让人耳目一新。其《与崇海秋大令书》一文,录入《新化县志》。

(二)邹汉勋

  邹汉勋(18051854),字叔绩。今湖南省隆回县罗洪村人,著名学者,我国近代地舆学的奠基人之一。邹汉勋出生书香世家,其父文苏,亦为新化名士,曾任麻阳训导之职;其母吴氏,为“湘中七才子”之一的吴耘之女,熟知天下地舆沿革和诗词韵对。邹汉勋自小聆听父母及外祖父教导,十岁即知衣冠轮舆古制及九州形势,十六岁助其兄汉纪编著《春秋左氏地图说》、《博物随抄》等,十八岁即自编《六国春秋》,于天文推步、方舆沿革、六书九数,靡不研究。作为他的同乡,邓显鹤“深异之,揄扬不绝于口,而名始盛”[28]。邓显鹤对于小于自己近三十岁的邹汉勋,却如此赏识其才华,不仅谆谆教导他,并且多次委以重任。邹汉勋则终身以老师之礼奉显鹤,颇得其风仪,一生勤学,对舆地、音韵、经学、天文及诗学造诣颇深,著述亦宏富,实为湖湘之骄子。道光十九年(1839),邓显鹤开始邀请他参与校刊《船山遗书》,接着让他参与编刊《蔡忠烈遗集》。道光二十五年(1845),又被邀参与修《宝庆府志》。《宝庆府志》之图,皆出自邹汉勋之手。正是在邓显鹤直接引导下的这些经历,使他积累了大量的编纂经验,为一生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邹汉勋应贺长龄之邀远赴贵州,先后纂修了《贵阳府志》112卷,《大定府志》60卷,《兴义府志》24卷,《安顺府志》50卷。所修四志,皆入清代三百名志之列,一时有“西南方志大家”之称。

  (三)魏源

魏源(17941857),原名远达,字默深。邵阳(今隆回)金潭乡人。与邓显鹤相交甚深。道光六年(1826),魏源北上会试,作《北上杂诗》七首,同途者便是邓显鹤。此次北上,魏源虽然文章卓荦,但因其所用“尺布之谣”是汉代民谣,不合八股圣人立言的规格,所以抑制副榜。七月底,奉派扬州东台知县。邓显鹤对魏源期许殷切,此次邓为他不能入翰林院而深感遗憾。且看魏源的答复:“以不入史馆为源歉,则非源志也。今日史官以蝇头小楷、排律八韵,力报国华,国之极事,源厕其间,何以为情?不若民社隅一,差为近实耳!”[29]邓显鹤钟情文献工作,认为以魏源的才华,应入翰林任修编、修撰之类的史官之职,留名青史。而魏源关心的则是国运安危,民生疾苦,他将才华运用到经国济民,也成就了自己的一番事业。邓显鹤曾效黄山谷“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之韵,作诗代柬致魏源称:“吾哀不复振,责望及乡闾;子于乡闾中,及独称相如。窃闻诸先老,待子承明庐;放学一出头,勉旃副时誉。”[30]可见期许之殷厚!魏源也不负前辈重望,取王船山经世致用之思想,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并纂成《圣武记》、《海国图志》等,成为引领近代湖湘文化思想解放潮流的领军人物,为促成湖湘文化精神内涵的转变,最终形成湖湘文化发展的又一高潮,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此外,曾国藩、左宗棠、何绍基等,也都受到邓显鹤的积极影响。邓显鹤同左宗棠常有书信来往。尤其是曾国藩,对邓显鹤则极为崇敬,自称是他的“私淑弟子”,并亲自作文以表其墓。邓显鹤刊刻的《船山遗书》180卷,于咸丰四年(1854)板毁于火,邓显鹤恳切嘱咐曾国藩重刊。曾国藩也不负重望,于同治二年(1863)至同治四年,在欧阳兆熊的积极推动下,由曾国荃捐资,自己亲自校对,再次重刊了《船山遗书》,并增至322卷。从此,湖湘文化的代表船山之学空前繁荣,并且成为风行全国的显学。

  邓显鹤一生勤于纂述,献身湖湘文献三十余年,辑著文献45640 余卷,字数逾千万,在对湖湘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方面,功盖千秋,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他一生交游甚广,尤其对晚辈,热情提携,不吝赐教,曾出任宁乡训导,先后主讲朗江书院、濂溪书院,学生遍布湖湘大地,造就的人物不计其数。又精于诗文,所作诗文跌荡昭彰,以致客居长沙时,“客造请诗者日相踵”,在当时影响极大。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许多著作都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影响也日见衰微,能举其名者寥寥无几,这对于当代湖湘文化事业是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研究邓显鹤的成就,及其对湖湘文化的贡献,整理、刊刻他的著作,对当代文化建设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湖南岳麓书社,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整理出版了邓显鹤的《南村草堂诗钞》。湖南省委省政府2007年启动的《湖湘文库》文化工程,又在首批推出了《沅湘耆旧集》,洋洋大观六巨册,为湖南文献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相信随着邓显鹤整理和创作的文集陆续问世,我们对它的价值会越来越有清楚的认识。这些都将为进一步弘扬湖湘文化的优秀传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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