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爱玲（三）

论张爱玲（三）

她到了窗前，揭开了那边上缀有小绒球的墨绿洋式窗帘，季泽正在衖堂里往外走，长衫搭在臂上，晴天的风像一群白鸽子钻进他的纺绸裤褂里去，哪儿都钻到了，飘飘拍着翅子。

普通小说家写到这里，大可搁笔。一个女人又贪钱，又爱上一个不挣气的男人——很多好小说是拿这样一个人作为题材的。《金锁记》的上半部，感情与意象配合得恰到好处(从前面引的几段可以看出来)，别人假如能写这半部，也足以自豪的了。可是对于张爱玲，这一段浪漫故事只是小说的开头。在下半部里，她研究七巧下半世的生活；七巧因孤寂而疯狂，因疯狂而做出种种可怕的事情，张爱玲把这种“道德上的恐怖”加以充分的描写。

七巧的儿女是在她的专制淫威下长大的。儿子长白是个弱者，完全听母亲的支配。他没有好好的上过学校，很早就养成了大少爷的恶习。他开始要逛窑子的时候，母亲给他娶了一房媳妇。七巧自己性欲得不到满足，也不容她身边的人享受正当的性生活。儿子娶了媳妇，七巧的妒忌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她向他百般挖苦，使他不能和妻子同房。她叫他来陪她装烟，半夜三更，母子二人抽着大烟，一面取笑这位可怜的媳妇。七巧还替儿子讨了一个姨太太，使媳妇的日子更不好过。妻妾二人都在不堪折磨之余，结束了残生。

七巧和她女儿长安的冲突，张爱玲有更细腻的描写；她的戏剧手法，令人叫绝。长安上过学，可是七巧不断的羞辱她，使她没有脸去见师长同学。她最后缀学了，但她是个灵敏的女孩子，“她觉得她这牺牲是一个美丽的，苍凉的手势”。她母亲在世之日，她这种“手势”是她惟一自卫的武器。

七巧有时也想把长安嫁到好人家去。但是七巧恶名四播，长安又姿色平庸，好人家是不要这样一房媳妇的。家境颓败的人家，七巧总疑心他们有贪财的企图，也不予考虑。主要的原因当然是七巧不愿意让长安离开，她要控制她，折磨她。一年一年过去，长安也抽上了鸦片，脾气也同母亲一样的恶劣了。

堂房妹子同情她，替她介绍了一个男朋友童世舫。那时候长安快三十岁了，童世舫也有三十九岁；他过去谈过的几次恋爱都不顺利，在德国过了八年寂寞的留学生活，现在回转头来，反而不喜欢新式女子，长安那种旧式家庭的淑女，倒很对他的劲。他们二人偷偷的有了几次约会，最后正式订婚了。长安要对得起她的未婚夫，暗中把鸦片烟都戒了。

可是七巧把婚期不断地拖延，女儿表示着急的时候，她总骂她不要脸。母亲的冷嘲热讽，女儿不能忍受，最后决定同童世舫解了约。

他果真一辈子见不到她母亲，倒也罢了，可是他迟早要认识七巧。这是天长地久的事，只有于年做贼的，没有千年防贼的——她知道她母亲会放出什么手段来?迟早要出乱子，迟早要决裂。这是她的生命里顶完美的一段，与其让别人给它加上一个不堪的尾巴，不如她自己早早结束了它。

婚约取消后，她和童世舫仍旧保持友谊的关系。他们继续来往几次之后，反而发生了真正的爱情了。可是这种脆薄的爱情，决敌不过七巧魔鬼般的智巧。接着就是全篇小说的高潮：七巧在童世舫这个陌生人眼里，第一次以老太婆的姿态出现，这段文章也充满了戏剧性的紧张刺激：

然而风声吹到了七巧耳朵里。七巧背着长安吩咐长白下帖子请童世舫吃便饭。世舫猜着姜家许是要警告他一声，不准和他们小姐藕断丝连，可是他同长白在那阴森高敞的餐室里吃了两盅酒，说了一回话，天气、时局、风土人情，并没有一个字沾到长安身上，冷盆一撤了下去，长白突然手按着桌子站了起来。世舫回过头去，只见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团龙宫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身旁夹峙有两个高大的女仆。门外日色昏黄，楼梯上铺着湖绿花格子漆布地衣，一级一级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世舫直觉地感到那是个疯人——无缘无故的，他只是毛骨悚然。长白介绍道：“这就是家母。”

世舫挪开椅子站起来，鞠了一躬。七巧将手搭在一个佣妇的胳膊上，款款走了进来，客套了几句，坐下来便敬酒让茶，长白道：“妹妹呢?来了客，也不帮着张罗张罗。”七巧道：“她再抽两筒就下来了。”世舫吃了一惊，睁眼望着她。七巧忙解释道：“这孩子就苦在先天不足，下地就得给她喷烟。后来也是为了病，抽上了这东西。小姐家，够多不方便哪!也不是没戒过，身子又娇，又是任性儿惯了的，说丢，哪儿就丢得掉呀?戒戒抽抽，这也有十年了。”世舫不由得变了色，七巧有一个疯子的审慎与机智。她知道，一不留心，人们就会用嘲笑的、不信任的眼光截断了她的话锋，她已经习惯了那种痛苦。她怕话说多了要被人看穿了，因此及早止住了自己，忙着添酒布菜。隔了些时，再提起长安的时候，她还是轻描淡写的把那几句话重复了一遍。她那平扁而尖利的喉咙四面割着人，像剃刀片。

