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漠：谈“打碎”和“超越”

●雪漠

谈“打碎”和“超越”

（代后记）节选

明眼人可以看出，我的所有作品，都得益于大手印文化对我的滋养。

《西夏咒》更是这样。

“大手印”是人类文明中最炫目的智慧之一，其梵文音译为“马哈木卓”，它的源头是辉煌的古印度文明。它来自“西天”印度，扎根于中国西部，是中印文明相融合结出的智慧硕果。

西部文化虽浩如烟海，但其全息，可以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西部民歌，二是大手印文化。西部民歌是重感性，大手印文化重理性。西部民歌包罗万象，大手印文化直指心灵。西部民歌是大海中的浪花，大手印文化是大海上的天空。――不过，海中有天，天下有海，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西部民歌是百姓的歌谣，大手印文化是智者的微笑。西部民歌是灵魂的流淌，大手印文化是灵魂的重铸。西部民歌以大美承载大善，大手印文化是大善体现大美。西部民歌以鲜明的地域色彩而赢得世界，大手印文化则以恒久的普世性而滋养世界。二者相得益彰，互为体用，代表了西部文化的博大和精深。

西部民歌对我的滋养，重点反映在《大漠祭》、《猎原》和《白虎关》中。在《西夏咒》中，则明显可以看出大手印文化对我的影响。

大手印强调当下关怀和终极超越，注意文化构建和身体力行。

大手印的含义，简而言之，有三点：

“大”：大境界、大胸怀、大悲悯；

“手”：强调行为，贡献社会；

“印”：明空智慧，终极关怀。

最能体现大手印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是唐东嘉波。他于公元14世纪和15世纪活跃于中国西部。他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师级人物，是藏戏的创始人。他是香巴噶举大手印文化的标志性人物。

2009年10月，新华社发布消息称：“西藏自治区申报的藏戏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社会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高度认可，将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自豪感，提升全人类对其文化价值的认知度，确保藏戏在藏区的存续，从而促进这一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

在世界戏剧舞台上占据了独特地位的中国藏戏，不是由专业文豪创造出来，而是源于大手印实践者，这种现象，值得深思。这至少说明了一个道理，只有利众智慧的大水，才能撑起艺术的大舟。托尔斯泰的不朽，也印证了这一点。

我曾在《大手印实修心髓》（甘肃人民出版社）一书中专章介绍过唐东嘉波，大致内容如下：

唐东嘉波是历史上公认的一代大德，功标日月，名垂千古。他是光明大手印的究竟证悟者。他遍求名师，艰苦修证，声名远播。有首歌唱道：“空性广无边，证空瑜伽士，犹如无畏王，名唐东嘉波。”人们尊称他为“成就自在唐东王”。

唐东嘉波证悟了大手印之后，走出山洞，破除名相，敢于打破陈规陋习，提出僧人要走出寺院，下山云游，服务百姓，解除其痛苦，用实际行动来体现利众之心。他的行为，赢得了百姓的广泛爱戴，却刺疼了僧侣中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动员各自的信徒反对他、孤立他。他们四方串连，制造违缘，罗织谣言，诋毁诽谤。唐东嘉波不为所动，而是旗帜鲜明地反对那些借宗教之名骗取利养者，反对那些空谈佛法、不干实事的所谓高僧。他说，当我们造福于民的时候，厌烦、悲伤、懒惰都是灾难。那些高僧，讲经说法，犹如歌唱，却无视百姓苦难。那些僧人，住在山上像野兽，钻进崖洞修行像老鼠，却不解决百姓的实际困难。凡是乐于跟随我的人，不要讲究吃和穿，造福于民应身体力行。

这，正是大手印提倡的精神。

我们可以看出，“人间佛教”的最早倡导者，并不是太虚法师，而是唐东嘉波。他生于1385年，比太虚法师早了五百多年。

唐东嘉波的足迹遍布雪域，常见大河汹涌，因无桥梁，常有人堕水而死，遂发大心，要为民造桥。因藏地那时的钢铁，几乎跟黄金一样稀少，但唐东嘉波穷一生心力，竟造桥百余座，其中铁索桥五十余座，木桥七十多座，利益了无数百姓。红军长征时经过的卢定桥便是唐东嘉波修建的。为了修桥，唐东嘉波当过铁匠，他亲自操铁锤，拉风箱，当起了苦力。要知道，当时的铁匠被人们认为是卑贱的职业。

为了筹集修桥的资金，唐东嘉波筹建藏戏剧团，亲自编写剧本，带领贝纳头人的七个女儿，到各地演出藏戏。后来，唐东嘉波被尊为藏戏的鼻祖。

除修桥利益众生外，唐东嘉波还修建了大量的道场，其弟子中，有数以百计的大手印证悟者，从而体现了大手印的另一个特点：终极超越和终极关怀。

唐东嘉波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在出世间法上，他的智慧证悟独步古今；在世间法上，他修桥建寺，功标日月；在文化上，他又是藏戏开宗立派的大师级人物。

有一首缅歌，歌颂唐东嘉波，含义极深，很是有趣，录之于下：

波涛滚滚的江河上,

块块石头堆砌的桥墩好比小山，

这一座座小山比得上须弥山，

铁环环环相扣成一条链，

整齐漂亮又壮观；

众人不分贵和贱，

来回过桥顺利又平安，

穷人更是感恩德；

慈善无比的唐东嘉波啊，

为众人办了大好事。

过去的那些修行人，

不乏身怀绝技者，

也都想为众生行善，

可又有谁比得上唐东嘉波，

像乳母一样待众生？

他们纷纷成佛而去，

难道是有愧而躲避众生？

我常说：佛教所谓的菩萨，并非指人格意义上的神祗，而更应该是一种精神，一种利众精神。重于慈悲的利众精神，称观世音菩萨；重于智慧的利众精神，称文殊菩萨；重于大勇大力的利众精神，称金刚手菩萨。佛教就是这样一种精神，它光照千古的，正是这样一种精神。

