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文献泰斗 湘学复兴导师（二）

百年文献泰斗 湘学复兴导师——邓显鹤对湖湘文化的贡献和影响（二）

三、提携乡邦后学，光大湖湘文化

邓显鹤作为一代鸿儒，一生致力于搜集乡邦文献，精研诗文，孜孜不倦，为湖湘文化的积累和传承，立下了汗马功劳。特别是提携后学英才方面，也是不遗余力，体现了作为一个教育家的高尚情操。曾国藩在《邓湘皋先生墓表》中评价他：“阐扬先达，奖宠后进，知之惟恐不尽，传播之惟恐不博且久。”三湘三杰魏源、何绍基和邹汉勋，都得到过邓显鹤的赏识和器重，受到过他的精心教诲，而曾国藩、谭嗣同、陈天华等等，也无不受其影响。这里不可能一一介绍，只选择直接受其熏陶的几位略作评价，从中可见一斑。

　　（一）邓瑶

　　邓显鹤一生勤奋好学，勤于著述，其行为对他的家人影响极大。“自先生以名儒笃行昌其家，群从子姓，皆孝友力学”[25]。其中成就最高的当数其兄显昌之子侄儿邓瑶。邓瑶（1812～1866），字伯昭，号小芸。道光十七年（1837）丁酉科拨贡，曾任麻阳县教谕一职。咸丰元年（1851），邓显鹤逝世后补其空缺，主讲宝庆濂溪书院，后入安徽布政使江忠浚幕下。著有《双梧山馆文钞》等。邓显鹤“内行修，事其兄白首无间，抚其子勤于己子”[26]。邓瑶自幼受其叔父教养，酷爱读书，尤善古文。显鹤增辑《楚宝》时，邓瑶十三岁，每天待立左右，协助搜集资料，有时亦自抒己见，颇得显鹤赏识。邓显鹤与文士交游，赋诗论学，他亦常在旁边间与酬答。后来邓瑶在麻阳教谕任上，悉心整理古书，以治学之道教育学生，颇具其叔父风范。曾国藩、骆秉章极其赏识他的才华，曾多次举荐。邓瑶之所学，“固不逮显鹤之醇实，然其才思骏发，或又过之”[27]。其为文，持论明快剖切，通达事理，尤能自抒己见，让人耳目一新。其《与崇海秋大令书》一文，录入《新化县志》。

（二）邹汉勋

　　邹汉勋（1805～1854），字叔绩。今湖南省隆回县罗洪村人，著名学者，我国近代地舆学的奠基人之一。邹汉勋出生书香世家，其父文苏，亦为新化名士，曾任麻阳训导之职；其母吴氏，为“湘中七才子”之一的吴耘之女，熟知天下地舆沿革和诗词韵对。邹汉勋自小聆听父母及外祖父教导，十岁即知衣冠轮舆古制及九州形势，十六岁助其兄汉纪编著《春秋左氏地图说》、《博物随抄》等，十八岁即自编《六国春秋》，于天文推步、方舆沿革、六书九数，靡不研究。作为他的同乡，邓显鹤“深异之，揄扬不绝于口，而名始盛”[28]。邓显鹤对于小于自己近三十岁的邹汉勋，却如此赏识其才华，不仅谆谆教导他，并且多次委以重任。邹汉勋则终身以老师之礼奉显鹤，颇得其风仪，一生勤学，对舆地、音韵、经学、天文及诗学造诣颇深，著述亦宏富，实为湖湘之骄子。道光十九年（1839），邓显鹤开始邀请他参与校刊《船山遗书》，接着让他参与编刊《蔡忠烈遗集》。道光二十五年（1845），又被邀参与修《宝庆府志》。《宝庆府志》之图，皆出自邹汉勋之手。正是在邓显鹤直接引导下的这些经历，使他积累了大量的编纂经验，为一生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邹汉勋应贺长龄之邀远赴贵州，先后纂修了《贵阳府志》112卷，《大定府志》60卷，《兴义府志》24卷，《安顺府志》50卷。所修四志，皆入清代三百名志之列，一时有“西南方志大家”之称。

　　（三）魏源

魏源（1794～1857），原名远达，字默深。邵阳（今隆回）金潭乡人。与邓显鹤相交甚深。道光六年(1826)，魏源北上会试，作《北上杂诗》七首，同途者便是邓显鹤。此次北上，魏源虽然文章卓荦，但因其所用“尺布之谣”是汉代民谣，不合八股圣人立言的规格，所以抑制副榜。七月底，奉派扬州东台知县。邓显鹤对魏源期许殷切，此次邓为他不能入翰林院而深感遗憾。且看魏源的答复：“以不入史馆为源歉，则非源志也。今日史官以蝇头小楷、排律八韵，力报国华，国之极事，源厕其间，何以为情？不若民社隅一，差为近实耳！”[29]邓显鹤钟情文献工作，认为以魏源的才华，应入翰林任修编、修撰之类的史官之职，留名青史。而魏源关心的则是国运安危，民生疾苦，他将才华运用到经国济民，也成就了自己的一番事业。邓显鹤曾效黄山谷“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之韵，作诗代柬致魏源称：“吾哀不复振，责望及乡闾；子于乡闾中，及独称相如。窃闻诸先老，待子承明庐；放学一出头，勉旃副时誉。”[30]可见期许之殷厚！魏源也不负前辈重望，取王船山经世致用之思想，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并纂成《圣武记》、《海国图志》等，成为引领近代湖湘文化思想解放潮流的领军人物，为促成湖湘文化精神内涵的转变，最终形成湖湘文化发展的又一高潮，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此外，曾国藩、左宗棠、何绍基等，也都受到邓显鹤的积极影响。邓显鹤同左宗棠常有书信来往。尤其是曾国藩，对邓显鹤则极为崇敬，自称是他的“私淑弟子”，并亲自作文以表其墓。邓显鹤刊刻的《船山遗书》180卷，于咸丰四年（1854）板毁于火，邓显鹤恳切嘱咐曾国藩重刊。曾国藩也不负重望，于同治二年（1863）至同治四年，在欧阳兆熊的积极推动下，由曾国荃捐资，自己亲自校对，再次重刊了《船山遗书》，并增至322卷。从此，湖湘文化的代表船山之学空前繁荣，并且成为风行全国的显学。

　　邓显鹤一生勤于纂述，献身湖湘文献三十余年，辑著文献45种640 余卷，字数逾千万，在对湖湘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方面，功盖千秋，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他一生交游甚广，尤其对晚辈，热情提携，不吝赐教，曾出任宁乡训导，先后主讲朗江书院、濂溪书院，学生遍布湖湘大地，造就的人物不计其数。又精于诗文，所作诗文跌荡昭彰，以致客居长沙时，“客造请诗者日相踵”，在当时影响极大。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许多著作都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影响也日见衰微，能举其名者寥寥无几，这对于当代湖湘文化事业是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研究邓显鹤的成就，及其对湖湘文化的贡献，整理、刊刻他的著作，对当代文化建设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湖南岳麓书社，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整理出版了邓显鹤的《南村草堂诗钞》。湖南省委省政府2007年启动的《湖湘文库》文化工程，又在首批推出了《沅湘耆旧集》，洋洋大观六巨册，为湖南文献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相信随着邓显鹤整理和创作的文集陆续问世，我们对它的价值会越来越有清楚的认识。这些都将为进一步弘扬湖湘文化的优秀传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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