长安悄悄的走下楼来，玄色花缎鞋与白丝袜停留在日色昏黄的楼梯上，停了一会儿，又上去了，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

十五年前，季泽来向她倾诉爱情的时候，她还有强烈的情感，她还能真心的发怒。现在她已经把她自己正当的情感，完全压抑。她随随便便撒个谎(“她再抽两筒就下来了”)，就断送了女儿终身幸福。她应付童世舫那段真好，她的计谋是成功了，可是她既无愧疚之感，也并不得意。丧失了人的情感，她已经不是人。“……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婆，脸看不清楚……”这个明确而使读者牢记不忘的意象，正是代表道德的破产，人性的完全丧失。

可是在半夜里，她回顾自己的空虚的胜利，七巧会不会起一点自怜之感——觉得这许多年是白活了呢?《金锁记》的结束是一个出神沉思的场面，七巧一辈子生活的空虚完全展现在读者面前了。

七巧似睡非睡横在烟铺上。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知道她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恨她。她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徐徐将那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她自己也不能相信她年轻的时候有过滚圆的胳膊。就连出了嫁之后几年，镯子里只塞得进一条洋绉手帕。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时候，高高挽起了大镶大滚的蓝夏布衫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上街买菜去。喜欢她的有肉店里的朝禄，她哥哥的结拜弟兄丁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喜欢她，也许只是喜欢跟她开玩笑，然而如果她挑中他们之中的一个，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七巧挪了挪头底下的荷叶边小洋枕，凑上脸去揉擦了一下，那一面的一滴眼泪她就懒怠去揩试，由它挂在腮上，渐渐自己干了。

这段描写文字经济，多用具体的意象，在读者眼睛中可以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实在是小说艺术中的杰作。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白痴》中挪斯塔霞死了，苍蝇在她身上飞(批评家泰特AllenTate在讨论小说技巧的一篇文章里，就用这个意象作为讨论的中心)，这景象够悲惨，对于人生够挖苦的了；但是《金锁记》里这段文章的力量不在杜斯妥也夫斯基之下。套过滚圆胳膊的翠玉镯子，现在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这正表示她的生命的浪费，她的天真之一去不可复返。不论多少铁石心肠的人，自怜自惜的心总是有的；张爱玲充分利用七巧心理上的弱点，达到了令人难忘的效果。翠玉镯子一直推到腋下——读者读到这里，不免有毛骨悚然之感；诗和小说里最紧张最伟大的一刹那，常常会使人引起这种恐怖之感。读者不免要想起约翰.邓恩有名的诗句：光亮的发镯绕在骨上。

(A bracelet ofbright hair about the bone．)

七巧是特殊文化环境中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女子。她生命的悲剧，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说的，引起我们的恐惧与怜悯,事实上，恐惧多于怜悯。张爱玲正视心理的事实，而且她在情感上把握住了中国历史上那一个时代。她对于那时代的人情风俗的正确的了解，不单是自然主义客观描写的成功，她于认识之外，更有强烈的情感——她感觉到那时代的可爱与可怕。张爱玲喜欢描写旧时上流阶级的没落，她的情感一方面是因害怕而惊退，一方面是多少有点留恋——这种情感表达得最强烈的是在《金锁记》里。一个出身不高的女子，尽管她自己不乐意，投身于上流社会的礼仪与罪恶之中，最后她却成为上流社会最腐化的典型人物。七巧是她社会环境的产物，可是更重要的，她是她自己各种巴望、考虑、情感的奴隶。张爱玲兼顾到七巧的性格和社会，使她的一生，更经得起我们道德性的玩味。

七巧和女儿长安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冲突，最能显出《金锁记》的悲剧的力量。张爱玲另外几篇小说的感情力量，也得力于亲子关系的描写。所谓革命小说家描写起亲子关系来，总是根据革命的理论：凡是反抗老顽固父母的就是好孩子，乖乖的听话的孩子便是可怜虫。其实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与恨，情形很是复杂，岂是革命理论所可包括?美国近代小说，以剽袭弗洛伊德的学说(儿子对父亲天生的有敌意)为时髦，其浅薄与中国那种革命小说初无二致。一个大小说家当以人的全部心理活动为研究的对象，不可简单的抓住一点爱或是一点恨，就可满足。这一点，张爱玲是做到了的。在长安这个中国旧家庭制度下的悲剧人物的青春时期，爱与恨有多方面的而且常常是畸形的表现，张爱玲都能恰到好处的写出来。假如我们说，她把她自己不快乐的童年生活反映并转化在《茉莉香片》和《心经》等小说里面，也许不算妄事猜测吧。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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