以唐东嘉波为代表的大手印文化，它承载的，正是这样一种精神。

我常想人生的意义，我深知诸法空相，诸行无常，也曾陷入困惑：既然无“我”，那个需要解脱的，究竟是什么？既然万物都免不了成住坏空，世界终有毁坏的之日，那所有善行，定然不会永恒，它本身也无自性，虚幻若梦。这修行，有什么意义？后来，我明白了，人的存在，虽也是虚幻的假相，但只要他升华了人格、重铸了灵魂，就可能有精神层面上的相对永恒。

有许多东西，它的意义，已超越了事物本身。如雷锋，如孔繁森，他们的肉体，于今早不知化为何处的尘埃，但那种精神却以故事和文字为载体传递了下来，给人以永恒的灵魂滋养。大手印文化的意义也在于此。

每次想到唐东嘉波，我们不能不为他的事业所感动，而尽量使自己能远离恶趣，变得相对高尚一些。这意义，已大于他的修桥。

同样，《西夏咒》中雪羽儿的意义，也远远超越了她的生命本身。

“大手印”三字，代表了人类智慧中出世与入世及所有心物现象。“大”为根，“手”为道，“印”为果。三者缺一不可：没有“大”的境界，单纯的明空之“印”只能自了，难生大力；没有“手”的入世利众行为，“印”便易成“狂慧”，“大”的胸怀更会流于空谈，无以体现；而没有“印”之明空智慧，“大”和“手”便成为世间之法，难以究竟。

“大”“印”只有体现在“手”的行为上，才有意义。没有利众行为的“大手印”，不是真正的“大手印”；

我是大手印文化的传承者和受益者，关于我的这一段生命历程，《大手印实修心髓》（甘肃民族出版社）中有详细的记录。《西夏咒》中的内容就大多得益于我的大手印证悟。正因为我经历了诸多的丰富，才有了《西夏咒》的丰富。

我常说，我仅仅是个信仰者，我永远不会当教徒，永远不会把心灵局限于一个“小小的”教派，或是“大大的”佛教，或是“多多的”宗教。我希望能汲取全人类的智慧营养，让自己成长为一个火把，能驱散黑暗、传递光明。当然，这火把照亮的，首先是我自己。

我的所有选择和实践，究其实质，仅仅是想改变我自己。

当我们想改变世界时，首先应当做的，是改变我们自己。

我曾写过一首诗：“大风吹白月，清光满虚空。扫除物与悟，便是大手印。”跟那些吃“宗教饭”者不一样的是，我总是在打碎他们死守的那个东西。我认为，只有将全世界的文化当成营养，而不是当成枷锁的时候，才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有识者称，只有证得那终极的光明并实现那最后的扫除，才会有了无牵挂后的本真显现，才是真正的光明大手印。换句话说，那最后的“扫除悟迹”――也即破作法执和细微无明，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

我曾写诗二首，记录了我打破执著后的生命感悟。其一曰：“我本无事人，不慎涉红尘。搅得三界乱，六道闹哄哄。此日悟本然，无死亦无生。悠然退林下，再做无事人。”其二曰：“俗女即素女，扬尘在俗途。愜意三潭月，不求契如如。吾为大俗子，款款缱素女。洗尽心头觉，西湖采桂子。”

前不久，我曾跟广州作家明子搞过一次对话，内容便是“超越和打碎”。我说：“我不知道啥叫成就？啥叫境界？有时候，我觉得似乎也到了那个老地方，找到了那副旧家具。跟那些所谓的成就者不一样的是，他们守着那堆破家具不放，我却打碎了那玩艺儿。仅仅是这样。我老是打碎我自己。打到‘无可再打’时，便是‘无修瑜珈’了。我对那所谓最高境界的打碎，便是我认为的‘终极超越’”。“打碎那最高境界后，便再也没有了境界，再也没有了二元对立。何为境界？境界者，分别心也。有境界者，尚有分别心。”一位大德称，打破别人死守的破玩艺儿，这便是雪漠的“魔力”所在。其实，我最先打碎的，总是我自己。比如这《西夏咒》。它最先打碎的，便是大家熟悉的雪漠。

在那次对话中，我胡诌了一首所谓道歌，代表了我打破宗教后的诸多感悟：

无毁无誉赤条条来，有毁有誉赤条条去。

毁也誉也化云烟，仰脸向天吁口气。

明明朗朗梦中醒，逍逍遥遥笑里哭。

仰天大笑无回音，垂首只影人不识。

不求解脱不求真，无法无我无明体。

百草难迷来时径，乱云不歧去时路。

记得那年闻法后，破也立也如隔世。

十载虔信今何在？三生誓约随它去。

何方妖魔正窃笑，如闻天籁陶然居。

咦呀风中蒲公英，飘兮零兮落何处？

寄语香巴诸明子，风卷瑞雪正相契。

我今已无心头云，月光更照不夜路。

足下千里快哉风，胸中一点浩然气。

斩断羁绊已冲天，十方三界任我去。

令我欣慰的是，我的那段灵魂历程和独有的生命感悟，不仅仅反映在出版的两本哲学著作中，同时也融入《西夏咒》中了。

随便补充一句，本书每章之前节选的诗歌――读者可能没有留意那些天籁般的文字――都选自我没有发表的诗。我写了数百首诗歌，但一首也没有外寄过。我的写诗，跟我的信仰一样，它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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